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汉龙集团股票代码

❶ 汉龙集团现在谁接管

汉龙集团由刘枫接管，因为汉龙集团的法人代表人为刘汉。刘枫（1965年10月25日~），男，四川省德阳市广汉市人。

2014年5月23日，刘汉、刘维等36人涉嫌犯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以及故意杀人罪等案件在湖北咸宁一审宣判。刘汉一审被判处死刑。2014年8月7日，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宣判，维持一审对刘汉、刘维的死刑判决，死刑判决将报请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复核。

❷ 汉龙集团现在谁接管

4月23日，金路集团发布财报显示，汉龙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持有的金路集团的1256万股股票处于“冻结”状态。而在2013年财报中，其中的1100万股“质押”给恒丰银行成都分行，剩余股票处于可流通状态。

❸ 股票和上市公司的问题

1，股票等于是上市公司把部分资产和权力卖给其他的投资者，公司通过出让资产和权力(出让股票）获得资金，其他人通过获得部分资产和权利（购买股票）来分享公司盈利带来的收益。一个好的公司，通过发行股票来融资进行扩大生产，股民通过投资得到回报，双方各有收益，大家都满意。
2，通威集团和刘汉有什么关系？没关系。
通威集团董事长是刘汉元。刘汉元和刘汉什么关系？没有刘汉集团。
3，汉龙集团才是刘汉的董事长。这方面的问题你可以在网上查到的。

❹ 刘汉有上市公司吗

汉龙集团旗下持有两家上市公司（名单）
刘汉，男，出生于四川广汉。旗下持有两家上市公司：金路集团，2002年12月收购；宏达股份(600331)，2001年12月IPO(第二大股东)

❺ 交通银行为什么不显示

大家好，我是乌鸦。
近期，纪检监察机关通报了一批特殊的案例，包括临近退休“逃逸式”离职，妄图逃避监督监管，继续恣意敛财的中国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原一级巡视员曾长虹，退休后违规在企业任职的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政府原副市长薛培明等。
（薛培明庭审现场）
为什么说他们特殊呢？因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通报这批落马前高官时，用了一个在中国政界极不寻常、带有政商深度勾结印记的词汇：旋转门。
联想到最近的北京市核酸机构造假案中房山区卫健委副主任被查，上海疫情中不法分子在官员眼皮子底下倒买倒卖、囤积居奇，有人惊呼：中国官场进入旋转门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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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人的印象里，旋转门几乎说得上“美国特色”，咱中国的官商勾结也进化到这种程度了？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先搞清楚一个问题：公务员到底可不可以辞职做生意？
答案是毋庸置疑的，公务员可以辞职下海，这是明确写在《公务员法》里的。
和咱们众多打工人一样，公务员主动辞职以及退休后到企业任职，是个人的一种选择，公务员退出机制完善的本身也在很大层面上体现出对个人选择与意愿的尊重。
我国公务人员下海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曾出现一次公务员辞职潮，一大批公职人员纷纷辞职下海，很多人通过诚信经营积累起亿万身家，也有一些人钻价格双轨制和计划经济的空子，利用关系搞批文、倒车皮、垄断货源，成为先富起来的人。
小平同志南巡之后，各地又掀起了一股下海潮，一些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干部采取停薪留职的方式下海经商，其中不少下海官员与留守官员之间眉来眼去，形成了完美的官商勾结。
时至今日，还经常有地方政府为了振兴当地经济，促进体制内人员的有序流动而发文鼓励公务员下海创业。
2013年7月，安徽省下发文件，对经组织批准辞去公职到民营企业创业的公职人员，一次性发给相当于本人3年基本工资的补偿金。对工作年限满30年，或距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不足5年且工作年限满20年的公务员，本人申请提前退休进行创业的，经任免机关批准，可以提前退休进行创业。
同年，广东省清远市委组织部、清远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发文《清远市直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离职创业管理暂行办法》，鼓励市直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离职创业。
2014年4月，河北保定出台文件，鼓励公务员创业：自主离职创业人员5年内保留原身份停发工资，工资晋升、职称评定不受影响。5年内愿意回单位的，由原工作单位重新安排工作。
2015年5月，湖南省政府下发了《关于促进创新创业带动就业工作的实施意见》，提出湖南将组织实施创新创业引领计划和全省创业带动就业促进计划，并提出允许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人员辞职自主创业。
而在国家层面，虽未对公务员辞职创业出台相关政策，但对事业单位科研人员辞职创业有鼓励措施。
2015年4月27日，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提出完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各方面人才顺畅流动的制度体系。
高校、科研院所等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离岗创业的，经原单位同意，可在3年内保留人事关系。这被一些媒体解读为30年前企事业单位停薪留职下海经商的2.0版本。
不难看出，我国鼓励公务员离职的制度，是基于搞活经济的初衷，且鼓励下海创业的对象主要是年富力强的青年公务员，让这些年轻人去商界好好折腾一番，促进人才流动合理化，推动经济发展。
但是，制度摆在那里，还是有人会去钻空子的。在近些年的实践中，一些位高权重的中老年领导干部比年轻公务员更加热衷于辞职去企业任职，他们放弃高官厚禄甚至退休待遇也要去企业做高管，不是发挥余热，不是一心投身经济实业，而是那些有特殊需求企业，给的实在是太多了。
中纪委网站披露了这样一批特殊的本该退居二线颐养天年却毅然决然弃政从商的领导干部。
2012年7月，54岁的杭州市公安局副巡视员、纪委副书记兼监察室主任邱平，提前六年申请退休。这种操作并不少见，很多退居二线、身体状况不佳，无意在仕途上更进一步的官员在这个岁数都会申请提前退休，回家颐养天年。
但不寻常的是，在提前退休六年之后，2018年7月，邱平又向组织主动要求放弃退休待遇。这个就极为罕见了，奋斗了大半辈子，到了该享受的时候，他却啥都不要？这是多高的觉悟？这是怎样的思想境界？
既然人家非不要，组织也不好追着给，便按正常程序处理批准了邱平的请求。
一时之间，邱主任的高风亮节在杭州官场传为佳话。
可惜，邱主任的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三年后，在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中，邱平的大名赫然在列。一个退休九年、思想境界那么高的好干部，怎么就上了纪委的黑名单？是不是抓错人了？
呵呵，抓的就是他。据办案人员介绍，邱主任退休后，退而不休，比在职的时候忙多了，先后接受杭州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浙报某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等邀请，出任安全法务顾问，当然，待遇也比当副巡视员的时候高多了，光是“顾问费”，邱平就收了320余万元，比在职的时候收入高多了。
（邱平考察浙江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其间，邱平还通过创办“互联网安全与治理”论坛，帮助上述企业扩大知名度，为其网络风险防控积极出谋划策。
但《公务员法》中的公务员离任回避制度规定：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的，原系领导成员、县处级以上领导职务的公务员在离职三年内，其他公务员在离职两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
邱主任提前退休然后马上到这些企业任职，显然不合法，邱主任曾当过杭州公安局原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分局局长，而这些职位又“恰好”与这一职务高度关联，显然更不合法。
调查还进一步查明，邱主任在杭州市公安局网监部门任职期间，就利用职务便利，为两家公司在网络安全监管方面提供帮助，当时邱主任一分钱没收，因为拿钱办事儿就是受贿了，作为一个境界高的干部哪能干这种事？
所以邱主任和这两家公司约定：退休后再给我好处，你们别忘了哦。
显然，邱平之所以提前退休，并非心血来潮，而是想早点拿到这些企业与他约定的天价报酬，毕竟，这几百万拿到手，拿去买股票买基金就比工资高多了。
而邱平放弃退休待遇，是企图通过这样的方式来逃避纪法惩治：我不做官好多年，连退休待遇都没拿国家的，我干什么你们还管得着嘛？
可惜，邱主任的算盘打得响，纪委的计算器也不含糊，调查组最终以三个标准来厘清界定邱平违纪违法行为：
一是在职期间与管理对象认识，有具体谋利事项和输送利益的约定，提前退休后，在原管理对象处获取经济利益，界定为违法；
二是在职期间与请托公司不熟识，也没有具体谋利事项，提前退休后接受邀请，出任顾问获取收益，将其在放弃退休待遇之前获取经济利益界定为违纪；
三是在放弃退休待遇后获取的符合规定的顾问收益，界定为正常劳务所得。
算清楚之后，邱主任相当于是以五十多岁的高龄，当了九年普通打工人，还失去了本来能一直领到的退休待遇，最关键的是，这九年的合法打工收入，还得蹲完监狱再出来花了。
到曾经“帮助”过的企业任职，不只有邱平。
杭州市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总经理骆旭升早年间结识了商人张某，张某通过请吃和送消费卡与其一直保持联系，骆旭升多次在拆迁补偿、资金借用、商标及股权转让等方面为张某谋划争取利益，张某则主动邀请其到自己公司任职，并承诺给予“安家费”。
和邱平一样，骆旭升也提前辞去公职到张某公司任职，扣除手续费后，实得261万元“安家费”。不过，可惜的是，国企一把手骆总和邱主任同一批被纪委通报，到手的鸭子还是飞了。
广东省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城乡建设环境与资源保护工作委员会原副主任詹树柏，在办理提前退休后不到两年，就到某著名地产公司任高管领取高薪。
甘肃省白银市政协原主席郭德清退休后，到一家公司担任监事，通过兰州市发改委、国土局的领导干部，为该公司协调商业项目有关手续，其退休期间收受的钱财是在任时违纪违法所得的两倍多。
这是在纪委监委高压震慑下，一些别有用心的领导干部发明的一种极为隐秘的贪腐模式：在任期间先行向外输送利益，却并不急于兑现回报，而是等到辞职后再到昔日的管理服务对象处任职，堂而皇之领高薪，延迟满足被这些贪官玩出了新花样。
当然，这也吸引了一些不法企业老板专门打这些退休高官的主意。当年，四川汉龙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被调查时就坦白，自己每介入一个新领域捞钱，公司高管名单中就会出现该领域的前官员：成都联交所原总裁、证监会期货部原副主任直至省里一些老领导都被他网入其中。
在这些位高权重的老贪官和不走正道的企业老板们的“双向奔赴”之下，一个中国版的“旋转门”已经呼之欲出了。

2

一旦形成了政商旋转门，危害有多大？我们来看两个反面典型。
首先说说美国，世界上最正宗的旋转门就在美国，以至于旋转门几乎成为美国政商关系的代名词，旋转门之于美国，正如泡菜之于韩国。
美国的旋转门特别发达，政界商界之间转换自如，军火公司老板当上国防部长，FDA局长当上医药公司CEO，在人家美利坚一点都不新鲜，就连川宝都是从房地产商旋转成了总统。
在前总统特朗普任内，首任国务卿蒂勒森是从石油巨头埃克森美孚公司高管的位置上“旋转”而来，财政部长姆努钦来自华尔街投资银行高盛集团，国防部长埃斯珀曾是军工企业雷神公司高管，从政府离职后又加入了高科技企业伊庇鲁斯公司。
而拜登政府也不遑多让，2020年11月，随着当选总统拜登公布新一届美国政府内阁候选人名单，韦斯特埃克塞克咨询公司迅速成为美国媒体的报道焦点。原因就是新内阁中有多名成员来自该公司，别的公司等着上市，这家公司等着入阁。
公司的核心成员包括被拜登提名为国务卿的布林肯，提名为国家情报总监的艾薇尔·海恩斯，以及下届防长的大热人选米歇尔·弗卢努瓦。
在民主与共和两党轮流坐庄的美国政坛，不少精英人士在政府机构与私营部门间轮流任职，处江湖之远时利用影响力为东家疏通政府关系，居庙堂之高时则利用职权照顾老东家利益。
美国的旋转门还滋生了一个庞大的产业：游说。
"游说"一词起源于国会搬到首都华盛顿以后。当时希拉德饭店曾作为国会议员的住处，那些希望向议员反映意见和看法的人，由于不能到议员开会的地方做工作，便纷纷到希拉德饭店的大堂（Lobby）里等候议员归来，找机会与国会议员谈话。
后来，人们就把这种通过交谈向议员施加影响的行为称为"游说"，把这些从事游说的人称为"说客"。此后，游说活动一词在1808年美国第10届国会的年刊中首次出现。
过去几十年来，美国游说业呈现爆炸性增长态势。1971年，美国仅有175名注册说客，但到2009年，这一数字增加到13700名。注意，这还是注册说客、职业说客，如果把太子党、退休官员、总统秘书、部长助理之类的不方便注册的非职业说客加起来，这个数字至少翻两倍。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位于华盛顿的游说公司超过2000家，是名副其实的华盛顿第一产业，虽然一年的产值最多不过百亿美元，但他们的能量却足以影响数万亿美元资金的流动。
美国游说产业的发达，和美国政商两界的利益深度绑定，成为政客和资本家们交换利益的纽带。
更离谱的是，“游说”这一充满灰色操作空间的行为，其合法性是写在美国宪法里的，1791 年通过的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规定"不得制定有关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伸冤权利的有关法律"。
虽然法条中没有出现"游说"一词，但是这已为游说集团进行活动提供了法律基础。以第一修正案为依据，美国制定了将游说活动合法化的法律。
（华盛顿K街：美国说客公司大本营）
从1938年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到1995年的《游说公开法》，再到1998年的《游说公开技术法》，一系列法律条文让各种群体得以合法结成利益集团，花重金雇佣说客游说议员和官员，影响国会立法和政府决策。
有法律背书，美国的旋转门开展得有声有色也就不足为奇了。
而在美国的长期影响下，日本的旋转门也搞得有模有样。
在日语中，有个专门的词汇叫“天下り”，本是神道教的用语，意为“天神下凡”。在现代日本，这个词用来指代官员中途辞职，转而在自己出身的部门所管辖的大公司等团体内就职的现象。
在1998年至2002年的五年间，日本共有361个合约价格在10亿日元以上的高速公路整备项目，其中，以99%的价格中标的项目有25个，98%的价格中标的项目有227个，97%的价格中标的项目有75个，94%以下的价格中标的项目有5个，基本都在95%以上。
以如此之高的价格比中标，这些中标企业的背后是官僚干部们的“天神下凡”。据统计，在大约200家接受订单的企业中，约有300名“天神下凡”的官员。
甚至日本的交通系统，还有一个“政、官、财、铁“”三角的说法：企业为了中标，想要知道项目预算，于是贿赂官员，接受贿赂的官员向国土交通省等政府机构施加压力，这种由政府机构到企业，由企业到政治家，再由政治家到政府机构的循环，成为了权财交易的温床。
除此以外，日本的烟草行业、航空行业、邮政行业、教育行业全是“天神下凡”的乐园，在1998年到2003年的五年间，共有3027名“天神”下过凡。
其中国土交通省911人、法务省629人、总务省313人、文部科学省261人、财务省251人、农林水产省245人、警察厅127人、防卫厅85人、会计检查院64人、经济产业省46人、人事院29人、公正取引委员会23人、厚生劳动省19人、宫内厅17人、内阁府3人、外务省2人。
旋转门玩到这种程度，使得在“资本主义市场自由经济”的幌子保护下，政商勾结肆无忌惮，官商利益集团铁板一块，普通人还有活路吗？如此的恶果不能不引发我们的重视。

3

旋转门是政治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只要有利益交换空间它就会产生，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想要克服它只有通过制度的规范和执行。
这种对利益的规限，并不容易。美、日旋转门盛行且明目张胆，正是因为利益集团会搬弄起“护宪”、“自由”的大旗，令反对旋转门的力量难以得手，一如美国控枪的困境。而中国在制定相关制度上，显然不受这些掣肘，说到底，既然是为人民服务，你扯什么大旗都大不过群众的利益。
旋转门现象在全球发展至今，我国相对应的制度也改进至今，而且，通过这几十年的交锋，旋转门在中国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
前面说到小平同志南巡后，公务员掀起一波离职下海潮。面对这一情况，1993 年，国家公布了《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标志着公务员管理法制化阶段的到来，其中对公务员离职的相关规定是规范政商旋转门法律实践的重要内容。
2005年，《公务员法》对政商旋转门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规范性界定；此后，国家又对检察官、法官等特殊职位公务员的离职以及政商旋转门规范做出了相关规定。
中国共产党党纪也不断加强对党员干部离职的规范，比如，规定领导干部退休或离职后有三年的权力消磁期，其间领导干部不能去企业任职。
但是，由于旋转门在当时的中国还是个新鲜事儿，这些探索性的法律法规具有明显的宏观性，比较空泛，具体可操作的法律条文与政策解读比较欠缺，影响着政商旋转门规范的实践。
比如，《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但没有明确规定企业能否就相关问题向其进行咨询以及离职公务员是否可到非营利组织任职等，这就为一些离职公务员的投机行为留下了机会。
另外，离职公务员违规后的惩罚措施的操作性也较弱，离职公务员在消磁期出现到营利性组织任职情况时，涉及的惩治主体包括原所在机关、主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等多个主体，各主体之间的权责边界模糊不清，有可能造成责任推诿。
由于法律没有及时跟上，旋转门一度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根据上市公司2012年年报数据显示，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共有642个职位由各级政府官员担任，占所有职位的8.45%。
新华社曾统计报道，2013年在市值前100位的上市公司中，有41位退休高官担任了企业独立董事，其中不乏之前为副部级以上高官，甚至与所聘企业有密切的业务关联。
中国石油独董刘鸿儒曾为中国证监会原主席，光大银行独立董事周道炯亦曾为中国证监会主席，交通银行的独立董事刘廷焕原为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党委副书记……当时的旋转门可以说跟美国区别并不大，既然不违规，就是明面上大规模地去做。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果断出手了，2013 年，中组部下发18 号文件，对公务员离职后到企业任职的情况进行了严格规定。
10月31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组织部发出通知《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规定现职和不担任现职但未办理退（离）休手续的党政领导干部不得在企业兼职（任职）。
根据《意见》规定，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并非一概不允许，党政领导干部退（离）休三年后可以兼任企业独立董事、独立监事或外部董事，退（离）休三年内可以到本人原任职务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以外的企业兼任企业独立董事、独立监事或外部董事，但均不得取酬，兼职不得超过1个，年龄不得超过70周岁。
《意见》下发后，中国官场掀起一次规模空前的集中规范清理，共清理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40700多人次，其中包括229人次省部级高官。
在取得初步成效后，中组部并没有“见好就收”，而是继续“打补丁”，彻底消灭旋转门存在的土壤。
2015年，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规定，党员领导干部离职或者退（离）休后违反有关规定接受原任职务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的企业和中介机构的聘任，或者个人从事与原任职务管辖业务相关的营利活动，违反有关规定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等职务，将根据情节轻重，受到从警告直至留党察看的处分。
2017年，中央组织部等四部门印发《关于规范公务员辞去公职后从业行为的意见》，为公务员辞去公职后再就业划定红线，设立地域、行业两道隔离墙：
各级机关中原系领导班子成员的公务员以及其他担任县处级以上职务的公务员，辞去公职后3年内，不得接受原任职务管辖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的企业、中介机构或其他营利性组织的聘任，个人不得从事与原任职务管辖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
其他公务员辞去公职后2年内，不得接受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中介机构或其他营利性组织的聘任，个人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
各地方也严格落实有关规定，进一步完善领导干部离职、退休后的任职约束。
广州市2019年印发《防止领导干部利益冲突若干规定》，要求对辞去公职或离退休的领导干部到企业或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必须从严掌握、从严把关，确因工作需要到企业任职的，应当按照干部管理权限严格审批。
杭州市2022年制定出台《关于规范领导干部廉洁从政从业行为进一步推动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的实施细则（试行）》，明确规定严禁领导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休后在规定期限内利用原任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建立健全领导干部辞去公职（退休）后从业行为限制清单和报告承诺制，加强对各单位落实此规定的指导和监督检查。
在一些特殊行业，比如法律行业，相关规定更加严格。
比如，我国法官法规定：法官从人民法院离任后二年内，不得以律师身份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并且，法律更进一步要求法官一旦下海，就不得再代理原任职法院审理的案件，类似的地区回避和从业期限限制的规定也出现在检察官法和律师法中。
这就是为什么邱主任等一众贪官要如此偷偷摸摸，甚至发明了延迟满足、主动放弃退休待遇等花样，因为明面上的旋转门已经完全堵死，邱主任们只能另辟蹊径、铤而走险，可惜，他们新开辟的这条政商勾结新途径也被纪委监委盯上了，可以肯定，在不久的将来，这条路也要被堵上了。
相信什么“天神下凡”在这终究走不通，他们并不信什么神仙。
参考资料：

观察者网《聊聊日本官员的赚钱手段——“天神下凡”》
澎湃新闻《干部很忙：229人次省部级干部违规在企业兼职被清理》
李春花《拆除“政商旋转门”：公务员退出机制的法律原则规约与法律秩序重塑》

❻ 四川顶级富豪的隐秘江湖

一、

在四川，如果说有一个姓氏可以纵横百年，那必然是刘。

从民国时期的刘文辉、刘文彩，到改革开放之后鼎足而立的刘氏富豪：希望集团的刘永好兄弟、通威集团的刘汉元以及曾经的汉龙系刘汉。

在西南川野上，刘姓走在最前面却也藏在最深处。

正如胡润所言，自己最尊敬的中国商人是刘永行。第一是因为稳定，能够连续10年登上百富榜的，只有三个家族，刘永行、刘永好家族是其中一个；第二是因为坦率，只有刘永行敢说自己的第一桶金是怎么赚来的。

在35年的沉浮飘摇中，刘永好家族用1000元搏到了近1000亿的资产，建立起一个笼罩饲料、畜牧和化工等多个领域的庞大帝国，基业长青。

而用了38年时间的刘汉元，从鱼饲料起步，到布局新能源，旗下的通威集团市值已经迈过了1000亿元的门槛。

当然，还有深藏水底，自夸“从不失手，从来都是赢家”的刘汉，深耕西南已经多年。

四川顶级富豪的通天塔，在这里崛起，也在这里落幕。

二、

1978年，已经罹患肺癌的老革命刘大墉在嗅到一丝风向之后，将四个儿子喊到床前，叮嘱道：“时代变好了，机会难得，你们要珍惜，要好好把握。”

听到父亲的嘱咐，刘永言、刘永行、刘永美、刘永好四兄弟虽然很动心，但都有着不错工作的他们对辞职下海这件事连想都不敢想。

也是在这一年，14岁的刘汉元刚考上眉山一所水产学校，为的也是“三年后得到一个铁饭碗，解决户口和房子”。

而小他一岁的刘汉还在老家广汉读书，因为家境贫寒，小小年纪的刘汉脑子里想的只有怎么多赚点钱帮母亲补贴家用，滔滔大势对他来说还很遥远。

不过，刘永行兄弟的命门很快被家里的一顿红烧肉翻转。

1981年，为了能让自己四岁的儿子吃上一顿红烧肉，学过维修技术的刘永行从大年初一到初七，在家附近摆地摊帮人维修电器。

春节过后，刘永行数了数手里的钱，吓了一跳，短短几天居然赚了300多元，几乎抵得上自己一年的工资。

这事让四兄弟感慨万千，彻底醒悟：时代真的变了！

一商量：既然修理无线电这么挣钱，我们为什么不直接办一家电子工厂呢！

在一顿操作下，学计算机的老大刘永言、学机械的刘永好和擅长修理家电的刘永行很快造出了中国第一台国产音响，取名“新意音响”。

不过，就当18岁的刘永好志得意满地拿着音响找到当地公社提出开一家电子厂时，很快就被对方以“集体企业不能跟私人合作，不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理由泼上了一盆冷水，打发了回来。

三、

就在要打退堂鼓的时候，远在浙江的鲁冠球将自家价值2万元的苗木作抵押，承包厂子创业的消息传到了刘氏兄弟的耳朵里。

1982年春天，经过三天三夜的讨论，兄弟四人做出了一个决定：集体辞去公职干个体，开办养殖业。

本想着靠信用社贷款起步的四人在接连碰灰之后，只得通过变卖自行车、手表东拼西凑来1000元作为初始资金。

办养殖业是大哥刘永言的主意，从养鸡和养鹌鹑开始，四个人就这样成立了新津县育新良种场，开始携手狂奔。

也是在这一年，分配到眉山县水电局两河口水库渔场不久的刘汉元，对每月三、四十元的工资和编制开始厌倦。在一次下乡安全检查中，刘汉元在招待所吃到了“这辈子最为鲜美的清炖草鱼”。

接待人员告诉他：“水库是活水，而且水深，所以鱼没有土腥味。”

18岁的刘汉元动起了心思：四川人都爱吃鱼，怎么才能吃到这种有鲜味的水库鱼呢？

不过，水库鱼生长速度不如塘鱼，而且散养不易形成规模，刘汉元碰到了难题。

就在他摸着脑袋想破头的时候，走向大道的刘永行兄弟通过计算机调配饲料和育种选样技术，已经摸索出了一套生态循环养殖法，家禽质量不仅大幅提升，而且饲养成本降低了不少。

1983年底，四人一盘点，良种场孵了5万只鸡，1万只鹌鹑，还带出了11个专业户，一年时间便破了万元户的门槛。

而此时，刚刚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的刘汉，不得不到广汉化肥厂当焊工，但耐不住寂寞的他没多久就辞职自己创业去了。

四、

三年之后，刘永行兄弟决定给养殖场换个更响亮的名字“希望”。

不过，危机却悄然来临。在将鹌鹑技术教给新津县当地农户后，当地养殖大户们联合成立起养殖合作社，不管是孵化率、产蛋率，还是饲料转换率都和“希望”不相上下。

眼看着要血拼，刘氏兄弟头上一片阴霾。

但恰巧此时一家名为“正大”的外资饲料公司（“正大综艺”节目赞助方）进驻中国，靠着增肥技术占据了中国猪饲料的半壁江山。但“正大牌”猪饲料不仅价格贵，而且非常抢手，一料难求。

看到机会的刘氏兄弟决定转型，1987年，四人投资了400万元建立起“希望”科学技术研究所和饲料厂，并找到一批国内外专家进行研制开发。

为了彻底投身到新事业中，刘永行兄弟不留后路，忍痛将养殖场的十万只鹌鹑全部宰杀。

1989年，经过两年的研发，“希望牌”1号乳猪全价颗粒饲料正式推出市场。

此时，刘氏兄弟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怎么和已经享誉全国的“正大”竞争？

五、

就在刘永好们转型的同时，为水库鱼头疼的刘汉元想出了办法。

在翻阅杂志时，刘汉元发现德国已经有网箱养鱼的成熟技术，很适合在水库这样的水域进行规模化养殖。这样养出来的鱼不仅没有土腥气，而且速度比自然状态下还快。

靠着自己攒下的200元和家里卖掉的两头猪，刘汉元也踏上了创业之路。

1984年，20岁的刘汉元将自己研制出的“渠道金属网箱式流水养鱼法”投入实践，短短半年就赚回了2000多元的现金。

小赚一笔的刘汉元没有藏着掖着，将技术毫无保留地教授给了当地村民，并免费向全国农民推广。

被周围人笑“脑袋傻”的刘汉元心里明白：网箱养鱼根本没啥核心优势，自己没法垄断。倒不如扩大养鱼群体，自己去做鱼饲料，毕竟这不是普通人想生产就能生产的。

会养鱼的刘汉元更会“钓鱼”。

决心要干的刘汉元通过单位里的老师傅，找到专业养殖户请教，两年之后，终于研制出鱼饲料的他在老家永寿镇建起了一个鱼饲料厂（通威饲料前身）。

1988年，凭借着质量和眼光，刘汉元的通威饲料一炮而红，赚得盆满钵满。

也是在这一年，23岁的刘汉在连续倒卖木材和成品油之后，通过园林局的关系，在康定森林拉回了一批圆木，转手一卖便拿到了翻倍的利润。

六、

为了和“正大”竞争，靠卖鹌鹑蛋习得一身张贴小广告经验的刘永好在“希望”牌饲料面世之后，就立马带着小广告下了乡。

刘永好对广告宣传似乎是无师自通，他找人将自己想好的“养猪希望富，希望来帮助”通过小广告的方式贴遍了成都地区几乎每家每户的猪圈。

在农村的土墙上，用白漆醒目地刷上“吃一斤长一斤，希望牌奶猪饲料就是精”的大字，靠着精准的广告投放，物美价廉的“希望牌”饲料迅速成为“正大”的劲敌。

接下来，“希望”和“正大”开始了一场价格拉锯战。先是“希望”比“正大”每吨便宜了60元钱，接着财大气粗的“正大”咬着牙一跺脚直降100元，最后毫无压力的“希望”干脆降价120元。

最终，“希望牌”饲料销量同比增长三倍，开始坐稳全国猪饲料的第一把交椅，而落寞的“正大”则宣布退出成都市场。

1994年，《福布斯》首次公布中国大陆富豪排行榜，刘永好兄弟以6亿人民币的身家排在首位，跃升首富。

一年之后，刘氏兄弟正式出川，收购了30多家经营不善的国有饲料企业。不过就在轰轰烈烈之时，四兄弟突然被曝出和平分手的消息。

伴随着“饲料热”的风潮，刘永好四兄弟敏锐地发现，利润率已经被压得极低。

于是，四兄弟经过商议进行了一次家族重大产权归属：全国27家分公司一分为二，刘永好执掌西南，刘永行坐镇东北。

同时，大哥刘永言创立大陆希望公司，专注于高 科技 领域的电子科研。

二哥刘永行拿着分到的20亿投身重化工业，建立东方希望公司，在电解铝行业扎根。

三哥刘永美则成立华西希望公司，继续饲料业的老本行。

四弟刘永好则组建了新希望集团并担任董事长，开始向饲料产业的上下游拓展。

在中国商业家族中，刘氏兄弟算得上少有的“和平分手”。

也是在这一时期，刚刚30岁的刘汉元将成立不久的四川通威集团总部迁到成都。

为了招揽人才，刘汉元掏下十万元在《四川日报》几个主流大报上持续两周刊登招聘启事，迅速组建起一支百人研发团队，并快速解决掉成鱼“脂肪多，内脏比例大”等世界性难题，将养殖户的成本大大降低。

此时的通威集团，在势头上已经不逊刘氏兄弟的希望集团。

七、

刘汉也不甘寂寞。

在“高人”的指点下，走上台面的刘汉开始在蜚声内外的成都红庙子市场炒期货。

很多人不知道，位于成都中心的红庙子虽然只有200多米，但作为著名的股票原始交易市场，鼎盛时期这条小街上摆满了办公桌，码着成堆成堆的人民币。

此时的刘汉，每天早上七点钟搭乘一部24座的马自达班车去市场，晚上再搭车回家。

但一年之后，班车师傅就再也见不到刘汉的身影了，因为刘汉发财了。

不过，此时的刘汉也不消停。因为炒期货的原因，刘汉得罪了一个叫袁宝璟的东北大佬，惹上了杀身之祸。

1997年2月1日晚，受袁宝璟指使的枪手李海洋在刘汉常去的一家酒店埋伏，等刘汉出来后，近距离打了两枪。

不知道是枪手不专业，还是刘汉命大，他最终安然无恙。

六年之后，袁宝璟因涉及另一桩命案被逮捕，并最终被判处死刑，这是后话。

或许是相信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死里逃生的刘汉一个月后就在绵阳注册成立了汉龙集团，不过法人叫蒲万昌，他隐居幕后。

这就是后来著名的“汉龙系”，其经营范围五花八门，从化工产品、医疗器械、电子产品到农副产品、餐椅 娱乐 、运输业等，涵盖几乎所有营生。

不到十年时间，汉龙集团就已经成为四川乃至全国知名的的投资集团，幕后老板刘汉的故事被当做传奇演绎出许多版本。

这期间，刘汉元也在攻城拔寨。乘着通威饲料热销之际，接连在昆明、安岳、西昌等十多个城市开设了子公司，规模越来越大。

因为通威鱼饲料的畅销，业内开玩笑说“国内每三条鱼中有一条就食用通威饲料。”

2006年，上市才两年的通威集团销售收入超过200亿，市值也近100亿的大关。

在胡润百富榜上，除了稳定不变的刘永好兄弟家族，41岁刘汉和42岁的刘汉元也持续在列。

三位刘姓商人和家族成为了四川顶级富豪的代表人物。

八、

分家之后，四弟刘永好迅速成为家族的门面。

其实早在1993年，有想法也善沟通的刘永好就已经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

那一年全国政协会议上，42岁的刘永好代表全国私营企业家在人民大会堂发言，当他那篇著名的《私营企业有希望》刚念出双关标题时，台下听众便会心一笑，随即鼓掌欢呼。

这次会议后，刘永好先后担任工商联副主席、政协经委会副主任，在他的促动下，“非公经济36条”等助力民营经济的文件相继出台。

1998年，刘永好旗下的新希望六和集团在深交所上市，借着资本，刘永好开始向金融和地产进军。

新希望迅速成为民生银行的大股东，并且拿到了稀缺的传统金融牌照，在商业保险领域布局。

新千年之后，价值千亿的“新希望号”在西南的土地上已经睥睨群雄。

不过，另外两位刘姓富豪也都没闲着。

2002年，38岁刘汉元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就读EMBA期间，认识了新能源前辈王传福，开始向能源行业进军。

四年之后，刘汉元成立了四川永祥多晶硅有限公司，雄心勃勃地宣布要投入260亿，打造全国最大的太阳能光伏一体化项目。

同年，刘汉的汉龙集团相继签下四川境内的几个风景区 旅游 开发权，并将触角延伸到高速公路领域，迅速拿下了造价42亿元的绵阳至遂宁高速公路修建项目，成为四川首家参与建造高速公路的民营企业。

接着，开挂的汉龙集团又是收购期货、酒业公司，又是在电力、新能源、环保等项目上频频出手，似乎就没有刘汉不能做的领域。

2008年，汶川地震，作为四川人的刘汉个人捐出5000万，而他所捐建的“刘汉希望小学”在汶川地震中安然无恙，备受瞩目的同时也得到了很多称赞。

不过，这是刘汉仅有的荣光时刻，因为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

九、

2008年后，刘汉忽然把转到了境外，开始发力海外矿业开发。

不到三年的时间，从非洲铀矿，到澳洲钼矿，再到喀麦隆铁矿，刘汉一路买买买。

而在这些大手笔收购的背后，更有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等国有大行充当融资后盾，还有不少大型矿业集团主动“背书”。

不过，就在刘汉高歌猛进的时候，关于刘汉涉黑、杀人以及包养女明星的传闻更是不绝于耳。

出来混，迟早要还的。

2015年2月9日，刘汉因为涉嫌犯组织、领导、参加黑 社会 性质组织罪以及故意杀人罪被判处并执行死刑。

这一年，他刚好50岁。

也是在同一年，因为行业不景气熬了许久的刘汉元终于挺了过来。51岁的他重新启动四氯化硅冷氢化技改项目，并在年底宣布多晶硅年产能突破7万吨。

不久，刘汉元又在包头投资建设了年产5万吨高纯晶硅及配套新能源项目，一举将多晶硅年产能提高到12万吨，跃居世界第一。

有意思是，就当所有人以为刘汉元会沿着光伏这条路继续走下去的时候，他却对外宣布自己又折回老本行“养鱼”：“通威集团要农牧和新能源两手抓，一个都不能少”。

还是在这一年，刘永好在四川互联网大会上继续以一个双关标题《互联网时代的新希望》做了演讲， 64岁的他已经把“新希望”寄托在年轻一代身上。

作为新希望六和集团的新董事长，女儿刘畅已经接班两年。

为了给更多年轻人搭建新的平台，刘永好创立了“草根知本”，作为一个培养事业合伙人的平台，迄今已经给新希望找来了五百多合伙人。

刘永好告诉这帮年轻人：“三十年再造一个新希望”。

时势造英雄，英雄也造时势。

回溯这几位刘姓富豪一路走过的道路，在激荡澎湃的大变革中，他们都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

但他们选择了不一样的路。

在资本还无法横推一切的时代，获取财富的途径不同，最后的结局自然也不同。

都是起于草莽，但在时局大潮中有人向左，有人向右；有人能坚守住初心，有人却忘记了底线。

这是江湖，更是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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