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信股票影响

① 证券的发展史

中国证券和证券市场自19世纪40年代产生后，经历了40多年的萌芽阶段，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初步形成。中国最早出观的证券是外国在华企业发行的外资证券，最早的证券交易也是外商之间的外资证券的买卖，稍后才出现华商证券和华商证券交易。尽管如此，中国证券市场仍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

证券产生的历史，在中国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当时国家向大户的举贷和王侯给平民的放债，形成了最早的债券。汉唐以后，国家因军事需要临时向富商举借巨款的事已不再是偶然现象。随着商业的发展，飞钱、会票、当票等商业票据出现，证券的品种更加丰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明后清前，在一些投资大、收益高且又具有一定风险的行业，如上海沙船业，四川井盐业，云南、广东矿冶业和山西金融业，已经较多地采用"招商集资、合股经营"的经营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明显地具有资本主义的股份制特征，而"集资合股"的参与者之间签订的载明权利责任的契约，则是中国最早的股票雏形。
当然，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证券的出现，在中国则是19世纪40年代以后的事。1840年鸦片战争后，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相继对外开埠通商，有价证券及其交易，就跟着第一批最先进入所开商埠的外国洋行在中国出现。外资在华设立的各类股份制公司企业，把西方国家已普遍采用的股份制公司的生产经营形式和集股筹资的方法带到了中国。
中国仿效西方，采用股份制发行证券组织近代企业公司的活动始于19世纪70年代。与此同时，清政府洋务派从19世纪60年代起，举办旨在"自强"的军事工业。由于清政府财政困难，经费难以为继，70年代后，为借重民间私人资本，解决国家财力不足，洋务派仿效西方股份制，采用"官督商办"和"商办"等形式，兴建了一批旨在"求富"的中国近代民用企业。1872年，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委派上海商人朱其昂、朱其诏筹建上海轮船招商局。随着该局的成立和第一期股本的认定和筹集，中国第一家近代意义的股份制企业和中国人自己发行的第一张股票诞生。继航运业后，股份制公司形式又在保险业、矿业、纺织业和通讯电报业等方面得到普遍运用，于是又有一批华商股票应运而生。如仁和保险、济和保险、开平煤矿、上海机器织布局、上海电报局等都是中国近代最早出现的华商股票。原先附股于外资企业公司的中国人，此时也纷纷移资或投资洋务民用企业，或自立门户举办近代工矿企业公司。到19世纪80年代初期，全国各地创办的新式工矿企业就有十五六家，这些矿业公司都发行了股票。至此，华商证券的发行已小有气候。
证券一经产生，证券交易不久也随之出现。据史料记载，1861年以前，上海等地就已有证券买卖交易活动，但仅局限在外商之间，买卖并不兴隆。19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上海殖民经济的初步"繁荣"，外商证券交易在上海非常活跃。60年代中期，由于世界棉业投机热潮席卷上海，在华外资银行获得丰厚利润，其股票普遍大幅升水。如1864年利华银行面值10英镑的股票，市价曾高达25英镑；（注：《字林西报》，1866年7月5日。）此外，五六十年代成立的外资航运公司获利也很丰厚，航运公司股票成为银行股票以外的另一买卖热点，以致市场上证券交易额"日以百万计，投机交易有时延至深夜"。
有了外商企业股票的交易，也就有了从事股票买卖的证券公司。1869年上海四川路二洋泾桥北，出现了中国第一家专营有价证券的英商长利公司，后来又有几家这样的公司相继设立。"店多成市，该业始发达"。（注：《上海西商证券交易所之略史》，载《银行周报》第3卷总第116期，1919年9月16日。）到19世纪80年代前后，外资又开始进入租界公用事业和其他实业，市面上又出现了上海自来水公司、上海电灯公司等十几种新股票。西商各证券掮客为谋本业前途的发展，于1891年联络同业，组织上海证券掮客公会即上海股份公所，以买卖外商在华所设各事业公司的股票。外商在华组织的证券市场初步形成。
至于中国华商进行的证券交易，若将19世纪五六十年代华商附股外资企业公司的证券活动除外，至少在70年代初就零散出现。五六十年代由于上海小刀会起义和太平天国运动，社会资金大量聚集上海租界；另一方面，又由于中国新办的近代企业不久便获厚利，加上个别企业发放优厚股息的刺激，各色商人在地产、银洋买卖投机之外，又热衷于对新式企业的股票、债券的追逐。
1882年前后，先前成立的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等近代厂矿企业经营成功，获利很高，股票价格成倍增长，如轮船招商局面值100两的股票，1882年却涨到了200两以上；（注：《清查整理招商局委员会报告书》下册，第31页。）1881年年底，开平煤矿正式投产前夕，其面值100两的股票在上海市场上的价格就涨至150两左右，到1882年6月，竟还有人愿以每股237两的价格收进。（注：《申报》1882年6月13日。）受此影响，人们争相购买荆门煤铁矿、长乐铜矿及鹤峰铜矿等十几种刚上市不久的矿业股票，这些股票的价格很快超过其面值。如长乐铜矿和鹤峰铜矿的股票面值均为100两，1882年最高价分别达到220余两和170余两。（注：《平淮公司各股份市价》，见《申报》1882年各期。）当时的《上海新报》和《申报》等华文报纸，对此都有专门报道。这些矿业股票筹集的股金就有白银300万两，其市场交易额估计在1000万两以上，这在当时是一笔十分可观的资金。
受矿业股票上涨行情影响，其他上市的洋务企业股票价格也随之全线上涨。如上海电报局100两面额的股票，1882年曾突破了200两大关；而上海机器织布局的股票价格也溢出原价15%左右。（注：《平淮公司各股份市价》，见《申报》1882年各期。）
华商证券交易，起初既没有固定的场所，又没有相应的交易规则，证券转让、买卖一般在亲朋好友、熟人中"以亲带友、以友及友"进行。成交的价格却视外商证券行情和证券本身的市场供求而定。后来，随着证券发行量的扩大，持有证券的人增多，手中持有证券的品种和数量也越大，证券买卖变成了经常的需要。于是"为各项公司通路径而固藩篱"（注：《申报》1882年9月27日。）的上海平准股票公司于1882年9月成立。该公司内部组织分明，还订有章程，为股票交易提供了便利。它的设立首开中国有组织的证券市场的先河，成为中国自设证券交易所的权舆。
由于对矿业股票的过分投机，加之买办商人胡光墉投机丝业失败和中法关系趋紧等其他原因，引发了1883年10月的倒账金融风潮。矿业股票连同其他华商股票即行下跌。低价出售也无人承接，连平时素有信誉的招商局、开平矿务局股票的价格也低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矿业股票更是无人问津，几乎形同废纸。介入股票投机和承做股票质押的钱庄受累倒闭，破产者不计其数。一度空前兴盛的股票市场低落至极点，直至10年之后，一般商人仍"视集股为畏途"，（注：《论商务以公司为最善》，见《申报》1891年8月13日。）"公司"二字"为人所厌闻"，（注：《矿务档》第七册，第4358页，台湾近代史研究所编，1960年版：《洋务运动》（七）第316页，中国史学会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可见这次风潮对证券投资者心理打击很重。
若把1895年前的中国早期证券和证券交易视作中国证券市场的萌芽的话，那么，1895年以后至清末，中国证券市场就进入了初步形成阶段。
随着国外资本投资的银行、工矿企业和铁路公司在华的设立，以及铁路借款、矿业借款与政府借款的签订，外国在华发行的外资证券规模迅速扩大。
与此同时，甲午战争的惨败使"振兴工商、实业救国"的呼声再一次引发了中国第二次设厂办公司的高潮。清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法规，并采取了一定的措施鼓励兴办各式银行、企业。1897年中国通商银行的创立率先揭开了中国近代化第二次高潮的序幕。1901～1911年间，中国先后创办新式厂矿企业386家，资本额达8.8亿多元，华商在机械制造、电力、采矿、棉纺和其他工业方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华商股票的发行量也随之大幅度的增加。
公债制度也在1894年前后移入中国。1894年清政府为筹措甲午军费，仿效西方，向国内发行公债，"息借商款"。此后，又发行了"昭信股票"和"爱国公债"两次公债。在此之前。1853年上海苏松太道吴健彰为镇压上海小刀会起义，向外国洋行赊账雇募船炮，首开中国近代举借外债先河。随后海防借款、军需借款、抵御外侮借款、赔款借款、实业借款、铁路借款、矿业借款，甚至行政经费借款，一发不可收。清晚期共借外债208笔，债务总数为白银13亿多两。（注：《清代外债史论》，第672页，许毅著，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
在证券交易市场方面，外商在华组织的证券市场也有了迅速的发展，最显著的表现是上海众业公所的设立与发展。原先设立的西商上海股份公所1895年以后因俄法借款、英德借款和英德续借款等金币公债，以及怡和、老公茂、瑞记、鸿源等大纱厂新股票的面市，业务发展出现了较大转机。1898年，该所修订了章程，但仍无固定交易场所，证券的交易买卖，多在旧西商总会内或在汇丰银行门前阶沿进行。到1900年，英商趁八国联军入侵的混乱之际，攫取了中国的开平煤矿，由于这一产权的中外转移，原持有该矿股份的华人纷纷将股票出售或转让，给原来不甚景气的股票交易市场带来了新的刺激。同年，上海股份公所在旧西商总会租定了部分房屋作为固定的所址。1903年，上海股份公所酝酿改组为上海证券交易所，1904年，按香港《股份有限公司条例》在香港注册，定名为上海众业公所。该所采取会员制，只有会员才能参与证券交易，公所成立不久，会员即扩充为100人，其中西商会员87名，华商会员13名。交易买卖的证券有中国和远东各地的外商公司股票和公司债券、南洋各地的橡皮股票以及中国政府金币公债，（注：《民国经济史》，第153页，上海银行学会编，1948年版。）后来又增加市政公债。当时进入这个市场开拍的股票先后有：公和祥码头、椰松船厂、公益纱厂和其他一些橡皮股票。1909年又迁址上海外滩1号。
由于西商在华组织的证券市场除为外国在华企业公司在华筹集资金服务外，还是少数洋商投机劫利的工具，完全不顾中国社会经济和投资者的利益，1910年爆发的橡皮股票风潮就是最好的例证。1903年，英国投机商人麦边在中国成立蓝格志拓殖公司，开业后的头几年并没有多少业务，1909年国际市场橡胶涨价，国外经营橡胶园种植业和投资橡胶工业的人获利丰厚。麦边便借此机会，于1910年初大造舆论，宣扬经营橡胶行业可获巨利，并谎称其公司在澳大利亚拥有大片的橡胶园。为了诱骗人们购买其公司股票，他编造该公司的经营发展计划，奢言年分红可达45%左右。人们不明真相，竞相购买。"仅仅十先令之股票，未及标卖，已有以七十两之巨价承购者"。（注：《上海西商证券交易所史略》，载《银行周报》，第116号。）麦边暗中掀抬股价，橡皮股票价格暴涨。麦加利、汇丰和花旗等外商银行见有利可图，便与麦边勾结，承做橡皮股票的抵押放款。此举又造成了该公司信誉可靠、实力雄厚、盈利可观的假象。争购者于是更加踊跃，连许多钱庄也都转入其中。1910年3月末，橡皮股票的价格上升到其面值的二十七八倍，（注：《上海西商证券交易所史略》，载《银行周报》，第116号。）麦边暗地里趁高脱手，卷款潜逃。其他外商亦步麦边后尘，纷纷抛售手中的橡皮股票。这时，外资银行宣布停办此项股票的押款，（注：《上海钱庄史料》，第7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骗局败露，人们又争相抛售橡皮股票，但无人购进，橡皮股票价格一落千丈，最后成为废纸。持票者纷纷破产，钱庄也因此倒闭了二十多家，市面极度恐慌，酿成了一场金融风潮。更为严重的是这次风潮使中国新兴的证券市场遭受沉重打击，中国股票市场自此进入低谷。
此期的华商证券交易市场较1883年前，交易规模总体上有所后退，但也不乏市场新热点。一方面，随着1895年后中国近代化第二次高潮的出现，尤其是银行的创办和商办铁路公司的出现，证券交易又渐有起色。银行股票和铁路股票、债券成为交易买卖的新热点。1897年在上海成立中国通商银行后，清政府又采取"官商合办"的形式，设立了户部银行（1908年改称大清银行）和交通银行。此外，还有一些地方性省银行和私营商业银行也在此期设立。这些新兴的银行发行了大量的股票，这些银行股票在市场上十分受人青睐。1903年，清政府开放铁路，"寓商于路"，提倡商人设立铁路公司，集股筹资承办铁路。于是，1903-1907年，全国15个省份先后成立了18个"官商合办"和"商办"的铁路公司，发行了大量的铁路股票。这类股票一经发行，便成为市场亮点。在银行股票和铁路股票以及其他工矿企业股票发行与交易的带动下，中国近代证券市场初步形成。而这时的政府公债由于发行量小，加之政府仍视购买公债为对朝廷的报效和捐助，故当时购入者，也不敢在市场上出售，所以还未形成交易市场。
另一方面，证券市场组织形式也有了较大的进步和发展。自上海平准股票公司倒闭后，虽先有1904年梁启超提出了组织"股份懋迁公司"（即证券交易所）的倡议，后在1907年又有上海买办商人袁子壮、周舜卿、周金箴等提出仿日本取引所组织公司的要求，但清政府未予重视和采纳。华商证券交易一直处于无组织的状态中。光绪末年，上海买办商人王一享、郁屏翰等在南市关桥开设了专营证券的"公平易"公司，不久，买办商人孙静山在上海九江路渭水坊又开设了另一家专营证券的"信通公司"，但规模和功能远不能与原先的上海平准股票公司相比。除上述专营的证券公司外，许多茶商、钱商、皮货商、古董商和杂货商以及买办也兼做股票买卖。这些股票掮客经常出入茶馆，在经营本业的同时，还洽谈股票生意。约在1910年前后，股票交易买卖活动便固定在上海福州路的惠芳茶楼，中国证券市场进入了"茶会"时期。
总之，中国证券和证券市场自19世纪40年代产生后，经历了40多年的萌芽阶段，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初步形成。中国最早出现的证券是外国在华企业公司发行的外资证券，最早的证券交易也是外商之间的外资证券买卖，稍后才出现华商证券和华商证券交易。中国证券市场一开始便存在华洋两个不同体系的市场，这正是旧中国社会性质的写照。尽管如此，中国证券市场仍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为后期的证券市场发展奠定了基础。

② 我国最早发行的两支股票详情介绍一下

康有为变法发行股票

1898年(农历戊戌年)，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主义者通过光绪皇帝进行了一场资产阶级政治改革，主要内容是：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这次运动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强烈反对，这年九月慈禧太后等发动政变，光绪被囚，维新派遭捕杀或逃亡国外。历时仅一百零三天的变法终于失败。这场变革史称“戊戌变法”。

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海外，为了延续保皇党，康有为在海外发动华侨，创办了中国第一张跨国股票。

据东森新闻网报道，收藏了康有为发行的股票的黄先生表示：“以宣传保国保皇保种为口号，先是进行捐款，后来以集资办实业为主。”

康有为斥发行昭信股票是亡国之举

其实，在康有为之前，清政府也曾发行过“股票”，不过，这份股票严格意义上来说是公债，它就是著名的“昭信股票”。

1898年1月30日，黄思永上书光绪《请特造股票筹借华款疏》，提出应发行借款“股票”，以充分挖掘和积聚华民的财富，尤其是应“严责中外臣僚，激以忠义奋发之气，先派官借，以为民倡”，则“合天下之地力人力财力，类别区分，各出其余，以应国家之急；似乎四万万之众，不难借一二万万之款”。

此项借款关乎国家的自立自强，所以黄思永请将借款“股票”命名为“自强股票”。希望让民众明了政府借款是“因国计自强派股”，进而“人人晓以休戚相关之理，人人动其忠君爱国之忱”。后来，在制定章程之时，侍郎张荫桓将之改名为“昭信股票”，意即“就认股数目以昭信守”，显示政府信用。
在利益保障方面，此项股票定以一年见利，“既速且准”。正为财政危机困扰的光绪帝对黄思永的奏疏十分重视，传旨“著户部速议具奏”。户部上《奏准自造股票筹借华款疏》，基本上同意黄思永的方案。光绪皇帝当即批准，并对此次募集公债寄予了厚望。

只是，昭信股票在发行过程中，虽然朝廷颁布了严格的章程，作了还本付息的规定，但也严重背离原定章程。昭信股票的发行，最终演化成为官府的苛派抑勒或强令捐输，使民众怨愤激增。昭信股票的发行导致人民怨声载道，朝臣有烦言，光绪只得在九月间下诏“著即停止”。

康有为对发行昭信股票一事坚决反对，斥为亡国之举，指出其结果只会“徒饱贪吏，于国计无益”。他还认为，无论外债内债都是挖肉补疮，如果不从经营自强着手的话，“则赔款无已时，借款亦无已时，是坐自毙也”。

梁启超后来评价昭信股票“实中国内债之嚆矢，而恐亦中国内债之末路也，……以若此之政府，本不足信，虽欲昭之，其乌可得”。

慈禧筹建自来水公司发行股票

在康有为之后，慈禧也曾发行过股票。光绪年间紫禁城的一场大火，使慈禧意识到自来水的重要，于是下令袁世凯筹建京师自来水公司，并且公开发行自来水股票。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袁世凯通过农工商部委派周学熙在京承办京师自来水厂。周学熙(1866-1947)安徽建德人，洋务运动重要人物周馥之子，民国初期地方财政、实业界的代表人物。

由于国库空虚，创办公司又需资浩大，所以公司采用了当时少有的集资方式——发行股票股本总额300万元，专招华股，由于采用了许多灵活优惠政策，如交股金在先者10股送1股等，故资金迅速到位，京师自来水厂1908年即投入建设，1910年便完工投厂。这就是世人所说的“一场火”引发一张“股票”，一张“股票”引出一段“故事”的由来。

在那个年代，还没有股票大厅，也没有股民疯狂炒股的画面，只不过是一些留着长辫子的人手拿一大迭股票而已。不过，也不难想象这一张又一张投资工具，在当时民众的生活中已经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③ 历史上的元宵节都发生过哪些重大事件

元宵节，作为一年中的第一个月圆之夜，在西汉时期便已成为固定节日，关于它的起源也众说纷纭，未有定论。

按照道教的说法，天、地、水三官分别于正月十五、七月十五、十月十五降临人间，因此，元宵节由迎接上元天官的祭祀活动演化而来，故有“上元节”之称。

道教祖天师张道陵亦被认为是在农历正月十五(公元34年2月22日)降生的，在我国历史上，元宵节除了是张天师的诞辰，还发生了很多重大历史事件。

一、元宵节前夕 正月十四

▶322年2月16日 王敦起兵反晋

王敦出身于魏晋时期门第最高的士族——琅琊王氏，在西晋末年，他接受堂弟王导的邀请，帮助渡江南下的司马睿立足称帝建立东晋。

1923年3月1日 (农历正月十四)，孙中山在广州重组海陆军大元帅府，并担任大元帅一职，而这一政权机构就是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前身。

④ 李玉的科研情况

一、科研成果目录
（一）著作
1、《北洋政府时期企业制度结构史论》（独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4月出版，57万字。
2、《晚清公司制度建设研究》（独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25万字。
3、《长沙的近代化启动》（独著），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20万字。
4、《企业先驱——范旭东传》（独著），中国工商联合出版社1998年版。
5、《国民党政治与社会结构之演变（1905～1949）》（合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6月出版，122万字。
6、《中国审计史》第二卷（合著），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
7、《中国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综合研究》（合著），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8、《第二次世界大战通鉴》（合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二）主要论文
1、《惯性与变迁：北洋政府时期的公司股息制度》，《安徽史学》2009年第1期
2、《从“深闭固拒”到“依法力争”———晚清山东矿权交涉的两个片段》，《江苏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
3、《北洋时期公司制度建设的外在制约因素》，《民国档案》2008年第3期。
4、《北洋政府时期股份有限公司监察人制度研究》，《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5、《北洋政府时期公司注册制度研究》，载张忠民等主编《近代中国社会环境与企业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3月版。
6、《中国国民党早期财政状况管窥：以孙中山为中心的考察》，载台北国父纪念馆编《中山思想、多元文化与公民社会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台北国父纪念馆2008年12月版。
7、《1912—1913年轮船招商局改组风潮的结构分析》，载虞和平等主编《招商局与中国现代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11月版。
8、《北洋时期募股旧事》，《国企》2007年第11期。
9、《晚清公司制度建设检讨》，《国企》2007年第9期。
10、《昭信股票：一次失败的公债发行》，《国企》2007年第8期。
11、《民初国民党上层拉人入党现象考论》，《安徽史学》2007年第5期。
12、《甲午战争前官方对待民办实业态度的再认识》，《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第3期。
13、《北洋政府时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制度研究》，《江海学刊》2007年第2期。
14、《孙中山创建中华革命党心路历程探析》，载江苏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编《孙中山生平与思想研究》，河海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5、《甲午战争前官方对待民办实业态度的再认识》，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等编《晚清国家与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16、《中国国民党早期的政治输入与政治理念表达（上）》，《民国研究》第12辑，2007年12月出版。
17、《北洋政府时期股份公司的股票制度综论》，《南京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
18、《北洋政府时期官商合办公司制度探析》，《民国研究》2006年第9辑。
19、《晚清昭信股票发行过程论略》，《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4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2006年第11期全文转载。
20、《北洋政府时期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制度述论》，《民国档案》2006年第3期。
21、《中国近代合伙股份产权变更方式管窥》，载刘兰兮主编《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企业发展》，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
22、《武昌起义后同盟会的组织发展》，《民国研究》第8辑，2005年8月版。
23、《北洋政府时期企业制度建设总论》，《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
24、《范旭东与“永久黄”集团的企业文化》，《盐文化论丛》2005年第1辑。
25、《中国近代企业史研究概述》，《史学月刊》2004年第4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2004年第8期全文转载。
26、《同盟会内部的政治与权势争夺》，《社会科学研究》2004年第4期。
27、《孙中山改组中华革命党心路历程考析》，《民国档案》2004年第3期。
28、《从同盟会到中国国民党改组的政治学检讨》，《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29、《民国初年国民党的基层组织管窥》，《中州学刊》2004年第1期。
30、《中国近代股票的债券性——再论“官利”制度》，《南京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经济史》2003年第5期全文转载。
31、《晚清中外合办矿务的“四川模式”》，《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32、《论晚清矿章关于办矿洋商的规定及其效果》，《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4 期。
33、《中国同盟会研究综述》，《江苏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2002年第2期全文转载。
34、《袁世凯与晚清直隶矿权交涉》，《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35、《洋务民用企业“仿西国公司之例”缘起简论》，《安徽史学》2001年第1期。
36、《〈中外旧约章汇编〉求疵一则》，《历史研究》2000年第5期。
37、《开埠与长沙区域经济中心地位的确立》，《城市史研究》第19～20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12月版。
38、《洋务民用企业的公司性刍论》，《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2000年第11期全文转载。
39、《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上海股市风潮对洋务民用企业的影响》，《江海学刊》2000年第3期。
40、《1882年的上海股票市场》，《历史档案》2000年第2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经济史》2000年第5期全文转载。
41、《湖南时务学堂学生人数考》，《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2期。
42、《湖南变法维新思潮新论》，《船山学刊》2000年第1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2000年第7期全文转载。
43、《“尽一分努力，保一分利权”——河南官员与晚清福公司办矿交涉》，《中州学刊》2000年第1期。
44、《从巴县档案看传统合伙制的特征》，《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
45、《晚清官方对洋股的认识与利用》，《学术月刊》2000年第1期。
46、《清末新政时期长沙发展经济热潮的几个特征》，《城市史研究》第17～18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1月版。
47、《民国初年公司法规对公司经济发展的影响》，《社会科学辑刊》1999年第6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法理学、法史学》2000年第5期全文转载。
48、《湖南矿务总公司与晚清中外交涉》，《求索》1999年第5期。
49、《甲午战争前长沙绅民心态特征研究》（第二作者），《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9年第3 期。
50、《近代之前长沙与湘潭的商务差距及其形成原因》，《天府新论》1998年第4期。
51、《晚清印花税创办源流考》，《湖湘论坛》1998年第1期。
52、《中国近代公司制度史：史学领域的一块处女地》，《社会科学研究》1997年第4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1998年第1期论点摘要。
53、《论晚清的中外合资公司》，《天府新论》1997年第3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经济史》1997年第4期全文转载。
54、《论甲午战后国人公司意识的觉醒》，《社会科学辑刊》1997年第2期。
55、《近代中国的两合公司与股份两合公司》，《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经济史》1997年第2期全文转载。
56、《论中国近代的官利制度》，《社会科学研究》1996年第3期。
57、《胡适并非“文学革命”的首倡者》，《安徽史学》1996年第2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史》1996年第10期全文转载。
58、《论晚清的“官督商办”公司机制》，《长白论丛》1996年第2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经济史》1996年第5期全文转载。
59、《晚清国人公司意识的演进》，《四川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
60、《制约清末公司制度的非经济因素》，《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经济史》1995年第6期全文转载。
61、《张謇与中国近代公司制度》（第二作者），《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3期。
62、《论清末的公司法》，《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2期。《新华文摘》1995年第7期论点摘要。
63、《曾国藩与中国近代科技人才》，《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
64、《试析民族资本家人才思想的共性》，《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1994年第7期全文转载。

⑤ treasury bond 和treasury bill的区别是什么啊

国库券的介绍
国库券是国家财政当局为弥补国库收支不平衡而发行的一种政府债券。因国库券的债务人是国家，其还款保证是国家财政收入，所以它几乎不存在信用违约风险，是金融市场风险最小的信用工具。国库券是国库直接发行的用以解决短期财政收支失衡的一种债券，由于期限短、流动性强、安全性高，被视为零风险债券或"金边债券"(Gilt edged Bond)。
我国国库券的期限最短的为一年，而西方国家国库券品种较多，一般可分为3个月、6个月、9个月、1年期四种，其面额起点各国不一。国库券采用不记名形式，无须经过背书就可以转让流通。发行国库券的主要目的在于筹措短期资金，解决财政困难。当中央政府的年度预算在执行过程中发生赤字时，国库券筹资是一种经常性的弥补手段，
国库券的发行方式，通常实行招标制，即每次发行前，财政部根据近期短期资金的需要量、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调控的需要等因素，确定国库券的发行规模，然后向社会公告。各投标人在规定的发行规模的约束下，分别报出自己拟购买的价格和数量。在众多参与价格投标的投标人当中，出价最高者首先中标，之后按出价顺序，由高到低依次配售，直至售完为止。这就是所谓的“竞争性投标”。也有一些小规模的金融机构，无力或不愿意参与竞争性投标，便按照投标最高价和最低价的平均数购买，这是“非竞争性投标”。
国库券因期限较短，故其发行价格一般采用贴现价格，即以低于票面金额的价格发行，到期时按票面金额偿还。票面金额与发行价格的差，即是投资者的利息。国库券发行价格的计算公式如下：
发行价格＝面值[1一贴现率×(发行期限/360)]
在国库券的流通市场上，市场的参与者有商业银行、中央银行、证券交易商、企业和个人投资者。国库券行市的变动，要受景气动向、国库券供求关系、市场利率水平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在美国，证券交易商在进行国库券交易时，通常采用双向式挂牌报价，即在报出一交易单位买入价的同时，也报出一交易单位的卖出价，两者的差额即为交易商的收益，交易商不再附加佣金，在英国，票据贴现就是国库券二级市场上最为活跃的市场主体。持有国库券的机构和个人如需转让，可向贴现所申请贴现。英格兰银行实施公开市场操作，也以贴现所为中介，先向贴现所买进或卖出国库券，然后贴现所再对商业银行进行买卖。
国库券是国家债券的主体部分和主要表现形式，也是历史最为悠久的一种国债。
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发行国债是在1898年发行的“昭信股票”。北洋政府时期，从1912年到1936年共发行国债27种。在抗日前国民党政府时期，从1927年到1936年共发行国债45亿元。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共发行国债90亿元。 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为了弥补财政收入的不足，各革命根据地人民政权发行过几十种国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发行国债分为两个时期：20世纪50年代为一个时期，20世纪80年代以后为一个时期。20世纪50年代由国家统一发行的国债共有六次。第一次是1950年发行的“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发行的目的是为了平衡财政收支，制止通货膨胀，稳定市场物价。从1954年起，为了筹集国民经济建设资金，连续5年发行“国家经济建设公债”。 1968年本息还清后，一直到1981年国家没有发行国内公债。 1981年以后，我国每年发行国债。1994年财政部第一次发行半年期、一年期和二年期国债，实现了国债期限品种的多样化。短期国债的出现促进了货币市场的发展，同时也为中央银行的公开市场操作奠定了基础。
[编辑本段]国库券的基本特征
作为债权债务证书，国库券的债权人是投资者，债务人是国家，其本息偿还保证是国家后续的财政收入。所以，国库券几乎不存在信用违约风险，是证券市场上风险最小的一种债券。国库券的偿还期限，各国规定不一。西方国家的国库券，分为3个月、6个月、9个月和1年期4种，是一种短期政府债券。我国的国库券有3年、5年和10年的，是一种中长期政府债券。
由于国库券期限短、风险小、流动性强，因此国库券利率比较低。美国国库券利率仅仅高于通知放款利率。西方有些国家国库券发行频繁，具有连续性，如美国每周均有国库券发行，每周亦有到期的，便于投资者根据投资需要选择。国库券发行通常采用贴现方式，即发行价格低于国库券券面值，票面不记明利率，国库券到期时，由财政按票面值偿还。发行价格采用招标方法，由投标者公开竞争而定，故国库券利率代表了合理的市场利率，灵敏地反映出货币市场资金供求状况。
[编辑本段]国库券的历史
国库券是1877年由英国的经济学家和作家沃尔特·巴佐特发明，并首次在英国发行。沃尔特认为，政府短期资金的筹措应采用与金融界早已熟悉的商业票据相似的工具。后来许多国家都依照英国的做法，以发行国库券的方式来满足政府对短期资金的需要。在美国，国库券已成为货市市场上最重要的信用工具。
[编辑本段]国库券的特点
◆其利率是市场利率变动情况的集中反映。国库券利率与商业票据、存款证等有密切的关系，国库券期货可为其它凭证在收益波动时提供套期保值。
◆流动性强。国库券有广大的二级市场，易手方便，随时可以变现。
◆信誉高。国库券是政府的直接债务，对投资者来讲是风险最低的投资，众多投资者都把它作为最好的投资对象。
◆收益高。国库券的利率一般虽低于银行存款或其他债券，但由于国库券的利息可免交所得税，故投资国库券可获得较高收益。

Treasury Bill 短期国库券

美国政府发行的债务证券，期限少于一年。短期国库券通过竞标过程发售，价格相对面值有折扣，所以不会像大部分其他债券一般支付定额利息

treasury bond是财政部发售的公债、长期国库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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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股票的名称

股票不同国库券,国库券是国家财政当局为弥补国库收支不平衡而发行的一种政府债券。因国库券的债务人是国家，其还款保证是国家财政收入，所以它几乎不存在信用违约风险，是金融市场风险最小的信用工具。国库券是国库直接发行的用以解决短期财政收支失衡的一种债券，由于期限短、流动性强、安全性高，被视为零风险债券或"金边债券"(Gilt edged Bond)。
我国国库券的期限最短的为一年，而西方国家国库券品种较多，一般可分为3个月、6个月、9个月、1年期四种，其面额起点各国不一。国库券采用不记名形式，无须经过背书就可以转让流通。发行国库券的主要目的在于筹措短期资金，解决财政困难。当中央政府的年度预算在执行过程中发生赤字时，国库券筹资是一种经常性的弥补手段，
国库券的发行方式，通常实行招标制，即每次发行前，财政部根据近期短期资金的需要量、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调控的需要等因素，确定国库券的发行规模，然后向社会公告。各投标人在规定的发行规模的约束下，分别报出自己拟购买的价格和数量。在众多参与价格投标的投标人当中，出价最高者首先中标，之后按出价顺序，由高到低依次配售，直至售完为止。这就是所谓的“竞争性投标”。也有一些小规模的金融机构，无力或不愿意参与竞争性投标，便按照投标最高价和最低价的平均数购买，这是“非竞争性投标”。
一千元国库券
国库券因期限较短，故其发行价格一般采用贴现价格，即以低于票面金额的价格发行，到期时按票面金额偿还。票面金额与发行价格的差，即是投资者的利息。国库券发行价格的计算公式如下：
发行价格＝面值[1一贴现率×(发行期限/360)]
在国库券的流通市场上，市场的参与者有商业银行、中央银行、证券交易商、企业和个人投资者。国库券行市的变动，要受景气动向、国库券供求关系、市场利率水平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在美国，证券交易商在进行国库券交易时，通常采用双向式挂牌报价，即在报出一交易单位买入价的同时，也报出一交易单位的卖出价，两者的差额即为交易商的收益，交易商不再附加佣金，在英国，票据贴现就是国库券二级市场上最为活跃的市场主体。持有国库券的机构和个人如需转让，可向贴现所申请贴现。英格兰银行实施公开市场操作，也以贴现所为中介，先向贴现所买进或卖出国库券，然后贴现所再对商业银行进行买卖。
国库券是国家债券的主体部分和主要表现形式，也是历史最为悠久的一种国债。
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发行国债是在1898年发行的“昭信股票”。北洋政府时期，从1912年到1936年共发行国债27种。在抗日前国民党政府时期，从1927年到1936年共发行国债45亿元。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共发行国债90亿元。 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为了弥补财政收入的不足，各革命根据地人民政权发行过几十种国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发行国债分为两个时期：20世纪50年代为一个时期，20世纪80年代以后为一个时期。20世纪50年代由国家统一发行的国债共有六次。第一次是1950年发行的“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发行的目的是为了平衡财政收支，制止通货膨胀，稳定市场物价。从1954年起，为了筹集国民经济建设资金，连续5年发行“国家经济建设公债”。 1968年本息还清后，一直到1981年国家没有发行国内公债。 1981年以后，我国每年发行国债。1994年财政部第一次发行半年期、一年期和二年期国债，实现了国债期限品种的多样化。短期国债的出现促进了货币市场的发展，同时也为中央银行的公开市场操作奠定了基础。
[编辑本段]基本特征
作为债权债务证书，国库券的债权人是投资者，债务人是国家，其本息偿还保证是国家后续的财政收入。所以，国库券几乎不存在信用违约风险，是证券市场上风险最小的一种债券。国库券的偿还期限，各国规定不一。西方国家的国库券，分为3个月、6个月、9个月和1年期4种，是一种短期政府债券。我国的国库券有3年、5年和10年的，是一种中长期政府债券。
由于国库券期限短、风险小、流动性强，因此国库券利率比较低。美国国库券利率仅仅高于通知放款利率。西方有些国家国库券发行频繁，具有连续性，如美国每周均有国库券发行，每周亦有到期的，便于投资者根据投资需要选择。国库券发行通常采用贴现方式，即发行价格低于国库券券面值，票面不记明利率，国库券到期时，由财政按票面值偿还。发行价格采用招标方法，由投标者公开竞争而定，故国库券利率代表了合理的市场利率，灵敏地反映出货币市场资金供求状况。
[编辑本段]特点
◆其利率是市场利率变动情况的集中反映。国库券利率与商业票据、存款证等有密切的关系，国库券期货可为其它凭证在收益波动时提供套期保值。
◆流动性强。国库券有广大的二级市场，易手方便，随时可以变现。
◆信誉高。国库券是政府的直接债务，对投资者来讲是风险最低的投资，众多投资者都把它作为最好的投资对象。
◆收益高。国库券的利率一般虽低于银行存款或其他债券，但由于国库券的利息可免交所得税，故投资国库券可获得较高收益。
[编辑本段]历史
国库券是1877年由英国的经济学家和作家沃尔特·巴佐特发明，并首次在英国发行。沃尔特认为，政府短期资金的筹措应采用与金融界早已熟悉的商业票据相似的工具。后来许多国家都依照英国的做法，以发行国库券的方式来满足政府对短期资金的需要。在美国，国库券已成为货市市场上最重要的信用工具。

⑦ 清末张謇是什么阶级代表人物他主张政治改期吗

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
主张一定程度上的政治改革，属于立宪派的代表人物。
中状元而挂冠的原因主要有2个，一个是对官场的腐败与朝廷的媚外的不满，二是对富国的希望，说明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还是颇有眼光的，看到了什么才是新生力量。其次，也说明了当时的时代潮流，如一定程度上的办厂热，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在此，他是封建官僚转变的代表商人，也侧面说明了在那个年代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还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⑧ treasurybond和treasurybill的区别是什么

国库券的介绍 国库券是国家财政当局为弥补国库收支不平衡而发行的一种政府债券。因国库券的债务人是国家，其还款保证是国家财政收入，所以它几乎不存在信用违约风险，是金融市场风险最小的信用工具。国库券是国库直接发行的用以解决短期财政收支失衡的一种债券，由于期限短、流动性强、安全性高，被视为零风险债券或"金边债券"(Gilt edged Bond)。 我国国库券的期限最短的为一年，而西方国家国库券品种较多，一般可分为3个月、6个月、9个月、1年期四种，其面额起点各国不一。国库券采用不记名形式，无须经过背书就可以转让流通。发行国库券的主要目的在于筹措短期资金，解决财政困难。当中央政府的年度预算在执行过程中发生赤字时，国库券筹资是一种经常性的弥补手段， 国库券的发行方式，通常实行招标制，即每次发行前，财政部根据近期短期资金的需要量、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调控的需要等因素，确定国库券的发行规模，然后向社会公告。各投标人在规定的发行规模的约束下，分别报出自己拟购买的价格和数量。在众多参与价格投标的投标人当中，出价最高者首先中标，之后按出价顺序，由高到低依次配售，直至售完为止。这就是所谓的“竞争性投标”。也有一些小规模的金融机构，无力或不愿意参与竞争性投标，便按照投标最高价和最低价的平均数购买，这是“非竞争性投标”。 国库券因期限较短，故其发行价格一般采用贴现价格，即以低于票面金额的价格发行，到期时按票面金额偿还。票面金额与发行价格的差，即是投资者的利息。国库券发行价格的计算公式如下： 发行价格＝面值[1一贴现率×(发行期限/360)] 在国库券的流通市场上，市场的参与者有商业银行、中央银行、证券交易商、企业和个人投资者。国库券行市的变动，要受景气动向、国库券供求关系、市场利率水平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在美国，证券交易商在进行国库券交易时，通常采用双向式挂牌报价，即在报出一交易单位买入价的同时，也报出一交易单位的卖出价，两者的差额即为交易商的收益，交易商不再附加佣金，在英国，票据贴现就是国库券二级市场上最为活跃的市场主体。持有国库券的机构和个人如需转让，可向贴现所申请贴现。英格兰银行实施公开市场操作，也以贴现所为中介，先向贴现所买进或卖出国库券，然后贴现所再对商业银行进行买卖。 国库券是国家债券的主体部分和主要表现形式，也是历史最为悠久的一种国债。 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发行国债是在1898年发行的“昭信股票”。北洋政府时期，从1912年到1936年共发行国债27种。在抗日前国民党政府时期，从1927年到1936年共发行国债45亿元。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共发行国债90亿元。 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为了弥补财政收入的不足，各革命根据地人民政权发行过几十种国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发行国债分为两个时期：20世纪50年代为一个时期，20世纪80年代以后为一个时期。20世纪50年代由国家统一发行的国债共有六次。第一次是1950年发行的“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发行的目的是为了平衡财政收支，制止通货膨胀，稳定市场物价。从1954年起，为了筹集国民经济建设资金，连续5年发行“国家经济建设公债”。 1968年本息还清后，一直到1981年国家没有发行国内公债。 1981年以后，我国每年发行国债。1994年财政部第一次发行半年期、一年期和二年期国债，实现了国债期限品种的多样化。短期国债的出现促进了货币市场的发展，同时也为中央银行的公开市场操作奠定了基础。 [编辑本段]国库券的基本特征 作为债权债务证书，国库券的债权人是投资者，债务人是国家，其本息偿还保证是国家后续的财政收入。所以，国库券几乎不存在信用违约风险，是证券市场上风险最小的一种债券。国库券的偿还期限，各国规定不一。西方国家的国库券，分为3个月、6个月、9个月和1年期4种，是一种短期政府债券。我国的国库券有3年、5年和10年的，是一种中长期政府债券。 由于国库券期限短、风险小、流动性强，因此国库券利率比较低。美国国库券利率仅仅高于通知放款利率。西方有些国家国库券发行频繁，具有连续性，如美国每周均有国库券发行，每周亦有到期的，便于投资者根据投资需要选择。国库券发行通常采用贴现方式，即发行价格低于国库券券面值，票面不记明利率，国库券到期时，由财政按票面值偿还。发行价格采用招标方法，由投标者公开竞争而定，故国库券利率代表了合理的市场利率，灵敏地反映出货币市场资金供求状况。 [编辑本段]国库券的历史 国库券是1877年由英国的经济学家和作家沃尔特·巴佐特发明，并首次在英国发行。沃尔特认为，政府短期资金的筹措应采用与金融界早已熟悉的商业票据相似的工具。后来许多国家都依照英国的做法，以发行国库券的方式来满足政府对短期资金的需要。在美国，国库券已成为货市市场上最重要的信用工具。 [编辑本段]国库券的特点 ◆其利率是市场利率变动情况的集中反映。国库券利率与商业票据、存款证等有密切的关系，国库券期货可为其它凭证在收益波动时提供套期保值。 ◆流动性强。国库券有广大的二级市场，易手方便，随时可以变现。 ◆信誉高。国库券是政府的直接债务，对投资者来讲是风险最低的投资，众多投资者都把它作为最好的投资对象。 ◆收益高。国库券的利率一般虽低于银行存款或其他债券，但由于国库券的利息可免交所得税，故投资国库券可获得较高收益。 Treasury Bill 短期国库券 美国政府发行的债务证券，期限少于一年。短期国库券通过竞标过程发售，价格相对面值有折扣，所以不会像大部分其他债券一般支付定额利息 treasury bond是财政部发售的公债、长期国库券

⑨ 晚清时期公债发行的消极意义

中国近代的海关收入自晚清以来一直是外债偿还的主要来源。近代中国的外债多数是以外币的形式举借和偿还的，而海关征收的却是银两，因而为偿还外债，必须将银两兑换成外币。自晚清以来，因为汇率的问题，中国与外国债权方一直有着争议，中国要求根据汇率的变动来改变海关税率。1896年，为稳定海关的收入，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曾向各国提出一个备忘录，要求中国海关税率以黄金为征税标准，并由李鸿章出访欧洲时向各国提出。备忘录指出：“协定税则在1843年初制定的时候和在1858年修改的时候，用以计算税率和据以缴纳关税的那种特殊银两——海关两，实际上对英镑是保持每两六先令八便士或是三两一镑的确定价值。可是在过去二十年中，白银对英镑的兑价一直不断地贬低，以致目前，必须六至七两才能购得英币一镑。”因而，要求应该重新宣布海关两3两折合1英镑的“固有价值”，以其体现“事理的公平”。为此，应采用一种金标准纳税。备忘录为避免修改商约之嫌，指出这种做法并非“一种必须改动条约，或变动税则的办法”，只不过在每六个月确定和公布一次关平两与英镑的比价，然后，进出口商若用黄金纳税时，则遵循1金镑折合3海关两的兑价；若以纹银缴纳，则按2228两上海规元折合1000海关两的比率折算。这就是将海关两变成一种等同于英镑6先令8便士的金单位。①这一提案的实质是保持海关两的币值和现行税率的前提下，增加海关的关税收入。它的核心是保持海关两与外币以前的汇率。②这种将海关两与黄金汇率固定的作法，无形中就抬高了海关两的价值。但这个建议由于英国和德国的反对未被采纳。1899年清政府又重提这个问题，因义和团运动而无功而返。在1902年商约谈判中，清政府再次提出由赫德起草的以金单位为修改税率标准的备忘录。备忘录认为1895年中日战争后，关平两计值英币39.8996便士。可是，到1901年，《和约》已把关平两定为36便士，这样白银对英币的兑价仅值英币30.078便士。这样中国每年的赔款和债款的总额由42429500海关两，增加到51285622海关两，因而建议用黄金或美金来“厘定海关税则”，但仍遭到拒绝。列强只是同意以1897、1898、1899三年进口货的平均价格为计算从量税的标准。因为它仍以海关两作为征收单位，即使税收可以有所增加，但却无法保证银价跌落时中国外债偿还能力。但从20世纪初到20年代末，中国的银价相对而言变动不大，所以海关征金问题一直搁置未提。 1929年后，国际金融市场变动剧烈，金本位国家物价下跌，银价下跌幅度加大。下表则可简略地反映20、30年代银价下跌情况： 这种银价持续下跌虽有助于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但对偿还外债而言，则增加了负担。宋子文称：”政府每年所付外债在九百万镑以上，按现在(1930年)的汇价偿付，较诸民国十四年之平均汇率，须多付百分之六十，即按较一年前之汇率，亦须多付百分之二十有余，国家损失甚大。”③虽1929年起实行关税自主，收入增加，但因银价下跌，外债支付额加大，关余因之日减，“不但上年改定关税之事，等于徒劳，且业以关税增收为抵押发行之巨额库券公债本息，将无法支付，其影响于财政金融者甚巨。”④鉴于此，国民政府于1月15日下令自本年2月1日起，海关进口税一律征金。具体做法如下。 1．海关金单位是一种计账单位，其与黄金有固定比价，即一个海关金单位含60.1866公厘纯金。它有二种兑换方式。 其一，与金本位制的外币有相对固定的比价。如1930年初，1个海关金单位与主要外币的兑换率是： 其二，与关平两的折算方式。当时规定从1930年2月1日至1930年3月15日六周内，所有原进口税则按关平银征收者，一律按关平银1两，等于海关金单位1.5元折合，自3月16日以后，关平银1两合海关金单位1.75元。 2．交纳进口税时，仍可以用银元、银两交纳，其与海关金单位之折合率，由各海关税务司提前三天公布。根据公布的关平两与其他银元银两之间的兑换率，再折合成海关金单位。1931年1月1日，海关税则修正时，所有进口税均直接以海关金单位表示。自征收海关金单位后，纳税人缴纳关税，除在中央银行开立关金存款账户，随时签发支票缴付外，多以现行银币折合关金缴税。⑤ 为使征收关金更加简便，总税务司在1930年4月开始作了一些修正。按照财政部训令，关金与银元、银两及其他通用银币之间的兑换率，应由总税务司提前三天公布，但实际上“是项折合率往往一日数变”。于是便放弃由总税务司提前订价的办法，而由各大口岸税务司根据银行每日发布之美金、日元、英镑的电汇率，规定每日的海关金单位的折合率，至其余各口由“总税务司随时令关遵照”。不久，闽海关税务司神速本顺称，根据上述方案，美元对关金的汇率高，“常见用美金汇率折合海关金单位合成当地银元之数，较用同一银行同日发表之日，金汇率折合海关金单位合成当地银元之数。”因而建议“如以美金汇率为准，实于海关较为有利。”⑥梅尔和认为闽海关所呈，“系属实情”，“现为保护税收起见，似宜规定以有利之汇率为折合之汇率。”财政部也对此表示同意，“应照所拟办理。”⑦1931年秋，英国、瑞士、挪威等国放弃金本位，日本继之。1933年美国也采取同样步骤。这样海关金单位与各种外币相对固定的汇率就不复存在。为避免关税收入再次降低，海关规定，征收进口税时，首先按货单所标日期之电汇行市，将各种外币，合成本国银元，然后以由海关公布的金单位与银元之间折合率相除，便可得该项货物之金单位价值。 二、关金券的发行及使用范围的扩大 实行海关进口税征收金单位后，最直接的益处是确保了外债偿付的完成。如1931年海关进口税共收关平银246064000两，其中有10161000个金单位，折合关平银128213000两，有银两兑换金单位的73749000两，和按关平银征收的子口税4100两。所有以关税为担保之外债赔款以及善后借款本息均如数偿付。共付海关金单位50433284.31元(合规元65837057两6钱5分)及规元53975951两4钱3分，合计规元119813009两8分，比1930年多支规元22338659两7钱7分，同时，以关税及退还庚款作担保的内债信库券本息，亦均已如数偿付。⑧ 结合当时的中外关系及具体的操作办法，进口税征金应是一个较为成功的举措。综合而言，可以从下列几个方面来阐述。 其一，它实行的前提是中国关税自主和保持原有的税率。时任司法院院长的王宠惠曾明确表示：“列国既已承认中国关税自主，当无问题，惟日本尚未承认，既然不变更现行税率，自不致有问题。所以，征收金单位“自五更求列国同意之必要。”⑨上海的日商认为关税征金后，其所缴的税款，必较前顿增，不免遭受损失，“颇露反对之意。”但日本大藏省认为“既承认中国关税自主权，中国因银价跌落而采用金制度，从前德亦于马克跌落时，有此办法，已有先例。关税自主在即，自无可容缘。”⑩其二，征金办法稳妥。宋子文在征金之初，即强调政府此举“于世界的金银价变动上毫无关系。”⑾“此办法无非恢复现行税则颁布时之进口税价，亦即恢复从量与从价税之原来关系”。⑿海关进口税则有二种类型：从量和从价。就从价税而言，进口货到岸价本就以外币计值的。按金单位征收，不会受到影响。就从量税而言，关税征金也不具有抬高税率的意义，即使有也仅有2—3％。正是由于进口税改征关金后，政府并“无过分之利益”，同时在操作上有一渐进的过程，因而各界反应良好。在外商方面，《泰晤士报》援引外商的话说，征金“在此银价大跌之际，实已至公至允，所定纯金单位，并不影响普通依值抽税之货物。盖此种货物，所交之税乃依该进口货在沪之值估计。……无论金银如何涨缩上落，不受影响也。”《字林西报》也称此举“亦固其所”。相关国家的反应也较乎和，上海领事团领袖美国领事克银汉也甚表赞同。总税务司梅乐和亦称“进口税适用金单位计算，实为万能全之方法。”⒀ 关金征税虽效果良好，但不免有手续不便之弊端。1930年中央银行即委托美国钞票公司印制关金券，面值有10分至500元十种，准备将来发行。1931年5月1日，中央银行奉国民政府令白本日起发行海关金单位兑换券，关金券发行时分10元、5元、1元、20分、10分五种。 关金券发行之初正面为孙中山像，印有地名和“凭票即付”等字样，背面图样为上海海关大楼，均为直型。 按照《关金兑换券办法》规定，其准备金规定为十分之六为现金准备，十分之四以国外信誉卓著的银行金债票作保证准备，但实际上自1931年5月至1933年4月，均是十足的现金准备，“故其信用至为昭著”。⒁关金券的发行主要目标只是为进口商提供纳税的便利，并不在市面流通。由于其与外国货币直接挂靠，币值相对稳定，所以关金券直接交税的比例逐年上升。1930年仅占12.18％，1931年则增至63.02％，1932年增至75.27％，1933年增加到87.82％。⒂在此后十余年的关金券一直坚挺，含金量从每元0.601866克升至0.8888671克。其流通范围虽非常有限，但其储藏功能愈显突出。1942年4月，财政部宣布以关金1元折合法币20元的比价，与法币并行流通。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当时国民政府变相增发法币大钞，关金券公开地行使流通功能，变成真正的纸币。1948年8月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以消解通货膨胀，关金券与法币一道退出市场，完成了它的使命。

⑩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股票，为何被指“搜刮民间财富”

我是“非本色”，这个问题算是问对了。

1894年（光绪二十年）8月1日，中日两国宣战，甲午战争爆发，但是清政府有限的财政，根本无法支撑起庞大的战争开支。为了筹集甲午战费，清政府实施“息借商款”，开始了我国首次国内公债发行。

在此之前，清政府的筹款方式一般为借外债，另外就是国内筹款--捐输。据《那桐日记》载：（1894年）8月17日，户部司官奉堂官命令，集合京城诸多票号、银号26家借款。到了26日，户部候补主事裕绂呈递一项条陈，重点之一就是筹款，条陈称：“自海上军兴，海口又皆封禁，不获已为权宜之计，借款英商，此策之下又下焉者也。盖一借洋款，则海外皆知，与其谋及外洋，不若筹之内地。（戚其章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作为户部司官的裕绂，非常清楚清政府解决财政的手段：在急需用款时，常向洋商特别是英商借款。而《翁同龢日记》载：（1894年8月）30日，户部尚书翁同龢致信司官那桐，称“商款不宜拨归内府，恐为言者所摭”。

据此推测，战争导致户部无法划给内务府相应的款项，不过，翁同龢不建议向外国借款，只有筹借内商款，并由内务府筹款。

昭信股票实物图

从偿还情况来看，“息借商款”的信用度还是较高的；而“昭信股票”基本没有按照部定章程认真偿还，一部分作为报效，据民国《安县志》载：“自王公以下京外文武大小各有情愿报效，不愿领本息者，准其具呈缴票，按给奖叙”，有的地方“所收之款究置何处，今无档案可查”根本不想还；还有的地方以增广学额的办法抵偿，据《平度县志》载：“以股票易实银归为办学之款”。

无法“善终”的发债行为，严重透支着清政府的公信力，梁启超认为“政府财政上之信用孚于其民”，可见，大清王朝已经走向暮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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