如何搭配财政与货币政策

Ⅰ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如何搭配组合

一般根据国内外的经济环境和政治环境灵活掌握各自的力度。比如目前的环境就优先财政政策的调控，因为目前国际经济形势还不明朗，如果依靠货币政策可能会引发人民币的升值，带来更多的经济不确定性。但货币政策也要配合执行。

Ⅱ 结合当前形势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如何搭配使用

目前中国经济处于萧条期：当社会处于萧条时，为促进投资，应采取扩张性政策，但由于此时社会处于流动性陷阱(即凯恩期陷阱)之中，无论货币供给如何增加，都不会使利率继续下降，利率不降，也就不能刺激投资增长，所以扩张性货币政策此时是没有效用的。而应采取的是扩张性财政政策。例如增加政府购买，政府投资，直接增加社会总需求，而需求又决定供给，需求上升会促使供给上升，最终总需求＝总需求，再次均衡在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从而摆脱萧条。
这里的投资不是讲房地产之内的投资，是实体经济投资。

Ⅲ 如何搭配使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实现内外平衡

如何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实现内外平衡

目前，随着加强宏观调控艺术的迫切性不断提高，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两大调控工具，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也逐渐摆脱了传统的“松”“紧”搭配，而逐渐尝试在经济总量、结构和制度等多重优化目标下的协调。党的十七大也明确指出，要“综合运用财政、货币政策，提高宏观调控水平”，在此有必要在总结历史实践的基础上，分析未来的两大政策配合目标与重点。

国内两大政策协调的历史考察

改革开放以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方式，是与经济总量和结构特征、体制改革特点密切结合在一起的。其中，总供求与社会资本的平衡情况，以及政策主管部门的权力演变，都是决定两大政策协调的主要因素。根据这些因素的变化，可以把两大政策协调方式的历史演变划分为四个阶段。

一是从1979年到1992年。这一阶段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更多着眼于影响总供给，并且以“松”为主的扩张性政策搭配出现更多。二是从1993年到1996年。该阶段财政货币政策一直采取“双紧”配合，政策协调目标就是通过紧缩性政策来控制赤字、减少发债、压缩政府开支、控制货币总投放量等，与此同时，两大政策配合也逐渐获得制度改革方面的基础，其中1994年的税制和分税制改革逐渐奠定了公共财政的基础，而1995年通过的《中国人民银行法》也使得货币政策制定进一步独立。三是从1997年到2002年。1997年以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由适度从紧快速转为“双松”配合，此间，两大政策协调的一个重点，是集中在为建设项目和企业共同提供流动性和信用支持方面，试图通过刺激微观主体的活力，来带动有效需求的提高。四是从2003年至今。2003年开始，中国经济形势再次发生变化，出现了通货膨胀压力加大、信贷和投资增长过快、外资流入偏多等问题。在这一背景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开始出现向“双紧”过渡的趋势。两大政策协调的一个新特点，是除了共同作用于传统的经济总量目标之外，在更多的领域有了配合的创新和实践。

综合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的实践，可以得出几个基本结论。

第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逐渐向市场化调控转型，为发展新型的两大政策协调机制奠定基础。进入21世纪，财政政策在发展公共财政的总体框架下，从注重用政府投资性支出影响经济逐渐过渡到税收、公债、转移性支出等多项工具的综合运用。而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推进，货币政策也逐渐具有市场经济国家的特征，而不仅是传统的信贷控制。

第二，从两大政策的作用效果看，财政政策从强到弱，货币政策从弱到强。改革开放之初，财政政策居于主导地位，货币政策的作用几乎没有。1985年之后，随着金融体系的发展，通过控制信贷规模而影响货币供应量，成为货币政策的核心模式。1994年分税制改革也弱化了中央政府财政政策的实施空间，使货币政策成为两大政策协调的主导方。1998年以后，由于货币政策作用不理想，扩张性财政政策才再次走上前台，但这并没有削弱政府对货币政策作用的期望。事实上，在2004年积极财政政策淡出前后，货币政策仍是政策协调的主要一方。进入2007年，开放经济环境下货币政策面临了更多的困境，使政府开始意识到财政政策应在宏观调控中担负更多的职责，这对两大政策协调提出了全新的挑战。

第三，迄今为止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主要通过关注总需求管理，致力于实行经济总量稳定。我们知道，在凯恩斯主义政策理念影响下，财政与金融的协作问题，主要研究在封闭体系的自由利率条件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如何通过有效配合来促进总需求水平的稳定。对于健全的市场经济国家来说，这样的政策选择是相对有效的。然而对中国这样面临发展与转轨双重任务的经济体来说，则显得过于单一。长远来看，两大政策协调，还必须关注结构调整性的供给管理、开放条件下的金融制度优化等层面，这也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未来应根据不同目标展开两大政策协调

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当前的中国经济开始面临更加复杂的内外局面，被寄予厚望的单一货币政策难以达到多重调控目标，往往在货币内部稳定与对外平衡之间陷入两难境地。进一步强化财政政策的作用，寻求新的两大政策搭配机制，成为宏观调控的重要选择。根据不同目标，笔者认为，未来的两大政策协调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展开。

第一，基于经济总量均衡目标的政策协调。作为传统的政策协调目标，为了促使经济总量平衡，两大政策往往致力于 “松”“紧”结合的需求管理政策。将来这方面的政策创新，首先应注意尝试更多的“松”“紧”搭配方式，其次是注意理顺政策传导机制，对“松”“紧”的程度从模糊目标到逐渐量化。此外，虽然经济均衡条件的表达式有所区别，但都是“储蓄等于投资”这一基本形式的演变。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要围绕两大政策对国民收入恒等式中不同变量的影响而有序地展开，才能形成严密的逻辑思路，因此，这也要求同样重视两大政策协调对需求和供给管理的作用。当然，在追求宏观经济均衡的过程中，也要注重发挥政策协调作用，促进局部市场或经济领域的效率与均衡。当前经济中，需要政府加强调控的领域非常多，而两大政策也有很多具体领域可以加强协调。例如，在发展循环经济方面，既需要政府财政税收政策的引导，也需要金融创新工具的支持。

第二，基于经济结构优化目标的政策协调。经济结构调整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根本问题，而由于种种原因，财政货币政策协调一直没能在此方面发挥作用。在这方面两大政策有充分的功能可以发掘。对于实体经济结构，有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区域结构、城乡结构等领域；对金融结构，则有金融机构、金融产品、金融市场等众多热点。对实体经济结构问题，应该是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对金融结构问题，则是货币政策为主，财政政策为辅。当然也有二者并重的，例如，国内储蓄投资结构失衡下的流动性过剩问题，就是两大政策协调都可以大有用武之地的领域。

第三，基于开放经济下实现内外均衡目标的政策协调。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宏观政策选择面临更多外部约束，也有了更多可协调的领域。例如，在浮动汇率条件下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作用要大于财政政策，随着人民币汇率逐渐走向浮动，货币政策却受到制度约束而产生内外平衡的困境。在此情况下，无论如何，都要充分考虑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内外均衡中的协调，建立有效的配合与分工机制。在实践中，成立中投公司和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就具有多重政策协调意义。一方面其可以为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增加有效的调控工具，另一方面还可以分离央行对冲职能，有利于央行当前更好地执行“从紧”的货币政策，使货币政策不再屈从于汇率政策。

第四，基于金融稳定与发展目标的政策协调。一方面，在调节货币供应量方面，两大政策有很多协调空间。例如在同一个财政年度内，财政收支不会平稳地流入和流出国库单一账户，往往在某段时期出现较大的收入或支出净额。在大量发行国债或税收高峰期，国库就会有巨额的净收款，商业银行的存款和储备就会相应减少，从而引起货币供应量的乘数递减。反之，在财政支出的高峰期，国库会有巨额净付款，商业银行存款和储备就会相应增加，从而引起货币供应量的乘数递增。按照惯例，有关财政超收收入的使用安排会在当年的11月份确定，12月份开始支付，这就造成了几乎每年的第四季度，财政支出都会大幅增加，增加短期流动性过剩压力。另一方面，金融市场的规范化、现代化发展，也要依靠政府债务政策的协调。如国债是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的主要对象，是其贯彻实施货币政策的主要渠道和场所，也是构建市场化利率曲线与核心金融市场的前提，在这方面的两大政策协调迫切需要改进。

第五，基于财政目标的政策协调。反过来看，货币政策对财政政策的冲击也常常出现。例如，在财政部发行国债的过程中，如果短期内央行紧缩货币政策的力度迅速增加，就会强烈冲击债券市场，导致国债发行成本上升，甚至会流标。再比如，由于我国仍由央行代理国库，财政当局的国库现金管理改革，就必须有央行的主动配合，否则寸步难行。而由于财政存款事实上起到货币紧缩作用，因此可以理解当前货币当局配合改革的动力有限。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强化两大政策的协调与平衡来加以解决。

第六，基于制度优化目标的政策协调。健全的制度是两大政策协调的必要条件，由于没有真正建立财政与货币当局自身的协调机制，也使两大政策配合的效果经常大打折扣。从国外前沿的经济学理论来看，对于两大政策配合，一种重要的思路，是利用博弈论来分析财政与货币当局的协调问题。原因在于，由于政策制定者的目标不同，同样的两大政策组合方式，可能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在实践中，为了改善两大政策协调的效果，很多国家都建立了政策当局间的交流和协商机制。例如，在英国，作为主要的财政和金融政策制定部门，英格兰银行、金融服务局和财政部之间的分工十分明确，并且建立了一种三方会谈机制，英格兰银行提供货币政策的走向，金融服务局提供金融市场的情况，财政部反馈财政政策运行，并且当各方意见无法统一时，由财政大臣进行裁决。

从我国情况来看，虽然在历史上，经常由中央确定一段时期内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方式，但往往只是确定了政策 “扩张”或“紧缩”的大方向，在“松”“紧”力度，以及动态协调方面，都缺乏明确的原则。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没有真正建立起两大部门的交流通道，无法在日常工作中，充分考虑不同政策的衔接和配合。长远来看，我国应该考虑建立持续性的两大政策磋商机制。一方面，可考虑设立专门的财政货币政策协调委员会，由财政部、央行、税务总局等部门领导组成，定期举行会议，交流对宏观经济形势、国债市场、国库存款状况的判断，以及对政策冲突情况进行处理等。另一方面，应加强两部门的政策执行人员的沟通，包括专门数据的互通有无、工作理念的交流，以及政策工具协调的路径磨合等。这样，才能真正使两大政策配合具有坚实的制度基础。

仅供参考，请自借鉴。

希望对您有帮助。

Ⅳ 如何实现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若是简答：
实现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答：双紧、双松、货币政策紧财政政策松和货币政策松财政政策紧。这是两项宏观调控政策协调配合的四种为人熟知的可供选择的方案。

双紧的搭配方式一般只能用于需求膨胀、经济过热、物价形势急剧恶化时的紧急调节。因为这种调节方式几乎毫不例外地要 造成经济衰退。因此，必须谨慎地加以利用。双松的搭配方式一般用于有效需求严重不足的萧条时期及生产资源有较大富裕的经济条件。这时，再生产过程中的闲置资源急需足够的货币力量去推动。客观要求投资需求与现实及潜在的资本供给和生产能力相适应，消费需求与消费品及劳务的供给相协调。如果单松动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都可能出现需求刺激力不足或形成过程相对缓慢的问题。而同时松动财政和货币政策，就可以使经济保持足够的上升冲力。但双松政策在搭配运用时一般不能持续时间太长，因为很容易导致经济过热。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采取怎样的松紧搭配方案，取决于经济

失衡的累积特点及两项政策对经济趋于均衡的调节能力。

若是论述：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方式与内容

一种观点认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从配合的形式上分析，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1、政策工具的协调配合。我国货币政策工具和财政政策工具的协调配合主要表现为财政投资项目中的银行配套贷款。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还要求国债发行与中央银行公开市场的反向操作结合。

2、政策时效的协调配合。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是两种长短不同的政策时效的搭配。货币政策则以微调为主，在启动经济增长方面明显滞后，但在抑制经济过热、控制通货膨胀方面具有长期成效。财政政策以政策操作力度为特征，有迅速启动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但容易引起过度赤字、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因而，在财政政策发挥的是经济增长引擎作用，只能作短期调整，不能长期大量使用。

3、政策功能的协调配合。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功能的协调配合还体现在：“适当的或积极的货币政策”，应以不违背商业银行的经营原则为前提，这样可以减少扩张性财政政策给商业银行带来的政策性贷款风险。财政政策的投资范围不应与货币政策的投资范围完全重合。基础性和公益性投资项目还是应该以财政政策投资为主，而竞争性投资项目只能是货币政策的投资范围，否则就会形成盲目投资，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

4、调控主体、层次、方式的协调配合。由于货币政策权力的高度集中，货币政策往往只包括两个层次，即宏观层面和中观层面。宏观层面是指货币政策通过对货币供应量、利率等因素的影响，直接调控社会总供求、就业、国民收入等宏观经济变量，中观层指信贷政策，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发展需要，调整信贷资金存量和增量结构，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而财政政策由于政府的多层次性及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形成了多层次的调节体系，可以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宏观层是国家通过预算、税率等影响宏观经济总量，影响社会总供求关系。中观层则主要是通过财政的投资性支出、转移性支出等，调整产业结构、区域经济结构，解决公平、协调发展等重大问题。微观层则是指通过财政补贴、转移性支付中形成个人收入部分对居民和企业的影响。（5）

第二种观点认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差异表明，只有将两者有效地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发挥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常见的配合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双“紧”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此种结合方式的积极效应是可以强烈地抑制总需求，控制通货膨胀；其消极效应是容易造成经济萎缩。

2.双“松”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其积极效应是可以强烈地刺激投资，促进经济增长；消极效应是往往产生财政赤字、信用膨胀并诱发通货膨胀。

3.“松”“紧”搭配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松”“紧”搭配的财政货币政策是在经济调控中最常用的调节方式。如何搭配二者的“松”“紧”则取决于客观经济状况。例如，当经济中出现货币发行过多但还未演变为通货膨胀时，为了经济的稳定发展，不应急于收紧银根，回笼货币，而应采取增加财政收入、紧缩财政支出的对策，即选择“松”货币政策与“紧”财政政策的搭配；而当通货膨胀成为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时，就应采取紧缩银根、回笼货币的“紧”货币政策与扩大支出、减少收入的“松”财政政策，，以压缩需求，增加供给，使经济增长能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又如，当经济发展中出现财政赤字但经济增长速度尚可观时，不应急于紧缩财政，而应减少货币供应、控制贷款，选择“松”财政与“紧”货币的搭配；而当经济发展中主要矛盾为财政赤字并伴随经济增长停滞时，财政应努力增加收入压缩支出，而银行则应放松银根、发行货币，即选择“紧”财政与“松”货币的搭配，借以启动经济、促进经济增长，同时防止通货膨胀的出现。（6）

第三种观点认为，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采取了不同的配合方式，大体为三个阶段：

1.1979-1988年，总体上实行的是“双松”配合，期间表现为多次模式转换和由“双松”到“双紧”，又由“双紧”到“双松”的螺旋式循环。1979年、1980年为“双松”配合，财政政策上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使这两年财政支出连续大幅度增长，造成了高额财政赤字；货币政策上则是大幅度增加现金和贷款投放，使全国零售物价总指数大幅上涨。1981年为紧财政松货币的配合，财政方面，压缩了当年财政基建投资，财政赤字有所降低；银行方面，实行紧中有松的政策。1982年至1984年实行“双松”的配合，财政方面实行一系列的财税改革，使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下降。银行方面实行了“拨改贷”和企业流动资金由银行信贷供应的体制，增发货币增发贷款。1985年又实行了“拨改贷”和企业流动资金由银行信贷供应的体制，增发货币增发贷款。1985年又实行“双紧”配合，财政方面采取措施增加收入控制支出，当年实现盈余；银行方面“紧缩银根”，严格控制贷款规模和货币投放。1986年至1988年又实行“双松”配合，财政方面扩大国债发行规模，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再次下降；银行方面提出“稳中求松”、“紧中有活”，银行信贷和货币投放再度失控，到1988年通货膨胀率已达18.5%.

2.1989-1997年，总体上是“双紧”的配合，期间同样表现为“双紧”与“双松”的螺旋式循环。1989年实行的是“双紧”配合，针对1988年出现的经济过热和严重的通货膨胀状况，1989年中央提出了“治理整顿”的方针，减少固定资产投资和现金投放。1990年至1993年实行的是“双紧”基调下的“双松”配合，增加了货币供给，并三次下调存贷款利率。财政方面通过增加基础设施和支农支出，调整经济结构，但由于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超过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致使财政赤字大幅度增加，通货膨胀率达21.7%.1994-1997年，实行的是“双紧”配合，财政方面结合分税制改革，强化了增值税、消费税的调控作用，并通过发行国债，引导社会资金流向。货币政策方面，严格控制信贷规模，大幅提高存贷款利率，要求银行定期收回乱拆借的资金，使宏观经济在快车道上稳刹车，并最终顺利实现了软着陆。

3.1998-1999年实行的是“双松”的配合。针对有效需求不足、通货紧缩等问题，政府实施了以扩大内需确保经济增长目标实现为目的的“双松”政策。在货币政策方面采取了取消贷款限额控制，降低法定存款准备率，连续五次下调存贷款利率，扩大对中小企业贷款利率的浮动幅度等一系列措施；在财政政策方面，加快“费改税”进度，对某些产品提高出口退税率并加快出口退税进度，加大政府投资力度。1998年向国有商业银行发行长期国债，增加配套贷款，定向用于公共设施和基础产业建设。1999年进一步加大财政政策的调控力度，大幅度提高职工的工资，开征储蓄存款利息所得税。

http://www.govyi.com/paper/n3/a/200611/105447.shtml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8-03/09/content_7738912.htm

Ⅳ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如何配合

根据具体的情况和不同目标，选择不同的政策组合。
一般来说，当经济萧条但又不太严重时，可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和紧缩性货币政策，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又用紧缩性货币政策控制通货膨胀；当经济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时，可采用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用紧缩的货币政策来提高利率，降低总需求水平，又紧缩财政，以防止利率过分提高。当经济出现通货膨胀又不太严重时，用紧缩性财政政策和扩张行货币政策，用紧缩性财政压缩总需求，又用扩张性货币政策降低利率，以免财政中过度紧缩而引起衰退；当经济严重萧条时，可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和扩张性货币政策，用扩张性政策增加总需求，用扩张货币政策降低利率以克服“挤出效应”。
货币与财政政策配合的主要方式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只有在一定条件下很好地配合运用，才能避免矛盾，尽量缩短政策时差，有效实现总体经济目标。各国政府同时利用两大政策干预经济时，一般可以有以下四种组合：
（1）松的财政政策和松的货币政策
即“双松”政策，其应用背景是：社会有效需求严重不足，生产资源大量闲置，解决失业和刺激经济增长成为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政策组合是：财政扩大支出，降低税率；央行增加货币供应，降低市场利率，以抵销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但“双松”政策往往引起财政赤字，造成信用膨胀。因此，“双松”政策的结果可能造成通货膨胀。
（2）紧的财政政策与紧的货币政策
即“双紧”政策，其应用背景是：社会总需求极度膨胀，社会总供给严重不足，物价大幅攀升，抑制通胀成为首要目标。政策组合是：财政削减政府支出，提高税率；央行减少货币供应，调高利率。“双紧”政策会使财政赤字减少或有财政结余，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并使通货膨胀受到控制。但是，“双紧”的结果可能带来经济萎缩。
（3）紧的财政政策和松的货币政策
其应用背景是：政府开支过大，物价基本稳定，经济结构合理，但企业投资并不旺盛，促使经济较快增长成为主要目标。政策组合是：财政削减政府支出，提高税率；央行增加货币供应，降低市场利率。这样可以促进经济增长。
（4）松的财政政策和紧的货币政策
其应用背景是：通货膨胀与经济停滞并存，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失衡。治理“滞胀”、刺激经济增长成为首要目标。政策组合是：在实施紧的货币政策同时实施减税和增加财政支出，利用财政杠杆调节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促进经济增长，缓解滞胀。
一般来说，“一松一紧”主要是解决结构问题：“双松”或“双紧”主要为解决总量问题。在总量平衡的情况下，调整经济结构和政府与公众间的投资比例，一般采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一松一紧”的办法。在总量失衡的情况下，微量调整，一般单独使用财政或货币政策。根据西方国家的经验，货币政策在短期内见效快，但长期调整还要靠财政政策。在总量失衡较为严重的情况下，政府要达到“扩张”或“紧缩”的目的，一般同时使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种手段，即“双松”或“双紧”。在总量失衡和结构失调并存的情况下，政府一般采用先调总量，后调结构的办法，即在放松或紧缩总量的前提下调整结构，使经济在稳定中恢复均衡。
除了以上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使用的一般模式，若将中性货币政策与中性财政政策分别与上述松紧状况搭配，又可产生多种不同配合。
究竟采取什么样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相配合，必须从实际情况出发。采用哪种组合方式，取决于对国民经济运行状况的透彻分析和对宏观经济形势的正确判断。实事求是、切合国情是十分重要的。

Ⅵ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有哪些形式，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的基点，是指能使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共同发挥对经济调节作用的最佳结合点。这个因素既可能是货币政策实施的结果，同时又可能是财政政策实施的结果，即二者协调配合的最佳结合点。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最佳结合点应当一头连着财政收支的管理结构，另一头关系到货币供应量的适度调控，有互补互利的作用。因为财政收支状况的变动是财政政策的直接结果，而货币供应量则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结合点提醒我们，两大政策的协调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各自以自己的调控内容与对方保持某种程度的协调，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政策效应的相互呼应。另一种则是两大政策的直接联系，也就是所谓政策操作点的结合。经济转轨时期的财政体制和金融体制处在变革之中，其结合点也会因此而变动。因此，在转型过程中，我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有两大基点：一是国债；二是财政投融资体制改革。

从不同的侧面分析，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有不同的方式，目的在于协调配合运用两个政策工具，形成合力，共同解决宏观经济运行存在的矛盾和问题。

一、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的方式与内容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如果从配合的形式上分析，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1]：

第一，政策工具的协调配合。我国货币政策工具和财政政策工具协调配合主要表现为财政投资项目中的银行配套贷款。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还要求国债发行与中央银行公开市场的反向操作结合。也就是说，在财政大量发行国债时，中央银行应同时在公开市场上买进国债以维护国债价格，防止利率水平上升。

第二，政策时效的协调配合。在西方经济理论中，通常把政策时滞分两类三种，即认识时滞、行动时滞和外部时滞三种，其中前两种时滞又称为内部时滞。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也是两种长短不同的政策时效的搭配。货币政策则以微调为主，在启动经济增长方面明显滞后，但在抑制经济过热、控制通货膨胀方面具有长期成效。财政政策以政策操作力度为特征，有迅速启动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但容易引起过渡赤字、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因而，财政政策发挥的是经济增长引擎作用，只能作短期调整，不能长期大量使用。

第三，政策功能的协调配合。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功能的协调配合还体现在：“适当的或积极的货币政策”，应以不违背商业银行的经营原则为前提，这样可以减少扩张性财政政策给商业银行带来的政策性贷款风险。财政政策的投资范围不应与货币政策的投资范围完全重合。基础性和公益性投资项目还是应该以财政政策投资为主，而竞争性投资项目只能是货币政策的投资范围，否则就会形成盲目投资，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

第四，调控主体、层次、方式的协调配合。由于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调控主体上的差异，决定了两大政策在调控层次上亦有不同，由于货币政策权力的高度集中，货币政策往往只包括两个层次，即宏观层面和中观层面。[2，3]宏观层面是指货币政策通过对货币供应量、利率等因素的影响，直接调控社会总供求、就业、国民收入等宏观经济变量，中观层指信贷政策，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发展需要，调整信贷资金存量和增量结构，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而财政政策由于政府的多层次性及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形成了多层次的调节体系，可以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宏观层是国家通过预算、税率等影响宏观经济总量，影响社会总供求关系。中观层则主要是通过财政的投资性支出、转移性支出等，调整产业结构、区域经济结构，解决公平、协调发展等重大问题。微观层则是指通过财政补贴、转移性支付中形成个人收入部分对居民和企业的影响。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还可以从宏观调控目标、结构调整和需求调节方面的协调配合三方面进行分析。

二、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的实践分析

政府在对宏观经济调节过程中，要使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达到预期的效果，首先要根据宏观经济调节目标、国民经济运行状况和经济管理体制的特征来选择某种财政货币政策的配合方式。政策配合是否恰当，将直接影响到宏观调节效果。

（一）改革开放以来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运行的基本轨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79～2001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17.5%，人民生活水平和国家综合实力大大提高。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国民经济市场化程度明显提高，市场机制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增强，政府对宏观经济的管理由直接控制向间接控制逐步过渡，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逐渐成为政府调控经济的主要手段。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组合的方式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初略统计，改革开放23年间，实行“双松”政策组合的达13年，实行“双紧”政策组合9年，实行“松紧”组合只有1年，具体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改革初期（1979～1984年）。这一阶段，总体上说执行的是“双松”的政策搭配，即“松”的货币政策与“松”的财政政策的搭配。在“双松”政策模式中，银行系统通过降低存款准备率，降低利率，扩大贷款规模，增加货币供给。财政系统通过减少税收，增加财政支出，扩大社会总需求[4，5]；社会总需求因而能在短期内迅速扩张起来，对经济的发展产生强烈的刺激作用。在改革初期，特别是1984年以前，在社会总需求严重不足、生产能力和生产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的条件下，利用这种政策配合，能够推动闲置资源的运转，刺激经济增长，扩大就业。但是1984年以后，由于经济中不存在足够的闲置资源，“双松”政策注入大量的货币则会堵塞流通渠道，导致通货膨胀，对经济产生不利的影响。

第二阶段（1985～1997年）。1985年后，一方面中央银行体制的建立，确立了货币政策作为一项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开始具有了特定的内涵和应有的作用，银行在现代经济中的核心地位开始得到确立。另一方面过渡投资、经济过热的症状越来越明显。在这一阶段中执行的是“双紧”的政策搭配，即“紧”的货币政策与“紧”的财政政策的搭配。在“双紧”政策模式中，银行系统通过收回贷款，压缩新贷款，减少货币供给量，从而使社会总需求在短时间内迅速收缩；财政系统通过增加税收，削减财政开支，增加财政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减少市场货币流通量，压缩社会总需求。

第三阶段（1998～2002年）。这一时期中国经济运行出现了一种新的现象，告别了长期困扰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的短缺经济，出现了物质产品的相对过剩，出现了明显的通货紧缩，由过去的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由过去以治理通货膨胀为主转变为治理通货紧缩。在政策取向上，由实施长达5年之久的“双紧”过渡到“双松”，即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防范金融风险，财政政策在支持发展、化解风险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转型时期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组合作用的基本估价

“转型”是近几年我国经济金融改革与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任何政策措施都不能离开这条主线，并在服务服从于这条主线的前提下，实现自身的发展和完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地位作用的发挥亦离不开这个基本前提。

第一，公共财政理论及政策框架的确立，标志着政策本位的彻底回归，是转型时期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组合的显著特征。从改革初期的大财政、小银行，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90年代中前期的“大银行、小财政”，到90年代末期财政政策在治理通货紧缩过程中主体地位的确立，财政政策本身从行为而言经历了一个“强——弱——强”的过程，从职能上讲也经历了一个由金融财政到吃饭财政、由建设财政到公共财政的转轨和演化过程，公共财政理论及政策框架的初步确立及分步实施，标志着我国财政体系及建设开始与国际惯例全面接轨，是财政政策本位的彻底回归，是市场经济建设的最重要内容之一。

第二，政策搭配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但必须与当时的经济运行机制和宏观调控的重点紧密联系起来，相机抉择，协调推进，才能收到最好的政策效果。近二十年来，我们在宏观调控建设方面虽然有很大的成就，但仔细总结检验，宏观调控的政策绩效与预期政策目标相差较大。时至今日，尚未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宏观调控理论与政策规范，“相机抉择”变成了“随意选择”，宏观调控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中后期政策目标不明确，基本处于“一松就乱，一紧就死，紧紧松松，松紧交替”的怪圈之中，滞延了经济发展的步伐和经济体制转轨的步伐。甚至在90年代末期把“实行双紧”的政策搭配作为我国既定的一项中长期宏观经济选择写入了我国的许多重要文件之中，在一定程度上证明我们的决策部门以及理论界对宏观调控认知的肤浅，自主运用能力与水平较差。政策搭配缺乏权威部门，往往政出多门，形成政策效应的相互抵销，在1998年就呈现出了财政政策扩张效应被税收的制度收缩效应抵销，积极的货币政策效应被整顿金融秩序、治理三乱的制度收缩效应所抵销等局面，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理论及政策搭配框架还有相当长的距离。

第三，财政政策的扩张效应呈现递减态势，在宏观调控中的主体地位有所下降。众所周知，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是收入政策和支出政策，财政政策的目标是通过其收支的规模和结构来实现的。因此，政府有能力改变财政收支的规模和结构，是有效实现财政宏观调控的前提和重要保证。近几年来，我们加大了财政体制改革的力度，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收到了明显的政策效果。但是，扩张的财政政策已经持续了将近5个年头，通货紧缩的势头开始得到遏制，实施扩张财政政策的经济运行背景有了较明显的变化。按照经济学的一般公理，继续实行扩张的财政政策，需要进一步加大财政政策的扩张力度，刺激效应要呈下降趋势。如何保持财政政策的扩张效应是宏观调控体系建设、政策搭配与选择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

第四，信贷集中与“惜贷”并存，扩张的货币政策缺乏必要的传导机制，淡化了稳健货币政策的政策效果。当前，一方面，金融机构存在大量闲置的供给型资金与经济发展急需的巨额资金需求并存，有效的金融资源得不到合理运用。截止到2002年末，预计全国金融机构存大于贷将超过4.5万亿元，比通货紧缩初期的1997年末，新增4万多亿元，其中近几年新增近2万亿元，银行资金运用率降低，造成大量资金浪费和效益滑坡，金融运行效率低下。另一方面，国民经济各产业主体又急需资金进行技术改造和产品升级换代，财政可支配资金无力担此重任，“造血”与“输血”严重脱节。如何将充足的金融资源总量优化、结构配置到各产业部门，为经济增长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是货币政策需要解决的现实课题。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教训启示下，从1997年开始，中国金融体系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取得显著成效，其核心是改革了银行内部法人制度和授权授信制度，银行评估项目、管理资金更为严格、谨慎和科学，同时也削弱了整体金融供给资金的能力（部分分支机构无贷款审批权限）。这种日趋理性的经济金融环境降低了选择性货币政策的运行效率，形成了信贷资源向优势地区（沿海地区）、优势行业（电力、电信、烟草等）、优势企业（上市公司、大型企业集团）集中，且呈不断强化的态势。内陆地区、中小企业、民营经济缺乏必要的资金支持，形成了银行体系内部资金闲置与营销“惜贷”的结论。对此有人从货币渠道传导机制上寻求破解上述课题的答案。从疏通传导机制出发增大积极货币政策的政策效果，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也会收到一定成效，但并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特别是当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基本确立以后，货币政策作用的制度基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运行传导机制和载体，形成与市场金融运行相适应的风险利益配置机制，从根本上解决商业银行主体在传导货币政策缺乏主动性、创造性的体制诱回，是克服信贷传递渠道不畅的根本出路。

第五，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的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货币政策已经形成了以“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再贴现、存款准备金”等三大传统工具和“窗口指导”为主体的政策工具体系，但由于上述工具的使用及运行尚缺乏必要的制度载体和完善的市场运行机制，利率市场化的步伐举步维艰，金融系统及金融体制存在明显的“双轨”并存特征，完善的货币政策调控机制缺乏制度保证和运作机制的支撑，货币政策效应特别是对财政政策挤出效应的修复作用，往往受制于行政或决策者能力、操作者能力的制约，特别是作为两大宏观经济政策联结的重要工具——国债在运行及市场化运行中还存在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尚未形成全国性的有效的国债市场，加上国债种类、期限中存在的问题，中央银行能够买进卖出的国债数量不大，因而难以达到利用国债市场进行微调的目的。为此，今后的改革应当通过完善国债的品种、期限结构，逐步建立健全国债市场，为扩大中央银行公开市场业务创造条件。总而言之，只有存在一个高效流动的国债市场，才能既为财政提供巨额资金来源，又能为中央银行提供调控经济的手段，充分实现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结合的作用。

第六，财政政策淡出、货币政策弥补问题。当前，相当一部分学者和政府官员正在积极探讨以货币政策来弥补积极财政政策退出空间的问题。货币政策弥补财政政策的退出，其关键在于促进经济保持必要的投资力度，以保证价格水平的稳定。积极财政政策发挥作用的经济部门，往往是信贷可得性比较高的部门，而不是融资困难的部门，从这个意义上讲，货币政策没有必要来弥补财政政策的退出空间，只有在总量意义上，促进经济保持必要的投资力度和稳定价格指数这些方面，货币政策才有发挥作用的必要。对此，货币政策的政策空间主要有：（1）进一步降低贷款利率，尤其是降低长期贷款利率。进一步降低贷款利率可以降低社会的投资成本，促进社会投资。目前，我国的贷款利率仍在5%以上，商业银行的利差有3个百分点以上，因此贷款利率仍然有进一步降低的空间。（2）加大对中小金融机构资金的扶持力度，促进中小企业的投资，增加中小民营经济的信贷资金支持，促进社会总投资的增长，稳定价格指数。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货币政策具有弥补积极财政政策退出空间的可能。

Ⅶ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如何配合起来使用

货币政策是中央银行为实现既定的目标运用各种工具调节货币供应量，进而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的各种方针措施。主要包括信贷政策和利率政策，收缩信贷和提高利率是“紧”的货币政策，能够抑制社会总需求，但制约投资和短期内发展，反之，是“松”的货币政策，能扩大社会总需求，对投资和短期内发展有利，但容易引起通货膨胀率的上升。财政政策包括国家税收政策和财政支出政策，增税和减支是“紧”的财政政策，可以减少社会需求总量，但对投资不利。反之，是“松”的财政政策，有利于投资，但社会需求总量的扩大容易导致通货膨胀。
虽然这两项政策在宏观经济运行中都有较强的调节能力，但仅靠一项政策很难全面实现宏观经济的调控目标，没有双方的配合，单个政策的实施效果将会大大减弱，这就要求二者相互协调，密切配合，充分发挥综合优势。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有四种不同的搭配组合，政府究竟采用哪种取决于客观的经济环境，实际上主要取决于政府对客观经济情况的判断。概括地说，“一松一紧”主要是解决结构问题；单独使用“双松”或“双紧”主要为解决总量问题。
在市场经济中，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国家履行宏观经济管理职能的两个最重要的调节手段，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中，由于根本利益一致和统一的总体经济目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实施具有坚实的基础，同时这两大政策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为它们之间的协调配合奠定了牢固的基础。但由于这两大政策在我国也是各有其特殊作用，调节的侧重面也不同，因此，这两大政策又具有相对独立性，二者既不能简单地等同或混同，又不能各行其是，而应该相互协调，密切配合，以实现宏观经济管理的目标。

Ⅷ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如何配合

根据具体的情况和不同目标，选择不同的政策组合。
一般来说，当经济萧条但又不太严重时，可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和紧缩性货币政策，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又用紧缩性货币政策控制通货膨胀；当经济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时，可采用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用紧缩的货币政策来提高利率，降低总需求水平，又紧缩财政，以防止利率过分提高。当经济出现通货膨胀又不太严重时，用紧缩性财政政策和扩张行货币政策，用紧缩性财政压缩总需求，又用扩张性货币政策降低利率，以免财政中过度紧缩而引起衰退；当经济严重萧条时，可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和扩张性货币政策，用扩张性政策增加总需求，用扩张货币政策降低利率以克服“挤出效应”。

Ⅸ 简述如何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搭配来解决滞胀问题

一、滞胀时期美国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搭配(1)尼克松的“新经济政策”。面对“滞胀”并发症，1970年，尼克松在货币政策上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他从一个货币主义者突然变成一个凯恩斯主义者，大力推行刺激经济的扩张信用政策。显然，他把重点押在遏止经济衰退和失业上面，而把通货膨胀暂时搁置下来。联邦银行的贴现率逐步下降，从1970年初的8.78%降到1971年底的4.5%；银行对大企业放款的优惠利率也从1969年6月的8.5%降到1971年底的5.25%。货币供应量也逐步增加，从1969年年均增长率3.5%提高到1970年的6%。这些政策为更剧烈的通货膨胀创造了条件，同时会导致过头的经济景气，从而也为新的经济危机创造了条件。随着上述政策的实行，生产有所增加，以不变价格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从1970年第二季度至1971年第二季度增加2.5%。可是，这个增长率太低，失业未能减少，失业率浮动于6%上下，大大超过1970年初的水平。物价继续以高于5%的比率上涨，并有加速的迹象。这已从“衰退”转为“滞胀”。美国统治集团的谋士认为，这种通货膨胀“已变为成本推动的物价随着成本增长而上涨”。于是1971年尼克松颁布了“新经济政策”。这说明，为了对付“滞胀”，美国政府除采用货币政策外，还采用其他政策如财政政策、收入政策。“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对国内工资、物价和租金直接进行管制，从1971年8月中旬起的90天内为冻结期，目的是“制止工资——物价的螺旋上升，减弱通货膨胀的心理预期”。继而从11月中旬起实行管制，要达到的标准是：平均一年的工资增长应当不超过5.5%，物价不超过2.5%。美国在和平时期实行这类管制还是第一次。同叫，尼克松还任命生产费用、工资、物价等三个委员会专司其职。尼克松的“新政”结局怎样呢?梅耶教授认为：“1971年尼克松推行的工资和物价管制，这些管制也曾暂时地有助于遏止通货膨胀，但却引起许多失误。物价管制在一定程度上掩盖而不是削弱了通货膨胀率，因为各企业按管制的价格对产品进行偷工减料。1974年4月物价管制取消后，物价急剧上升，当年消费物价指数就陡升12％。”就货币政策而言．1970年初实行的扩张政策，尽管扩张程度时有不同，但一直持续到1972年后期。1973年初，货币政策同财政政策才略有紧缩。同年二、三季度又出现了新的经济危机苗头：12月工业生产开始下降，到1974年12月已下降了7.3%。翌年1月，又下降了3.6%，这是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以来生产下降幅度最大的一个月。美国走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六次经济危机，与此同时，1974年还出现了“双位数”的通货膨胀率。就在这段时间，美国遭到“石油冲击”。为石油产品支出较昂贵的价格，意味着国内消费者对其他商品与劳务的购买力进一步削弱了，因而引起衰退与通货膨胀进一步恶化。在国际收支上，又爆发了一次美元危机。(2)福特的微观税收政策。1974年8月福特继任总统，为了对付严重的“滞胀”局面，他采取了微观税收政策，即通过调整税率级别，或曰税收结构，而不是通过增加财政支出来影响各生产要素(生产部门和个人)的收入。这种调整方法是提高各种消费税率，降低所得税率，以增加储蓄与投资，企图遏止通货膨胀，又缓和危机与失业。此外，根据1975年国会决议，美联储要按照稳定物价的方针来调节货币供应量；同年5月起美联储定期公布每年货币总量M1、M2、M3的增长率的上下幅度来安定人心。从此，美联储就一直公布各种货币供应量的计划数字。这些措施，实际上采纳了货币主义关于把货币供应量年增长率长期固定在同预计的经济增长率基本一致的政策主张上。福特政府这种微观财政政策与宏观货币政策相结合的政策重点，仍是把当时的通货膨胀作为头号公敌来对待。然而，它未能削减财政赤字，赤字从1973年47亿美元增至1974年451亿美元，1975年又增至665亿美元。这样，增长的财政赤字就抵消了税收政策与货币政策抑制通货膨胀的作用，并促使经济衰退恶化，正如梅耶所说：“1974--1975年发生了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1975年的失业率达到8．5%。与此同时，通货膨胀率仍然很高，当年的消费物价上涨到7%。滞胀一词已成为美国大众的语言。”1974年美国最大的银行之——富兰克林国民银行倒闭了，另一家大的不动产投资信托公司也在危机中破产了。1975年底，福特又回过头来把经济衰退作为头号敌人来对待。他向国会提出向衰退做斗争的纲领，规定通过大量削减所得税、公司利润税等措施来刺激需求，促进经济回升，但是未能取得预期效果，不久福特本人也下台了。(3)卡特的高利率政策。1976年卡特就任总统。当时最尖锐的问题是大规模的失业，因此，卡特的施政方针把减少失业放在首要地位。其具体措施是：一是减税以刺激经济上升；二是拨款举公共服务事业以增加临时工作位置。前—项措施在某种程度上起了积极作用，但却扩大了预算赤字，使1977年的赤字从450亿美元增加到1978年的618亿美元，从而加剧了美国依然存在的通货膨胀，以至于1978年又出现“双位数”的通货膨胀率；后一项措施则因拨款不多，以致收效不大。严重的通货膨胀不仅引起生产混乱，人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同时还削弱出口商品的竞争能力，使本来已恶化的国际收支状况更为恶化。在内外交窘的情况下，卡特政府不得已把政策重点转到反通货膨胀方面来，除了采用紧缩信用政策外，还对物价与工资的增长实行自愿性的限制，并采取降低减税额度，削弱预算中的民用开支等措施。1978年5—10月，联邦储备银行的贴现率从6.5%逐步提高到9.5%，继而提高到10%的破记录水平。但是，这些措施未能遏止住通货膨胀的势头。卡特一不做，二不休，于1979年任命保罗·沃尔克为美联储委员会主席。在沃尔克主持下，开始了美国历史上最严峻的信用紧缩时期。这个时期是以1979年10月6日在一次不寻常的所谓“特别星期六夜晚”的会议上，美联储委员会做出的一项新政策为特征的。尽管当时人们普遍认为经济已进入衰退，美联储仍采取了高度紧缩政策：把贴现率提高为两位数的12%，同时对银行的某些可控制负债规定了8%的法定准备率。更重要的措施是：宣布准许联邦资金利率有更大的波动，即在5%(过去限制在1.25%)的幅度内波动，即使这个5%的限额也不完全具有约束力，以便它能更好的抑制货币存量。这个时期曾被美国一些经济学家解释为迅速转向货币主义。尽管对这一看法还存在争议，但从一些极其重要方面看，无疑是货币主义的：首先，表现为美联储此时已把指导控制通货膨胀摆在维护高就业的前面；其次，美联储比过去更加注重实现货币增长率指标，因而允许利率更大幅度的波动。沃尔克认为，美联储用来抽紧银根的政策工具中以贴现率政策效力最大。根据这一认识，美联储银行的贴现率一提再提，商业银行的优惠贷款利率竟高达20%。利率的提高虽然限制了投机，但也影响了工商业正常的资金周转，抑制了投资，终于引发了1979年4月开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第七次经济危机。人们认为这次危机是美联储推行过度紧缩政策的结果，因而称之为“沃尔克衰退”。据报道，当人们向沃尔克提问货币和财政紧缩是否会导致衰退时，他回答：“是的，而且越快越好。”这次经济危机还出现了一种反常现象。1979年美国工业生产从3月的最高点下降，陷入经济衰退，一年时间中虽然逐渐回升，但1980年再度下降，最后于1980年8月走出危机。一般说来，一次经济危机过去后，工业生产必然回升，而在这次危机中，工业生产刚开始出现上升迹象，又突然下降，过一段时间后再上升，形成一次两度下降的危机(DoubleDipRecession)，即两个谷底的危机。严峻的紧缩政策并未当即把通货膨胀压下去。金融市场并不相信美联储能够抑制通货膨胀，从1979年12月到1980年2月的3个月之内，消费价格指数以年率17%的速度上升。信贷市场山于担心通货膨胀率上升，从而利率会直线上升而近于瘫痪。市场参与者将怎样决定新发行证券的利率呢?他们无法决定。其结果是，大部分的长期证券市场和抵押市场一度停止营业，甚至短期证券市场(如商业票据市场)也无法正常运行。一些主要银行在出售大额存单上也遇到困难。当时通货膨胀率按年度计算，1979年为13.2%，1980年为18%。卡特政府终于在“滞胀”的阴云中下台了。(4)20世纪80年代里根的宽财政紧货币政策。里根上台，他面临的国内经济问题依然是持续多年的老问题——“滞胀”。他采用高利率的货币政策，井辅之以1980年底减税、削弱政府开支的一套财政政箫，名之为供给学派经济学。里根宣称其“美国经济复兴计划”是一个与传统的凯思斯学派理论彻底决裂的计划。这个计划的指导思想有三点比较新鲜：一是由不断增加税收与扩大政府支出转变为同时大规模削减联邦税收与支出；二是由长期赤字预算转到逐步要求财政预算平衡；三是由过分强调财政政策作用转向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并重，且实行严峻的紧缩信用政策。在里根上台两年后的1982年11月，美国经济开始复苏，通货膨胀率也同时下降到3.4%，1983年GNP的实际增长率稳定在3%上下的水平，而通货膨胀率也稳定在3%～4%的幅度，失业率8年来呈逐步缓降的趋势，参见下表。因此，可以说，美国于1982年末突破“滞胀”并发症之后，经济呈稳定的中低速发展趋势，这一趋势与同期的英国、日本、德国相比，基本上是吻合的；但是，隐伏在经济发展的背后，美国存在财政与贸易两大赤字的隐忧却同日本、德国的情况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