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代国际货币如何流通
❶ 货币最开始是如何进入流通市场的
你的问题比较多，我一条一条回答：
1、你说：“央行发行货币通过买国债，再贴现，外汇等方式把钱注入了流通环节，但是这些方式的票据都有时间期限啊，到期的时候，央行都要把票据、国债券还给原持有人，同时收回人民币。这样的话，发放到流通市场的钱又回到央行。外汇也有人拿人民币买，这部分人民币也回到央行了。所以也没有增加新的流通货币总量。”
是这样，你看我国的国债规模，是每年都在增加的，就是说旧的国债到期了，新的更大规模的国债又发出去了，国债是国家发的，大家买，然后国家有钱了，就搞建设，比如盖医院，修公园等。
央行发货币，最直接的就是逆回购，用钱买银行的票据，银行有钱了，通过贷款，贴现，就发出货币了。“
2、你说：”我的问题是，之前在市场上一直流通的货币是以何种方式来的？打个比方说，有个国家刚建立，还没有货币，那这个国家怎么发货币给人民，让人们拿货币来进行各种购买交易呢？“
最早的货币肯定是由少到多，攒起来的，比如人们最早使用白银做货币，一开始白银少，后来越开采越多，同时社会上东西也在增多，所以物价变化并不大。
至于你的假设，一个国家刚成立，没有货币，那大家都不是长毛野人吧，上个政权肯定也有货币啊。举个例子，共产党赶跑国民党后，就用新货币更换了国民党时的货币（银元券），百姓可以到共产党的银行，去按照一定比例兑换。
3、你说：”每人免费发一份肯定不行，那么用手里的东西做抵押，从央行换钱吗，那手里无产的人怎么办？还是怎么个方式？“
钱不会免费发，想要可以拿东西换，家里有棉布，可以给你换钱，你去买盐吃。多干活才能攒钱。无产就没有钱，这个没有办法。政党会给你活路的，你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会，那你就去修水库，抬石头，政党会给你钱。
4、你说：”有了基础流通的货币，以后要不断增加它的量，是靠现在的票据到期后再发新票据，周而复始的循环的方式增加供给量吗？“
你说的很对，货币发行就是周而复始，一刻不停的，好比越开越大的水龙头，这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因为社会在发展，比如出现了一个新行业，叫做大数据分析，这就需要资金才能去建设发展啊。
回答完了，希望对你有帮助。
❷ 货币的流通手段
价值尺度：货币执行价值尺度时，并不需要现实的货币，只需要观念上的货币。
流通手段：货币执行流通手段时，只能用现实货币，不能用观念上的货币。
贮藏手段：作为储藏手段的的货币应是足值的金属货币。
支付手段：可以是现实货币，也可以是转帐手段。
国际货币：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只有贵金属金银充当世界货币，现在某种纸币，如美元也用世界货币职能。
拓展资料：
货币(Money)是商品交换的产物，是在商品交换过程中从商品世界分离出来的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俗键带称金钱。
通货(Currency，CCY)是度量价格的工具、购买货物的媒介、保存财富的手段，是财产的所有者与市场关于交换权的契约，本质上是所有者之间的约定。包含流通中的货币、银行券等。
基本含义
关于货币的本质仍然存在大量的争论。经济学的货币概缓册念五花八门，最初是以货币的职能下定义，后来又形成了作为一种经济变量或政策变量的货币定义。传统上，货币定义主要有以下几种:
人们普遍接受的用于支付商品劳务和清偿债务的物品;
充当交换媒介，价值、贮藏、价格标准和延期支付标准的物品;
超额供给或需求会引起对其它资产超额需求或供给资产;
购买力的暂栖处;
无需支付利息，作为公众净财富的流动资产;
与国民收入相关最大的流动性资产等等;实际上，上述6条都属货币的职能定义。
最新的货币理论认为货币是一种所有者与市场关于交换权的契约，根本上是所有者相互之间的约定。吾以吾之所有予市场，换吾之所需，货币就是这一过程的约定。这一理论能够经受严格证伪和逻辑论证，解释所有货币有关的经济学现象，并为所稿哪芦有的经济学实践所检验，为几百年的货币本质之争划上了句号。
货币本质的逻辑推理和证明:
当市场处于物物交换阶段时，交换能否发生取决于交换双方的供给与需求互补性，这种互补性并不总是存在的，可能甲余A 缺B，而乙余B缺D，如果只存在甲乙双方，那么交换就无法进行。
假定存在丙，他余D缺A，那么在某个约定下，交换就可以在甲乙丙三者间以双方交换的形式发生。 这个约定就是:乙与丙约定可以用A来换取D，这样他就可以用B来和甲交换A，尽管A并不是他最终需要的，它充当了交换媒介的角色。
我们把在这个事例中的角色延伸开来，把甲指代成买家，乙指代成卖家，丙指代成市场，它既可以是某个丙，也可以是内部存在交换的组合。这样A就充当了通货的角色，即甲用A来向乙购买他所需的B，而乙则持有A并用它来和丙交换D。
❸ 货币的流通手段
流通手段：比如看中 10000 元的电脑，于是拿着钱就买了，将钱给商场，将电脑
拿回，几乎是同时进行的行为，此时货币充当商品交换的媒介，所执行的职能称为流通手段。
只要提到去商场买东西，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时候，都可称为流通手段。注意：不能狭隘理解同时，不是一分钟都不差，只要是几乎同时进行即可，比如出去吃饭，吃完饭才会结账，吃饭过程中也不是欠钱，吃饭的过程可以持续一个小时，此时也可以称为流通手段。注意：
网购在学界比较有争议，马克思时期未出现网购，因此那个时候不是，而现在出现了网购，倾向性认为网购属于支付手段，因为网购有前后分离的过程，把钱给了支付宝平台，等货还需要好几天，货到了确认收货之后，才会把钱打给卖家，属于一种延期支付，称为支付手段。而吃饭忘带现金，微信扫码给了 20 元，也是同时进行，像这种及时的支付，则属于流通手
段。一定要确认支付行为，如果有延期、分离，则是支付手段，如果是几乎同时进行，则是
流通手段。考试一般只会考查比较典型的例子
❹ 国际货币制度的演变过程是怎样的
迄今为止，国际货币制度经历了从国际金本位制到布雷顿森林体系再到牙买加体系的演变过程。
世界上首次出现的国际货币制度是国际金本位制，1880-1914年的35年间是国际金本位制的黄金时代。在这种制度下，黄金充当国际货币，各国货币之间的汇率由它们各自的含金量比例决定，黄金可以在各国间自由输出输入，在“黄金输送点”的作用下，汇率相对平稳，国际收支具有自动调节的机制。由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各参战国纷纷禁止黄金输出和纸币停止兑换黄金，国际金本位制受到严重削弱，之后虽改行金块本位制或金汇兑本位制，但因其自身的不稳定性都未能持久。在1929-1933年的经济大危机冲击下国际金本位制终于瓦解，随后，国际货币制度一片混乱，直至1944年重建新的国际货币制度——布雷顿森林体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资本主义世界各国都出现了剧烈的通货膨胀。战后，欧洲各国经济实力大大削弱，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国，黄金储备迅速增长，约占当时资本主义各国黄金储备的3/4。西欧各国为弥补巨额贸易逆差需要大量美元，出现了“美元荒”。国际收支大量逆差和黄金外汇储备不足，导致多数国家加强了外汇管制，对美国的对外扩张形成严重障碍，美国力图使西欧各国货币恢复自由兑换，并为此寻求有效措施。
1944年7月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召开由44国参加的“联合国联盟国家国际货币金融会议”，通过了以“怀特计划”为基础的《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总称《布雷顿森林协定》。这个协定建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资本主义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主要内容是：(1)以黄金作为基础，以美元作为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实行“双挂钩”的国际货币体系，即美元与黄金直接挂钩，其他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2)实行固定汇率制。(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预先安排的资金融通措施，保证向会员国提供辅助性储备供应。(4)会员国不得限制经常性项目的支付，不得采取歧视性的货币措施。这个货币体系实际上是美元——黄金本位制，也是一个变相的国际金汇兑本位制。
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起过积极作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种种缺陷也渐渐地暴露出来。20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外汇收支逆差大量出现，黄金储备大量外流，导致美元危机不断发生。1971年8月15日美国公开放弃金本位，同年12月美国又宣布美元对黄金贬值，1972年6月到1973年初，美元又爆发两次危机，同年3月12日美国政府再次将美元贬值。1974年4月1日起，国际协定上正式排除货币与黄金的固定关系，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瓦解。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国际货币制度又一次陷于混乱，导致国际金融形势动荡不安。1976年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货币制度临时委员会”在牙买加举行会议，达成了著名的“牙买加协定”。同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通过《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二次修正案》，并于1978年4月1日正式生效，从而形成了新的国际货币制度牙买加体系。
牙买加体系的实行，对于维持国际经济运转和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牙买加体系并非是理想的国际货币制度，它目前仍存在着一些缺陷，国际货币制度仍有待于进一步改革和完善。
❺ 国际货币制度是如何发展演变的
1.由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各参战国纷纷禁止黄金输出和纸币停止兑换黄金，国际金本位制受到严重削弱，之后虽改行金块本位制或金汇兑本位制，但因其自身的不稳定性都未能持久。在1929-1933年的经济大危机冲击下国际金本位制终于瓦解，随后，国际货币制度一片混乱，直至1944年重建新的国际货币制度——布雷顿森林体系。
2.国际货币制度简介：
亦称“国际货币体系”。指国际间货币流通的组织形式。世界各国为了解决国际贸易和国际结算中对于国际支付手段和国际储备资产的需要，对涉及到国际货币流通的各个方面，包括各国货币的兑换性、汇率制度、国际收支的调节机制、国际结算制度、国际储备体系、国际货币关系及其他国际金融事务，在国际范围内自发地或通过政府间协商安排而确立的一整套系统的原则、办法、规章制度和机构。
3.有关制度：
固定汇率制主要表现为钉住汇率制。它是指一国采取使本国货币同某外国货币或一篮子货币保持固定比价关系的做法。这种钉住不同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钉住美元的做法，因为那时美元是与黄金挂钩的，而美元的金平价又是固定的。而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一些国家所钉住的货币本身的汇率却是浮动的。因此固定汇率制本质上应该是浮动汇率制。
4.国际发展：1944年7月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召开由44国参加的“联合国联盟国家国际货币金融会议”，通过了以“怀特计划”为基础的《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总称《布雷顿森林协定》。这个协定建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资本主义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主要内容是：(1)以黄金作为基础，以美元作为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实行“双挂钩”的国际货币体系，即美元与黄金直接挂钩，其他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2)实行固定汇率制。(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预先安排的资金融通措施，保证向会员国提供辅助性储备供应
❻ 【金融】详述货币制度的演变过程
货币制度的演变过程：国际货币制度经历了从国际金本位制到布雷顿森林体系再到牙买加体系的演变过程。
一、银本位制
规定一以白银为货币金属，享有无限法偿能力；规定白银铸币的重量、成色、形状及货币单位；银币可以自由铸造和熔化，银行券可以自由兑换成银币。
国际间白银和银币可以自由输出入。流通中的纸币可以与银币自由兑换。
二、金银复本位制
金铸币和银铸币同时作为本位币的货币制度，17世纪中期始于英国，随后流行于欧洲。根据金币和银币在流通中的作用，可以分为平行本位制、跛行本位制和双本位制。
金银两本位制的内容是：金银两种金属均为币材，以金银铸币为本位货币。金银货币具无限法偿能力。金银币可以自由铸造和熔化，金银和金银铸币在国际间能自由输出入。纸币和其他货币可以自由兑换金银币。
三、金本位制
典型的金本位制的产生从货币制度演变的角度而言，是由于劣币驱逐良币的规律发生作用，同时也与 19 世纪以后黄金产量的增加使币材增加有关。
金本位制的最典型的特点是：规定金铸币为本位货币，黄金可以自由铸造和自由熔化。流通中的其他货币可以自由兑换为金币，黄金在国际间可以自由输出入。由于黄金的价值相对比较稳定，促进了各国商品经济合国际贸易的发展。黄金由于产量有限储备有限，不能够完全满足不断扩大的商品流通对流通手段的要求。
不兑换的信用货币制度以纸币为本位币，且纸币不能兑换黄金。它突破了因币材不足造成的对生产力发展的限制，并节约了贵金属。
(6)30年代国际货币如何流通扩展阅读：
货币制度又称币制，是一国政府以法律形式确定的货币流通结构和组织形式。典型的货币制度包括货币材料与货币单位；通货的铸造、发行与流通；货币发行的准备制度等内容。
货币制度也指国际货币体系，即国际间货币流通的组织形式。各国为了解决在国际贸易、国际结算中国际支付手段、国际储备资产等国际货币问题的需要，对于涉及国际货币流通各个方面，包括货币的兑换与汇率制定、国际收支调节、国际结算制度、国际储备体系、国际货币关系、国际金融市场等，在国际范围内自发地或经过协商谈判调节确定的一整套系统的原则、规制、办法、机构，形成国际货币体系。
最初的国际货币体系国际金本位货币制度于19世纪70年代～20世纪初，适应当时国际经济关系的需要和各国国内货币制度的现实情况自发形成。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世界性经济危机时，逐渐瓦解，分裂为若干货币集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西方国家中形成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到70年代后由于美元地位的削弱而逐渐瓦解。改革国际货币制度，建立起一套新的合理的国际货币制度已成为举世瞩目的问题。
❼ 国际货币体系是如何演变的
1880至1914年，国际金本位制度
1918至1939年，国际金本位制度的恢复时期
1944至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
1973至1976年，向浮动汇率制度过渡时期
1976年至今，牙买加体系
网络
❽ 货币是怎样发行及流通的
一、人民币的发行程序大致分为四步：
（1）提出人民币的发行计划，确定年度货币供应量。
（2）国务院批准人民银行报批的货币供应量计划。
（3）进行发行基金的调拨。
（4）普通银行业务库日常现金收付。
二、货币流通形式：
(1)货币流通是由商品流通和资金流动引起的、作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货币运动
(2)货币流通的形式包括现金与非现金流通：
现金流通是直接以现金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货币的运动，主要是同消费资料零售市场的商品流通、居民个人的小额支付相联系的货币流通。
非现金流通或存款转账结算主要是同生产资料市场和消费资料批发市场的商品流通、企事业单位的大额支付以及与金融交易相联系的货币流通。
(三)货币充当流通手段，根据其灵活程度不同，分为三个层次：
M0=现金
M1 =M0 + 企事业单位的存款+城乡居民的活期存款
M2 =M1 + 城乡居民的定期存款+ 企业专项基金存款+可贴现的国库券
(8)30年代国际货币如何流通扩展阅读：
性质分类
货币发行就其性质来说，可以分为经济发行和财政发行。经济发行是为了满足商品流通的需要而发行的货币。
这种发行是符合货币流通规律要求的，因此，它既能满足国民经济需要，又能保持币值稳定。财政发行是为弥补财政赤字（见财政收支）而发行的货币。这种发行超过商品流通的实际需要，往往会导致通货膨胀。
❾ 国家与国家的钱币都是怎么流通的比如：美国卖中国东西，中国给美国人民币，在美国 人民币不就成废纸...
中国给美国人民币的话，美国是不会带回去的，一般来说，美国会要求中方支付美元等“国际流通货币”，国际流通货币有十几种，包括美元、英镑、欧元、日元等，人民币目前还不是国际流通货币，如果特殊情况支付了人民币，美国会把它在中国消费掉，比如支付劳动力工资，购买商品等，国际流通只接受国际流通货币。
一种货币要能成为国际硬通货必须具备三个条件：1.发行国之综合国力要够大、够强；2.发行国的内部要高度整合凝聚；3.在国际间广为接受及流通，能成为贸易结算货币及储备货币。除此之外，在已被国际接受之后，更要严守货币纪律，不可滥印滥发。 以这些标准来集中衡量主要货币，则日元在第一个条件上“略输文采”；欧元在第二个条件上“稍逊风骚”；至于美元，具备了所有三个条件，却未能珍惜，近年来完全无视货币纪律，不惜饮鸩止渴，滥印美钞，终致开始面临来自全球的质疑、批评与挑战。我曾指出，这正是“秦失其鹿，天下人共逐之”的场景。
❿ 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
这次币制改革就是法币改革，1935年11月3日，南京国民政府颁布《民国廿四年十一月实施新货币政策命令及章程》，开始在全国实行法币改革。法币改革的主要内容有：一、集中钞票发行权。宣布“自本年11月4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所发行之钞票为法币”。规定其他银行不再享有发行权，其正在流通的纸币逐渐收回，停止使用。二、规定法币是“无限法偿货币”，国内“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再行使现金，凡银钱行号、公私机关或个人持有银币生银等类者，应即兑换法币使用”。三、废除银本位制。全部白银收归国有以充作法币准备金，“如有故存隐匿，意图偷漏者，应准照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惩治”。四、规定法币不予兑现，但可在指定金融机关无限制买卖外汇，法币与英镑实行固定汇价。
法币改革的历史动因
第一，国际金融形势的影响。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危机中，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德、日本、加拿大等国先后放弃金本位，企图以此向用银国转嫁危机。1933年3月，美国亦放弃金本位，使美元贬值，并单方面违背1932年7月世界8个主要产银、用银国通过的“白银协定”，在国际市场上高价收购白银，企图以“提高银价，即为提高四万万人民的购买力”的办法，将美国的经济危机转嫁给中国人民。种种因素使国际市场上白银价格上涨。1935年以前，白银及银元在国际市场上是一般商品，在中国则是通货。国际市场银价的上涨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从1934年6月到10月的5个月内，上海输出的白银（含银元）数量高达2．229亿元。这一数量相当于1933年输出量的3倍。有的外国在华银行甚至雇佣兵舰抢运白银出口以谋取暴利。白银外流的剧增，减少了上海的白银储备，从1934年3月到1934年12月，上海各银行（包括中、外银行）的白银存量从5．894亿元减少到3．35亿元。1934年到1935年，中国又大约外流白银1．8亿元。
白银的大量外流对中国造成严重后果：一是国内人心恐慌；二是中国外贸严重入超；三是银根紧张，市面周转不灵，银行、钱庄、商号接踵倒闭；四是通货不足，物价下跌，以上海为例，1935年物价比1932年下跌了23．9％，乃至工厂难以维持，被迫倒闭。总之，国际国内的经济形势导致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并引发1935年的白银风潮。对于白银风潮，南京国民政府也曾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进行补救，如1934年10月起对出口白银课征重税，企图拦阻或减少白银的外流；加快实施币制改革的步伐，以此切断国际市场上银价涨落起伏对中国金融市场的严重影响。
当然，30年代初开始，基于世界经济恐慌的“各重要国家相率改定货币政策，不许流通硬币的潮流，对南京国民政府实行法币改革也起到了示范和推动作用。
第二，防备日本扩大对中国侵略的战略需要。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举国震动。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虽一味依赖国联，幻想通过国际调解，以妥协的办法解决东北问题。但面对日本无视国际法准则、咄咄逼人之势，毕竟也不愿意日本人吞并整个中国。在此形势面前，钱昌照（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向蒋介石提出组织国防设计委员会的建议。钱氏的本意是积极的，他认为：日本迟早会大举侵犯中国。为了及早做好应战准备，未雨绸缪，他提议组织专门机构，聘请一批科技专家和教授，从事有关国防建设方面的调查、研究和有关计划的制定工作。
钱昌照的建议十分符合蒋介石的心意。因为，这一机构的设立给蒋带来了主动。1．有助于增强蒋介石在国民政府中的势力。通过这个机构打出准备抗日的旗帜可以拉拢一批各方面、各专业的知名人士及社会名流为己所用，增强他在国民政府中的地位，改变其力量主要在军队而政治经济方面势犹未及的局面。2．通过这一机构更好地与英、美等国拉关系。国防设计委员会拟联络的学者与名流大多留学过西方，他们受西方培养，深得英、美等国的信赖，蒋介石试图利用和通过他们的周旋去争取美、英等国从经济上、政治上得到更大的支持。3．这一机构如能设立，客观上有利于南京政府预做一些防备日本扩大侵略的准备工作。
经过半年多的筹备，国防设计委员会于1932年11月正式成立。在国防设计委员会的首批39名委员中，有徐新六、吴鼎昌等银行家、金融家代表，以后陆续又有张嘉áo等著名银行家加入其中。这批银行家、金融家在国防设计委员会中，积极参与币制改革的设计，或多方活动，或参与策划。在浙江兴业银行经理徐新六逝世后，有人清理他的遗物时，曾发现他生前草拟的中国币制改革意见书。这份币制改革意见书与南京国民政府公布实施的法币改革方案有许多相同之处。国防设计委员会以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去研究中国币制改革，将中国币制改革问题纳入“国防设计”之中，已多少有了预防日本扩大侵略的战略意图。
第三，“废两改元”的成功，在技术上为法币改革铺平了道路。1932年7月7日，宋子文在上海召集银、钱业代表会议，会上确定了废两改元的三点原则：①废除银两，采用银元；②采行银元制度后，旧铸银元可照旧使用；③确定银元法价，开始铸造新银币。这些原则的确定，实际上迈出了“废两改元”的第一步。紧接着，1933年3月1日、4月5日、4月6日，南京国民政府先后发布《废两改元令》、《废两改元布告》、《训令》等文告，规定从当年4月6日起在全国正式推行废两改元。“废两改元”最重要的举措就是，规定由该年4月6日起，一切公私款项的收付、交易和契约票据，概用银元，停用银两。“废两改元”的推行，实现了在全国范围内通行形状、重量和成色划一的银元，大大简化了货币种类，改善了中国通货市场的紊乱状态。其结果，一方面，利于商品流通和经济生活的活跃，适应了经济生活的发展需要；另一方面，“废两改元”作为简化货币、整顿货币流通市场的关键一步，又为在中国废止硬币、进一步实行法币改革扫清了货币紊乱方面的障碍。
第四，英、美等西方主要国家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法币改革采取了支持的态度，派出了诸如甘末尔、杨格、李滋·罗斯等经济专家来华参与法币改革的设计工作。尤其是英国方面的李滋·罗斯对法币改革起了重要的作用：1．李滋·罗斯来华排除了中国对日、英关系存在的疑虑。在此前几次有关中国货币改革的谈判中，英国和美国都曾询问过并企图得悉中国方面币制改革计划的详情，但均被中国方面加以拒绝。因为，当时英国正在与日本讨论这个问题，中国对英、日间的关系尚未探底，担心英国会将“中国的计划告知日本”。而李滋·罗斯亲自来华，英国与中国单独开谈，这件事被南京国民政府看作是英国支持中国币制改革的亮相。2．李滋·罗斯来华后赞同并支持了美国专家杨格（时任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顾问）等人的方案。李滋·罗斯经加拿大、日本于1935年9月到达中国伊始，杨格便在南京向他谈及中国“整个局势”以及在币制改革方面“应当推行的方案”。10月2日，宋子文、孔祥熙等人又将杨格方案为基础的官方改革方案通告给李滋·罗斯。对于该方案，李滋·罗斯不仅“一般地表示同意”，而且还“出力协助提供意见。”
当宣布实行法币改革的第二天即1935年11月4日，英国驻华大使在英国法律授权下，公布“国王规章”并引述中国法令，明令禁止在华的英国国民继续用银偿债或支付其他金钱业务；规定英国在华侨民要接受法币以代替白银和银元。这些举措表明了英方对中国“法币”的信心及“给予中国的改革举动以强有力的支持”。美国也在与国民政府谈判之后，继续按每盎斯0．45美元的价格收买更多的中国白银，以表示对中国的支持。“国际收支变为顺差，中国因此得到大量外汇，这些数目加上出售白银所得，使中国的通货储备于1937年中期达到相当于三亿七千九百万美元的巨数。”
英、美等国支持中国的法币改革，有其复杂的因素：既有出于自身利益欲插手中国的币制改革以加强对中国货币制度的影响，又有基于当时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种种考虑。不管怎样，英、美支持国民政府的法币改革是有利于法币在全国推行的。
综上所述，南京国民政府法币改革的推行，绝非是个别人主使和带有偶发性的金融事件。法币改革的完成，既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呼唤，中国货币制度内部矛盾发展所使然；又是当时国际的政治、经济格局所导致。
法币改革的历史正效应
法币改革是史无前例的。它所产生的正、负历史效应都是巨大的。因此，对于法币改革的评价就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极为复杂的问题。
必须承认，法币改革后，政府用不兑现的纸币代替银币，为政府滥发纸币、实行通货膨胀提供了方便条件。从抗日战争爆发至1948年8月21日实行金圆券止，国民政府法币发行额高达664万亿元，比抗战前夕增长了47．4万倍。之后，发行的金圆券比法币败亡得更快更惨，在1948年8月到1949年6月的十个月中，就膨胀了“六十五万倍”。在长达十余年的恶性通货膨胀中，“国民党政府增发钞票1400多亿倍，而物价上涨八万五千多亿倍”。通货膨胀使全中国人民遭到空前浩劫，“人民被掠夺了价值一百五十亿银元以上的财富”。
但是，随着历史沉淀期的延长，人们将越来越看清法币改革所带来的历史正效应。
第一，以法币统一全国的货币，是货币发展史上的巨大进步，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中国在实行法币以前，货币制度混乱至极。本位的银元有“袁头”和“孙头”，它们成色各异不能通价交换；作为辅币，各地有规格和成色不同的“银角子”或“银毫子”；此外，还有众多的相差悬殊的制钱和铜元等。这些铸币，甲地通用，乙地便不能通用，彼此兑价相差悬殊。至于流通的纸币则至为混乱，在通商大埠流通本国或外国的银元券居多；在内地都会，政府纸币流通为多；在偏僻城乡，多流行各种商店、钱庄或其他非金融组织所发行的私票。当时的中国，从货币流通的角度去看，“每埠为一国，吾国实不啻久已分为十百千小国”。法币改革实施后，前此众多纷乱的货币被中央、中国、交通等银行的“法币”所取代。法币的发行一举结束了货币混乱的状况，实现了中国币制的统一，整饬了货币流通秩序，对于扫除繁杂货币对经济发展的障碍有巨大的历史作用。
第二，法币改革的成功推动了经贸和国内生产的发展。从对外经贸方面看，在实行法币改革以前，中国的金融行市总受到世界银价涨落的拉打而发生不稳。法币发行后，将全国约6．62亿元白银全部收归国有，既不准买卖又不准流通，使法币完全与现银脱钩，这就使中国的货币完全摆脱了世界银价涨落的影响。如美国于1935年12月停止在伦敦购银，一周内银价降低了10％，但因法币与世界银价脱钩，国内没有引起过大波动。同时，改革中稳定法币对英镑的汇价，中国既可以用法币购买外汇支付所欠各国的外债，避免用白银偿还外债所带来的许多干扰和损失；而且还因为法币与英镑有了固定的比价，可以到世界市场去流通。这无疑将有利于中国的国际收支平衡，促进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到抗战前夕，“中国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外汇率的稳定”，在法币改革后的头几个月内，“出现了几十年末曾有过的贸易顺差，出口超过了进口”，这种“国外对中国出口货物的要求，特别增加了农业生产者的购买力”。从国内的工农业生产来看，在最初的一、二年内，法币发行刺激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法币发行之初规定银元一元兑换法币一元，但实际兑换时，却是白银60％可兑100％的法币。这样，纸币的流通量就相对于银元增加了。法币的发行数字，1935年11月初发行数为459308123万元，到1937年6月底，增发到1407202334万元，后者比前者增加了2．1倍。货币流通量的有限度增加，使全国物价开始回升，如，上海1936年物价上涨12．6％。物价的回升使商业和生产变得有利可图，因而刺激了商业的繁荣和工业生产的发展，“出现了以购买力迅速增加为标志的内地的复兴”景象。1936年，中国的农业，除川、豫、粤三省受灾外，全国均获丰收。据中国银行估计，1936年重要各省农业收成的总价值达法币56亿元，较1933年至1935年的平均产值高出17亿元，即几乎增加了45％。由此可见，法币发行之初对促进国内工农业生产发展的作用。
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年平均增长率是：1912—1949年为5．6％，其中1926—1936年为8．3％，1928—1936年为8．4％，后面两个数字包括了中国东北地区在内。如果考虑到1931年“九一八”前后的实际情况，将东北地区除外，则1926—1936年为6．4％，1931—1936年为6．7％。这组统计数字显示出抗战前夕的1935年、1936年是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最快时期。促成这种“最快”发展的是综合性因素，其中就有法币改革的因素发生了作用。
日本对中国关内广大地区的扩大侵略之所以选择在1937年，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对法币改革和法币改革后中国的经济恢复和发展感到不安。在法币改革及其之后的“那一段短暂时间内，局势一直朝着对于中国人民和其他国家在华利益大有好处的现代化方向转化”。日本曾采取多种方式和手段抵制和破坏中国法币改革，以遏制上述“局势”的发展。首先，日本妄图破坏中国的金融货币体系，并进而迫使中国沦为日元集团的附庸。如，日本在北平指使日本浪人及汉奸流氓，在市内繁华街道用外钞购货，若店铺找付中国的钞票时，则声称不能兑现而拒绝收受。如此往复，致使各家商号相率不再收用中国的银行钞票。而后，日本浪人再将集中到手的大量中国钞票到一家银行要求立即兑换现银。搅得人心惶惶、市面不稳，挤兑之风日甚一日。华北地区唐山市从1935年5月3日到16日的两周内，即被兑出现洋793000元，且千元钞票兑洋的贴水也从15元提高到48元。再如，动用日军或收买汉奸、日本浪人组织“密输团”，从事大规模白银走私。1935年5月份，日本浪人在华北各地通过陆路和海路，每日偷运白银约15万元出境。除华北外，日本在华东的崇明、海州两地偷运白银每日约20万元左右。当南京国民政府实行法币后，日本政府和军方要人纷纷对币制改革表示强烈反对，公开声称，将不惜以任何形式来“彻底阻止”中国法币改革的全面推行。日本对中国法币改革及法币改革后可能出现的经济恢复和发展感到不安，日本外务省甚至叫嚣，对法币改革“将断然排击之，虽诉诸武力，亦必阻止其实现。”这表明，日本已预感到发行法币的中国金融改革必将推进经济发展，并极不愿意看到在亚洲出现一个强大的中国。
第三，法币改革成为“增强抗战能力之最大因素”。中日战争是双方国力和人心向背的较量，这种较量既体现在军事上、战场上，也必然体现于经济上、生产上。如前所述，法币改革是一项重大的新币制政策，它的成功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商贸，推动了国内工农业生产，培育和增强了国力，因而法币改革体现出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长期效果”，而这种“长期效果，证明远比它的近期效果更为巨大。”
法币改革为南京国民政府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时机和条件。首先，可以稳定并扩大政府的财政收入。即，国民政府可通过在全国强制推行法币这一手段总揽货币的发行与回笼，因而也就“能够运用普遍为人民所接受的钞票（法币），应付全国的军政开支。”因此，发行纸币以应付各方面的需要包括战争的需要也就成为轻而易举的事情，这使国民政府的实力大为增强。其次，法币改革的成功实施，使国民政府捞取了政治资本，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声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
法币改革的实现，有利于此后国民经济向战时经济的调整和转变。法币得到广泛的流通，非常有利于国家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后，最大幅度地掌握调度现金、最大可能地集中白银等贵重金属，以作为在国际市场上购买军火物资的经费之用。在实行法币之初，国家以法币收兑了民众手中及社会各方面持有的白银和银元。这是一种强有力且有效的资金集中手段，它在某种程度上起着中国能以全民族的力量去战胜日本侵略者、求得民族生存与解放的宣言书作用。法币实行以前，中国的“现金已经集中在帝国主义掌握中的上海”，实际为外国所把持，法币发行后“免除了纸币对于现金的兑换，而改以外币为兑换，可以使敌人掌握中的三万万元的巨额准备，转变为存在海外的外币准备，这是有相当的国际意义的”，对中国的抗战是大有好处的。
在这里，还应该看到，抗战中法币逐渐被取消“无限制买卖外币”后，在防止日寇套汇及国内资金逃避方面的重大历史作用。法币虽是不能兑现的国家纸币，但却可以在指定的金融机构中无限制买卖外汇。抗战爆发后的一段时期内（1937．7—1938．3），国民政府的做法仍是维持战前的汇价（1元法币折英镑1先令2便士半），外汇的出售是无限制的，较战前不同的是，这时附加了“限制提存”的补助办法。这期间，中国法币的汇价是稳定的，没有外汇黑市。此时，日军“在华大部分军费的开支，主要是靠抛出外汇和日元”。但是，“由于维持着自由购买外汇的办法，资金的逃亡非常严重，当时资金逃亡的情形显然可以看到，限制提存的办法并不足以制止资金的逃亡，因此我国外汇基金便受到不少的损失。”
从1938年3月到1940年5月初，国民政府仍极力在金融方面维持法币外汇政策，但因为统制力量的不及，市场上出现黑市。这一期间，中国外汇统制的中心依然在上海（中央银行所核定的外汇数额，百分之八十是供给上海的）。但是，上海沦陷后成为孤岛，上海的对外贸易国民政府无法统制，上海出口换回的外汇不能集中到中央银行手中以增加其外汇头寸，致使中央银行外汇核准金额日益减少，该行“当时外汇核准额与请求额之百分比：第一星期为百分之五十，总额四十五万镑，第二星期至第七星期，平均约为百分之二五，约三十五万镑，自六月以后，核准额更趋减少，仅达请求额的百分之五，约为五万镑”，外汇供给的日益不足，使黑市乘机而起，法币在黑市的汇价开始跌落。自1938年3月中旬到7月底5个月中，黑市法币汇价由14便士半渐渐跌至8便士半。在这种金融形势下，国民政府一方面坚持已成虚设的一元法币兑一先令二便士半的法定法币汇价，另方面则采取极力维持黑市汇价的办法。1938年8月中旬到1939年6月初，上海法币的黑市汇价被中英方面公开维持在8．25便士的水平上（1939年3月，中英间1千万英镑汇兑平准基金公开宣布成立）。1939年7月到1940年4月，法币汇价仍由国民政府暗中支撑维持在4便士上下。国民政府一面坚持法币法定一先令二便士半的法定汇价，另方面采取公开或暗中维持法币黑市汇价的做法，产生了正负效果。一方面，国民政府维持法币黑市外汇的做法，对于提高中国的国际声誉与地位，确有很大作用；另方面，因为维持了法币黑市外汇，给日寇可乘之隙，使其得以用大量法币套买外汇，中英联合设立的1000万英镑的外汇平准基金（折合法币约3亿元）迅速被消耗、挖空。这种“消耗漏洞，十分之八以上是由日寇套买去的。”
这一时期，日本侵略者对法币发动了大规模的货币战。首先是禁止沦陷区人民保存和使用法币。1938年6月起，日军宣布禁止印有中国南方地名的法币在华北流通，并勒令华北地区12种重要出口商品须向伪联合准备银行结售外汇。1942年起，华中地区禁用法币。一些地方甚至规定对持有法币60元以下者处徒刑或罚款、持有法币60元以上者处死刑的严刑峻法；颁布所谓的《扰乱金融暂行治罪法》，对所谓的“扰乱金融行为者”及持有或“搬运非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所发行之货币使之流通行为”者，处以“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下一月以上之有期徒刑，或一万元以下五百元以上之罚金。”其次是利用种种手段搜集华北、华中地区的大量法币。日寇在其占领区内严禁法币流通的目的，就在于搜罗法币为其所用。日本人看到“如不加速收回（法币），必致因私运出境而大量外流，是故其准许流通之时期只规定为三个月”。搜罗的大量法币被其运到上海、香港去套取外汇基金，再以此到国际市场上去购买侵华战争所需的军用物资。
1940年5月初以后，国民政府开始放弃维持法币黑市汇价的做法，并进而取消法币“无限制买卖外汇”。其结果，使日本侵略者无法通过搜罗法币去套汇，无法获得中国的大量外汇基金，有力地打击了其利用法币套汇的阴谋，造成其资金方面的困难。因为缺乏资金基础，其宣传很久的伪中央银行较长一段时期内竟“无法成立，华兴伪币也不能大量流通”。国民政府在法币方面的重要政策调整使得“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没能在军事上取得胜利，在货币战——物资争夺战上也没能战胜中国”。而这种“政策调整”是银元等硬币流通时所做不到的。
法币改革的实现，在抗战时期对于国统区大后方资金供应的改善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抗战开始后，资金向内地后方流动，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除沿海及东部地区的银行、企业、机关和居民大量内迁、国民政府严格限制向口岸汇款使得后方汇款业务汇入多于汇出等原因外，国民政府晚些时放弃维持法币黑市汇价及取消法币的“无限制买卖外汇”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资金的内流使大后方金融市场利率降低。以重庆地区为例，该地战前资金紧缺，金融奇窘，“比期利息每千元高达八、九元，抗战初起后更涨至十元，折合月息竟有二分”。1939年后，因资金内流，该地区利率逐渐有所下降，“比期利息每千元不过三元，较战前已低落百分之六十以上。”因为资金供应状况的大为松动，“过去成为重庆高利贷特色的银行竟以高利吸收比期存款，此种现象也日趋消灭，最近四川省银行、四川、美丰及聚兴诚等银行且相率减低存款利息”。
资金的内流及相对充裕，使大后方各银行吸收的存款数量普遍增加。如中国银行，战前1936年的定、活期存款分别为450376652元、366311114元，到1938年定、活期存款分别上升到785918540元、464981630元；再如浙江实业银行，1936年定、活期存款为11600134元、26026701元，1938年该两项存款数额分别上升到12538303元和32505819元。
银行吸收存款的增加及资力的相对充实，使其扩大投资、放款成为可能。这种投资和放款的扩大对坚持抗战的经济作用是不能被抹杀的。首先，银行业对政府债券的购买投资，既使自身有利可图，又支持了国民政府的战时财政（参见下表）。
后方7家商业银行投资有价证券 （主要是公债）表
银行名称 1936年 1937年 1938年
中国 31176367 50086693 53315617
上海 8622273 19726590 19746341
浙江兴业 9031857 16831602 19348322
浙江实业 5835547 7645007 7494652
中孚 4152291 7573347 7333718
聚兴诚 13156616 18477776 15998428
垦业 2450576 4286191 4135728
其次是增加了对后方交通生产事业的贷款。抗战后，后方企业单位猛增，截止1938年底为止，“战区工厂迁入后方者，共有四百零四家”，而抗战以来各省新建及复工的又有104家。大批厂矿企业的内迁、复工、新建需要注入巨额资金，而“政府给以经济上的援助，合迁移、建厂与流动资金三项，得到贷款共约九百余万元，其中由国库拨付占四百万元，其他则由银行贷付，政府给予担保。”企业急需资金，对企业给以资金的支持，使它们迅速恢复生产或扩大生产，就是对抗战的支持和贡献。后方的银行对交通生产事业的贷款普遍较抗战前有长足进步。以交通银行为例，该行对于西南后方的企业如中国兴业、裕滇纺织、华西兴业、四川丝业、民生实业等16大公司的贷款，“各自数十万元至数百万元不等”。到1938年底，中国、交通、农民三行仅在西南各地的农村贷款累计达到5600余万元，较1937年的2400余万元增加一倍以上。
有人说，“法币更无疑的是抗战的重要支柱”，“中国如无一九三二年之币制改革，决不能有一九三七年之抗战”。此话有些道理，它从某种角度指出法币改革在抗战的胜利中曾起到过的重大历史作用。
今天，我们重又探讨法币改革，既是为了更客观更正确地认识和评价这一重大金融改革事件，又是为了从历史中获得启示，充分地悟到每一次关键的“改革”将对民、对国、对经济发展所起到的重大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