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灏股票市场

『壹』 股市历史

上交所成立于1990年12月9日，当时在上交所上市的企业有8家，有趣的是，8家上市公司中还有两家关联企业，上海飞乐股份和上海飞乐音响，俗称“大飞乐”和“小飞乐”。“大飞乐”要比“小飞乐”大得多，仅从员工规模看，一个约2,700人，另一个只有50人。“大飞乐”的总经理也是“小飞乐”的董事长，其“父子”关系不言而喻。事实上，“小飞乐”的发起单位之一便是“大飞乐”的前身“上海飞乐电声总厂”。但从市场化或股份制的资历而言，“小飞乐”成立于1984年，是最早的股份制企业之一，而“大飞乐”建立于1987年。更为重要的是，1986年，***会见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约翰.范尔霖，后者向***赠送了一枚纽交所徽章，凭它可以在纽交所自由进出。***回赠了一张“小飞乐”的股票，这就是“父以子贵”了。“小飞乐”1984年发售股票时，也未在媒体上刊登招股公告，只在当地市民报纸《新民晚报》上报道了一则创立大会的新闻。

“小飞乐”、爱使股份与另一家延中实业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没有国家股，当时被称之为“集体企业”，俗称“街道企业”。延中实业据说是为安排失业（当时叫待业）人员而建。申华电工也没有国家股，但它是极具中国特色的乡镇企业，董事长兼总经理瞿建国是当时川沙县孙桥乡副乡长和工业公司总经理。
8家上市公司中，身份最高贵最富国企意味的是真空电子，1989年，它在全国最大的100家电子企业中销售额排名第十二，利税总额则是第二。真空电子在1991年6月的市值是8.6亿多元，占上海股市总市值的60%以上。不过，真空电子就像后来许许多多的大型国企上市公司那般，很少有投资者喜欢，但又无法忽视它。真空电子最有名的事件是其首任董事长薛文海公开扬言中小股东无足轻重，他虽道出了真实状况，但其粗鲁的态度简直无法让人接受。

8家上市公司有一个共同之处——每年都分红，而且股息率很高，这在此后许多年的大部分上市公司身上再也不会出现了，投资者们不得不以追求资本利得为目标。当年的股份公司在不能交易的情况下，也只能以股息来吸引人了。当然，所谓的高股息是和当时的高通胀背景联系在一起的，这些上市公司的股息率大多都是18.75%，它正是当年一年定期储蓄存款的利息率。最高的股息率是22%，1989年由豫园商场和凤凰化工发放。

特区深圳证券交易所也在1991年7月3日正式营业，挂牌企业有深发展、深万科、深安达、深金田和深原野。深发展尽管是一家股份制银行，但考虑到姗姗来迟的中国金融改革，它能上市，在15年前是件令人惊讶的事情，所以深发展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是市场上的一颗明星。深万科当时还是一家非常不起眼的地产公司，只是里面有一个聪明的企业家王石，他为了尽量摆脱控股国企“婆婆”的影响，利用深圳市委急于改革的心情，直接要求市委书记支持万科成为股份制公司。还有一家公司深原野也颇具典型，因为它是中国股市最早出局的玩家。

原野是第一家中外合资的上市公司，在1987年成立的时候，国家股占了60%，港资占20%，还有两个个人股东各占10%，其中一个叫彭建东。但过了不到两年时间，原野只剩下了两个股东，一个是占5%股份的深圳国企，另一个是香港公司，占95%股份，背后的控制人便是彭建东。原野上市后，彭建东将股价炒高，然后套现。1992年7月7日，原野停牌，直到1994年1月才改名为“世纪星源”复牌。期间究竟发生了何事，当时没有对外披露，只是法院后来以挪用公司资金罪和侵占罪的名义将澳大利亚国籍的彭建东驱逐出境。
除了原野的中小股东之外，没有多少人对此深究和愤怒，也没有多少人想到原野这类上市公司会在今后泛滥成灾。
(二)不完善、不健全的证券公司
进入上交所后，我的主要工作是担任《上海证券交易所专刊》的记者，顾名思义，这是交易所办的一份报纸。中国的许多改革的特色是“只做不说”，悄悄地干完，等大家发现，“生米已煮成熟饭”。国家对待交易所的态度也一样，不准主流媒体播报股市信息，可股市恰恰是最市场化的，没有公开的信息，这个市场一定会死掉。上交所索性自己办报，向广大投资者进行市场推广。

除了股市行情之外，可报道的信息十分有限。上市公司只有8家，而交易所的会员单位1990年时仅有26家，其中以信托投资公司为主，占了14家，证券公司仅有6家，还有就是城市信用合作社（我有两天调研完5家信用社营业部的经历）。上海的证券公司主要有3家——万国证券公司、申银证券公司和海通证券公司。申银证券背后的银行是工商银行上海分行，海通证券公司属于交通银行体系，万国证券则是一家股权较为分散的公司。万国和申银等证券公司原始资本的积累离不开对国库券的套利。当时，中国各地市场因投资者市场意识不同，国库券价格差异很大，把黑龙江的80多元国库券弄到上海，就能卖到100多元。但当时没有什么电子化交易，国库券全是实物券，面额最大的才10元，2,000多万元的国库券总得需要装十几个麻袋、十几个箱子，租一节火车皮，配上多名经济警察和枪支押运回上海吧。有意思的是，个体投资者也在做同样的事，有个叫杨百万的人就是这样发家的。中国证券公司的经营水平一直不高，行为与一个散户或暴发户没有什么两样，命运从一开始就注定了。
另外，当时的券商充分利用不对称的信息优势乃至违法获得先机来牟取暴利。万国证券的总裁管金生在1989年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融管理处串门，看到了1988年国库券准备在一个星期以后上市的内部文件，赶紧以黑市价75元买进，一上市就是104元，大有斩获。万国证券的行动引来了其他证券公司的跟风，最后皆大欢喜。

很多年来，中国股民真正有多少人，一直是个谜，原因是为了操纵股市、提高认购和配售新股中奖率等原因，个人或投资机构收集了大量的非股民身份证，然后开户，俗称为“拖拉机”，结果把中国股民弄得面目全非。但在1991年夏天的3个月中，我很幸运地见到了几乎所有的上海股民（占了当时10万中国股民的绝大部分）。上交所为了无纸化交易，也为了消灭黑市，要求投资者本人必须来浦江饭店换取新的股票账户。交易所所有员工从下午到深夜12时加班加点工作，我的岗位是最后将账户递给客户。整整3个月，拿着小喇叭喊号的我看到了无数张脸，那是很真实的事情，不似后来，市场变得越来越玄虚了。
(三)市场的狂乱与挫折(“810”事件)、中国证监会的设立(1991年下半年-1992年)

1991年6月上海浦江饭店门外站着不少投资者，他们在议论着该不该买股票和买什么股票，我记得自己站在他们中间，太阳晒得有点吃不消。到了7月，大家已经没什么可以议论的了，因为市场每天单边上场，而且都涨停在0.5%的涨停板上。由于普遍惜售，像凤凰化工从前周成交的6,280股缩小到这周成交55股。每天空涨不是个办法，上交所在9月30日开始以成交量调控股价，如果当天成交量不到其可上市交易量的0.3％，当天就不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总会有人作出些“贡献”，凑足成交量，然后股价继续向上。于是，出现了世界股市上难得一见的奇观，证券公司每天聚满人群，看着行情大屏幕，像久旱盼甘霖那般等待几股或十几股的成交量，最后积累成功，延中实业2,800股，真空电子1,500股，大飞乐400股，爱使电子85股，申华电工110股，小飞乐65股，豫园商场40股，凤凰化工2,140股，股价上涨，大家欣喜若狂，一齐鼓掌。它之所以给我们印象如此深刻，是因为以后的中国股市一直被“扩容”压力所困扰，也就是说，发行的股票总是多于市场中的资金，不会出现在股市中买不到股票的现象。但是，这个奇观还是预示了以后中国股市的宿命——荒诞的政策不断地扭曲市场，市场又时不时作出离奇极端的反应，让政策制定者恼羞成怒或焦虑万分，用更离奇的政策来束缚或刺激市场，然后市场奄奄一息或亢奋异常，接着政策又……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不难理解，上交所成立一年后才出现了第一家新上市公司兴业房产。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一直不愿意让新公司上市，造成粥少僧多，供不应求。
那时的深圳市场又是另一番景象，深发展的扩股遭到股民的反对，1991年8月11日其股价曾狂跌41.6%，在证券公司前的一名妇女目睹此景当场晕倒。9月6日，深指已从全年最高点136.9点跌至最低点45.6点。当地政府一边实施2亿元资金秘密救市行动，一边采取取消涨跌停等多种市场化方法，终于使市场反转。
1992年年初，***南巡讲话，提到了上海作为改革开放龙头的重要性，也具体肯定了股票交易所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为中国股市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氛围（当然，***的肯定是辩证的和谨慎的，一方面讲要大胆试，又说搞得不好就关）。3月，原来的上海市市委书记、上交所的创建者，当时已是国务院副总理的朱基公开称赞深圳市场比上海成功的报道，深深刺激了上交所的总经理尉文渊。他越过主管单位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直接向市委领导申请全面放开上海市场的股价，让市场自己说话，终于形成了股价天天小涨、最后变暴涨的局面。例如豫园商城的股价就从800多元/股上涨至10,500元/股(10年后，一些中国股市投资者高喊要创造第一个百元股的奇迹，却未考虑到豫园商城早就是万元股了。即使将百元1股拆细至1元1股，豫园商城也是中国第一个百元股票)。

深圳临近亚洲金融重镇香港，它所在的地域广东又得改革之先机，要比当时正欲改革起飞的上海，在市场意识方面成熟得多。如果不是出了“810”事件，上海股市在几年之内是很难超越深圳的。

1992年8月7日，深圳市宣布当年发行5亿股公众股，发售500万张抽签表，中签率为10%，每张抽签表可以购1,000股。在大牛市中，新股是市场的宠儿，如何公平公正地发行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儿。由于每张身份证可花100元买一张抽签表，不仅全国各地大量的身份证寄往深圳，据说上百万外地人涌入了这个常住人口只有60万的城市，各售表机构门前提前3天就有人排队。到了8月9日早上，排队人数可能已达100万，当天晚上9时，500万张抽签表售完。未获得抽签表的人群目睹了种种不公正和fb行为后涌向市政府。午夜12时后，警察与示威者发生冲突，到处是石块、汽水瓶、催泪瓦斯、水炮、电棍，汽车、商店被烧被砸，混战持续了4个小时。事后调查，至少有10万张以上的抽签表被内部藏留私买，涉及金融系统干部职工4,000多人。

尽管事后朱基副总理认定“8.10”事件是“一次技术失控事件”，但深圳市市长郑良玉曾在公众面前泣不成声，他12月16日转任江西省副省长。随后，市委书记李灏被调回北京。

“8.10”事件触及了中央政府的底线。中国***人深知金融稳定事关政权安危，1948年旧上海金融市场的崩溃正是国民党垮台的直接原因之一。金融市场不能影响社会和政局的稳定，否则的话就必须关门。作为金融市场最活跃又最不稳定因素的股市能否做到这点，谁都没有把握。上交所开业时，当时的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和上海分行行长龚浩成就对尉文渊说:“半年内不出问题就是胜利。”由此可想上上下下是多么的不确定。

因为“810”事件，深圳市场是够得上“关门”条件的，尽管深圳市场没有关门，却从此元气大伤，直到1996年才打起精神再度与上海竞争。“8.10”事件也引发了上海股市的暴跌，却没有让上交所循规蹈矩，他们反而趁着上海的改革开放大肆发展，直至1995年的“327”国债期货事件，才让上交所领略了什么叫“关门”。

“8.10”事件还有一个得益者是中国证监会，地方上的混乱给了北京集权的理由，于是，证监会于当年10月26日成立。

(四)本末倒置的市场营运和1994年的大暴跌(1992-1994年)

今天最能代表中国股市的量化指标是上证指数(上证指数以1990年12月19日为100点)，它的最初发布日是1991年7月15日，以133点报收，到了年底的12月31日，已是292点。1992年5月21日，上海股市全面放开股价，上证指数从前一天的623点冲到1,334点，并在5月26日达到全年最高点1,429点。但由于这一年有30多只新股票上市，比1991年增长了3.88倍，对投资者的心理冲击和资金面压力巨大，股指一路下滑到393点，出现了上海股市的第一次“熊市”。但不久就反弹，在当年年底，上证指数收在780点上。
与上市公司激增同步的，是股票交易额的几十倍地放大，股票总成交金额247亿元，比1991年增长了近30倍，市价总值558.4亿元，增长了317.98倍。上交所的会员单位也达到75家，比以前增加了49家，交易所场内的席位也从最初的25个扩大到1992年年底的500多个，到1994年则扩大到了3,000多个。
在这个扩张过程中，出现过上海市场交易设施严重不足的情况，即营业部太少，投资者没有“跑道”可以买进卖出。为了获得营业部限量发放委托单，投资者开始通宵达旦地排队(让人感叹的是，十几年后的上海房市泡沫时，又让我们看到了同样的场景)。于是，上交所竟然在昔日的“跑狗场”——文化广场中搞了一个超大型的证券营业部，100多家证券公司营业部在那儿设立临时拒台，接受股民的委托。有些紧张的是，1992年6月1日第一次开门时，没想到竟来了4万人，有关方面准备不足，只得临时关闭。6月9日，它才开始顺利运行，半年后的12月，这个违反规定开设的证券经营场所才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这座位于过去的法租界、植有法国梧桐的陕西路永嘉路口的“文化广场”，后来成了鲜花集市，最近又要挪作它用了。很少人能将它和大型股票委托展销会联系在一起，这可能也是世界股市史上的一绝，可它确实充满了早期的市场精神，是不“规范”的早期中国股市的象征。

比起文化广场股票委托点形式上的不规范，影响到中国股市长远发展或者说让中国股市受到不良“路径依赖”的，是看似规范和名曰“规范意识”的文件和规定，它们非常在意股东与国家的关系，而不是从股东的权利来界定股票类型，从而衍生出许多看来富有“创造性”，但最终却被证明不是不可行就是成为市场发展障碍的东西。比如“国家股”、“法人股”与“个人股”，就是一些当时就有点矛盾、今天更是让人匪夷所思的概念，保险公司和投资公司从市场中直接买来的股票是不是法人持有的股票呢？为什么它们就不是“法人股”呢？界定概念的混乱，直接导致了中国股市的结构性缺陷，股票被人为地划为流通股和非流通股。当年的不流通，缘自于对所有制意识形态的考虑，不能让民间力量“私有化”公有企业，但由于“法人股”与“不流通股”划上了等号，结果后来很多民营企业的“法人股”也不能流通了。

有趣的是，只要不被称为“法人股”或“国家股”，就可以想办法变相流通。在1992年之前是没有“法人股”这个概念的，只有所谓的“单位股”，这在上海市场的“老八股”当年的报表中出现过，后来有许多就化为流通股了，否则今天北大方正(当年的“延中实业”)和华晨集团(当年的“申华电工”)就不可能是全流通的股票了。

我还有好多，太长了，自己去网上找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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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谁是老股民啊,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深证成指在91年4月开始跌得那么惨

股市快速成长的三年

从1990年至1992年是深圳股市快速成长的三年，也是股市从冷到热、从乱到治的三年。

深圳从1986年开始搞股份制试验并没有引起全国的注意。当时全国改革的焦点是以价格改革为突破口，改变价格双轨制，创造公平竞争条件，这是经济体制改革必须首先要闯过的关口，股份制改革还不可能提到应有地位。深圳率先搞股份制和股票上市，也没有引起“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效应，而是处在一种冷却状态。到1990年初共有股份制试点企业100多家，其中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为深发展、金田、万科、安达、原野5家。

批准股票上市，当时也没有什么条条框框，没有严格的标准。除了深圳发展银行有了一定规模，其他也都是不起眼的小公司。主要是这些企业的领导人敢闯敢干、敢于争先，就批了。股票发行到现在有了完善的一级市场的概念，当时没有，都是上市公司自己去推销。由于人们对股票缺少基本的了解，有些人认为股票就是投机、是赌博、是害人的，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首先就是表现为股市的大波动，多少人跳河、跳楼，因而望而生畏。再则，上市公司都是建立不久的新公司，其本身缺乏业绩和信誉的支撑，没有吸引力。原始股推销起来很困难，按1比1(即股票票面值1元发行价1元)，也难推销掉，股票发行几乎无人问津。面对这种情况，市里要求干部买股票，支持改革。在机关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带动下，5家公司的股票推销出去了。按理，发行后就要有上市交易，但当时深圳还没有交易所，只是在商业银行下设3个附属的证券部，都是一间很小的房子。二级市场交易清淡，几乎没有什么交易。直到1989年末，二级市场的交易开始有了些变化。由于经过两年的实践，证明上市公司股票可以升值并有股利发放，人们开始认识到股票可以赚钱，许多人希望拥有股票，于是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二级市场交易开始活跃起来，证券营业部人头攒动。这就是 1990年初我到深圳工作时的情况。

从基本上没有交易，到开始有了些交易活动，到过度投机，这个过程发展得非常快，简直出乎人们的意料。炒股被认为是贸易风潮、房地产风潮后的第3次发财机会，股市迅速升温。我1990年初到深圳担任市长，就面临着这样一种形势，只有一家特区证券公司和三个营业部已无法容纳大量的交易活动，于是出现了大量的场外交易。不仅这5家上市公司股票买卖活动大量在场外进行，其他非上市公司也印一些单子说某某企业多少股每股多少钱，也拿去交易，黑市猖獗。股票交易火爆和交易极不规范的混乱状况，隐含着巨大的风险，经济纠纷随时可能大量爆发。面对问题，市委、市政府多次召开会议研究股市。时任市委书记的李濒同志曾对我说：“规范和发展股票市场的工作你要亲自抓。”我也深深感到，对这样一项既涉及产权制度又涉及金融体制的重大改革，作为市长责任重大，义不容辞，不敢懈怠，有了书记的交代更可以放开去抓了。我到任后下决心抓的第一件事，就是整顿股票市场，取缔场外交易，规范交易行为。1990年5月 28日我签发了《关于加强证券市场管理，取缔场外交易》的政府通告，一切股票交易活动都必须根据认定的上市公司的股票发行资格，到证券公司交易。市人行、市工商、市公安等部门协调配合开展了一场扫荡场外非法交易的综合治理行动，黑市交易得到了遏制。

一个通告、一次行动，只能治“表”，不能解决证券市场的基本问题。6月李灏同志从日本访问回来后在一次书记办公会上说：整顿市场抓得好，为规范化、法制化开了个好头。现在要趁热打铁，抓紧成立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立法工作。

为了强化对证券市场的管理，市委决定把1988年11月成立的资本市场领导小组改为证券市场领导小组。因为资本市场包括证券市场(长期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短期资本市场)，这样一改有利于集中力量加强证券市场建设。组长仍由当时主管金融的副市长张鸿义担任，证券市场领导小组在市长直接管理下开展工作。在整顿场外交易的同时，我们加快了证券市场的基础性建设，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证券立法，二是成立证券交易所，三是发展证券公司。

证券立法工作。1989年专家班子搜集、翻译了大量国外证券市场的资料，重点研究和借鉴香港地区证券市场的经验，酝酿相关法律文件。1 990年的主要工作是结合深圳的实际起草、审议和公布实施。立法工作经过专家班子(包括征求深港两地专家的意见)、证券领导小组和市政府常务会议三个层次形成法律文件，最后报国务院有关部门审批。当时深圳还没有人大及其常委会，也没有立法权。证券交易暂行办法在1990年9月出稿后，我和李灏同志一道去找人民银行总行领导汇报，请求批准。当时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的答复，也可能总行领导认为还不是很迫切，毕竟当时的公司上市还没有成为一种全国性行为，只是上海、深圳两个地方有。我们对此表示理解，但决定作为试行方案，先操作，深圳是试验区嘛!为了保证上市公司的质量、规范上市公司的行为， 1991年出台了公司制条例，对上市公司有了较规范的标准和操作程序。深圳是较早在全国按公司制国际惯例规范公司运行的地方。

组建证券交易所。1989年11月15日市政府下达了《关于同意成立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批复》，并成立了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备小组，王健任筹备小组组长，禹国刚任专家小组组长。1990年从年初到年末筹备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但当时大家对证券交易所能发挥多大作用认识不清，第一个方案报到我这里时，设计的营业大厅面积才100多平方米。我一看这怎么行呢，今后所有的交易活动都要汇集到交易所，而且上市公司及股票规模必将迅速扩展。第二个方案报来400多平方米，我还是嫌小。我认为尽管当时出市交易代表人数不多，但一定要有发展的眼光。最后在深圳国投大厦搞了整个一层楼面。各家银行和投资信托公司都很支持，积极参加，做证券交易所的股东，从各银行懂证券的人士中招聘抽调出一批专业人才，吸引了一批从日本、美国等学习证券回来的人士，还从香港中国银行吸收了一些，在深圳形成了一批从事股份制改造、证券管理的专家队伍。在班子和队伍解决之后，交易所的软、硬件建设很快就搞起来了，起草了交易所章程和交易规则，硬件设施非常先进，交易能自动撮合、自动过户，堵住了舞弊的机会。

证券交易所组建起来后，只等择时开业。1990年11月22日，李灏、我和张鸿义同志一起到国投大厦检查证券交易所筹备工作。我们在听取汇报和观看交易演示之后，李灏同志开宗明义地说：“何时开业?我们今天就是拍板来的。”王健和禹国刚信心十足地回答：“你们今天拍板，我们明天就开业。”但涉及到具体开业的日子，问题就来了。我们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开业报告还没有批下来，怎么办? 我想现在已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为了兴利除弊，为了证券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早一天开业比晚一天开业好。我建议： “不等总行批准，作为试开业抓紧开张。特区试验权是中央给我们的尚方宝剑，该用时就得用。”李濒和张鸿义同志都表示赞同，就这样拍板了。1990年12月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开业了，比中国人民银行总行1991年4月批准深交所的日子提前了5个多月。这样在中国证券交易发展史上就产生了一个悬案：总行批准上海证券交易所在前(1990年12月8日批准，1991年3月开业)，而深圳证券交易所试开业在先，新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是哪一家?1994年全国证券界在庐山开研讨会，业界人士在涉及到这个问题的发言时，都会加上这么一句：如果算试开业，深圳证券交易所是新中国第一家证交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成立，为把交易活动纳入到可以监控的轨道，积极培育健康、有序的股票交易市场，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为了适应二级市场交易迅猛发展的需要，证券公司也加快发展起来，各家银行参股，有效地利用银行的一些网点，搞证券公司或营业部。到 1991年末，营业点已经发展到306个。深圳证券市场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到1 992年末上市公司由过去的5家发展到24家，二级市场日交易额由过去的几千万元上升到几亿、十几亿元。1991年末国务院召开证券工作会议，时任副总理的朱镕基同志还表彰了深圳证券市场规范工作做得比较好。深圳证券市场进入了逐步提高的新阶段。

作者:郑良玉 来源:《深交所》200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