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票市场风险溢出

㈠ 关于股票交易风险 CMC Markets有哪些有效管理风险的措施

在CMC Markets看来，投资者想要有效管理股票交易风险，需要谨记一下几点：
1、控制股票资产在整个资产组合中的总占比。因为理财的根本目标并不是追求绝对的高收益，而是在追求保值的基础上适当争取升值。
2、股票投资方式采取长期持股，定投形式为佳。
3、找到适合自已的方法，做熟不做生。
4、在牛市财富效应溢出时，应当保持清醒。切不可冲昏了头脑，让贪婪吞噬了所有的理智与财富！
5、借助专业机构与职业投资人，这样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6、不要听信所谓的内幕消息，少参与所谓的各种题材。
7、保持良好心态，平常心看待股票投资经历。

㈡ 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证券市场的影响

金融危机又称金融风暴，是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如：短期利率、货币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其特征是人们基于经济未来将更加悲观的预期，整个区域内货币币值出现幅度较大的贬值，经济总量与经济规模出现较大的损失，经济增长受到打击。往往伴随着企业大量倒闭，失业率提高，社会普遍的经济萧条，甚至有些时候伴随着社会动荡或国家政治层面的动荡。 我国证券市场只有十年的历史，但其发展速度却是罕见的。至2000年底，在上海、深圳两地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企业超过1000家，企业从股票市场筹集的资金累计已超过4000亿元，上市企业市值占GDP的比重已超过了50％。证券市场的作用愈来愈大，并逐渐成为国民经济的晴雨表。
斯人已去，遗害尤在？本次次债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背后的根源在于美联邦的宽松货币政策，尤其是格林斯潘货币政策的后遗症所引起的。用“斯人已去，遗害尤在？”来评价前Fed主席格林斯潘，应该是最恰当不过了。在格林斯潘时代，为应对互联网泡沫破裂对美国实体经济冲击，美联储连续降息至1%，大量剩余资本产生。美国金融体系吸引了全世界的剩余资本，并推出了许多金融创新工具作为其增长的主要因素，美国金融部门的发展非常迅速。然而，这也导致了目前所出现的“过度增长”和“过度膨胀”问题。在这一过程中，金融机构巧妙地把各种各样的房屋抵押分门归类，然后打包成被称为“债务抵押证券”（CDOs）的新投资产品。随后，这些债务抵押证券可以按照不同的风险测评卖给谋求不同回报率的各类投资者。事实上，随意发行债务抵押证券是美国次贷危机的根本原因。
全球金融市场正处于“金融恐慌”阶段从性质上看，此次西方市场的金融危机属于典型的金融泡沫破裂后的“金融恐慌”。按照经典的金德尔伯格理论，“金融危机”形成过程进行了具体概括，即“投资机会出现→资金过剩，金融投资持续扩张→过度发放贷款→资产交易过度→资产价格暴涨→资金需求增大，货币流通速度加快，利率上升→资金周转困难，投机家开始抛售金融资产→资产价格暴跌，金融资产缩水→金融危机产生”（Kindleberger,1978）。
金融市场危机的波动冲击本次次债危机所引发的金融风暴，完全可以用金德尔伯格的危机理论来解释。在经历经济繁荣和全球资产价格膨胀之后，2008年9月终于迎来了金融市场的“恐慌性抛售”，全球资本市场趋近“市场崩溃”的边缘。次贷危机爆发以来，美国金融市场的动荡日益加剧，美国五大国际投资银行也在这一过程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贝尔斯登，这个有着85年历史的美国第五大投资银行，率先因这次凶险的危机而走上了被收购之路，被摩根大通以超低价收购。已经爆发近一年的次贷危机还远没有结束，9月15日，继贝尔斯登之后，雷曼兄弟——这个华尔街市场上有着158年历史的投资银行也宣告破产，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与此同时，拥有94年历史的美国另一家大投行被美国银行以约500亿美元的总价收购，从而幸免于破产。那么，至此，华尔街著名的五大国际投行只剩下来高盛和摩根大通两家，但从这两家最新报告期的财务数据来看，也不是那么乐观。
金融风暴对中国证券市场的冲击效应美国爆发的“百年一遇”的金融风暴，主要通过两条路径影响中国证券市场：
实体经济冲击美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28%，是世界经济的晴雨表。美国次贷危机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全球经济，从而引发金融市场动荡，可能拖累全球经济增长。这将直接应到中国经济的出口，加剧了中国经济的下滑速度和深度。根据央行研究，我国对美出口与美消费数据变化高度相关，美经济增长放慢1个百分点，我出口会下降6个百分点。很明显，美国经济下滑和美元贬值对中国出口需求将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目前这种负面效应已经显示。 除了出口的直接影响外，次贷危机还存在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和潜在风险，例如对银行信贷紧缩、消费能力下降、对其他资本市场的溢出影响以及人们对经济增长信心的下滑。
（二）金融风险溢出冲击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占全球GDP的25%，其金融部门也是世界上最大和最国际化的部门。此外，美国金融市场也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先进、最完善和最有秩序的金融市场。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使得危机发源地市场主要指数对全球其他主要市场指数也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风险溢出，而且各主要市场之间也互相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风险溢出。从全球各主要市场指数之间的影响程度上来看，次贷危机给全球金融市场所带来的影响比前两次危机都更严重。像标普指数对恒生指数和东京日经指数的风险溢出最为明显；此外，受美国股市波动影响较大的还有印度孟买sensex指数和英国伦敦金融时报100指数等。与前几次危机比较来看，本次危机背景下，中国股市受美国股市的风险溢出影响程度明显超过了前两次危机。

㈢ 关于股票的问题

2006年5月，全球股市是一片乱局，美国股市在跌，英国股市在跌，德国股市在跌，法国、日本、印度、俄罗斯、巴西的股市也都在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股市经过四五年的低迷之后，却走出低谷，迎来了春天，一路高歌，交出了一份被称为飘红五月的答案。

有评论者认为，这是继第一次1991年至1993年间、第二次1996年初到1997年5月间、第三次1999年2001年牛市之后的第四次牛市的开始。这些人多是股评家和证券公司的老板，但他们的声音目前是股市上的主流判断。不过对于形成这种判断的依据他们却无法达成一致，有人认为显是政府托市的后果，有人认为应该是不明资金涌入股市所致，也有人认为是一种制度溢出效应，国家两年多来在制度上的努力总算开始有所回报，还有人认为是以上的多种因素合力的结果。

另一些人则认为，不应该过于乐观。著名经济学家许小年就指出，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之难，在于如何打破公司圈钱--官员寻租--中介炒作--股民投机--政府救市的原有博弈格局，以及在多次博弈中形成的游戏规则，特别是各式各样的潜规则，若不能及时地将政策重心从指数点位真正转移到全面的制度建设上来，若不能将投资决策的基础从人气、资金转移到公司的基本面上来，市场规律的再次惩罚只是时间早晚问题。

本刊邀请到了著名经济学家、金融证券领域的权威学者曹凤岐先生，著名法学家、经济法学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史际春先生以及著名法学家、公司法领域的权威学者赵旭东先生为我们解开股市上涨的秘密。
曹凤岐：我可以肯定的是，这次不是政策市。

赵旭东：投资者的心理感受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史际春：股市盘子不能适应市场情况正常地扩容所致。

这次不是政策市

《法人》：进入五月，尤其是五月中旬以后，大家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就是股市。经历了四年多的熊市之后，股市在五月一路飘红，有人大喊：牛市来了，更多的人纷纷摩拳擦掌，准备投入到股市大干一番。请问，您认为中国股市飘红的原因是什么？有人说还是政策市，您认同这种说法么？

史际春：股市涨跌无非就是进入股市的资金多寡的问题，大量资金突然涌入，而股市盘子不能适应市场情况正常扩容，就导致了这种情况。

曹凤岐：自2001年6月份开始，虽然中间小有反复，但是我国股市的大趋势一直是在下跌中，从此便进入了四五年的漫漫熊市。于是便出现了一种怪现象：中国的宏观经济面很好，这几年GDP的增长一直稳稳地在9%左右，外汇储备也是快速增加，与此相对，股市情形却是不妙，股市本身存在着诸多的问题逐渐显现出来，人们对股市也失去了信心。现在股市走势看好，只不过是调控股市使之与宏观经济发展尽可能保持一定的协同度的结果。这也应该算是股市作为经济发展晴雨表的一种正常回归吧。以前股市与宏观经济发展脱离开来，是不正常的。

刚才说的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这么多年来，中国股市一直处于制度创新和规范建设的过程中，例如去年推出了股权分置改革，现在参加股改的A股上市企业已经占到了70%。我23日参加了我国上市公司100强的发布会，发现有两个特点：一是前21家都是国企控股，资产占了所有上市公司总资产的一半，二是其中七八十家都是经过了股改。这首先说明在股市中，大盘股的典范作用不可忽视，其次说明股改是给投资者带来信心的保证。

股改是由一个政策问题，但这种政策不是政府直接干涉股市，不是短期政策，而是通过股改确立上市企业再融资的制度、确立新的股票发行规则、建立三板市场、扩大QF额度，属于一种创新，属于制度建设的范畴。

因此，我可以肯定的是，这次不是政策市。

我向来反对政策市。

我认为，中国股市的产生发展过程中，政府扮演着主导作用。但由于中国股市缺乏成熟市场经济下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使得政府支持新兴股市发展的意向转变为国家信用在股市上过度倾斜，这就给市场参与主体带来一种额外的政策租金。由于股市的参与主体是理性的，其必然从自身利益出发寻求与分享租金。于是在股市机制不完全的情况下，上市公司为此会同庄家合谋，而投资者则由于寻租收益远远大于正常的投资收益也常常选择投机。于是，市场集体行为非理性导致了市场过度投机行为，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违法违规行为盛行。 这样的结果最后只能是：市场风险转嫁给国家，转化为系统性风险；政府的体制性风险镶嵌于市场之中，并由市场自身消化。这就是政策市带来的恶果。

所以我一直在强调，要合理定位政府在股市发展中的角色。政府在充分发挥其在制度创新方面能动性的同时，还应严格界定政府行为的边界，防止政府对市场功能的过度替代。这次股市如果一定要和政策扯上关系的话，我觉得也是政府重视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的政策发挥了作用。

需要补充的是，这次股价上扬和人民币汇率坚挺、大量资金进入中国以及国内房地产政策手紧也有一定的关联。但是关联到底有多大，目前尚缺乏统计数据的支持。

赵旭东：我基本同意曹老师的判断。法律、政策等制度性规范的出台和完善为股市的发展提供了比较好的基础条件。虽然很难说，这次股市飘红是由于制度性的变化直接导致，但是，应该是股民重新树立对股市的信心的重要来源。我想强调的是，这种制度性作用由于各部门对国九条落实配套措施还没达到目标，国家资源调配还需要逐步到位，受到一定限制，将来的作用会更大，更明显。

我说不太清楚，但是我想投资者的心理感受也的确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正像曹老师说的那样，投资者的信心是左右股市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如果股市的投资者达成共识，对中国的股市充满了信心，或者认为股市有一天迟早会变好，形成利好判断，再加上媒体、舆论的推动作用，一个利空的消息也许会变成利好。而如果反之，则一个利好的消息也会变成利空。

我更倾向于认为，这次股市飘红是由于偶然性的因素诱导，在众多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但是，如果因此便判断中国股市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则没有实际的证据，即使目前公司治理结构、中小股东权益保护有一定改进，但是制度层面的问题还依然不同程度存在。这可能会影响对中国股市未来走势的判断。

《法人》：呈现良态的股市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何影响？

赵旭东：股市应该是经济的晴雨表，应该既具有融资、投资功能和资源配置功能，但是现在似乎都做不是很好。希望将来能够起到这种应该的作用。

史际春：中国不应该、也不可能走美国式的企业融资道路，欧、日以银行主导的模式更符合中国国情，也更值得中国借鉴。因此，任股市折腾吧，让他在咿呀学语、蹒跚学步中走向成熟吧，希望它不要对经济有什么（好的或坏的）影响，就让它作为社会、法治发展的某种晴雨表，仅此而已吧。

曹凤岐：房地产泡沫和股市有一定的联系。在股市跌入低潮之后，对一般人而言，最基本的投资方式就剩下了房地产，同时很多在股市捞了一笔的聪明人也转手把钱投在了房地产上面，房地产价格不断攀升是和股市低迷有关系的。现如今股市好了，国家的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又呈收紧趋势，一部分资金可能会从房地产行业撤出，另有一些闲散游资也会更倾向于考虑股市而不会再是房地产。

曹凤岐：如果一切如愿的话，2007年、2008年的股市会非常好，值得期待。

赵旭东：中国的股市从理论上来讲应该是越来越趋于稳定，越来越趋于健康发展。

史际春：中国股市仍将跌跌撞撞、磕磕绊绊地前行，直到中国成为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

中国股市值得期待

《法人》：除了股市涨势的原因，人们也很关心中国股市的走向，不知道您怎样看待？

曹凤岐：在今年1月7号的中国第十届资本市场论坛上，我讲了三句话：第一句是中国股市的春天就要来了，第二句是中国股市的牛市特征开始显现，第三句是不要指望今年的指望股指涨得很高。为什么这么讲呢？这是因为2006年，股市还处于新旧交替时期,面临着四项重要任务：把股权分置改革进行到底，重塑市场信心,搞好国有控股企业的股改；认真贯彻执行新《公司法》和《证券法》,继续进行市场制度和市场交易品种创新；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建立健全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从上市公司内部形成保护投资者的机制；逐步实现全流通。我们要认识到，股改还没有最后完成,投资者的信心还没有恢复,市场还面临新股发行和再融资压力。非流通股变为流通股逐渐释放出来,对价自然除权也会使有些G股走低,影响大盘。同时我们还应该认识到，股改不能解决公司治理的所有问题，如何建立健全有效的公司的法人结构和内部治理结构问题是我们始终面临的挑战和难题。因此今年属于打基础的一年。如果一切如愿的话，2007年、2008年的股市会非常好，值得期待。

史际春：中国的股市总的来说还是一个政策市，并非一个正常的市场。它仍将跌跌撞撞、磕磕绊绊地前行，直到中国成为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包括整个市场本身的成熟、政府基于市场机制的市场调控的娴熟、法治的确立，等等。

赵旭东：在法律制度的层面，我的判断是中国已经建立起基本的证券市场主体制度、市场行为制度、证券监管制度，整个市场已经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框架体系。现在，无论是上市公司还是证券公司或是会计师事务所、律所的组织形式、行为规范均有了相应赢得法律予以规定；股市上的股票交易行为、发行行为均有了明确的规则，对内部交易、市场操纵行为、信息披露的限制也非常严格；至于监管，有经验，也有教训，尺度、程度、力度都在实践中不断调整，现在在平衡政府规制和市场调节中也算是找到了合适的定位。在前面我已经提到过，制度建设对股市的促进作用是长期性、根本性的、建设性的，所以，我认为中国的股市从理论上来讲应该是越来越趋于稳定，越来越趋于健康发展。

《法人》：曹老师，您对股市的发展前景保持着乐观判断，但是5月24日的时候，股价却应声而降，这又是什么原因？

曹凤岐：5月24日，股市大跌，主要与发行新股有关系。之所以出现现在这种状况，与缺乏资金没有关系，而是在于股民对股市还是缺乏信心或者说信心还没有完全恢复。如果新发行的股份是几支优质股，这种应声下跌的局面应该会马上有所改善。但是我并不希望看到股市暴涨的局面，暴涨之后肯定有暴跌，大涨大跌都是不健康不正常股市的表现。

我觉得在认识和评价我国股市的功能时，有两个误区应该打破：一是把市场融资规模作为主要的衡量标志，认为融资规模越大，市场功能越强。应该说，这种认识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但上述逻辑关系隐含着一个基本前提，即所有的融资活动都是具有充分效率的。由于我国股市情况特殊，因而融资规模只对股市的规模和广度具有表征意义，而不能说明资本使用效率这种更深层次的东西。有时结论恰恰相反--当市场所融资金使用处于低效率或无效率状态时，融资规模大不仅不是成绩而是过失。二是把股价指数增幅视作一个衡量标志，认为股价指数增幅越大，市场的作用和成绩越大。从道理上讲，股价指数与作为指数计算依据的采样股票的数量、价格等因素有关，并不直接反映上市公司手中的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而且股价指数增幅较大，有时恰恰是股市泡沫大和投机过度的反映。

我希望看到股价能够平稳上升。

曹凤岐：中国股市想健康发展，股民的信心是一个最大的公约数。

史际春：主要不是什么制度的结构性问题，而是社会本身的问题。

股民信心是股市最大的公约数

《法人》：网上有评论，说此次股市转暖，属于制度溢价，自从国九条颁布以来，政府出台或修改的法律起到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曹老师也一直在主张要依靠制度来规范和振兴中国的股市，史老师和赵老师都是研究法律的，法律和制度的关系也非常密切，或者本身就是一种制度。请问中国的证券市场目前仍然存在哪些制度的结构性问题？

史际春：存在的主要不是什么制度的结构性问题，而是社会本身的问题，如社会信用水平低、社会成员普遍缺乏角色和信托意识、企业治理的幼稚、政府管理的简单粗暴、法官只认法条不懂法治精神等。

曹凤岐：我想通过谈一下国企海外上市和国内上市的比较问题来回答你的提问。

我前一阵子主张，大型、特大型企业到国外去上市，有条件的中小型科技企业也可以先到海外去上市，从而借鉴海外的经验，吸收外资，到海外去壮大自己。有人说，国企海外上市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引进战略投资者就是贱买国有资产，而且会使中国股市边缘化。事实是否如此？

不见得。像建行、中行等国有银行上市，主要来自于中国加入WTO的压力，是和其公司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要求联系在一起的，当时既面临着剥离资产的重压，还要迅速的建立股份制公司。这种情况下，筹资就成为亟需的事情。但是当时中国股市容量不够，不得已而为之的情况下，不到海外上市怎么办？至于很多人说定价太低，这是由市场决定的，我们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差，透明度又差，不良资产数目也不算少，国外成熟的投资者当然不愿意给比较高的价格。实际上，据我所知，建行引进战略投资者的谈判非常辛苦。虽然定价不高，但是海外战略投资者依然要求签订保护条款，规定如果将来审计证明建行2004年净资产存在泡沫，中央汇金公司将对美国银行给予额外股权补偿，有效期为5年。

也有人说那就不要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了，引进国内战略投资者得了。可是，首先国内成熟的、合格的战略投资者还不多，再就是国内实力雄厚的战略投资者的不是大型国有企业就是国有控股公司，对改变股权结构、建立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到底会起什么样的作用呢？在中国的资本市场这个窝条件还不够好，我们完全可以到海外去借窝，到别人的窝里去孵蛋，等小鸡孵出来了，甚至等小鸡长大了，再回到国内这个窝也不迟，这叫借窝孵蛋。事实也证明，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对于改变银行股权结构、提高资本充足率、促进建立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是有很大好处的。而且，懂股市的人都知道，不是外国人赚了我们的钱，而是我们和战略投资者一起赚了外国人的钱，上市以后，建行、中行的资产不是增值了么？

另外，我从来没有一概而论，说国企只能到海外上市。企业今后应根据自身条件和要求选择引进国外或国内战略投资者，并以此为依据选择在境内或境外上市。企业海外上市，有人称之为倒逼机制，认为可以逼迫国内资本市场要尽快成长、成熟，企业也是先到海外练练筋骨，建立好的治理结构还可以回归。我是赞同这种观点的。不过在海外上市或引进战略投资者的过程中，我们要使外资为我所用，牢牢抓住控股权，学会与狼共舞。

现在国内资本市场环境逐渐转好，不但允许并购，不动用现金，通过权利划拨就可以实现股权置换；而且允许外资的介入、券商融资，各种政策比较宽松，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考虑在国内上市了。

可是不管怎么样，良好的投资环境都是不可或缺的，譬如法人治理结构、成熟的投资基金，等等，只有先把市场做好，把公司做好，才能重塑投资者信心，才能重塑企业对国内股市的信心。我们已经在证券市场监管方式、监管措施和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方面做出了成绩。但是，我们应该在寻求股市的可持续发展方面进行更多的制度建设方面的探索。

我们需要进一步淡化股市的融资功能，强化其投资功能和资源配置功能。我们需要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进一步规范市场参与者的行为，建立健全市场主体和中介，进一步确保资本市场的各项制度以及相关的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的落实，进一步建立保障资本市场健康运行的信用体系。监管部门必须真正地把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作为工作出发点，把预防和惩处市场操纵或欺诈行为作为主要目标，把确保市场的流动性和透明性、市场信息的有效性作为监管重点，才能真正实现股市的公平、公正、公开和公信原则。

我非常赞同赵老师刚才的判断，中国股市想健康发展，股民的信心是一个最大的公约数，我们所有的一切努力也都是为了树立、维护和增强股民对中国股市的信心。

赵旭东：目前的有些制度大部分都是共性的东西，也就是那些各国共同适用的制度。但到底是不是适用中国，还不知道，中国股市特有的问题可能在某一阶段还会出现缺乏制度、规则调整的现象。因此，中国股市所具有的个性的东西还需要不断总结。我们不能满足于一些共有性的规定，而是要注意到中国股市问题的阶段性和特殊性，实现相关制度、规则机动应变性，以使中国股市在不同的阶段出现的不同问题在不同的层面得到圆满的解决。

曹凤岐：比股权分置改革、《证券法》、《公司法》更有战略意义的是国九条。

赵旭东：最重要的问题当属法律的实施问题。

史际春：法≠法条，法治水平不可能因为若干法条的变化而在短时间内获得大的提升。

法律实施是最大的问题

《法人》：如果修改后的《证券法》《公司法》属于此次股市发力促因的假设成立，它们的主要的贡献表现在什么地方？还有没有提升的空间？

曹凤岐：修改后的《公司法》、《证券法》不仅在进一步规范证券市场，进一步规范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以及市场作为方面做出了贡献，而且对注册资本、股票回购也有了较为宽松规定，同时还保证了中小股东的知情权，对券商也不是一味地限制，而是允许他们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也可以融资融券。

我在此想强调的是，我们国家近几年对股市进行制度上的调控，不是始于股权分置改革，而是始于国九条的出台。国九条明确指出了中国证券市场改革的方向，指出要坚定不移的发展资本市场，股权分置改革、《证券法》《公司法》的修改乃至新《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都是在制度设置层面对国九条的落实。

比股权分置改革、《证券法》、《公司法》更有战略意义的是国九条。

史际春：没有贡献。因为法≠法条，法治水平不可能因为若干法条的变化而在短时间内获得大的提升。

赵旭东：修改后的公司法在鼓励投资、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健全内外部监督制约机制、提高公司运作效率、健全股东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严格上市公司及其有关人员的责权利、健全公司融资制度、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等方面作出或者增加了新的规定，例如，高管违法给公司造成损害的要赔偿 ，股东的诉讼权、调查权、特殊情况下申请解除公司权和退出权，股东滥用权利逃避债务要承担连带责任，上市公司可以设立独立董事，规范关联交易行为，强化公司的清算责任和社会责任，等等。

修改后的证券法则在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防范和化解证券公司风险、加强对中小企业投资者权益进行保护、完善证券发行制度、完善证券交易和证券登记结算制度，规范市场秩序等方面做出和增加了新的规定，例如，建立保荐人制度，确立公司披露信息制度，拓宽合法资金入市渠道，设立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制度，等等。

曹老师刚才也提及了，2002年的《证券法》出于金融危机和稳定证券市场秩序的考虑，当时的表征倾向于打压股市。修改后的《证券法》在信用交易、国企炒股、银行业入股、混业经营、期货交易等方面均有了相对宽松的规定，留出了一些弹性空间。

应该说，目前我国有关证券市场法律制度方面的规定，在基本方面，国外有的，我们都有，基本上没有真空。如果一定要说现在法律制度还有没有什么提高的空间，我认为下一步《公司法》在怎样防止公司发生内部人控制、实现董事会和监事会职能的充分实现方面还有余地。

《法人》：除此之外，我国在证券市场法律制度的层面还有哪些地方亟待改善？

赵旭东：目前证券市场法律制度建设中最重要的问题当属法律的实施问题。不仅仅是《证券法》《公司法》执行和落实面临的问题，而是包含绝大多数领域法律执行和落实共同面临的问题。最近十几年来，我国的法律制度建设进步很快，社会的各个方面基本上都实现了有法可依，不过，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做的就要差得多。有人说，很多已经颁布的法律能够得到30%、50%程度的执行就很不错了。《证券法》和《公司法》当然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相比较而言，《证券法》比《公司法》更难执行。《公司法》任意性规范多，大部分涉及公司的自治性问题，实施起来还相对容易。可《证券法》包含了大量的强制性规范，实施难度显然就大多了。

《证券法》《公司法》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国在证券市场监管上面临的难题。目标是有的，规范是有的，规则是有的，而且规范和规则还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坚实，但是如何持久和真正的落实需要一种长久的努力。所以，证监会外，还包括其他机关、当事人，也包括司法机关，都要一起携手，众志成城，把有关证券市场的法律、法规、政策和规定加以认真落实，从而期待很好地维护股市的作用。

曹凤岐：中国股市并没有和世界股市形成联动。

史际春：中国的股市与世界股市从未有过直接的关联。

世界与中国：冷暖各不同

《法人》：世界股价大跌已经引起了国内金属板块股票价格的下挫，您认为世界股市和中国的股市是怎样的关系？

曹凤岐：中国和世界的联系越来越大，我们的石油价格就已经与世界同步了。但是，由于外汇还没有实现自由兑换，汇率也没有实现自由浮动，国内公民也不能够到国外股市投资，所以，中国股市并没有和世界股市形成联动。不过，随着境外资金进入国内股市，大量投资机构和仅仅组织进驻中国，中国股市受世界股市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史际春：中国的股市与世界股市从未有过直接的关联，过去没有，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不会有（如果资本项下的外汇可自由兑换，中国股市与世界股市就直接关联了，幸亏这不是事实，否则中国股市、中国经济、中国社会和国家将面临血光之灾，这是另一个话题，恕不能展开来谈）。所谓世界股价，不过是指主要发达国家的股市，由于金属和其他原材料价格大涨，资金流入商品市场，所以股市就跌了（与银行利率大涨资金就一定会流入银行而导致股市下跌一样）。

曹凤岐：对中小投资者的保护也许更重要的层面在于防患于未然。

史际春：问题不在于市场设计，而在社会本身，包括法治社会、法治国家的建设。

保护中小投资者是世界级难题

《法人》：现行的证券市场设计中，您认为是否足以保证中小股民的利益？有没有改进性建议或者意见？

史际春：总的来说，问题不在于市场设计，正像我在前面讲的那样，问题的根子在社会本身，包括法治社会、法治国家的建设。须知，社会的进步和法治的确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在社会成员的冲突、博弈中真正形成本土内生的法（而不是纸面的或舶来的法条或制度）。这个过程，50年、100年都不算长吧。

曹凤岐：虽然现在国家的法律、法规、政策都着力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可是，我认为对中小投资者的保护也许更重要的层面在于防患于未然。

首先，《公司法》《证券法》和证监会的一些规定只能是一些抽象性的、一般性的规定，不可能规定的特别具体，像强制分红就不现实，有没有内部回报只能靠公司的自觉。

其次，在一些个民事赔偿案件中，举证责任归属现在是很大的问题。谁来认定公司操纵股价或者散布虚假信息了？ 即使法院判决公司败诉，公司说没钱怎么办？代理诉讼和中小股东赔偿基金会解决一些问题，但是作用有多大还需要观望。

再次，中小投资者在市场中的弱势地位是任何国家任何市场都存在的普遍问题，因为中小投资者在市场信息获取的能力和资金实力方面都不占优。曾经有一个老太太问我，您认为如何才能够最大程度减少投资风险。我说把您的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多选几支股票。她马上说，我没那么多钱，就一个鸡蛋呀。那我无奈地说，您还是别在股市上呆了，把钱存到银行里最保险。

所以，我认为，对中小投资者最大的保护是迫使上市企业尽可能详细、尽可能真实的披露相关信息，减少中小投资者由于信息不对称所背负的风险。

㈣ 风险溢价是什么

风险溢价(Risk premium)，是投资者在面对不同风险的高低、且清楚高风险高报酬、低风险低报酬的情况下，因投资者对风险的承受度，影响其是否要冒风险获得较高的报酬，或是只接受已经确定的收益，放弃冒风险可能得到的较高报酬。

已经确定的收益与冒风险所得收益之间的差，即为风险溢价。是投资者要求对其自身承担风险的补偿。

风险溢价指的是投资人要求较高的收益以抵消更大的风险。财务动荡的公司所发行的“垃圾”债券通常支付的利息高于特别安全的美国国债利息，因为投资人担心公司将无法支付所承诺的款项。

风险溢价是金融经济学的一个核心概念，对资产选择的决策，资本成本以及经济增值(EVA) 的估计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尤其对于当前我国社保基金大规模地进入股票市场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4)股票市场风险溢出扩展阅读

背景

“风险溢价”的两个不同含义需要注意的是，“风险溢价”一词有两个不同的含义：

一是事后的(ex-post)或者已实现的风险溢价，这是实际的、通过历史数据观察得到的市场收益率（以指数收益率代替）与无风险利率（通常以政府债券收益率代替）之间的差值；

二是事前的(ex-ante)或者预期的风险溢价，这是一个前瞻性的溢价，即预期未来的。

风险溢价或者以当前经济状态为条件的条件风险溢价。这两个风险溢价是不同的，举例来说，在1989 年末的日本股市，由于经历了长时间的繁荣，股价相对于其内在价值来说很高，P/E 超过60 倍。

显然，这时的股权成本很低，也就是事前的风险溢价很低，而事后的或者已实现的风险溢价却很高（接近10%）。相反，在经历了一次大的股市萧条之后，事后的风险溢价很低，而事前的风险溢价却可能很高。这是由于股票收益率存在均值回归。

㈤ 炒股者不得不注意的逃顶信号

如何才能判断一只股票的价格是否到达了顶部区域（或阶段性顶部区域），笔者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根据量、价及一些技术指标之间的关系对顶部区域（或阶段性顶部区域）判断有如下体会。

当股价由底部启动走入上升通道后就要开始监视顶部的出现，这时一般不再以日K线图为主，而以60分钟K线图为主。因为60分钟K线图较日K线图更能够快速反映股价的变化，而其他的K线图要么变化过于频繁，要么变化过于滞后。但日K线图或周K线图可靠性比较高。将60分钟K线图中的价均线系统参数设置为 5、10、20。将K线图、成交量图、MACD图显示于同一屏幕上。

当股价从底部（或阶段性底部）上升到一定高度，如果K线图上出现股价滞涨、成交量放大，股价回落、成交量萎缩等现象，同时价均线、量均线、MACD都会由上升逐渐转变为走平或下降。当价均线系统的5单位线下穿10单位线，MACD的快线下穿慢线时，说明这只股票在此价位区域有大量获利盘涌出或庄家出货情况发生。

通常情况下可以认为此区域股价已经进入顶部区域（或阶段性顶部区域），也就是发出庄家在出货或要进行回调洗盘的信号。最起码股价会在这个区域停留一段时间。如果股价均线的5单位线下穿20单位线，10单位线下穿20单位线再配以K、D、J等技术指标就更可以确认这个区域是顶部区域（或阶段性顶部区域）了。如果出现了上述情况投资者应做清仓处理。如为阶段性顶部区域可在股价企稳后或有效突破此区域后再行介入。

㈥ 什么是波动溢出效应和均值溢出效应，为什么股市有均值溢出效应

均值溢出和波动溢出都指可以被人们观察到的金融市场间（包括跨国间的同一类金融市场与一国内的不同金融市场，当然还包括跨国间的不同金融市场）的信息传导现象。

按照金融市场的强有效市场假说，任何与金融市场有关的信息都会在最快的时间内同时被所有金融市场所消化，并反映在价格水平上，也就是说每个金融市场的价格都会遵循随机游走的规律，而市场回报可表现出白噪声。

金融市场间并不应存在溢出效应，因为所有信息会在同一时刻被所有市场吸收。但通过众多学者研究发现，溢出效应是存在的，信息是可以被观察出跨市场传导的。

为了研究的方便，这种溢出效应被人为分解为两种类型：均值溢出和波动溢出。均值溢出一般指一个市场价格或回报的变动对其它市场产生的影响，这种影响有正负之分，例如利率上升会引致股票价格下降。

而波动溢出则是指一个市场波动的变化（一般用方差来衡量波动）对其它市场产生的影响，这种影响无正负，而只有大小之分。很容易想象，当美国股票市场波动增加，或者说剧烈增加时，其它国家股票市场的波动也会增加，这其实就是“金融传染”的表现。

(6)股票市场风险溢出扩展阅读：

一、溢出效应的理论背景：

1、阿罗最早用外部性解释了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他认为新投资具有溢出效应，不仅进行投资的厂商可以通过积累生产经验提高生产率，其他厂商也可以通过学习提高生产率。

2、罗默提出了知识溢出模型。知识不同于普通商品之处在于知识具有溢出效应。这使任何厂商所生产的知

识都能提高全社会的生产率"内生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在罗默模型中总生产函数描述了资本存量，劳动力，以及创意技术的存量与产出之间的关系。

3、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溢出模型指出：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可以解释为向他人学习或相互学习，一个拥有较高人力资本的人对他周围的人会产生更多的有利影响，提高周围人的生产率。但他并不因此得到收益。

4、帕伦特研究了技术扩散、边干边学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他设计了一个特定厂商选择技术和吸收时间的边干边学模型，他认为在前后各种技术吸收之间，厂商通过边干边学积累的专有技术知识为进一步的技术引进做好了准备。

5、科高认为技术溢出效应的发生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来源于示范、模仿和传播；其二来源于竞争。前者是技术信息差异的增函数，后者主要取决于跨国公司与当地厂商的市场特征及相互影响。

6、旺和布洛姆斯特罗姆比较全面地看到了当地厂商和跨国公司子公司的决策行为对溢出的影响。一方面，假定跨国公司子公司能意识到技术扩散的成本，另一方面，假定当地厂商也能意识到溢出的存在。在互为约束的前提下，可以求取各自的动态最优解。

理论上，无论是跨国公司子公司还是当地企业都可能通过其投资决策影响溢出水平。跨国公司对新技术的投资越多，溢出越多。当地企业对学习的投资越多，其吸收溢出的能力就越强。

可见，除了原有的溢出效应外，还存在着一种取决于当地厂商和跨国公司子公司投资决策的溢出效应，这种影响是累积的，具有正反馈性质。

二、效应理论

1、事物一个方面的发展带动了该事物其它方面的发展。

2、一国总需求与国民收入增加对别国的影响。

3、溢出效应，有技术溢出效应，跨国公司是世界先进技术的主要发明者，是世界先进技术的主要供应来源，跨国公司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内部化实现其技术转移。

这种技术转让行为对东道国会带来外部经济，即技术溢出。一项技术溢出是一个正的外在性的特定情况，它既不是在经济活动本身内部获得的利益，也不是由该项活动的产品的使用者获得利益。换句话说，这种利益对于经济活动本身是外在的，对社会产生了外部经济。

例如，一家跨国公司发明了一项新技术，随之该技术被竞争企业复制或学习，表现为竞争企业通过搜集跨国公司新技术的基础知识，加上自身研究开发组合成与跨国公司相近的研究成果；

利益将是外在的，由于是实现或产生利益的企业与产生技术的企业展开竞争，即技术产生了溢出效应。

㈦ 王天一的教育科研

主要教学课程投资定量分析方法与应用，计量经济学。学术文章
[1]“Impact of Exchange Rate Regime Reform on Asset Returns in China”,with Xiuping Hua and Laixiang Sun, European Journal of Finance. 2015, 21(4).(SSCI)
[2]“Realized GAS-GARCH模型及其在Value-at-Risk预测中的应用”，与黄卓合作，《管理科学学报》，接收待发表。
[3]“中国股票市场的风险收益关系研究—基于波动率反馈和APARCH-NIG模型的新视角”，与刘浩、黄卓合作，《浙江社会科学》，2014年10月。
[4]“利用高频数据预测沪深300指数波动率——基于Realized GARCH模型的实证研究”，与赵晓军、黄卓合作，《世界经济文汇》，2014年10月。
[5]“高频农产品期货波动率和相关性预测——基于Realized Copula-DCC 模型的视角”，与黄雯和黄卓合作，《浙江社会科学》，2013年5月。
[6]“Price Volatility Forecast for Agricultural Commodity Futures with High Frequency Data”,with Wen Huang, Zhuo Huang and Marius Matei, Romanian Journal of Economic Forecasting. 2012(4).(SSCI)
[7]利用高频数据管理沪深300指数的尾部风险—基于Realized GARCH模型的VaR，与黄雯、黄卓合作，《中大管理研究》2012年第7卷。
[8]“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olatility and Trading Volume in Chinese Stock Market: A Volatility Decomposition Perspective”, with Zhuo Huang,Annals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May 2012. (SSCI)
[9]高频数据波动率建模：基于厚尾分布的Realized GARCH模型，与黄卓合作，《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2年5月。
[10]基于高频数据的波动率建模及应用研究评述，与黄卓合作，《经济学动态》，2012年第3期
[11]国际间股市的有向尾部风险溢出，《浙江社会科学》，2011年第10期。
[12]“China’s macroeconomic stability –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Survey Data”, with Chia-Shang Chu and Huihui Li, China Economic Journal, Vol. 4, No. 1,Feb 2011.
[13]预测中国商品期货市场波动率：基于RangeGARCH的结果，与沈诗涵，佘宇，黄卓合作，《统计与决策》，2015年8月。
工作论文
[1]A Generalized Autoregressive Score Model with Realized Measures of Volatility,(with Xin Zhang and Zhuo Huang), working paper 2014, submitted.
[2]Modeling the Long Memory Volatility Using Realized Measures of Volatility, (with Hao Liu and Zhuo Huang), working paper 2014, submitted.
[3]Realized EGARCH, Volatility Risk Premium and CBOE VIX (with Peter Hansen and Zhuo Huang), working paper 2014.
[4]“波动率长记忆性建模：基于混频数据回归与已实现波动率的新模型”（与黄卓、刘浩合著），已投稿。
[5]“Gram-Charlier分布在动态金融高阶矩建模中的近似误差”，2015，(与李超、黄卓合作)，已投稿。
科研项目
2014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11一般项目(XK2014116)
2014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人才培育(优青)项目(14YQ05)
2013国家自然科学青年项目 (71301027)
2013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 (13YJC790146)”
学术会议论文和会议报告 1、“VIX, Realized GARCH and Option Pricing”, with Zhuo Huang, 2012年度中国金融工程学年会暨金融工程与风险管理论坛，武汉。“利用高频数据预测农产品期货波动率”，与黄雯和黄卓，2012年中国数量经济年会，乌鲁木齐。“高频数据波动率建模：基于厚尾分布的 Realized GARCH 模型”，2011第九届风险管理与金融系统工程国际学术讨论会，武汉。获得荣誉2012 “利用高频数据预测农产品期货波动率”，与黄雯和黄卓，中国数量经济年会优秀论文三等奖。2012 北京市优秀毕业生。2010 北京大学“五四”奖学金。2008 北京奥运会残奥会优秀志愿者。2006 北美跨学科建模竞赛(ICM2006)二等奖 (Honorable Mention)。2005 北美数学建模竞赛 (MCM2005)一等奖 (Meritorious Winn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