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货币错配
㈠ 2005年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内容及意义
一、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背景
从2002年末以来,由日本等少数国家开始在国际社会上散布“中国输出通货紧缩论”,2003年,这种论调进一步升级为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到2005年前后,日本、美国、欧盟等主要发达国家或基于国内经济的需要,或迫于国内政治的压力,要求中国改变汇率制度或强迫人民币升值。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根据对汇率合理均衡水平的测算,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至1美元兑8.11元人民币,同时美元每天浮动范围限制在上一交易日收盘价的上下3‰之内,对非美元则在1.5%的范围内浮动。然而,人民币汇率政策调整,并非受到上述国家的压力,而是出于对未来的发展道路的高瞻远瞩,主动的调整。之所以选择目前这个时机来改革汇率机制,是由于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对外开放度提高,以及人民币升值预期强化等导致外汇储备快速增加,外汇占款不断提高,中央银行不得不大规模发行票据对冲,提高了宏观经济调控成本,使得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的成本上升。据最新数据显示,经济增长、固定资产投资、进出口等保持高速态势,物价涨幅等则持续下滑,为汇率机制改革提供了稳定的经济环境。而美元持续反弹,欧元和日元回软也为改变盯住美元汇率制度创造了良机。
二、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成本与收益问题
(一)对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成本的反思
由于人民币改革后有一定的升值,面临的成本大概有以下几点:一是可能减少外部需求和出口,并影响到实现短期的经济增长目标;二是可能增加国外直接投资成本,不利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三是可能造成结构性调整所带来的短期失业问题。
但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并非有如上的成本发生,即使有,其影响也十分有限,甚至模糊不清。
1. 人民币升值对出口的影响可能并不明显。高盛银行胡祖六(2003)指出,人民币汇率出口弹性非常小,汇率调整不会给出口带来太大的变化。这与中国独特贸易结构有关。目前来料加工装配贸易和进料加工贸易在中国的出口中占55%。同时,来料加工装配贸易、进料加工贸易和外商的机械设备进口占所有进口的60%,来料加工装配贸易只赚取固定的工缴费,与汇率的变动基本没有关系。进口加工贸易的情况也相差不大。同时,中国的部分出口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率相当的高,而且与竞争对手的成本相差很远,人民币升值2%反而会提高出口收入,而不是降低出口收入。
2. 90年代中期以后,FDI(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动因发生了新的变化。更多的FDI来自欧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投资于中国的目的更倾向于瞄准中国的国内市场,而不像以往那些东南亚中小企业利用中国作为出口加工平台(UNCTAD, 2002)。汇率升值虽然提高了FDI新建投资的投资成本,但是,也提高了美元计价的外商企业在本地的销售收入。一方面它可能阻碍了一部分利用中国劳动力、土地等各方面成本优势的FDI流入,但同时也可能鼓励一批试图进入中国市场的FDI的流入,因此,2%的人民币升值并不会对FDI有太大的影响。
3. 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02年《贸易与发展报告》的计算,在17个重要样本国家内,中国的单位劳动工资最低,样本国工资分别是中国工资的2.5-47.8倍不等,即使考虑到单位劳动生产率,17个样本国家当中也有10个国家高于中国的成本。所以,2%的人民币升值并不会对就业造成影响。退一步说,即使出口部门的就业受到一定的影响,但从长期来看,考虑到制造业提供就业机会几乎没有改变,而服务业提供的就业机会正在大幅度的提高,服务部门增加就业机会完全可以弥补出口部门减少的就业机会。
4. 央行汇率改革使用“参考”而非“盯住”货币篮子的做法,其不利之处在于汇率更具灵活性的同时,央行对汇率政策的相机抉择更容易受到来自政府其他职能部门的影响。所以,央行必须在行使灵活的相机抉择权和维护汇率政策的动态一致性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
(二)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收益的考察
汇率改革的收益是多方面的。第一,将汇率调整到与实际均衡汇率运动趋势保持一致的水平上,同时也意味着得到了与国际经济资源配置效率最优的汇率价格。它有利于各个产业的平衡发展,有利于长期的资源配置和经济增长。第二,汇率积极调整把汇率调整的主动权交到了货币管理当局手中,同时也留给货币当局一定的政策调整空间,有利于宏观经济稳定。第三,汇率改革提升了人民币购买力,有助于提高人民生活福利水平。同时汇率升值导致的收入更利于农民和城市的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第四,汇率改革等于向市场宣布,中国货币当局是以国际收支平衡而不是以狭隘的贸易顺差为政策目标的。
从目前中国的现实情况来看,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收益还是非常明显的,新汇率制度对我国主要产生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
虽难以平衡国际收支,但大幅度减少央行的干预频率
汇率改革后国际收支状况仍然是调整人民币汇率的重要基础,从2005年以来,我国月均外汇储备增长在150亿美元左右,近三个月更是到达了200亿美元,外汇储备始终在持续大幅度的增长。但我们不能简单的认为,当期的储备增长扣除外汇顺差和外国直接投资外都是热钱。以2004年的国际收支为例,全年顺差2066亿美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和直接投资顺差分别为590亿美元和531亿美元,这并不能理解为其余的国际收支顺差全部都可归纳为所谓“热钱”,其余大多数差额,是可以用经常转移、证券投资和贸易信贷来解释的。
中国国际收支平衡更注重于商品和服务贸易两项的总体平衡,从2000年到2004年,这两项基本是稳定的,商品贸易大约是200亿美元至300亿美元的顺差,服务贸易大约是100亿美元的逆差,这两项合计占我国GDP的2%左右,占进出口的总额也在2%左右,从今年上半年来看,我国进出口总值达6450.3亿美元,高出低进使得贸易顺差达到396亿美元,突破去年全年水平,而预期下半年中国外贸出口、进口增速分别为22%和18%左右,可实现顺差300亿美元以上,因此单纯依赖汇率改革,并不能迅速、显著的使国际收支恢复到基本平衡的轨道上来,所以在短期内并不能改变央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只是减少中央银行干预外汇市场的频率,央行只在必要的时候对外汇市场进行以防止汇率出现过大的波动,而不必每天进行干预操作,这时的外汇市场能比较真实地反映汇率的变化。
带来金融创新热潮
汇率机制改革之后,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将是一个常态,因此需要相应的衍生工具来规避和锁定风险,其本身就意味着对加快外汇市场发展和相关金融产品创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例如8月4日,央行在其上半年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指出,下半年将加快发展外汇市场和各种外汇衍生产品,尽快开办银行间远期外汇交易,推出人民币对外币掉期等产品。8月9日,央行决定扩大外汇指定银行远期结售汇业务和开办人民币与外币掉期业务。这些衍生工具的推出将有助于稳定现行的汇率,可以通过市场交易形成对人民币的下一步波动的预期,同时给市场一个导向,从而更好地消化人民币的汇率风险。
提高银行对汇率风险管理的能力
“有管理的浮动”考验了银行对风险管理的难度,对于这次汇率改革,银企如果过于关注人民币对美元和非美元即期汇率的波动区间是远远不够的。
就银行而言,商业银行必须对不同币种的小额和大额现钞、现汇等具有差别定价能力,必须对来自居民、企业和同业的外汇供求有差别化的定价能力,必须对流动性较好的人民币兑美元等即期品种和其他流动性相对较弱的非美元品种具有差别的定价能力。这种审时度势的差别定价,较之央行为外汇交易市场确定的波动区间要灵活得多。如果商业银行忽视了汇率改革带来的风险定价挑战,其贸易融资的信用风险、结售汇净头寸的汇率风险,以及外汇代客理财业务风险等都会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所以,这次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给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能力带来了挑战,有助于商业银行提高其风险管理能力。
三、我国不可能较快地过渡到完全意义的浮动汇率制度
人民币向有管理的浮动制度回归,其优势是明显的,但从中国实际情况来看,中国不可能较快的过渡到完全意义的浮动汇率,是因为:
(1)我国的金融市场、特别是外汇市场还很不发达。在金融市场体系不完善、不发达的情况下,如果汇率出现大幅度波动,金融市场无法在整体上做出灵敏的反应和自发的调整,就可能造成局部市场的严重失衡和秩序混乱;经济主体无法进行适宜的资产头寸调整,从而发生严重损失。目前我国正规的外汇市场只局限于少数银行,企业个人无法直接进入,还没有外汇期货市场,远期外汇市场交易也没有全面开展。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汇率出现大幅度波动,微观经济主体、特别是进出口企业将很难通过外汇交易来规避汇率风险。
(2)人民币还不是国际货币。对非国际货币国家来说,汇率制度改革过程实际上就是与国际金融制度与规则接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基于对政府依赖的惯性,企业除了考虑从市场竞争中谋取利益和发展外,还特别注重从政府及其政策中谋取利益,他们对政府的政策具有很高的期待。因此,政府一旦出现决策失误,将可能给企业和国家造成巨大的损失,由此招致强烈的反对,汇率制度改革就可能夭折,并可能造成经济的大幅动荡。
(3)我国金融体系还比较脆弱。我国目前的金融结构仍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而银行、特别是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率还相当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全面放开汇率,贬值预期会造成人民币存款被大量提取,升值预期会造成外币存款被大量提取,严重时可能引起挤兑,引发银行危机,并由此爆发货币危机。
(4)我国市场化的金融监管和金融调控体系还不完善。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执行严格的外汇管制,习惯于在狭小的外汇市场上以盯住的方式控制汇率,缺乏一套开放市场条件下外汇管理和市场干预的制度、规则、手段和经验。在这种情况下,突然完全放开汇率,就未免会出现市场混乱、汇率失控等问题。
(5)我国货币错配矛盾突出。根据戈登斯坦(Goldstein, 2005)教授的定义,所谓货币错配是:“在权益的净值或净收入(或二者兼而有之)对汇率的变动非常敏感时,就出现了所谓的‘货币错配’。从存量的角度看,货币错配指的是资产负债表对汇率变动的敏感性;从流量的角度看,货币错配则是指损益表对汇率变动的敏感性。净值(净收入)对汇率变动的敏感性越高,货币错配的程度就越严重。”
货币错配的形成,既有外因也有内因。就外因而言,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错配是国际货币格局的自然产物。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关键货币”角色主要是由美元和欧元来承担,这事实上将欧美以外所有其他国家的货币“边缘化”了。由于国内货币无法在国际经济交往中使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资产/负债、收入/支出便呈现多种货币并存的局面,货币错配由此成为常态。就内因而言,资本市场普遍落后和汇率长期保持固定都加剧了发展中国家货币错配。在资本市场发展滞后的情况下,缺乏有效资金来源的企业不得不通过各种渠道到海外去筹资,而难以寻求到有效投资机会的“过剩”储蓄又不得不大量流向国际资本市场。由于国际资本市场不接受发展中国家的本币,资本市场发展滞后导致的跨国资本流动更加剧了发展中国家货币错配。从形成机制看,中国难以避免货币错配。一方面,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还为时甚远,因而“原罪”和“高储蓄两难”特征在相当长时期内还难以消除;另一方面,中国资本市场的效率低下有目共睹,这无疑加剧了货币错配;此外,长期实施得盯住美元固定汇率制度,已经使中国的微观经济主体对货币错配麻木不仁。简单计算的结果显示,中国目前已属货币错配比较严重的国家之一。截止2004年底,中国居民持有的外币资产占M2的比重已达27%,如果再考虑到中国外债余额在2004年已经高达2285.96亿美元的现实,货币错配矛盾显然更为突出。巨额的货币错配使得中国不可能较快地过渡到完全意义的浮动汇率。
四、完善我国汇率机制的配套措施
随着中国金融开放的日渐推进,我国需要对人民币汇率稳定机制进行改革和完善,如何在实行管理浮动汇率制度的过程中避免货币错配风险的失控,避免汇率的大幅度波动,要有一个与之相应的经济政策作为保障,我们也应当从多方面采取措施,逐步推进改革,以实现真正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
第一,保持较高的外汇储备水平,加强外汇储备的管理和运用。较高水平的外汇储备水平有助于控制货币错配风险。首先,较高水平的外汇储备是管理浮动汇率制度抵御国际投机资本冲击的重要保证。20世纪90年代以来,货币危机的威胁促使发展中国家迅速增加了国际储备。从“保持信心”看,国际储备水平越高,其“引而不发”的“威胁”作用就越大,国际投机资本对该国的汇率制度就越不敢造次。其次,较高水平的国际储备可以保证政府有能力接手私人部门的货币错配,通过政府承担货币错配损失来避免对微观经济主体的全面冲击。
第二,积极参与和构筑区域货币合作。亚洲地区经济与贸易联系的不断加深为区域金融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巨额的外汇储备加强了亚洲资金自我循环和抵御外部冲击的实力。中国作为亚洲的经济发展大国,应积极参与和构筑亚洲货币合作。(1)以积极的姿态进一步开放金融业,支持区内贸易的发展。(2)发挥香港国际金融两种新的优势,并积极推进上海金融中心的建设,使其与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优势和功能互补,由此进一步发挥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综合功能。(3)在东亚货币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4)积极加强亚洲各国和各地区的中央银行的合作。(5)积极推进国内金融体系改革,建立健康的金融体系,并与亚洲各国及时交流降低不良贷款和处置高风险金融机构的经验与教训,共同建立亚洲地区金融风险早期预警机制,加强各国各地区金融监管当局的合作,共同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第三,通过提供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和完善的微观制度来促进资本市场发展。货币错配的起因之一是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市场不发达。从这一角度来看,发展资本市场应在管理货币错配奉献的战略中居于重要地位。从根本上说,稳定的经济环境是资本市场发展的前提。在货币政策方面,中国应当逐步过渡到通货膨胀目标制度,而不是简单地从控制货币供应转向调控利率。在财政政策方面,通过审慎的财政政策来稳定公众与企业绝对必要。对资本市场发展而言,仅有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还不够,加强微观制度层面的建设同样重要。同时,中国在微观制度的许多方面都存在阻碍资本市场发展的因素,都需要通过改革来加以完善。
第四,加强资本跨境流动管理。汇率改革后,国际资本流动管理面临新的压力:短期资本流动更频繁;资本流动均衡管理的重要性更突出;外汇管理的有效性难以保证。针对国际资本的非均衡流动,现阶段应采取的措施是建立“以不变应万变”,能应对“升值”和“贬值”压力交替出现的、均衡管理的新机制:合理调整外汇储备规模;利用利率和汇率的变动来影响宏观经济;灵活利用政策,在制度设计上体现流出入并重,根据实际情况相机抉择,有效应对“升值”和“贬值”预期的转换。同时,一方面,加强资本跨境流动管理是加强外债管理和外汇储备管理,抵御国际投机资本冲击汇率的一项重要措施;另一方面,通过针对性的安排,可以限制因国内资本市场发展滞后带来的“过度”国际借贷和“过度”国际投资。
第五,加强宏观政策的搭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政策的搭配基本突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而汇率政策几乎缺失,随着人民币汇率制度将由中间道路向浮动汇率制度演进,汇率政策对经济的调节作用也将日益突出。因此,应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的相互协调,合理搭配。(1)明确汇率政策是货币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将汇率纳入货币政策的框架之中,并使汇率政策发挥其市场调节的作用。(2)运用创新政策工具。但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不协调时,特别是面临严重困境时,可及时采用创新政策工具,以摆脱困境。(3)妥善处理好汇率稳定与汇率失调的关系。稳步、深入推进结构改革,实现各类市场的良好衔接。
㈡ 错配矛盾是什么 国际金融这一块的内容
就是把位置放错了。比如货币错配就是配置了错的货币在不对的位置上。还有期限错配
如果风险缓释的期限比当前的风险暴露的期限短,则产生期限错配。如有期限错配且风险缓释的剩余期限不到一年,则不承认风险缓释在资本要求上的作用。
,资本错配银行的短存长贷也就是资产错配 短存长贷,就是字面意思 银行的存款都是短期的 长期存款少 而贷款出去的资金都是中长期贷款,资产错配矛盾加剧可导致 期债积弱难返 ,票据错配,久期错配,这些错配的结构上出现了问题就是错配矛盾
错配会威胁到一些机构的利益所以会产生矛盾
㈢ 货币错配的货币错配的成因
在20世纪后期金融自由化浪潮的背景下,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程度的加深,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错配现象变得极为普遍,货币错配程度也逐步加深。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货币错配的形成有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
就外因而言,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货币错配是全球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和经济一体化的自然结果(Ize&Yeyati,1998;Arteta,2005)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和经济一体化导致发展中国家实际部门的美元化,从而出现货币替代和资产替代的情况,进而导致金融美元化。金融美元化是实际美元化的反映,而货币错配则是这一过程的产物。另一方面,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形成了以美元和欧元为“关键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事实上将美、欧之外所有其他国家的货币都“边缘化”了,因此本币不是“关键货币”的国家都面临着程度不同的货币错配风险,而发展中国家尤为严重(李扬,2005)。
至于内因,学者们强调了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欠发展、制度不健全、监管不力、政策不合理以及政治和经济存在较高的不确定性等方面。Jeanne(2003)列举了引发新兴市场国家货币错配的几种原因:货币发行人的可信度缺失、政府对货币错配借款人公开或不公开地进行救助、本国金融发展滞后、政府政策承诺或传导工具存在问题以及对国内部分企业的保险政策等等。 (尤其是债券市场、外汇市场和衍生品市场)
经济学家一致认为这是造成发展中国家货币错配最主要的原因之一。Goldstein& Turner指出,发展中国家一般都是实行赶超型发展战略,但是资金短缺,特别是进口先进技术和设备所需的外汇资金。同时,由于这些国家金融市场不完全,本国货币不能用于国际借贷,即存在所谓的原罪问题(original sin),因而只能通过借入外债来为本国发展筹集资金,货币错配问题从而不可避免。Eichengreen et al.(2005)认为货币错配是原罪的一个可能结果,取决于当局如何管理原罪的影响,或者说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政府对国际债务的反应。另一方面,由于金融市场的欠发展,缺乏有效对冲货币风险的各种金融工具,导致货币错配不断积累。 主要表现在不合理的宏观经济政策(如货币政策制定失误、固定汇率安排、金融账户开放太早、外汇管理和外债管理失误等)、政府隐含的或明确的救助担保、政策的多变性等方面。货币发行人缺乏可信度导致代理人更多地借入外币债务,较高的通货膨胀率阻碍了本币计值的债券市场发展,而固定的汇率安排对汇率风险套利行为形成不合适的激励(Jeanne,2003;Goldstein&Turner, 2005)。在金融自由化和监管不力的情况下,资本的大规模流入会造成本币汇率高估,从而外币计值债务的事前成本较低(Bunda,2003)。Bussiere et al.(2004)发现货币错配程度与金融账户的开放程度正相关。Eichengreenetal.(2005)指出一国政府可能会忽视积累储备作为保护其免受汇率冲击的必要性,或者可能会误导银行和企业,使之相信汇率会永远保持钉住,使得他们低估汇率风险,因而低估外汇敞口头寸风险。新兴国家过多地借入外币债务是由于存在政府隐含的或明确的救助担保(McKinnon& Pill,1999;et al.)。Bunda(2003)认为,新兴市场国家政府一方面存在与汇率制度选择内在相关的隐含担保;另一方面,如果发生银行挤提,对外币计值的存款存在着隐含的担保。De la Torre&Schmukle认为,持有美元债务的债务人预期政府会提供救助,因为他们“太大而不能倒闭”(too big to fail)或“太多而不能跨”(too many to fail)。
在东南亚国家中至少存在三种影响私人投资者行为的政府担保:国家为保证国内金融体系的运行而采取的政策措施、政府对资本账户自由兑换的承诺和缺乏弹性的固定汇率制,后两种担保实际上是对私人短期对外融资的补贴(金洪飞,2004)。外国贷款人偏好外币贷款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但是也受国内货币(抵押品)高估的因素所驱动。DelaTorre&Schmukle分析了与政府有关的时间不一致性和双重代理(al—agency)问题,指出政策的多变性可能导致稀释风险(dilution risk)和没收风险(confiscation risk),所谓稀释风险是指新兴市场经济体主权政府作为本币债务的发放人,存在着通过较高的通货膨胀率来降低本币债务的激励所造成的风险。没收风险是指新兴市场经济体主权政府对金融合约在行政上所强加的强制性侵犯而带来的风险。稀释风险可以在不违反合约条款的情况下侵蚀金融合约的实际价值,没收风险来自于合约条款本身会被主权政府的法规所改变。因此,短期外币合约是理性贷款人和借款人之间的均衡结果。 在宏观层面上,大规模的货币错配对一个国家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汇率政策的灵活性和产出等方面会造成巨大的不利影响,甚至可能引发货币乃至金融危机(Goldstein&Turner,2005)。
1.货币错配使得一国金融系统变得脆弱,增加了金融危机爆发的可能性。Mishkin(1996)首先指出,正是由于企业和银行的收入与债务的币种结构不同引发了墨西哥的银行危机。Allen et al.(2002)通过分析新兴市场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危机中的资产负债敞口,认为几乎所有的危机都伴随着严重的货币错配问题。在存在货币错配的情况下,本币贬值会产生不利的资产负债效应,导致借款企业净值大幅缩水,从而陷入财务困境,甚至破产。企业的破产会对银行等金融机构造成不利影响,进而导致一系列的破产,最后引发大规模的货币金融危机。研究90年代以来新型货币危机的学者们认为货币错配是引发货币金融危机的重要因素之一。Bun&认为在金融自由化和监管缺失的情况下,新兴国家资产负债表上的期限错配和货币错配相结合会导致短期外币债务和投资的内生积累,从而实际汇率升值。当发生实际的不利冲击时,同样的积累过程会反向进行,导致货币贬值,并引发货币危机或国际收支危机。此外,货币错配会与期限错配相互作用,并加剧期限错配,使金融脆弱性变得更为严重 (Bussiere et al.,2004;McKinnon,2005)。
2.货币错配还会在发生外部冲击时降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在国际性经济衰退导致国外需求减少时,一国货币政策的正常反应是降低利率,刺激国内需求,并让本币适度贬值,以确保隔断国际经济衰退的影响。但是,在存在货币错配的情况下,如果调低国内利率,会引起本币贬值,而贬值将导致上述的金融脆弱性;如果通过提高利率来维持本币汇率,那么企业的财务负担会加重,总需求将下降,经济衰退可能会更严重。Jeanne&Zettelmeyer(2002)通过模型得到,私人部门资产负债表上的货币错配和期限错配制约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应对自实现的资本账户危机的能力。
3.货币错配会对一国汇率制度的选择及汇率政策的实施带来困难。货币错配引起的金融脆弱性使得发展中国家虽然名义上实行弹性汇率制度,但实际上将汇率维持在对某一货币的一个狭小幅度内,形成了所谓的“浮动恐惧症”(fear of floating)。Haus— nlallrletal.(2001)和Ganapolsky(2003)发现货币错配程度与汇率弹性负相关。另一方面,由于这些国家一般都是实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在情况有利(如资本流入或贸易条件改善)时积累了较大规模的外汇储备,从而导致本币面临升值压力,但它们不愿本币升值,担心升值会损害其国际竞争力和导致外汇储备价值缩水,并对金融体系和宏观经济带来冲击,从而又陷入了“高储蓄两难”的困境。Eichengreen et al.(2005)通过实证分析发现货币错配与较高的国际储备正相关。这时,如果这些国家不能在降低货币错配方面取得进展的话,它们只能选择对美元保持高度稳定的软钉住汇率制度,或者只能采取激进的方法——即实行本国经济的美元化。
4.在出现外部冲击时货币错配会导致投资的收缩及产出的收缩和波动。货币错配与本币大幅贬值相互作用,会大大降低私人部门的净值和资信,进而导致投资和产出下降(Goldstein&Turner,2005)。货币错配会引起期限错配并恶化期限错配,使偿付约束更紧,导致债务结构更多地倾向于短期债务,因此面临风险的投资项目增加,造成产出波动加剧和投资收缩(Bussirre et al ,2004;Ranciere et al.,2003)。存在货币错配的情况下发生贬值时,政府将在维持固定汇率的成本(非贸易部门的通货紧缩和国内产出的损失)和放弃固定汇率的成本(国家信用的损失)之间进行权衡,但两种情况下产出都会收缩 (Bunda,2003)。Levy—Yeyati(2003)认为国内金融美元化与产出增长的波动性正相关。Calvo et s1. (2004)发现国内银行的美元化增加了资本流入突然中止的可能性。C6spedes(2004)发现在外债水平上升时,贬值具有不断增强的紧缩效应。 从微观角度来看,一个企业乃至一个家庭如果其资产与负债或收入与支出存在货币错配情况,那么其净值就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汇率波动冲击的风险。但是,货币错配对企业的影响具有“双刃剑”效应。对于存在货币错配的企业,汇率变化会产生扩张性效应(贸易企业)和资产负债表效应(Magud.,2004)。如果扩张性效应大于资产负债效应,则对企业有利;反之,如果扩张性小于资产负债表效应,同时货币错配引起企业所支付的外部融资溢价上升,会导致许多企业净值和产出下降,进而无法偿还债务而破产。当然,货币错配对企业的具体影响还应考虑该企业货币错配的规模、企业的性质(是否为贸易企业)以及贸易企业的出口结构、贸易条件、收支的币种结构等其他因素。
更为重要的是,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的货币错配的影响会相互作用。一方面,货币错配对微观主体的影响会传导至银行等金融机构(尽管它们本身可能并不存在货币错配),并叠加和传导至宏观层面,造成整个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影响一个国家宏观经济的稳定。另一方面,货币错配在宏观层面的影响——如浮动恐惧(固定汇率制度),导致企业不会将汇率风险内部化,从而货币错配不断积累。
㈣ 传统货币政策指的是什么
货币一篮(揽)子政策 package/wholesale Monetary policy 一揽子货币。 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当然和其它外币的汇率也相应调整。 中国过去的外贸结算和外汇储备,主要是以美元进行,这样就暗藏巨大的汇率风险。 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提出了“一揽子”货币政策,就是和多种货币保持汇率,以规避单一美元带来的汇率风险。 这样做是不是就万无一失了,在金融界争论很大,很多主要外币,和美元之间存在很大的汇率浮动。对于人民币而言,避免汇率风险的根本不在于与一揽子还是单一的国际货币挂钩,而在于它自身对于汇率波动的承受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巴曙松博士做客“新华访谈”时谈到,实施参考一篮子货币政策可避免汇率大起大落。 巴曙松说,人民币均衡汇率的一个参照系就是参考一篮子货币。这个观察期也是决策机构模拟、测算、观察一篮子货币,同时与市场逐步发现的均衡汇率之间做对照的一个过程。也就是说,一篮子货币也面临一个逐步完善、参考、观察的过程。 第二,实施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的政策之后,汇率的波动实际上是变小了。因为篮子中货币之间的波动可以相互冲销,货币的在合理均衡水平的稳定能力比原来提高了,从而达到了降低波动幅度的效果。 第三,参考一篮子货币的一个重要意义是适应了国际货币金融多元化的趋势,体现了中国对于国际经济发展趋势的一个把握。现在来看,美元至少还有很大的贬值空间(1985年时,美国的贸易逆差占GDP的比重大概在3%,当时美元贬值38%,才逐步调节它的经济实现平衡;现在美国的贸易逆差占GDP的比重大概在5.5%;现在的贬值不到20%,因此理论上还有较大贬值空间)。 他说,这样一个不稳定的货币,如果继续把它作为货币体系的中心的话,对中国的经济的平稳增长是很不利的。一篮子货币实际上顺应了中国的贸易多样化的趋势,中国原来很多的“货币错配”就是因为盯住美元的这个制度形成的。 从经济学意义上来说,实施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政策,避免了汇率大起大落的干扰,从而保持了贸易部门的竞争力和主要出口市场的平稳。至于一篮子货币的构成,作为其中的关键,美元的比重不可能是完全简单的按照中美的贸易占整个贸易的比重来确定的。考虑到中美的贸易比重比较大,美元计价有传统习惯,加上外债和外汇投资美元占比较大,美元交易的流动性较好。 另外货币篮子中有相当的货币是盯住美元的,实际上美元在这个货币篮子中还是主导性的货币,巴曙松认为,至于权重的调整,将取决于我国的贸易和外商投资结构的变化,以及取决于我们参考的篮子中其他货币的变化趋势。而具体的构成比例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哪怕再复杂的货币篮子,在它公布一段时间之后,通过一系列的数据的回归,都可以测算出来。 一篮子货币实际上有助于化解了可能出现的投机压力,加大了投机资本的风险。由于主动权在央行手里,央行可以实施一定幅度的波动,可以干预,相对于固定汇率,浮动汇率显然应对投机压力的能力更强。同时一篮子货币实际上也提供一种将来应对投机压力时备选的汇率制度,在这种一篮子的汇率制度下,让本来对货币国的投机压力可以转换成对其他货币的投机压力。 这个已经很详细了 不用解释了
㈤ 什么是会计错配
会计错配,是指当企业以不同的会计确认方法和计量属性对在经济上相关的资产或负债进行确认或计量由此产生的利得或损失时,可能导致的会计确认和计量上的不一致。
例如:企业使用期货合同对其持有的存货的价格风险进行套期,按照常规会计处理方法,该期货合同应当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而存货则以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这同样会导致企业利润表反映的损益产生较大的波动。当期货和存货价格同时上涨时,期货合约会亏损计入当期损益,而存货浮盈不能计入当期损益。
(5)什么是货币错配扩展阅读:
如今公允价值计量的运用变得越来越普遍,并且公允价值在我国的会计准则中有了明确的定义。不仅在金融资产中运用到了公允价值,在金融负债中的也逐渐开始运用公允价值。
可是公允价值计量在金融负债中的运用要明显少于在金融资产中的运用,在金融负债的后续计量中运用较多的是摊余成本的计量,而非公允价值计量。
在实践中,计量属性的不一致则必然会影响公司企业的财务报表,从而使得会计信息出现不匹配,这种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中的公允价值不平衡应用导致了会计错配的产生。
会计错配令公司的真实价值被遮掩,会计信息被扭曲,不但会影响到公司的经营管理,而且还会影响监管机构对公司进行监督管理,对公司产生不利的影响,因而研究会计错配问题是十分必要的。
㈥ 什么是货币错配请举个通俗的例子来解释,谢谢!
= =去看了下网络知道
恩 货币错配的定义比较多 这个定义比较好:
由于一个权益实体(包括主权国家、银行、非金融企业和家庭)的收支活动使用了不同的货币计值,其资产和负债的币种结构不同,导致其净值或净收入(或者兼而有之)对汇率的变化非常敏感,即出现了所谓的货币错配。
也就是说 一个主体(国家 企业 家庭都可以) 他的收入和支出涉及到2个货币。
举个例子 你们公司在做外贸生意 进口外国的设备在中国卖。加入美国人需要你们公司支付美元,并对你们进行赊销,那么你们欠了一堆美元的债,把这些设备卖出去,得到一堆人民币作为短期资本。这样,以美元计量的负债和人民计量的资本的差异,就形成了货币错配。
货币错配为什么不好呢因为它带来了风险,比如还是你们公司,如果人民币贬值了,那么你欠的美国债就变贵了。公司用人民币算的报表的净权益就减少了。这个就是风险。
拿国家来说,如果一个国家进口外国设备,欠了一屁股外币债务,那么自己的货币贬值的话,他们的外债就很严重了。
由于存在货币错配的经济体对汇率波动很敏感,所以一般推荐用期货对冲风险。
㈦ 存贷款期限错配问题的背景
近年来,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特别是资本市场的活跃,我国居民和企业部门的资产选择行为和投资偏好发生了较为显著的改变,并进一步引起商业银行资产和负债期限结构发生了一些变化,主要表现在商业银行资金来源短期化、资金运用长期化趋势明显,存贷款期限错配问题日益突出。与此同时,随着我国经济开放度的逐步提高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推进,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存在,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的币种结构也发生了变化,货币错配的现象逐渐显现。
商业银行这种“短存长贷”现象,即资产负债期限的错配容易引发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风险。
㈧ 宏观审慎调节参数什么意思
2016年我国在全国推广实施本外币一体化的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通过调节宏观审慎参数使跨境融资水平与宏观经济热度、整体偿债能力和国际收支状况相适应,以控制杠杆率和货币错配风险,对跨境融资实施逆周期管理。
根据央行于11月26日发布《2020年第三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今年上半年经常项目呈现顺差,资本项目呈现逆差,跨境资本双向流动特征明显。一方面,境外资本流入增多,改善了境内资产的持有人结构。另一方面,资本自主流出增多,主因是境内银行等主体自主增加境外资产,境内主体提高了境外资产占比,这种格局是健康的。
(8)什么是货币错配扩展阅读:
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决定将金融机构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从1.25下调至1。
人民银行相关人士介绍,为进一步完善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引导金融机构市场化调节外汇资产负债结构,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决定将金融机构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从1.25下调至1。金融机构应树立“风险中性”理念,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㈨ 95年至今外汇储备的变化对我国经济安全的影响
一、 我国外汇储备快速增长对经济的正面影响
1、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表明了我国经济地位的提高
外汇储备是体现一国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我国外汇储备快速增长标志着我国对外支付能力和调节国际收支实力的增强,稳定和控制币值幅度的能力的增强,国际竞争优势的增强,也表明我国经济平稳的增长,这些又极大地增强了国内外对中国经济前景的信心,提高了我国的国际资信和经济地位,在国际经济往来中更容易处于主动地位。
2、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有利于我国防范外部金融风险
充足的外汇储备可以成为应对国际投机资本的冲击、防御金融危机的不可缺少的资源武器。1997年席卷亚洲的金融危机中各国的不同遭遇显示了外汇储备在一国经济中的重要性。当年如果泰国有充足的外汇储备资金,金融危机可能就不会恶化、蔓延导致整个区域的金融灾难,而我国当年正是因为有1000多亿的美元外汇作为支撑,才使我国政府在国际投机资本的猛烈冲击下依然保持着人民币不贬值。因而,防范金融风险的基础应是规模庞大的外汇储备。
3、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有利于弱化货币错配的风险
所谓货币错配是指,一个经济行为主体(政府、企业、银行或家庭)在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时,由于其货物、劳务和资本的流动使用了不同的货币来计算,因而在货币汇率变化时,其资产与负债、收入与支出会受到冲击与影响的情况。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常项目交易和资本项目交易很难用本币来定值,更难用本币来实施,所以他们的资产/负债、收入/支出便呈现多种货币并存的局面,货币错配由此成为常态。从负债/支出方面看,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到海外去筹资,或通过本国的银行到国际市场筹资。由于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基本不可能筹到以本国货币计值的债务,这些企业或银行只能借入外币资金,于是自然就陷入货币错配困境。从资产/收入方面看,由于
发展中国家需要筹集为进口先进技术设备所需的资金,贸易顺差就成为这些国家追求的目标。同样由于交易难以用本币定值,顺差的实现自然还是意味着外币定值债权的积累,货币错配还是不可避免。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只有两种选择,一是利用储备干预外汇市场,维持原有的固定汇率水平,以免货币错配风险暴露和蔓延;二是接手私人部门的货币错配,由政府来承担所有货币错配的损失。不管做出哪一种选择,最后都需要有巨额的外汇储备来做支撑。一国保持规模较大的外汇储备就能够通过政府对外汇市场干预来减弱和控制货币错配的风险。
4、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有利于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
我国持有大量的外汇储备,能够实现我国中央银行有效的干预外汇市场,支持本币汇率。一国所拥有的外汇储备表明了其干预外汇市场和维持本币汇率的能力。我国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在外汇市场上抛售外汇或收购本币来影响外汇供求关系,达到调节外汇市场、稳定汇率的目的。干预外汇市场所需的资金具有时间不确定、数额巨大的特点,因此,充足的外汇储备可以保证我国能够从容应对突发金融风险,满足有效干预外汇市场、维护本币汇率稳定的需求。因此,持有大量的外汇储备对我国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机制的形成有着重要意义。
5、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实现了境内居民个人购汇用汇额度的再次放
宽我国居民个人用汇额度的提高与我国外汇储备的增加有着密切的关系。从1994年我国个人出境旅游换购60美元,到 2006年5月1日,实行年度总额购汇每人每年等值2万美元,至2007年的2月1日,购汇额度再次提高到5万美元,这是我国外汇储备不断增加的结果。对于经常需要购汇的老百姓来说,这无疑是好消息。我国境内居民个人因私用汇在真实性需求的基础上逐步向便捷、宽松方向发展,较好地满足了居民个人涉外经济活动的需求。这一步步对个人购汇额度的放松,是我国外汇储备快
速增长的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