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堰塞湖是什么意思

㈠ 货币放水能够短期刺激经济发展但也会带来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什么

放松流动性可能更多地是在减缓经济衰退上发挥作用；反倒需要引起注意的是，过度嗑货币这剂药带来的负面作用无异于“饮鸩止渴”。正如一些评论所强调的，作为与美联储同样拿出“无上限”购债魄力的欧洲央行，其推出的购债计划加大了通胀风险。

过度的刺激对解决经济内部痼疾毫无助益；各经济体之间新一轮的货币大战，会使得实际的刺激效果在相当程度上被汇率争相贬值所抵消，提振经济的初衷则变得有点遥不可及。

正如有白天和黑夜交替一样，全球经济也有着其固有的扩张与收缩交替运行的规律。虽然我们可以通过货币刺激，通过改变一些内外部因素缩短或延长经济衰退的时间周期，但如果处理不当的话，这种努力很多时候往往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

特别是在经济衰退期间，一些矛盾如果不能有效地化解的话，矛盾延后堆积形成的“堰塞湖”更加令人担忧。

(1)货币堰塞湖是什么意思扩展阅读

从最新的高层要求来看，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需要齐同发力来拉动经济，简而言之积极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

毋庸置疑的是，财政与货币均能通过各种方式拉动我国经济增长，比如财政这次的降税减费，对基础建设的投资等，一方面能给企业减轻成本压力，让企业释放一定的活力，另一方面通过投资基建直接拉动经济。

货币政策拉动经济就更不用多说了，短期会有立竿见影的疗效，长期就不好说了。但归根结底，这两项政策是辅助功能更多一些，最直接能够拉动经济发展的是技术进步。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近乎真理，技术进步能够带动经济长周期繁荣，重大的技术革命一般能带动经济几十年的繁荣发展。“从18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机械化，到19世纪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电气化，再到20世纪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信息化，一次次颠覆性的科技革新，带来社会生产力的大解放和生活水平的大跃升”。

更是带动了经济的大繁荣（1870年以后发生的电力技术革命到1929年，经济增长了近60年，1980年以后发生的信息技术革命到金融危机经济增长了近30年）。

㈡ 当下的货币政策改革有哪些困难

当前，中国货币政策所面对的局面错综复杂，可谓新疾旧患叠加，内外矛盾纠缠：

一、短期刺激救灾与长期结构性改革（系统性金融风险）之间的矛盾

受全球疫情冲击，中国经济恢复缓慢，大量外贸订单被取消，市场萎缩，收入、负债及失业压力大增，中国应该实行更加宽松的货币政策，下调利率，降低企业与家庭的债务负担，为市场输血，以度过难关。

图：中国金融周期与美国金融周期，来源：智本社

2015年，国际金融周期触底，中国金融周期接近顶部，中国与国际金融周期再次背离。

2015年后，中国推动供给侧改革，去杠杆，去产能，强化金融监管，紧货币，紧信贷。供给侧改革试图促使中国经济从金融周期顶部撤离。就在这个时间点上，美联储开始加息，美国金融周期向上，企业杠杆率逐渐上升。

不过，到2018年，信贷紧缩引发市场流动性困境，去杠杆调整为结构性去杠杆，经济杠杆率一直居高不下，直到现在，中国金融周期还处于高位。

从2015年到2020年，美国金融周期向上，但整体比较温和。同时，受制于金融监管及沃尔克规则，杠杆率差异化较大，美国居民杠杆率、金融部门的杠杆率不高，企业的杠杆率较高，政府、资管机构的杠杆率（股票、ETF）很高。

风险隔离及杠杆率分化，是这次股灾未直接穿透整个金融系统的主要原因。

这次疫情刺破了资产泡沫，美股暴力去杠杆，美联储将利率下降到零，无限量购买美债和抵押债券。预计，美国金融周期短期内向下。

这样，中国的金融周期与国际金融周期背离程度将扩大。中国金融周期依然处于高位，居民杠杆率、企业杠杆率依然很高。2020年3月，全国首套房贷款平均利率为5.45%，这个水平远远高于欧美国家。

过去，中国金融周期与国际金融周期长期背离，但国内金融风险依然相对可控。但是，中美贸易战改变了这种局面。

中美贸易战后，中国已确定金融开放的大方向，且有些实质性的动作。金融开放，核心是资本自由进出，汇率自由波动，金融准入门槛下降。

中国处于金融周期的高位，国际金融周期相对低位，如果突然打开金融大门，过去积累的资产“堰塞湖”存在泄洪风险。这就是金融周期相背离出现的外溢性风险。

第一风险点是人民币贬值。

若金融开放，汇率管制和资本管制开放，人民币需要重新在国际上寻找合适的价位。中国现处于金融周期高位，资产存在高估的风险，金融开放引发的资本外流可能导致人民币贬值。

今年三月，国际油价暴跌，有人认为对中国是利好。其实，油价暴跌到每桶40美元以下，会降低中国出口的竞争力，加大人民币贬值的压力。

为什么？

因为国际原油价格一旦低于40美元/桶，中国成品油价格则不再相应下调。如今国际原油价格20多美元，中国商品中的“原油成本”（转移到运输成本中）要远高于他国。如此，中国商品要不降价（亏本）出口，要不人民币贬值。

第二风险点是房地产价格下跌。

目前，中国几乎所有资产都是由人民币定价的，不少资产价格包括利率本身可能偏高，人民币贬值压力较大。

如果人民币贬值，大多数资产都需要在国际市场中重新被估价，伴随着金融周期上行而持续攀升的房地产面临较大的风险。有些人会考虑抛售高位的房地产，将资金配置在美元资产上。

第三风险点是利率下跌。

未来几年，欧美国家依然会保持低利率。目前，中国利率水平远远高于欧美国家。央行正推行LPR（贷款基础利率），试图逐步下调利率，让利率水平与国际逐步接轨。不过，由于担心利率下调刺激物价及房价上涨，当前利率下调的力度有限慢。

但是，如果中国利率不下调，金融大门打开，利率立即下跌，企业转而向外资借钱，信贷市场和商业银行风险巨大。

汇率贬值，资产价格下跌，容易触发债务危机。这是金融周期顶部的真正风险。

所以，中国金融开放的步调，必须与金融周期的调整步调相契合。货币政策需要推动金融周期下行，降低“堰塞湖”风险，与金融开放的步调保持一致。

文 | 智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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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 货币超发的后果

SMM网讯：一篇关于中国的广义货币存量(M2)的报道引发了人们的广泛关注，甚至在专业经济学家之间引发了热烈的讨论。报道说，截至2012年末，中国M2余额达到人民币97.42万亿，居世界第一，接近全球货币供应总量的四分之一，是美国的1.5倍，比整个欧元区还要多得多，与之相应，中国的M2/GDP指标也位居全球前列。从增量角度看，2009-2011年间全球新增的M2中人民币贡献了48%，这样的增长规模和态势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史上都是少有的。 有人将巨量货币存量形容为堰塞湖，有人则从各国M2口径差异、M2/GDP指标能否国际比较、货币存量流量与通胀之间的关系等技术性角度对该报道的结论进行了反驳。不难发现，这是前期“货币超发”争论的延续。笔者在十一月6日《跳出技术层面看“货币超发”争论》一文中对货币量与通胀问题已进行了详细分析，基本观点是：货币数量论是一种不完美的定量分析方法，但这不改变过去数年货币供应过量这一定性结论。此处不再重复，笔者在此分析另外三个问题。 笔者认为，确实不能简单比较各国的M2/GDP指标。M2/GDP比率受金融体制、金融市场发育程度乃至整体经济发展阶段等因素的直接影响，在上述因素差异巨大的各个国家之间进行横向比较，确实意义不大。相对而言，纵向比较所透露出来的信息量更丰富一些，分析中国M2/GDP的历史变化数据，并将其与金融创新和货币化进程综合起来，也许能得到更多的启示。不过，由于没有理想的分析模型，它也很难得出确凿的、定量的结论。
但是，如果将M2/GDP作为一个参考指标，与同期的实际利率等数据结合起来，说服力就会大大增强。因为货币供应是否过剩，利率是货币供求力量平衡的结果，如果实际利率持续低迷，甚至长时间为负，那么，就可得出货币供应过多的结论。事实上，过去10年，中国有一半以上的时间(按月度计)是处于负利率状态。再进一步，将M2/GDP的动态变化与最终物价水平结合起来，可以直接证明货币供应过多。事实上，这一傻瓜方法直指货币与物价之间的核心逻辑关系，可以避免许多无意义争论。 巨量货币存量数据备受关注，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很想知道它会对未来的物价和资产价格产生何种影响？甚至有人很想知道该如何“回笼”货币，消除如此过高的货币存量。
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具备存量和流量的观念。存量是过往每年货币流量累积的结果，显然，要消除过高的货币存量，必须出现货币收缩(不是增速下降，而是增速为负，绝对数下降)，这是难以想象的，因为它会造成严重的通货紧缩和实体经济的剧烈收缩，甚至发生经济萧条。世界现代货币史上，这种情况也仅出现极少的几次。并且，回笼货币一词多是指央行在公开市场上的微调性操作，是短期性质的。回笼存量货币的想法，是不现实的，是难以想象的。
在某些分析模型中，过量货币供应会形成物价上涨，但冲击是一次性的，物价上升到一个平台之后，如果货币供应与实体经济的需要相适应，那么，物价就会停留在这个平台之上。所以，前期过量供应累积形成的货币存量，已经与当期物价无关，关键是控制住当期货币供应，以使其恰好满足当期的经济需要。“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关键是把握好现在。”按照这种逻辑，货币堰塞湖这个概念就根
本不存在，纯粹是缺乏专业知识的耸人听闻。
但是，这类模型显然存在严重缺陷。因为从货币供应过量到通货膨胀形成之间，存在时滞。上一期过量货币供应，会影响当期物价，甚至上上期、上几期货币供应都会影响到当期物价。这里面有经济活动传导需要时间的因素，也与全社会通胀预期有关。一般来说，前N期的货币供应过量越严重，持续时间越长，时滞也就越长，通胀预期也就越顽固，一旦通胀预期在人们心中生了根，要根除通胀就需要费很大的力气了，有时非要付出一次衰退的代价不能成功。1970年代美国就是这种情况。
显然，过去数年中国出现了严重的货币信贷过量问题，并且从任何指标看，持续时间都算很长。尽管中国巨额货币存量是中国经济头顶上的堰塞湖说法不是十分精确，但确实有几分道理。不假思索地否定货币堰塞湖的存在，会严重忽略过去数年来因货币信贷持续宽松累积下来的压力给眼前和今后经济运行造成的影响。决策者如果忽略这种影响，我相信会犯下很大的错误。 要逐步消除货币泛滥留下的后遗症，给堰塞湖泄洪，笔者认为有几点十分重要。
首先，要控制好当期的货币信贷，避免给当期和后期物价制造新的压力。
其次，要引进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框架。尽管正式实行通胀目标制的条件还不一定具备，但采纳通胀目标制的部分或大部分做法是很必要的。
要强化货币政策单一目标，强化央行的独立性，必要时需要修改相关法律，去掉《中国人民银行法》中的一些含糊表述。通胀目标制的一个最大好处是，强调央行的工作任务是实现稳定物价这一最终目标，而运用什么货币政策工具，以什么为中介目标，则予以淡化，由央行视具体情况弹性处理。鉴于货币量指标与最终物价之间关系随着金融创新日益复杂而变得越来越不稳定，时机成熟时可以放弃货币量目标，即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不再公布货币供应量目标，同时要重视对利率的监控和利率工具的应用。
这样，社会评价央行的工作成绩时，只要集中于是否实现了稳定物价这一点，而不必再过多关注其具体的操作，这样非常有利于对央行问责。
第三，在通胀目标制框架中，通胀的目标应该从严。这可以降低通胀预期。近些年来，消费物价持续上升、资产价格罕见地上涨，通胀预期已经在会社会生根，非常顽固，只有实行更严格的通胀目标，才能逐步扭转公众的预期。
从中长期看，货币是中性的，通胀不会增加实际产出，只会导致损失。过去几年，我们一直将通胀目标定在3%或4%，如果考虑到统计上的低估，这一目标明显偏高。实行通胀目标制的发达经济体多数定为2%，把我们的通胀目标下调到2.5%不仅必要，从现实情况看条件也具备：一是中国经济的体量在逐步增大，政策的自主性在增强；二是宏观经济稳定性不断改善，以通胀来降低出现较大产出缺口风险的做法没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