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天投资股票推荐

Ⅰ 青海省西宁市晓天建筑工程公司

全称：青海晓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Ⅱ 三国杀这个游戏是谁发明的

一篇日志，拿来看看
三名80后大学生的“三国杀”传奇
如果你是年轻人，没有听过、玩过“三国杀”，会被同伴认为是落伍了。一款名叫“三国杀”的桌面游戏似乎一夜之间在大学生、白领中风靡开来，“如果我没在玩‘三国杀’，就在去玩‘三国杀’的路上”，取代网游，这种“不插电”的游戏更加低碳、健康、怀旧，三五好友面对面围坐，在激烈的游戏中增进交流。一种新的生活休闲方式在流行……
如果你留心观察，身边渐渐出现了很多像咖啡店、茶馆一样的休闲场所——桌游吧、桌游店。据不完全统计，2009年9月，上海有370家桌游店，当年12月，这一数字一跃为730家，今年1月，上海已至少有1000家桌游店。一个桌游产业链条在全国各地形成……
这种变化得益于国内第一款原创桌游——“三国杀”，业内人士丝毫不掩饰对它的欣赏：“因为它促进了中国桌游玩家队伍的急剧扩大，使得全球桌上玩具产业开始认真考虑中国市场和玩家的诉求。”这一结论绝不夸张，2006年，北京桌游玩家不过两三百人，到了2009年，活跃用户就高达400万。
创造这一奇迹的是三个“80后”大学生：杜彬、黄恺、李由。
“三国杀”卡牌中的武将牌，均取材于三国故事。“三国杀”的玩家有4种身份：主公、忠臣、反贼、内奸，每个玩家扮演不同的武将，每个武将被赋予了不同的技能。

走神与留神——“三国杀”的诞生
[黄恺说自己喜欢走神，走神时就习惯性地涂涂画画。初三时他模拟一种叫游戏王的游戏，画了1000多张卡片，纸上的功夫由此练出。]
在北京东四环的一家写字楼里，高高瘦瘦的黄恺坐在记者的面前，有着与24岁年龄不甚相符的成熟和稳重，他笑言“很多人说我像34岁的”。从中国传媒大学电子游戏设计专业毕业不过一年多的他，已经是北京游卡桌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总设计师。
一副普通的纸牌不过2元钱，而一套“三国杀”的卡牌可以卖到39元。是黄恺实现了这一价值的飞跃。而这一飞跃却是走神“走”出来的。
“一款创意产品的诞生一般有三种方式：一是从小就喜欢，二是灵光一现，三是触景生情。”黄恺说，“三国杀”的诞生就是这三种方式的交集。黄恺从小就喜欢玩游戏，小学六年级就拥有了自己的电脑，但是父母不让他玩电子游戏，没办法，就在纸上玩，手工做游戏，制定规则，画小兵，用骰子和卡片进行战斗，看看游戏能不能进行下去。
黄恺说自己喜欢走神，不管上课的时候还是自己在家复习功课时，走神时就习惯性地涂涂画画。初三时他就模拟一种叫游戏王的游戏，画了1000多张卡片，“其实没什么技术含量，只需要一点点耐心就可以了，但纸上的功夫可能就是那时候练出来了”。
尽管学习成绩随着“走神”而摇摆过，但黄恺还是顺利地以学校最高成绩考入高中。高考时，黄恺在报考专业时，发现中国传媒大学新设了一个专业，叫“互动艺术”，其实就是电子游戏设计。2004年中国网络游戏刚刚火起来，但很多家长闻网色变，也许正是为了规避这种风险，专业的名字才变得“如此艺术”。但对黄恺来说，这个专业让他从小的爱好找到了归宿。2004年，黄恺从福建顺利考入中国传媒大学，成为国内第一批电子游戏专业的学生。
“我们这届学生还是具有实验性质的。”黄恺说，大学时学的东西比较杂，从策划到美术再到数学。读大一的黄恺，刚刚接触了在国外已经有五六十年发展历史的桌游，加上当时国内非常流行“杀人游戏”，黄恺就有了自己的想法：设计一款“不插电”的游戏，让人面对面交流，而不是像电子游戏一样紧握鼠标、盯着屏幕。
至于怎样“灵光一现”,有了用三国人物作为游戏人物的念头，黄恺说，自己都很难说清楚，因为灵感总是很难琢磨的。不过，他从小就喜欢三国故事，熟读《三国演义》、《三国志》等，三国故事肯定是游戏的好题材。
还在读大二的黄恺，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借用一款名叫“三国无双”的日本游戏的图片，用电脑重新制作，并根据三国人物的性格，制定了游戏的规则。第二天就拿到打印店打印出来，这就是“三国杀”卡牌最初的“胚子”。在以后的3年多时间里，这套卡牌被不停地改版，从图画重新设计到游戏规则修订。
“三国杀”的玩家有4种身份：主公、忠臣、反贼、内奸，每个玩家扮演不同的武将，武将被赋予了不同的技能。黄恺先教自己的同学玩，没想到，很受欢迎，卡牌变得供不应求。为了在更大范围内看看“三国杀”的效果，黄恺和自己的搭档、动画专业的李由开始通过淘宝网卖“三国杀”，他们并没打算卖出多少套，就是想尝试一下。最初是卖一套做一套，说起这些，黄恺笑着回忆说：“一般都是买家来订货，我们现去做，所以，要告诉买家等一个星期再发货。”最初的“三国杀”卖79元一套，等生产的效率高些以后，价格降为69元。
黄恺自己也喜欢玩游戏，但是黄恺说：“我跟一般玩家不同，我不是用玩的心态在玩游戏，而是想把它做起来。所以，我做游戏的时间比自己玩游戏的时间多得多。”
还是跟中学时期一样喜欢走神，黄恺在自己最喜欢的事情上，却十分执著。

第一千个与第一个——“三国杀”的生意经
[“我可能是国内第一千个或者第一千零一个知道桌游的人，这并不重要，但是我是第一个把它的价值挖掘出来的人。”杜彬说。]
假若黄恺没有碰见杜彬，“三国杀”就不会有后来那么大的市场，也许还只是小众化的游戏，也许会走向消亡。
2006年，还是清华大学计算机专业博士生的杜彬，从瑞典朋友那里了解了国外非常流行的桌面游戏，想看看国内是否也有同类产品。网上一搜索，还真有卖的，于是，杜彬就成了黄恺“三国杀”卡牌的第八个或第九个客户。
“我可能是国内第一千个或者第一千零一个知道桌游的人，这并不重要，但是我是第一个把它的价值挖掘出来的人。”杜彬说。玩了一段时间的“三国杀”之后，杜彬主动找到黄恺，说“三国杀”肯定好卖，我们成立公司吧，主营桌游产品。
其实杜彬毕业时面临三个选择，一是去著名外企IBM做研发人员，4年IBM实习生的经历让杜彬比一般的正式员工还“老资格”；二是选择成长型较高的创业企业；三是自己主导去创业“三国杀”的项目。也许出于对“第一个”的冒险与热情，身为清华计算机高材生的杜彬走了“旁门左道”，选择了跟同学不一样的创业路。
但是，做第一个并不是那么容易。在正式成立公司前，要探探路子，小批量地试售。第一批“三国杀”卡牌有5000套，基本上是手工制作。要先到喷绘店喷绘图片，然后把图片贴到卡纸上，再用切卡机切割成卡牌。“其实这种工作应该是居委会老大妈做的，工作量挺大的。”杜彬说，自己的妈妈都被拉来切纸牌，虽然她并不理解儿子。有时候两人闹矛盾了，妈妈就说：“我还不给你切了呢！”不怪妈妈生气，因为那时候没人能相信卡牌可以拿来卖。
创业最难的还是市场推广。当时黄恺、李由还是在校学生，两人忙着完善产品，而市场推广的任务落到了杜彬身上，“北京的渠道基本上是我一家一家地‘死磕’出来的。”杜彬说，很多事情要放下架子才能做。当时杜彬在北京南边租了一套民房，兼作办公室和仓库。他经常跑到南五环的货场，不管身上穿着什么衣服，都要亲自拉板车，一箱箱搬运货物。
然而，杜彬仍会遇到不少尴尬。“清华的博士怎么会做纸牌来卖？”这种疑问最初来自家里人，后来扩展到卡牌印刷厂的工人。“跟他们聊着聊着，当得知你的身份，人家就会很诧异，问此类的问题。”杜彬坦言，在最艰难的时候，他也曾动摇过，也曾质疑过自己的选择。
为什么有的人学历越高，很多事情反而越做不了？杜彬给自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那是因为想法在作怪，觉得这不是我应该做的事情。自己首先要突破这种想法，才能把喜欢的事情坚持做下去。”
随着渠道的扩展和口口相传，玩“三国杀”的人越来越多。2007年年底，杜彬、黄恺、李由3个人凑了5万元，成立了游卡桌游工作室。半年以后，公司吸引到“三国杀”的资深玩家、游戏产业经验积累已十几年的黄今和尹龙，核心创业团队扩大到5人。2008年11月，全国首家桌游公司——北京游卡桌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正式成立。
公司的壮大延续了传奇的色彩。不到两年的时间，公司壮大为六七十人，并吸引了盛大集团的投资，负责开发“三国杀”网络游戏。如今，“三国杀”卡牌已经累计销售100多万套，2009年公司的营业额已经达到1000万元，游卡桌游还开发了“砸蛋”、“福神”等针对不同玩家的游戏。
让人惊喜的是，“三国杀”带动了桌游店的发展，桌游产业链条正在形成。杜彬说，就像咖啡馆、茶吧、水吧最早兴起一样，大家并不是为了喝咖啡、喝茶才到那里，而是需要和朋友聚在一起，满足情感交流的需求，“跟谁玩什么游戏并不重要，而是跟谁在一起玩”，所以，桌游在一线城市很有市场，大家有需求从网络中走出来，回归原始的游戏。
“可以说，‘三国杀’是中国桌游产业的基石，打开了市场，起到了开路先锋的作用。没有‘三国杀’，桌游会推迟一两年出现，或者被其他产品代替。”杜彬说，“三国杀”受众已占据中国桌游用户份额的80%－90%，在“三国杀”出现之前，北京的桌游用户只有两三百人，而现在，仅线上的活跃用户就高达400万。

星星之火如何燎原——“三国杀”的未来
[“三国杀”会不会昙花一现？杜彬说，之前中国桌游有两次短暂的繁荣，失败的原因都是因为单个产品作战，从而被挤压出市场。“三国杀”会吸取教训，带动行业走向成熟规范。]
让杜彬没想到的是，“三国杀”的创业像火种一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个火种“点燃”了更多的创业故事。“三国杀”浙江总代理应晓天就是其中之一。
1988年出生的应晓天，目前还是浙江大学信息管理专业2006级的学生，还有几个月就要毕业，跟忙着找工作的同学不一样，他已经创业两年。2008年，玩了三四个月的“三国杀”之后，应晓天就给杜彬发邮件，希望自己在浙江推广“三国杀”。这个小伙子凭借自己清晰的推广思路，赢得了浙江总代理的位置，成为“三国杀”在全国33个总代理商中的唯一一名学生。
应晓天开始选择浙大校园推广，然后扩展到周边街道、书报亭，杭州30多家书报亭都被应晓天“攻下”，开始卖“三国杀”。看到销量不错，应晓天跑到图书公司、连锁店，用之前的成绩说服他们。到后来，浙江的丽水、绍兴、嘉兴等8个市都被应晓天跑遍。目前，应晓天手下有450家代理销售商，浙江“三国杀”的销量稳居全国第四位。
2008年上半年，应晓天从家里借了点钱，加上股票收益，跟同学合伙在浙大北门开了家桌游店。对于桌游的未来，应晓天很有信心，他认为，桌游真正成熟的时代应该在5到8年以后，也就是当今这些玩家有了下一代以后，桌游才会像国外那样，转为家庭游戏。不过，应晓天也有自己的担忧：从现在的桌游吧产业来说，还没有成熟的运作模式，服务也比不上同类的休闲场所；从桌游产品来说，除了“三国杀”，其他产品还不能被市场接受，不具备玩家基础，市场积淀需要过程，希望以后能出现更多专业做桌游的人，丰富产品线。
应晓天的担心不无道理。自从“三国杀”出现后，很多山寨版的“水浒杀”、“西游杀”充斥市场，但是只摸到桌游的皮毛。“其实，游戏中人物技能背后是数学模型，需要很强的逻辑能力，产品研发出来后，需要反复测试，把每种极限情况都考虑到，这是一个非常折磨人的过程。”目前已是游卡桌游产品总监的李由说。
“三国杀”会不会昙花一现？杜彬说，之前中国桌游有两次短暂的繁荣发展的历史：一次是强手棋，很快被电子游戏取代；一次是万智牌，也很快被网络游戏取代。两次失败的原因都是因为单个产品作战，没有借助正在发展的信息产业，从而被挤压出市场。杜彬说，“三国杀”会吸取教训，借助互联网形成产业，让桌游产业与互联网互相带动、互相补充。杜彬说，国内的桌面游戏市场刚刚兴起，他希望与桌游从业者、玩家共同努力，在中国能形成一个健康、阳光的桌游产业。眼下，怎么设计桌游，懂的人并不多，“但是，对于怎么设计，我们从来都用开放的心态来对待，希望带动行业走向成熟规范。”杜彬说，游卡桌游最近召开“设计师俱乐部”，以培养专业的桌游设计师，武汉、四川等地的设计师都慕名前来。
对于大学生创业，杜彬贡献了自己的三个切身体会。第一，要勤于思考，开阔自己的眼界，养成分析问题的习惯，不管看到旧事物还是新事物，要向靠近自己行业的方面去想，为什么人家会成功。比如开心网，其实没有技术壁垒，但是创意很好。第二，要把想法转化成行动，不管多小的想法，都不要觉得小就不做了。做也要一点点地做，由点到面。第三，要有风险控制意识，让有经验的人加入你的创业团队，不要一毕业就创业，而是要工作几年再创业，在工作中积累创业的实践经验。

Ⅲ 试述印花税与证券交易税的关系

我国证券税制是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发展完善的。现行证券税制税基涉及证券交易额、证券投资所得和证券交易所得，涉及的税种包括证券交易印花税、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等。这些税种互相配合，通过对证券交易行为、证券投资收益和证券所得等方面的影响，发挥着调节作用。从我国证券市场的实际出发，鉴于目前证券税制仍以证券交易税为主的实际情况，应尽快完善证券交易税制、证券投资所得税制及开征遗产赠与税，从而分步骤逐步建立一套完善的证券税制。

一、完善证券交易税，理顺证券交易税及印花税关系

宜将证券交易税视为政府管理证券市场的重要政策工具之一，改变现行的对证券交易征税套用印花税有关规定的做法，使其具有法律上的严谨性，保证与证券法的衔接。在完善证券交易税的设计制定时，应遵循证券市场的内在规律，做到轻税、简便、易于征管，并选择在当前适当时机开征证券交易税。

（一）开征证券交易税的现实可行性

1.税源充足，计征压力不大。我国的证券市场经过十几年的快速发展，不仅在规模上已今非昔比，而且交易品种也日渐丰富。目前国债、基金等品种的交易额已在沪、深两地交易所的总交易额中占有相当比重。作为以证券交易额为计税依据的税种，证券交易税的全面开征在税源上已经有了充分保证。

2.税制变革对市场冲击有限。证券市场历来对税收问题极为敏感，但经仔细分析，证券交易税是按交易总额计税，税率仅为千分之几，与目前印花税税率相当。加之开征证券交易税是要力求保证投资者总体税负下降，因此，对投资者收益水平的影响程度有限，对证券市场不会形成太大的冲击。

3.市场法规环境已经成熟。作为对证券交易进行调节的税种，证券交易税的设计必须在征税范围、课税方式等一系列问题上与《证券法》保持衔接，才能保证其自身的规范性和稳定性。在《证券法》颁布实施后，证券交易税的开征也势在必行。

（二）证券交易税税制设计构想

1.拟开征的证券交易税应以有价证券的交易行为为课税对象，并以其实际成交金额为计税依据。证券交易税的征税范围可框定在沪、深两地交易所挂牌的除国债之外的所有交易品种，包括股票、企业债券、可转换债券和投资基金。证券交易税拟采用税收的属地征收原则，中外投资者凡买卖我国境内上市的证券，一律征税。

2.在税率设计上，从各国证券交易税的发展进程看, 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在证券交易市场发展初期都采用低税率或阶段性暂停征收等措施来鼓励市场的发展。因此，我国设立证券交易税应遵循低税率课征原则，在活跃股市的同时有利于企业通过证券市场融通资金，而且对于每一具体的应税证券品种，应以统一税率为宜。

3.证券交易税宜实行单向征收，纳税人是从事证券出售业务的单位和个人，即证券交易中的卖方为纳税人，改变目前股票交易印花税对买卖双方双向征税的办法。这种规定从理论上看有利于鼓励长期投资，抑制投机，也是实践中多数国家的一般做法。

（三）理顺证券交易税与印花税之间的关系

实际上，我国证券市场目前征收的印花税同时充当着交易税与印花税的双重身份。宜改变印花税目前的征收制度，即在开征证券交易税的同时，印花税只对一级市场股票、债券发行时订立的产权转移书据或合同课征，这样做既改变了现在对一级市场不征流转税的状况，有利于调节一级市场股票发行价格，又为国家取得了财政收入。考虑到我国证券市场交易成本过高，在两税分离之时宜采用低税率，即两税的合计税负不应超过目前的税负，以达到活跃市场交易的目的。

二、完善证券投资所得税制

宜继续保持原有的统一课税法，即证券投资所得仍列入所得税的课税范围，但应对现行的证券投资所得课税的有关制度作适当改进。

（一）对国家股、法人股一律征收同种税率的股息所得税

根据税收股权平等和同股同权原则的要求，对所有收益的纳税人一视同仁，应该对所有股东开征股息所得税，而且都由股份制企业代扣代缴，实行源头控制。这样做，既能使税务部门代表国家对股份公司的股息分配进行监督，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又可以通过利益来驱动国家股尽快形成一个实在明确的法人代表，并把国家股东、法人股东和个人股东摆在平等的地位上，在此基础上促进公有股上市流通，即实现股份全流通。

（二）执行统一的公司法人所得税，改变上市公司的企业所得税不一致的局面

应明确规定所有公司，无论是国内上市公司还是海外上市公司，无论是内地公司还是特区公司，无论是上市公司还是非上市公司，都应执行统一的33%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中央政府应统一掌握企业所得税的减免，对省市级地方政府在企业所得税的减免上给予严格控制。只有这样才能严肃税法，进而促进股票市场的正常发展和公司间的公平竞争。

（三）对个人获得的股利股息应暂时免征个人所得税

目前我国在未考虑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衔接和协调的情况下，我国出现了对同一来源的所得进行重复征税的现象。因此，对个人获得的股利股息应暂免个人所得税，这样既有利于发展中的上市公司快速地以较低的资金成本筹集资金来满足其发展的需要，创造更大的利润，更高地回报投资者，又能调动起投资者投资股票的积极性，从而带动起整个股市的繁荣发展。（作者单位： 阜新市财政局）

证券交易税是何等神秘之物?
本刊讯者 陈元地
1月12日晚,一条消息通过中央电视台迅速传向全国:今年国家将适时开征新的税种,研究开征遗产阁,证券交易税和社会保障税,市场人士对此消息立即表现出极大关注,人们纷纷打探:证券交易税是何等税种?它与目前的交易印花税有何关系?一旦开征,是否意味着股票交易成本大幅攀升?....低迷市道中又冒出一个敏感问题,投资人愈发无所适从.那么证券交易税是何等神秘之物?
实际上,这只是税种的调整,而不是在股票交易印花税的基础上再增加的税赋.换言 之,一旦开征证券交易税,就不再征收股票交易印花税.
开征证券交易税问题一直在研究中
1月13日下午,记者采访了国家税务总局地方税务司翁晓天先生市场人士关注的问题便有了解释.
翁晓天首先介绍了一些背景情况,他说,早在1993年以前,国家尺开始研究开征证券 交易税问题.当时证券法草案已经九易其稿,但在许多问题上还没有结论另外,那时证券 市场还处于试点初期,市场规模小,品种较单一.于是,1993年国务院批准的工商税制改革实施方案里便有这么一种表述:考虑到证券交易税拟暂缓出台.
翁晓天说,在以后的每个年度里,国务院总局都提到要进一步论证证券交易税的设计方案.为此有关人员做了大量工作,包括参阅了大量的国外资料,并对国内市场的情况不 断进行调研等.
从翁晓天先生的背景交待中,似乎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研究开征证券交易税的工作绝非始于今日,之所以迟迟未有实质进展,乃因证券法的起草工作久议未决,致使连何谓 证券这样看似简单的问题都没有定论.由此可见,研究开征证券交易税问题列入今年税制改革重点,与<<证券法>>出台不无关系.
翁晓天的话还让人想起这样一件事:1995年年度,国家税务总局高级官员曾提到在条件成熟时开征证券交易税.之后,市场传闻四起.
那么,证券交易税到底是何种"神秘之物"?
翁晓天说出的答案听起来还是让人感到释然的:实际上,这只是税种的调整,而不是 在股票交易印花税的基础上再加新的税赋.换言之,一旦开征证券交易税,就不再征收股 票交易印花税.
至于投资人关心的开征证券交易税会否增加交易成本问题,翁晓天的解释是:"当前 证券市场比较低迷,在研究税种调整政策时,会持非常谨慎的态度.我们考虑,在目前环境下,税种调整时不会增加股票投资人的纳税负担."
还有一个背景需要交待:1994年新税制改革时,曾提出把证券市场上的印花税最终改设为证券交易税独立征收,此税定为共享税,由中央和地方按比例分享,并提出在证券交 易税出台前,仍按原办法征收印花税.由此可知,股票交易印花税和证券交易税都属于行 为税类,前者为地方税,后者为中央,地方共享税.
那么,问题随之而来,国家为什么要尝试将股票交易印花税向证券交易税过渡?
股票交易印花税一直独挡一面
股票交易印花税是印花税中派生的一个税项,是以股权转移书据的书立行为为课征 对象,由立据人缴纳.
80年代后期,深圳市证券机构门前买卖股票现象渐热,随着,市场的发展,深圳市政府为稳定局面,适度调节炒股收益,借鉴了香港的作法,于1990年7月1日推出股票交易印花 税;规定对卖方征收6%,后于1990年11月23日规定对买卖双方各征6%.不久,市场环境发生变化,又调整为买卖双方各征3%;1991年底,上海也开始征收股票交易印花税.
1992年6月,国家税务总局和国家体改委联合下发了<<股份制试点企业有关税收问题的暂行规定>>,明确提出,股票交易双方按成交金额的3%征收印花税.
看上去,几乎从一开始,股票交易印花税便具有双重功能,既是一项税收,又是调控市场的一种手段:1997年5月10日,当深沪股市牛气冲天时,国务院决定其税率由3%上调至5%;1998年6月12日,当深沪股市不断下挫时,国家又决定将其税率由5%下调至4%.
股票交易印花税开征之初,其收入一度全部留存深圳,上海两地.1993年底,因实行分享制的需要,国务院决定,对股票交易印花税额实行中央与地方"五五"分享的办法.
进入1996年以后,的牛市使印花税额大幅攀升,达到121亿元,是1995年26亿元的约4.7倍.转眼之间,一头小猪长得又肥又壮.这一年年底,国务院发出<<关于调整证券交易印 花税中央和地方他享比例的通知>>,规定中央与地方由对半分改为"八二"比例分享.
至1997年5月印花税率由3%上调至5%后,国务院又规定,对此新增的收入确定为中央 收入.至目前,按印花税率4%计,中央与地方分享的确切比例为88%比12%.
股票交易印花税功成身退尚需时日
显而易见,在股票交易印花税收入急速增加的同时,中央收入分享的比例也在不断加大.但是,不断地调整比例,其基础都是中央如何分享地方税收的比重.而一旦改为证券交易税,问题便要倒过来问:能够分给地方多大比例?翁晓天说:"至于比例如何确定,研究时会考虑各方因素,如果仅想着增加中央税收,两个交易所的积极性会受到影响.所以,会慎重对待这个问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改为证券交易税后,便会存在中央分享地方收税问题了.
当然考虑的问题不仅于此.翁晓天说,与印花税相比,证券交易税外延更广,内涵更准,它是对资本市场挂牌证券买卖行为以及其它方式转让行为所征收的一种税,其一般以交易额为基础进行征税,税率因证券品种不同而异,券种范围理论上可以包括几大类:股票,债券,基金,期货等."以前等于借着印花税的壳对股票进行征税,但随着股票交易额的激 增和证券种类的逐步扩大,印花税这个壳已经容纳不下了."翁晓天如是说.
翁晓天还提到两点.其一,现在只是明确提出要研究开征证券交易税问题,其出台并 没有确定的时间表;其二,所谓券种范围包括上述几大类,是从完美税制角度考虑的,既然要设计大的框架,就不会仅着眼于股票,要有前瞻性.
除了前瞻性,当然也要有可操作性,翁晓天说,对于国债,是征税,轻税,还是免税,仍 在考虑中;对证券投资基金,其刚推出时国税局曾有规定,为扶持其顺利起步,暂免两年印花税到1999年底,到期后怎么办尚未有结论,但在设计证券交易税时会把基金纳入考虑范围,否则就不完整;至于期货类,虽然<<证券法>>中未列出,但现在还有三个交易所,期货 仍是一个金融品种,所以,设计证券交易税框架时也会对期货有所考虑,但其难度会更大

Ⅳ 北京晓天花雨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怎么样

北京晓天花雨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2006-06-26在北京市丰台区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注册地址位于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古园一区商住楼7幢702。

北京晓天花雨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是91110106790660491D，企业法人张鲁宁，目前企业处于开业状态。

北京晓天花雨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是：技术开发。(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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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谁知道三国杀的来源。。。详细的。。。

如果你是80后90后的年轻人，如果没有听过玩过“三国杀”，那将会被同伴认为落伍了。一款名叫“三国杀”的桌面游戏仿佛一夜之间在大学生与白领中风靡开来。相比网络游戏，这种“不插电”的桌面游戏更加低碳、健康、怀旧。三五好友面对面围坐，在激烈的游戏中增进交流，一种新的生活休闲方式在流行。 如果你留心观察，会发现身边渐渐出现了很多像咖啡店、茶馆一样的休闲场所——桌游吧。据不完全统计，2009年9月，上海大约有370家桌游店，同年12月，这一数字即一跃为730家，2010年1月，上海已至少有1000家桌游店，一个桌游产业链条渐渐在全国各地形成。
这种变化得益于国内第一款原创桌游——“三国杀”。业内人士丝毫不掩饰对它的欣赏：“因为它促进了中国桌游玩家队伍的急剧扩大，使得全球桌上玩具产业开始认真考虑中国市场和玩家的诉求。”这一结论并不夸张，2006年，北京桌游玩家不过两三百人，到了2009年，活跃用户就高达400万。
而创造这一奇迹的是三个“80后”大学生：杜彬、黄恺、李由。
“三国杀”卡牌中的武将牌，均取材于三国故事。“三国杀”的玩家共有4种身份：主公、忠臣、反贼、内奸，每个玩家扮演不同的武将，每个武将被赋予了不同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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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神与留神——“三国杀”的诞生
[黄恺说自己喜欢走神，走神时就习惯性地涂涂画画。初三时他模拟一种叫游戏王的游戏，画了1000多张卡片，纸上的功夫由此练出。]
在北京东四环的一家写字楼里，高高瘦瘦的黄恺坐在记者的面前，有着与24岁年龄不甚相符的成熟和稳重，他笑言“很多人说我像34岁的”。从中国传媒大学电子游戏设计专业毕业不过一年多的他，已经是北京游卡桌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总设计师。
一副普通的纸牌不过2元钱，而一套“三国杀”的卡牌可以卖到39元。是黄恺实现了这一价值的飞跃。而这一飞跃却是走神“走”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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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款创意产品的诞生一般有三种方式：一是从小就喜欢，二是灵光一现，三是触景生情。”黄恺说，“三国杀”的诞生就是这三种方式的交集。黄恺从小就喜欢玩游戏，小学六年级就拥有了自己的电脑，但是父母不让他玩电子游戏，没办法，就在纸上玩，手工做游戏，制定规则，画小兵，用骰子和卡片进行战斗，看看游戏能不能进行下去。
黄恺说自己喜欢走神，不管上课的时候还是自己在家复习功课时，走神时就习惯性地涂涂画画。初三时他就模拟一种叫游戏王的游戏，画了1000多张卡片，“其实没什么技术含量，只需要一点点耐心就可以了，但纸上的功夫可能就是那时候练出来了”。
尽管学习成绩随着“走神”而摇摆过，但黄恺还是顺利地以学校最高成绩考入高中。高考时，黄恺在报考专业时，发现中国传媒大学新设了一个专业，叫“互动艺术”，其实就是电子游戏设计。2004年中国网络游戏刚刚火起来，但很多家长闻网色变，也许正是为了规避这种风险，专业的名字才变得“如此艺术”。但对黄恺来说，这个专业让他从小的爱好找到了归宿。2004年，黄恺从福建顺利考入中国传媒大学，成为国内第一批电子游戏专业的学生。
“我们这届学生还是具有实验性质的。”黄恺说，大学时学的东西比较杂，从策划到美术再到数学。读大一的黄恺，刚刚接触了在国外已经有五六十年发展历史的桌游，加上当时国内非常流行“杀人游戏”，黄恺就有了自己的想法：设计一款“不插电”的游戏，让人面对面交流，而不是像电子游戏一样紧握鼠标、盯着屏幕。
至于怎样“灵光一现”,有了用三国人物作为游戏人物的念头，黄恺说，自己都很难说清楚，因为灵感总是很难琢磨的。不过，他从小就喜欢三国故事，熟读《三国演义》、《三国志》等，三国故事肯定是游戏的好题材。
还在读大二的黄恺，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借用一款名叫“三国无双”的日本游戏的图片，用电脑重新制作，并根据三国人物的性格，制定了游戏的规则。第二天就拿到打印店打印出来，这就是“三国杀”卡牌最初的“胚子”。在以后的3年多时间里，这套卡牌被不停地改版，从图画重新设计到游戏规则修订。
“三国杀”的玩家有4种身份：主公、忠臣、反贼、内奸，每个玩家扮演不同的武将，武将被赋予了不同的技能。黄恺先教自己的同学玩，没想到，很受欢迎，卡牌变得供不应求。为了在更大范围内看看“三国杀”的效果，黄恺和自己的搭档、动画专业的李由开始通过淘宝网卖“三国杀”，他们并没打算卖出多少套，就是想尝试一下。最初是卖一套做一套，说起这些，黄恺笑着回忆说：“一般都是买家来订货，我们现去做，所以，要告诉买家等一个星期再发货。”最初的“三国杀”卖79元一套，等生产的效率高些以后，价格降为69元。
黄恺自己也喜欢玩游戏，但是黄恺说：“我跟一般玩家不同，我不是用玩的心态在玩游戏，而是想把它做起来。所以，我做游戏的时间比自己玩游戏的时间多得多。”
还是跟中学时期一样喜欢走神，黄恺在自己最喜欢的事情上，却十分执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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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千个与第一个——“三国杀”的生意经
[“我可能是国内第一千个或者第一千零一个知道桌游的人，这并不重要，但是我是第一个把它的价值挖掘出来的人。”杜彬说。]
假若黄恺没有碰见杜彬，“三国杀”就不会有后来那么大的市场，也许还只是小众化的游戏，也许会走向消亡。
2006年，还是清华大学计算机专业博士生的杜彬，从瑞典朋友那里了解了国外非常流行的桌面游戏，想看看国内是否也有同类产品。网上一搜索，还真有卖的，于是，杜彬就成了黄恺“三国杀”卡牌的第八个或第九个客户。
“我可能是国内第一千个或者第一千零一个知道桌游的人，这并不重要，但是我是第一个把它的价值挖掘出来的人。”杜彬说。玩了一段时间的“三国杀”之后，杜彬主动找到黄恺，说“三国杀”肯定好卖，我们成立公司吧，主营桌游产品。
其实杜彬毕业时面临三个选择，一是去著名外企IBM做研发人员，4年IBM实习生的经历让杜彬比一般的正式员工还“老资格”；二是选择成长型较高的创业企业；三是自己主导去创业“三国杀”的项目。也许出于对“第一个”的冒险与热情，身为清华计算机高材生的杜彬走了“旁门左道”，选择了跟同学不一样的创业路。
但是，做第一个并不是那么容易。在正式成立公司前，要探探路子，小批量地试售。第一批“三国杀”卡牌有5000套，基本上是手工制作。要先到喷绘店喷绘图片，然后把图片贴到卡纸上，再用切卡机切割成卡牌。“其实这种工作应该是居委会老大妈做的，工作量挺大的。”杜彬说，自己的妈妈都被拉来切纸牌，虽然她并不理解儿子。有时候两人闹矛盾了，妈妈就说：“我还不给你切了呢！”不怪妈妈生气，因为那时候没人能相信卡牌可以拿来卖。
创业最难的还是市场推广。当时黄恺、李由还是在校学生，两人忙着完善产品，而市场推广的任务落到了杜彬身上，“北京的渠道基本上是我一家一家地‘死磕’出来的。”杜彬说，很多事情要放下架子才能做。当时杜彬在北京南边租了一套民房，兼作办公室和仓库。他经常跑到南五环的货场，不管身上穿着什么衣服，都要亲自拉板车，一箱箱搬运货物。
然而，杜彬仍会遇到不少尴尬。“清华的博士怎么会做纸牌来卖？”这种疑问最初来自家里人，后来扩展到卡牌印刷厂的工人。“跟他们聊着聊着，当得知你的身份，人家就会很诧异，问此类的问题。”杜彬坦言，在最艰难的时候，他也曾动摇过，也曾质疑过自己的选择。
为什么有的人学历越高，很多事情反而越做不了？杜彬给自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那是因为想法在作怪，觉得这不是我应该做的事情。自己首先要突破这种想法，才能把喜欢的事情坚持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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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渠道的扩展和口口相传，玩“三国杀”的人越来越多。2007年年底，杜彬、黄恺、李由3个人凑了5万元，成立了游卡桌游工作室。半年以后，公司吸引到“三国杀”的资深玩家、游戏产业经验积累已十几年的黄今和尹龙，核心创业团队扩大到5人。2008年11月，全国首家桌游公司——北京游卡桌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正式成立。
公司的壮大延续了传奇的色彩。不到两年的时间，公司壮大为六七十人，并吸引了盛大集团的投资，负责开发“三国杀”网络游戏。如今，“三国杀”卡牌已经累计销售100多万套，2009年公司的营业额已经达到1000万元，游卡桌游还开发了“砸蛋”、“福神”等针对不同玩家的游戏。
让人惊喜的是，“三国杀”带动了桌游店的发展，桌游产业链条正在形成。杜彬说，就像咖啡馆、茶吧、水吧最早兴起一样，大家并不是为了喝咖啡、喝茶才到那里，而是需要和朋友聚在一起，满足情感交流的需求，“跟谁玩什么游戏并不重要，而是跟谁在一起玩”，所以，桌游在一线城市很有市场，大家有需求从网络中走出来，回归原始的游戏。
“可以说，‘三国杀’是中国桌游产业的基石，打开了市场，起到了开路先锋的作用。没有‘三国杀’，桌游会推迟一两年出现，或者被其他产品代替。”杜彬说，“三国杀”受众已占据中国桌游用户份额的80%－90%，在“三国杀”出现之前，北京的桌游用户只有两三百人，而现在，仅线上的活跃用户就高达4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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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星之火如何燎原——“三国杀”的未来
[“三国杀”会不会昙花一现？杜彬说，之前中国桌游有两次短暂的繁荣，失败的原因都是因为单个产品作战，从而被挤压出市场。“三国杀”会吸取教训，带动行业走向成熟规范。]
让杜彬没想到的是，“三国杀”的创业像火种一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个火种“点燃”了更多的创业故事。“三国杀”浙江总代理应晓天就是其中之一。
1988年出生的应晓天，目前还是浙江大学信息管理专业2006级的学生，还有几个月就要毕业，跟忙着找工作的同学不一样，他已经创业两年。2008年，玩了三四个月的“三国杀”之后，应晓天就给杜彬发邮件，希望自己在浙江推广“三国杀”。这个小伙子凭借自己清晰的推广思路，赢得了浙江总代理的位置，成为“三国杀”在全国33个总代理商中的唯一一名学生。
应晓天开始选择浙大校园推广，然后扩展到周边街道、书报亭，杭州30多家书报亭都被应晓天“攻下”，开始卖“三国杀”。看到销量不错，应晓天跑到图书公司、连锁店，用之前的成绩说服他们。到后来，浙江的丽水、绍兴、嘉兴等8个市都被应晓天跑遍。目前，应晓天手下有450家代理销售商，浙江“三国杀”的销量稳居全国第四位。
2008年上半年，应晓天从家里借了点钱，加上股票收益，跟同学合伙在浙大北门开了家桌游店。对于桌游的未来，应晓天很有信心，他认为，桌游真正成熟的时代应该在5到8年以后，也就是当今这些玩家有了下一代以后，桌游才会像国外那样，转为家庭游戏。不过，应晓天也有自己的担忧：从现在的桌游吧产业来说，还没有成熟的运作模式，服务也比不上同类的休闲场所；从桌游产品来说，除了“三国杀”，其他产品还不能被市场接受，不具备玩家基础，市场积淀需要过程，希望以后能出现更多专业做桌游的人，丰富产品线。
应晓天的担心不无道理。自从“三国杀”出现后，很多山寨版的“水浒杀”、“西游杀”充斥市场，但是只摸到桌游的皮毛。“其实，游戏中人物技能背后是数学模型，需要很强的逻辑能力，产品研发出来后，需要反复测试，把每种极限情况都考虑到，这是一个非常折磨人的过程。”目前已是游卡桌游产品总监的李由说。
对于大学生创业，杜彬贡献了自己的三个切身体会。第一，要勤于思考，开阔自己的眼界，养成分析问题的习惯，不管看到旧事物还是新事物，要向靠近自己行业的方面去想，为什么人家会成功。比如开心网，其实没有技术壁垒，但是创意很好。第二，要把想法转化成行动，不管多小的想法，都不要觉得小就不做了。做也要一点点地做，由点到面。第三，要有风险控制意识，让有经验的人加入你的创业团队，不要一毕业就创业，而是要工作几年再创业，在工作中积累创业的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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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游怎样风靡全球
“对我来说，只有桌游玩家，而非那些紧盯着电脑液晶屏幕或者不停按动游戏机控制手柄的电子互动娱乐上瘾者，才配称为深思熟虑的游戏者。”美国俄勒冈州一位知名桌游玩家查尔斯·刘易斯在参加2009年度德国埃森玩具大展之后，在桌游怪人网站的博客上如是说。
据统计，2009年桌面游戏的市场仍然不足年销售额107亿美元电子游戏的6%。然而，在全球经济形势衰退中诞生的一批被称为“抗误退产业”的行当中，桌面游戏就是其中之一，这个强调社交参与和运算策略能力的阁楼老玩具，为亟待削减开支的欧洲与美国家庭提供了一种更为廉价的“全家欢式娱乐”。
1934年10月，在一位名叫列文·斯特恩的画家朋友的帮助下，来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德国城的失业推销员查尔斯·达罗利用几块桌板、一块台布，以及几个小工艺品造出了第一套“强手棋”。1935年，这个游戏就售出了50万套。当然，仅凭“廉价”一项长处，并不能解释桌游为何能让大家放弃蓝光DVD和动态捕捉游戏手柄，转而老老实实地坐在游戏盘边上。
“作为计算机游戏的鼻祖桌面游戏也许不能提供足够的体验，但它所引发的人际关系交流却是电子游戏望尘莫及的。”曾在帕克兄弟公司担任游戏设计师达20年的菲尔·奥本斯断言。不仅如此，桌游和电子游戏有不断吸取各类文化艺术因素、创造全新体验的功能。20世纪70年代，美国威斯康辛州一个不起眼的保险公司推销员加里·吉里克斯由于厌倦了桌面游戏千篇一律的科幻与商业题材，认为一个具有幻想色彩的中世纪冒险主题也许是个不错的主意，由此宣布了《龙与地下城》——这个当代奇幻文学、电影、游戏鼻祖的纸牌游戏的诞生。
在售出20万套后，吉里克斯辞去了原来的工作，同另外两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建立了公司，以便全神贯注地完善这个游戏。1978年，改进版的《高级龙与地下城》问世，拥有更复杂的装备、魔法与特技系统。
按照“孩之宝”游戏研究室负责人安玛丽·克罗西的说法，桌游之所以远没有衰退，是因为它对玩具业的核心消费群体——青少年儿童有着不可阻挡的吸引力，“桌面游戏由于技术门槛低，不会贸然剥夺父母与下一代共乐的机会，并且会早早为儿童培养起处理社交人际关系的能力”。不仅如此，边际利润率极低的高科技玩具在衰退期销售量的下跌，也让越来越多的玩具产业巨头把注意力转向一度被忽视的桌面游戏。
对中国桌游玩家来说，2009年同样是个不寻常的年头，除了被誉为“强手终结者”的《卡坦岛》与《德国心脏病》等舶来品，一款名为“三国杀”的中国原创卡牌类桌游几乎一夜之间在各高校流行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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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款骤然而红的游戏，本土桌游玩家对它的评价褒贬不一，然而从业者对它的欣赏是显而易见的。“在欧美地区，桌面游戏已经有了50至60年的积淀，中国刚处于启蒙阶段，所以抄袭和模仿是不可避免的现象。”在桌游资深玩家史一岩看来，简单的“拿来主义”绝对不是中国桌游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一旦玩家从门槛级发展到资深级，绝对会转向规则更为复杂、设计更严密的优质游戏，一味地模仿和抄袭是绝对要被他们抛弃的。”他说。

Ⅵ 中国哪个人最有钱从什么时候开始

李嘉诚.很久以前.
lijiacheng.long long ag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