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关于股票市场监管研究

⑴ 美国对股票市场的监管与我国的监管有和异同

单从股市的规模和技术层面来说,中国的股市已经不输于国外股市了.我们欠缺的是对上市公司有效的监管!

中国的股票市场历来重融资轻回报,这种情况一时难以改善;另外,上市公司融资的透明度不高,钱到底用到何处,又产生多大效益很难判断. 对违规的公司处理往往殃及到散户,处理拖沓,索赔困难,如"大庆联谊"案,所以在管理上市公司上,我们的股市还要有很长的路走.

外国的股票市场更看重股东的利益,赔偿机制较完善,能够有效的增加上市公司违规的成本.虽然如此,还是有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者如"安然"案. 但从对受损者的赔偿和严惩肇事主谋上,还是体现了全力保护社会股东权力这一原则.

⑵ 帮我找个国外人写的中英文都有的关于中国股票市场发展或存在问题的文献

中国故事与外国故事虽然同称故事,
但是性质两样的没有同比性,
即使有雷同处也是人为的.
机构不用操盘手操盘只用计算机自动操作的话,
大家才有公平可言...否则输的永远是散户

双赢应该成为中国股市的底线,
只有建立在双赢基础上的股市才是健康的股市,
单边盈利的股市不利中国经济持续发展,
只会不断的埋藏危机...
在何时以何种形式爆发是不可预知的
只要有危机存在社会就会有动荡隐患...

⑶ 有关金融稳定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和国内外研究现状

金融稳定的基本制度框架分析
中央银行履行金融稳定的职责能否顺利实施和充分发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整套较为完善的制度框架的确立及良好执行。按照西方经济学家切纳德等人的观点，一国的金融体系要较好地发挥功能，适宜的宏观经济环境、有效的监督和管理体制与健全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是必不可少的。上述三项因素已被西方学界视为构成金融稳定的“三根主要支柱”。
在我国目前转轨过程中的经济金融格局下，除了上述三项因素应包涵于金融稳定的制度框架以外，健全和完善市场主体的适格性、市场交易和秩序的稳健性等制度架构，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具体而言，金融稳定的基本制度框架可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市场主体方面、市场结构和秩序方面、金融调控和监管方面、市场支持保障方面和金融风险处置方面。
（一）在市场主体方面，我国已明确要建立资本充足、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服务和效益良好的现代金融企业。从目前的情况看，我国的金融机构仍然存在着产权主体虚置、公司治理欠缺、不良资产偏高、经营效率低下等问题，成为阻碍金融业快速发展的“痼疾”。在这方面，构筑良好的资本结构、完善的公司治理等制度架构至关重要，关键是要建立多重的股权约束机制，形成有效的激励、监督机制，解决好权责对称问题。
（二）在市场结构和秩序方面，我国金融业存在着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银行间市场和交易所市场、流通股和非流通股等结构不均衡以及金融秩序不规范的情况，使金融业隐含着内在的不稳定性，极易产生较大的金融波动，进而通过市场间的关联和互动，扩展到整个金融体系，最终酿成金融危机。在这方面，要注意放松金融管制，着力推进金融市场的改革和创新，确保金融秩序的稳定。要逐步建立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的良性互动机制，加强深层次的银行与保险业的合作，构建直接金融和间接金融协调发展的制度 “平台”。
具体而言，要放松商业银行进入证券市场、基金业、信托业等限制，构建合理解决证券公司融资需求的制度框架；推动资产证券化、货币市场基金等新兴金融工具的规范化发展，规范引导金融衍生产品的创新机制；建立和完善债券、外汇市场的做市商制度，改革强制结售汇制度，完善央行干预外汇市场的有关制度；依法严厉打击和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的违法违规行为。
（三）在金融调控和监管方面，要确立不同层次的制度安排来协调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政策工具，以促进金融稳定目标的实现。（1）签署备忘录规定中央银行、财政部和监管部门在维护金融体系稳定中的职责和法律地位，明确中央银行对国家金融体系的总体稳定负责，财政部和监管部门也承担一定的责任；（2）构建协调宏观金融稳定与微观审慎监管的制度架构，增强中央银行的前瞻性宏观分析能力，提高监管部门的监管水准；（3）加强协商沟通，建立健全各部门之间防范跨市场、跨系统金融风险等方面的信息共享、协调配合的制度框架；（4）运用适宜的货币政策工具来稳定金融体系，可包括短期利率、公开市场操作、窗口指导等；（5）逐步建立功能性监管的框架，运用适当的金融监管手段来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如审慎的市场准入监管、及时的监督纠正措施等；（6）加快金融稳定指标的设计和评估，构建金融风险的预警机制，加强对跨市场风险和系统性风险的监测和分析。
（四）在市场支持保障方面，我国需要将保证支付清算体系的安全提高到维护金融稳定的高度来认识。较好的市场保障制度是保持金融稳定的有力“缓冲器”。要建立和完善金融风险的补偿机制，确立存款保险制度、证券投资者补偿制度和寿险投保者补偿制度，并注意防范道德风险，充分发挥市场约束的力量。
（五）在金融风险处置方面，要按照依法合规、适度有限、权责对称等原则，构筑一整套较为完善的制度架构来有效处置金融风险，以最大程度降低损失。应建立一套处置金融风险的长效应急机制和体系，明确其组织结构、决策部署和执行实施，预备多套风险预案；严格掌握标准，认真履行好最后贷款人的职能，明确提供流动性支持的规则“界限”，切实防范道德风险；完善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的法律框架，探索建立良好的金融机构破产制度框架，改善现有的对有问题金融机构进行风险救助的手段和措施；会同监管部门尝试对金融机构进行风险类别划分，逐步确立分类指导、有效监督和及时处置的制度架构。

⑷ 通货膨胀对股票市场影响的国外研究现状

你是要别人给你搜集答案，还是要回答问题，我就给你一个答案，通货膨胀实际上是货币贬值，理论上是货币超量发行的结果，超量货币自然会流入股票市场，推升股票价格。在实践中会有多种情况出现，例如，操纵货币杠杆，通过外币大量吸收和抛售另一国货币，产业的短期集聚分离，都会产生通货膨胀，其结果对股票市场的影响却不只是一个答案。

⑸ 国外财务监督的现状

(一)财务人员缺乏国际视野、信息沟通质量偏低
海外财务管理人员配备有限,现有人员业务局限于记账、报表、及经济活动分析上,没有意识到财务管理的重要意义,没有结合海外财务管理活动的特殊性较好地完成事前的计划与预算、事中的决策与控制,事后的分析更是过于依赖国内项目的管理经验和资源,对境外工程所面对的复杂环境估计不足,缺乏整合和利用当地资源的能力,不能从财务数据中分析整理项目管理的具体策略和建议,对项目进一步工作缺乏指导性参考。
由于语言差异,项目财务管理人员必须配备翻译对当地政策法规进行了解,而翻译又不擅长相应的财务管理基础知识,导致对一些财务、税务制度不敏感,信息传递不及时或者有偏差,也促使了海外财务管理的滞后性和被动性。国家信息中心“一带一路”大数据中心近期发布《“一带一路”大数据报告(2017)》报告显示我国语言服务机构分布范围极不均衡。60.15%的语言服务企业集中于北京、上海、广东。分析表明,东部沿海地区的翻译需求集中而旺盛,且社科文化、IT 信息、商业贸易、医药化工、财经金融、政府事务等需求旺盛的行业分布相对集中。通过对全国423家语言服务机构调研发现,提供中译英服务、英译中服务的企业占比最高,分别为96.93% 和94.80%。其次为日语、法语。仅有2.60% 的企业提供“中译外”和“外译中”服务,占比较少,小语种的服务能力严重匮乏,海外懂财务管理的小语种人员更是凤毛麟角。

(二)缺乏可运作的规范性制度
国内的财务管理体制已经完善成熟,但适合海外国情的财务管理制度却尚在摸索阶段,海外缺乏一个即适合国内特殊情况、同时满足项目需求、又符合当地财政法规的且具有可运作性和指导性的制度。海外财务管理更多依赖当地会计,而外会个人的业务水平,我们也很难进行全面客观的评价,导致财务管理活动无法深入项目管理,不能对项目的整体控制起到有效作用。
(三)缺乏实质有效的监督
海外项目由于其特有的性质决定了其具有不可预知因素多、风险高、难以掌握的特点;且因国内对海外项目实行远程控制,信息沟通存在滞后性,国内监管也很难及时到位;另外由于国内的政策制度不完全适用于国外,导致国内监管机制也很难适用海外项目,使海外项目的财务管理缺乏实质有效的监督。

⑹ 关于中国股市制度缺陷及纠正的外文文献

这方面我基本上是空白，所以找了一下，看看能能否帮上你，二、中国股票市场存在的问题
市场经济需要经济自由、明确的财产权和保护产权的法律条件。在提供市场经济的基础条件方面，政府有着巨大的规模优势。但是这种优势只是理论上的。事实表明，政府与其说建设性地提供了这些基础条件，倒不如说常常破坏性地摧毁市场经济的基础条件。中国股票市场一直没有解决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
1、经济自由受到限制。中国股票市场上的股票发行方式行政色彩十分明显，政府对股票发行实行了额度限制，上市指标成为稀缺“资源”。这使得拟上市公司向地方政府及主管部门争取额度，地方政府和主管部门向国家证券管理部门争取额度的行为愈演愈烈。政府对上市公司挑选程序的过深介入与市场经济原则相背，因为政府挑选所采用的是一套行政机制，其核心是运用行政关系来推荐，缺乏市场选择的效率，容易产生寻租腐败。许多企业上市后把股票市场当作“提款机”，而没有通过资本市场上的运作来解决企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转换经营机制，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优化资源配置和进行产业调整，反而使企业因缺乏有效的股东制衡机制和合理的股权结构而出现质量滑坡，许多公司在上市不久即告业绩下降甚至亏损。
当上市公司不能正常经营时，政府又对上市公司资产重组和退市进行干预。中国股票市场一直没有形成一种有效的退市制度。在连续亏损上市公司数量不断增多的情况下，证券管理部门推出了ST、PT制度作为退市制度的过渡。由于对公司市场准入的控制，上市公司的“壳”成为稀缺资源，成为市场上兼并、收购和重组的首选对象。在发达国家，股票市场上上市公司的兼并、收购和重组完全是一种以市场为基础的纯企业行为，政府很少会介入到这一活动中去。而在我国，上市公司中国有股占据控制地位的产权结构特征和资本市场以为国有企业筹集资金和“解困”为目的的定位，决定了政府必然是上市公司资产重组的内在构成要素。政府在介入关系公司资本结构变化与经营战略调整的资产重组时，不可避免地会有行政管理者的色彩，很难将其所有者权能与社会管理者权能做出清晰地界定。同时，作为资产所有者，政府在重组中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是市场化财产属性所要求的结果，但它在行使其社会权能时，其行为更主要的是一种行政行为。角色的双重性，导致政府在上市公司重组中的行为常出现市场化与行政化的混淆。
2、中国上市公司没有形成明晰的产权。中国股票市场是官办的，设立之初就是为国有企业解困、卸包袱的。因此，在现有的上市公司中超过60％的是从国有企业转制而来的。全民所有权本身是一种不明确的所有权关系，全民所有权虽然在静态意义上是明确的，但其收益与损失由谁负责却不甚清楚。
公司治理是在产权诸项权能的基础上形成的，合理的产权制度安排是有效公司治理的必要前提。在国有股控股的公司中，由于国有股的有效持有主体缺位，致使国有产权虚置，没有形成人格化的产权主体，股东对企业的监控机制难以建立。这种制度缺陷容易衍生经营者道德风险，产生“内部人”控制。国有股东对公司的控制在产权上趋于超弱控制，在行政上则趋于超强控制。经理人员与政府博弈的结果是一部分经理人利用政府产权上的超弱控制形成对企业的内部控制，同时又利用行政上的超强控制转嫁经营风险，将经济性亏损推诿为体制性因素。
股权分置的制度安排也导致了公司外部治理机制不能正常运转。正常情况下，股票在市场流通所表现的估价是对上市公司经营管理水平的直接反映，流通股比例越高，通过证券市场监督上市公司经营状况的力度就越强。若公司业绩差，投资者就会抛售股票，股价下跌，从而为收购者创造出收购机会，而一旦收购成功，被收购公司的原有经营管理者将处于十分不利的境地。因此，提升企业经营管理水平与经营业绩来防止公司被恶意收购，就成为上市公司经营者恪尽职守、勤勉尽责的外在压力与约束。但是在国有股不流通情况下，上述市场压力传导机制对经营者的作用非常有限。
3、缺乏完善的法制。资本市场正常有效运行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必须有一套反映市场经济本质要求和资本市场内在规律的完善的法律制度和健全的法律体系。但在我国这样一套法律制度和法律体系还远没有建立起来。
在立法方面，调节资本运行的《公司法》和《证券法》都带有比较明显的制度缺陷。目前正在实施的《公司法》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制定，于1994年7月1日正式实施的。在制定《公司法》时，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还未正式确定，资本、资本市场和资本机制等都还未取得合法地位，人们对股票、股票市场和股份公司的地位和作用在认识上比较肤浅，在这种背景下制订的《公司法》与现实越来越不适应。正在实施的《证券法》是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出台的，为有效防范风险，有些内容规定较严，已经不能满足证券市场的发展需要，其中在混业经营，股指期货、社保资金入市，加入WTO后的证券市场发展以及证券监管机构执法权限等方面都亟须进一步改进。“法不好依”成为我国证券市场运行中的一个突出问题。
在执法方面，证监会是中国证券市场主要的执法机关，由于隶属国务院具有行政管理职能，所以具有行政机关的色彩。证监会的监管很多时候是为了调控市场的价格和指数，缺乏预期性和一致性；执法过程中查处侵害投资者利益案件比较少，查处违反市场管理政策性法律案件比较多。在执法过程中存在不公平、不及时、不透明，缺乏连贯性，纵容违法行为，监管机构内部人员违法犯罪等问题。
在司法方面，存在重行政轻刑事、民事责任的问题，缺少民事赔偿制度等。
三、中国股票市场制度的变革
基于上述分析，中国股票市场要成长为一个集融资、投资、资源配置功能于一体的成熟市场，必须进行基础制度的变革，走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的道路。
1、市场化改革。按市场原则决定谁有权进入股票市场，明确监管范围和责任，强化政府依法对股票市场进行监管，从各个方面放松政府管制，疏通股票市场的进出通道，实现发行上市和投资完全由市场来选择，建立和完善退市机制。同时实行股票全流通，股权多样化，大力发展产权交易市场，建立一个包括创业板市场、主板市场和场外交易市场的多层次市场体系，适时推出股票指数期货、国债期货等国外比较成熟，国内已初步具备条件的新型交易工具，积极探索期权、卖空机制、做市商制度、市价单与止损单等新型交易模式。
2、法制化改革。在立法方面：确立正确的立法指导思想，对《证券法》、《公司法》进行修改，使其具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加强《证券法》、《公司法》的商事性，使其不仅仅是一部管理法；制订颁布新的法律，完善现有的法律体系，如《投资者权益保护法》、《兼并与收购法》；修改《证券法》、《刑法》，使两法对证券犯罪规定相互一致，相互衔接；增加《证券法》中有关欺诈民事责任的规定；修改《证券法》，增加对中国证监会司法审查的规定，推动中国证监会依法行政。
执法方面：形成科学的执法方式，避免证监会阶段性查处一批违法案件的“运动式”监管，形成经常性监管，日常性监管和事件监管相结合，动态监管与静态监管相呼应的监管方式；查处证券欺诈行为，保护投资者利益；证监会加强自律。
司法方面：法院以积极的态度对待投资者，对为了维护合法权益而对证券欺诈行为提起的诉讼，不得以没有法律依据为由拒绝审理。
3、国际化改革。我们的市场规则、行为模式要和国际的最佳规则、最佳模式接轨，按照WTO的协议开放证券服务业。中长期应该实现股票市场，包括二级市场双向自由开放，让国外的蓝筹股在上海的证券交易所自由上市，交叉挂牌。适时修改法规，允许存托凭证的实施，国内基金、国外资本的自由出入。■ 全科论文中心http://www.issncn.net 全科论文中心http://www.issncn.net

⑺ 请问如果要做外国股市的实证研究，哪里可以找得到外国股票的市场历史数据序列，如日\年股价，收益率等等

http://www.chinayes.com/chn/stockcenter/usastock_astock.asp

⑻ 现在中国股票市场的监管有哪些问题股票市场监管分析要研究的内容有哪些

新股规则不完善，而且IPO没有重启，缺乏增量资金，逆回购没有重启。

⑼ 求有关证券市场信息披露或内幕交易或监管方面的英语文章一篇,字数1000就可以了,要有文章出处和中文译文

Shame fills a vacuum in China's financial law enforcement

中国金融法律执行力度的空缺由名誉惩罚来弥补

THE vast gaps in the regulations governing China's financial markets are nosecret. The risks are spelled out in mind-numbing detail in every Chinese shareprospectus issued to Western investors. They run the gamut from the possibilityof full-blown Communist expropriation to bad accounting, insider trading,market manipulation and fraud.

中国金融市场监管制度的巨大漏洞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在呈现给西方投资者的中国股票计划书中，所有对风险细节的描述都让人大脑短路。这些风险从标准的共产主义式没收的可能性开始，一直到糟糕的会计，内部交易，市场交易和欺诈行为。

There are enough prosecutions to indicate that mischief-making goes on,but not enough to make enforcement appear credible. Even when there are rules,the line between acceptable and unacceptable conct is often unclear, and someactions are patently unfair. There is, for example, no “full” disclosure law,no match of regulation FD in America.Companies frequently meet investors selectively. The information that emergescan include changes in senior management—and hence strategy—and be ofextraordinary value. In more developed markets, aggrieved shareholders kept inthe dark could fire off private lawsuits; but private litigation in Chinais allowed only after the state has determined malfeasance.

虽然足够多的说明书显示这些问题还在继续，但法律的执行力度却远远不够。即使是有相应的条文，其在可接受和不可接受行为之间的界线也通常不清晰，而且一些法律明显就不公平。比方说，中国没有和美国《反选择性披露法》类似的要求“全部”披露的法律。公司频繁地有选择性地为投资者提供信息。有些信息因为涉及到公司高层的变动——从而影响公司战略——而有很高的价值。在更加发达的市场上，那些被蒙蔽而愤懑的股东们可以发起私人诉讼；但在中国，只有政府认定了错误之后，私人的起诉程序才能启动。

Given these shortcomings, Chinamight well be shunned by investors, but it is not. Its Shanghaiand Shenzhen stockmarkets—though falling sharply this year—were togethermcapitalised at $3.9 trillion at the end of January, more than in any country inthe world except America andJapan.Despite their size, the markets are not efficient, however. Share-pricemovements, according to several studies, do not fit as closely with financialresults as in other large markets. That is not only bad for investors; it alsoundermines the stockmarket's broader economic job of channelling capital towhere it can best be used.

按理说，有这样大的缺陷，投资者应该尽量避开中国，但事实并非如此。上海和深圳的股市，尽管今年大幅下挫，但在1月底之前总共融资了3.9万亿美元，在所有的国家中仅此于美国和日本。然而，它的效率却和它的规模不合拍。一些研究表明，中国的股票价格波动与其他大型市场不同，和其财务状况没有紧密地相关性。这不仅不利于投资者，同样从根本上损害了股市所肩负的经济任务，即把资本引导到能发挥最佳效用的地方。

Name and shame 美名与恶名

Plenty of studies demonstrate the role of a good legal environment tofinancial markets. But Benjamin Liebman and Curtis Milhaupt, two professors at Columbia LawSchool, argue in a forthcoming paper*that, whatever the limitations of the scope and enforcement of China's laws,another form of regulation has quietly emerged. Drawing on China's traditions, the authoritiesnow also discipline wrongdoers using public criticism.

许多研究都证实了良好的法治环境在金融市场中的重要角色。但是Benjamin Liebman和Curtis Milhaupt，两位哥伦比亚法律学校的教授，在即将发表的论文上，将论证无论中国法律的限制范围和执行度如何，另一种管制方式已经悄然兴起。它源于一种中国传统，即权威机关正使用舆论批评来约束过错方。

Financial markets are usually regulated through well enforced securitieslaws, like the ones Americaintroced ring the Depression; or through self-regulation, as in America before the Depression and in London's AlternativeInvestment Market today. For many years academics focused more on laws,believing that exchanges pursued members' interests rather than those ofinvestors. But a landmark study by Paul Mahoney, of 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a decade ago began to shift support towards self-regulation. Privately runmarkets have an interest in safeguarding investors, because that is the bestmeans of increasing listing and trading volumes and thus of generating morefees. When exchanges were run by the state, it was not clear whether theself-interest worked in that way.

通常，金融市场的管制是通过高效执行的证券法来实现，比如美国在大萧条时期所展示的那样；或者通过市场自律来实现，比如美国在大萧条之前和在今日伦敦的可替换投资市场。许多年来，学术上把注意力更多的集中在法律上。但在10年前，来自维吉尼亚大学的Paul Mahoney的一项里程碑式的研究，却把支持力量转向了自律。当交易所由私人经营时，捍卫投资者就是它的一项自身利益，因为这样是最好方法以增加注册公司和交易额，并因此获得产生更多的收费。而当交易所由政府经营的时候，其自身利益是否能产生这样的效果就很难确定了。

When China'stwo stock exchanges were created in 1990, the chief goal was to use private savingsto restructure state-owned firms. Investors received only minority stakes andlimited sway over corporate governance. Equally important, both exchanges wererun by bureaucrats, so there were fewer incentives to increase their value byattracting companies and punters. There was little effective competitionbetween them.

当中国的两家股票交易所在1990年成立时，其主要的目的是利用私人存款以改建国有企业。投资者仅能得到很小的股权且对公司的运营的影响非常有限。同样重要的是，两家交易所均由政府机关运营，因而他们吸引公司和投机者以实现自身增殖的动机小得多。他们之间也几乎没有有效的竞争。

Over the past 18 years, Chinahas introced rules against market manipulation, fraud and insider dealing,but enforcement remains patchy. The China Securities Regulatory Commissionseems competent but overwhelmed. Sometimes it takes years to issue penaltiesafter lengthy investigations—and along the way cases lose relevance.

过去的18年间，中国颁布了许多禁止市场操纵，欺诈和内部交易的法律，但执行度始终都不足。中国证监会表面上是合格的，但实际上基本是摆设。有时候它得花上几年的调查时间才能公布处罚，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案件都失去了相关性。

In the meantime, the exchanges have quietly begun to acquire authority.The power that they wield appears flimsy—the most serious penalty they can levyis a rebuke to firms and indivials through public notices. But it isremarkably effective in a country with a long history of punishment byhumiliation—think of the cangue, a rectangular slab around the neck, inpre-Communist times and nce caps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就在同一时间，证交所已经悄悄地开始获取威权。他们能实现的最严重的处罚是斥责公司和个人并引起公众的注意，看起来是个很脆弱的权力。但对于一个历史上长期将羞辱当作惩罚的国家，它非常的有效——想想共产主义之前的刑枷，把脖子围住的矩形木板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愚蠢的“高帽子”。

Messrs Liebman and Milhaupt write that between 2001 and 2006 the exchangespublicly criticised 205 companies and almost 1,700 people. They looked at theshare prices of the targeted firms both when they disclosed the conct forwhich they were being criticised and when the criticism was published. Theadmissions typically preceded the rebukes, and in the few weeks that followedthe firms' share prices underperformed the Shanghai stockmarket by an average of up to6% (see left-hand chart). After the criticism, there was a further lag of up to3% on average (see right-hand chart).

Messrs Liebman和Milhaupt写到，在2001和2006年之间证交所公开批评了205家公司和近1700个人。他们观察目标公司的股票价格变化，包括它们披露其受到批评的行动的时候和针对他们的批评被发布的时候。正常情况下是公司承认在先，随后的几周内这家公司的股票价格平均低于上海市场近6%（见左图）。而随后的公共批评，在一定的延迟下又可以让它继续下跌平均3%（见右图）。

Using evidence from extensive interviews, Messrs Liebman and Milhauptpoint to other damage too. Raising money through equity markets and banksbecame more costly, and sometimes impossible, for companies that had beencriticised. Suppliers and customers also took a tougher line. Some people lost theright to be a director or senior manager, and suffered from pariah status in acountry where there is little pity for failure. The criticisms were sometimeseven a prelude to formal investigations by the regulatory authorities.

更广泛地调查取证后，Messrs Liebman和Milhaupt指出还存在着其他的损失。因为公司被批评，它从银行和股市融资将变得更加困难，有时候甚至无法融资。供应商和消费者也会更加决绝。有些人将失去成为总裁或高管的机会，还会在这个对失败者没有同情心的国家承受千夫所指的痛苦。批评有时候甚至是监管机关正式调查的前奏。

Criticism may count for a couple of reasons, the authors suggest. Amid thevacuum of information in China,any hint of bad news is likely to be seized upon. And, in a state-run economy,it is never good to be unpopular with the authorities.

作者表示，批评有如此威力是出于几个原因。在中国，因为信息空缺，任何一个关于坏消息的暗示都可能引起巨大的关注。而且，在政府经营的经济体里，得罪权威部门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好事。

From an academic point of view, more intriguing is that the exchanges havebegun to regulate themselves even though they are not private. This suggeststhat there is room, even in countries with authoritarian governments, for newforms of governance to emerge when laws fail. It is quite conceivable that theexchanges may become better regulators than the official ones.

从一个学术的观点来看，更加有趣的是，尽管证交所并非私人经营，但也开始约束自身。这显示，即使在威权主义政府的国家，当法律无从施力时，同样有空间让新的管理方式兴起。我们完全可以相信，相比起政府机关来，证交所将是更优秀的监管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