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怎么判股权转让协议

Ⅰ 怎样撤销股权转让协议，相关规定有哪些

你好！
一、股权转让协议撤销：合同撤销权是指撤销权人享有的对意思表示不真实，但已经生效的合同予以撤销，使合同归于消灭的权利。撤销权由合同当事人依法享有和处分，如撤销权不行使，合同继续有效，反之，则无效。
我国法律规定，对于以下情况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请求撤销合同：1、因重大误解订立的。2、在订立合同时显示公平的。3、因欺诈而订立的。4、因胁迫而订立的。5、因乘人之危而订立的。
二、股权转让协议被撤销的范畴
1、公司内部股东的优先购买权，导致对外转让股份之协议效力处于不稳定状态。股东对外转让股份，未向其他股东进行通知，或转让价格条件优于内部优先购买权，导致对外转让股通知的条件，此时，转让协议的效力要区分是否已实际履行来分别判断。
（1）转让协议已签但尚未履行，此刻协议虽已生效，但由于内部股东的法定优先购买权对协议履行的效力进行了有力限制，权利受侵害的股东可直接主张优先购买权，使对外转让股权之协议无法实现;
（2）转让协议已签且已实际履行，享有优先购买权的股东不能直接要求优先权，但可以主张侵权股东对外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为可撤销合同【依据：最高法《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6条】，合同撤销后，依据《合同法》理论恢复至合同签订前状态，返还股权，退还价款，则享有优先权之股东可按原同等条件行使优先权;第三，转让协议已履行且外部公示手续均以办理完毕，此时，出于维护交易安全、稳定社会经济秩序等公共利益方面考虑，如果超过一定期间(如一年)享有优先权之股东不主张行使其优先权，股东优先购买权将消灭。
2、外商投资企业中外商股权的转让必须履行法定程序进行审批。外商投资企业中因为前置审批的问题导致了大量司法诉讼涉及其中，尤其是外商隐名投资及外商股权转让，其目的无外乎意图规避我国关于外商超额投资及行业投资限制的规定。本文仅针对股权转让问题，涉及纠纷的外商股权转让问题，绝大多数是以未办理合同审批为由要求认定股权转让协议未生效，可以是转让方主张，也可以是受让方主张，主要根据公司经营效果而导致相应利益亏损方要求确认协议无效，归根结底是利益导向问题。主要区分为两种情形：（1）合同已签订，未办理审批手续，受让方也未实际参与经营，此时，可由权益受侵害一方主张股权转让协议未生效;（2）合同已签订，未办理审批手续，但受让方已经实际参与经营，此时，公司具体经营管理状态已发生改变，协议已经实际履行，除未经主管部门审批外，协议不具有任何其他可以无效之合法缘由，对此类问题的解决司法机关不会采取一刀切的判定，将会根据具体情况综合考虑双方当事人的主观过错、遭受的损失程度、维持公司经营的最佳效果等各个方面，促成在某一权衡点上达成共识(不同案件不同处理，需要原、被告与办案法官的充分沟通)。
3、国有企业股权转让的特殊规定：这体现了国家对国有财产的特别保护，明确规定国有企业股权转让必须满足若干条件。《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规定：“国有资产占有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进行资产评估：资产拍卖、转让”，与之相应的规定是《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施行细则》：“办法第三条规定的应当进行资产评估，是指发生该条款所说的经济情形时，除经国有资产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可以不予评估外，都必须进行资产评估。”在此情况下，国有企业股权转让合同效力受上述程序条件的影响很大。
如能提出更加具体的问题，则可作出更为周详的回答。

Ⅱ 法官判决股权转让是否公正

必然啊，不过不排除收礼行为

Ⅲ 股权转让合同争议用诉讼还是仲裁解决最好

各有利弊。
诉讼方式优点是诉讼费一般低于仲裁费，主审法官业务熟练，审理过程中更加重视调解，采取保全措施比较方便；对一审不服的还有二次上诉机会。仲裁方式优点是一裁终局，一般无需公告送达，执行一般由中级法院负责。
在适用法律方面法院会严格适用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并遵循本省市高级法院的指导意见，仲裁主要 根据法律和行政法规判决；在裁判，仲裁庭更加重视合同和直接法律依据。
适用仲裁必须是在协议中有明确的仲裁约定或事后达成仲裁协议。

Ⅳ 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后的责任如何承担

您好：
如此前未发生股权交付(变动)的法律效力或者虽然发生股权交付(变动)的法律效力但公司未向股东出具出资证明书也没有备置股东名册且公司章程中股东名称及股东出资比例记载事项亦未发生变更的，则不需要办理新的股权变动手续，股权转让合同被确认无效时转让方即为公司股东，享有股东的权利；如果股权转让合同无效前已经发生股权交付(变动)的法律效力且已办理相关记载事项变更的，股权转让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公司应依据股权转让合同解除的法律文件直接办理注销受让方股东的出资证明书，向转让方股东签发新的出资证明书、变更股东名册、章程等，如不及时办理变更或者拒绝办理的，公司董事会或者执行董事应该对转让方由此产生的损失承担责任。
但是目前的司法实践中，股权转让协议被判撤销或无效的，往往要求公司请办理相关的工商登记，而非登记机关可以直接予以撤销原变更登记；股权转让协议被判撤销或无效的，公司应当申请办理变更登记而非申请撤销变更登记。笔者最近阅读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张元法官的《执行程序中行政部门协助变更股权的路径分析》，其明确指出“对于《行政许可法》第十二条第五项的适用，应当仅仅限缩在公司设立以及相应的注销，而不能扩大到公司设立后的股权变更。
综上，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文书或者协助执行通知书即是工商部门作出股权变更登记的依据，人民法院要求协助执行，工商部门应当迳行变更，不能以需要实体审查为由拒绝或推延。““人民法院要求协助变更股权，工商部门无需要求公司提交书面申请材料，而应当按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一条的规定迳行进行股权变更登记。”“人民法院在诉讼程序中作出特殊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股权确认等以股权为诉讼争议标的的判决之前，应当发函征询行政部门意见，由行政部门按照投资者资格和产业政策要求进行审查并作出批准文件。”希望上述观点可以得到有效的贯彻执行，使得当事人利益得到维护，也使得律师工作得到有效支持。

Ⅳ 股权转让协议存在阴阳合同，如何认定

所谓股权转让“阴阳合同”，是指在企业股权转让过程中，提交给工商机关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股权转让合同和反映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的股权转让合同不一致，以致形成相冲突的两份甚至多份合同。
就企业股权转让而言，签订阴阳合同最常见的目的是避税。股权转让涉及数项税种，其中最主要的是所得税，通常个人所得税税率为20%，企业所得税的税率为25%，由转让方缴纳，但很多股权转让方对此难以接受，甚至围绕怎样避税来设计股权转让方案。另外，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转让其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如转让方仅愿意转让股权给特定的对象，也有采取阴阳合同的方式，对外的阳合同会提高转让价，迫使其他股东放弃购买该股权。签订阴阳合同的目的还有不愿意将股权转让的细节内容提交工商机关对外公示，防止商业秘密泄露，等等。
二、阴阳合同的效力比较
阴阳合同更多地是从行政管理角度，着眼合同是否经过法定的登记、备案程序进行的定义，一旦因此发生民事纠纷，则必然涉及对其效力问题的判断。在笔者最近代理的一起诉讼案件中，阴阳合同的效力问题就成了案件焦点。当事人先签订一份反映其真实意思的股权转让合同，即阴合同;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时又临时签订了一份内容简单的股权转让合同，即阳合同，其中约定价款远低于真实意思表示。之后，由于新股东无法兑现发展公司的承诺，原股东提出解除股权转让合同，并要求赔偿损失。在诉讼中，对于阳合同的评价成了原告的难题，如果说阳合同有效，则其中价款无法接受;如果说阳合同无效，则已完成的股权转让行为欠缺合法的合同依据。另外，阳合同中不仅价款与真实意思不一致，其套用的模板中还无意地约定了仲裁条款，这样一来，法院管辖也成了问题。因为即便阳合同无效，仲裁条款作为解决争议的条款，也会独立出来适用。被告因此提出管辖权异议，并认为订立在后的阳合同是对之前合同的修改。在庭审中，面对法官的关于阳合同效力如何的询问，原告一度回避正面回答，场面颇为被动。确实，在这种股权转让合同争议中，阴阳合同的效力问题是不可回避的问题，是同类案件中的共性问题。
其实阴阳合同并非规范的法律术语，相较而言，似乎其中的阳合同的名称更易被接受。有观点认为，阳合同经过国家行政机关登记或备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7条规定：“经过公证、登记的书证，其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因此，阳合同效力更高;从形成时间来看，往往载明真实意思的阴合同订立时间在前，登记备案的阳合同订立时间在后，由此会有一种说法，形成在后的合同对之前合同条款进行了变更。
在阴阳合同同样常见的建筑工程招投标领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21条规定：“当事人就同一建设工程另行订立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与经过备案的中标合同实质性内容不一致的，应当以备案的中标合同作为结算工程价款的根据。”该司法解释实际强调了阳合同的法律效力。
综上，是否可以说阳合同有效而阴合同无效，或者说阳合同效力优于阴合同?结论并非如此。
合同效力并非证据的证明力，根据合同法理论，合同的效力包括有效、无效和效力待定等类型，并未区分效力的强弱。
阴阳合同共同存在，其中哪一份是真实意思的表示，在实践中往往一目了然，即便阳合同订立在后，但实际履行的却是阴合同，因此，并不能因为订立时间有先后而牵强地说成是合同内容的变更。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有别于其他合同，调整该合同关系的建筑法有其特定的原则。建设工程质量关系到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系到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安全，国家对建设工程质量要求严格，确定了一些强制性国家标准。对于一定范围内的工程项目，规定了强制招投标制度，进而有司法解释的规定“备案的中标合同作为结算工程价款的根据”，但其中有“招标”、“备案”等适用条件。2014年1月1日施行的《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指导意见(二)》第七条规定：“不属于依法必须招标的建设工程，发包人与承包人又另行签订并实际履行了与备案中标合同不一致的合同，当事人请求按照实际履行的合同确定双方权利义务的，应予支持。”类似规定并不鲜见。可见，即便对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也不能确定阳合同优先于阴合同适用。
相比较而言，企业股权转让行为更强调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至今未见法律法规有股权转让合同争议优先依据登记、备案合同审理的规定。在与之类似的二手房买卖领域，阴阳合同也不少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地产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第19条规定：“房屋买卖存在“阴阳合同”，其中阳合同中的价格条款规避国家税收的，该条款无效，交易价格按符合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的条款认定。”虽说该地方法院的意见并不具有法律效力，但也表达出了法院对此的一般态度。
因此，判断阴阳合同的效力不能仅仅从阴、阳合同的形式来看，不能简单依据合同订立的时间来确定各协议之效力[3]，而是应当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确定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在实践中，阴合同往往更能体现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股权转让合同并不以办理登记为生效要件，如果阴合同体现当事人真实意思，并得到实际履行，即便未经办理登记手续，也不影响其成立和生效，当事人在在阴合同中约定的权利义务应该得到法院支持。对于违反管理性规定的，比如没有登记、备案，其法律后果或许是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并非否定合同效力[4]。当然，以上是对内资企业的分析，如企业是外商投资企业，股权转让合同须经审批机关审批才能生效，阴合同未经审批，则无法生效。
三、违背真实意思的阳合同条款的效力分析
《合同法》第52条规定了五种无效合同的情形，在股权转让中应该根据情况分别适用。在多数情况下，无论是为了规避税收，还是规避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的阳合同，可适用《合同法》中“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规定，来认定阳合同的效力。有观点认为，这种违法的阳合同无效，因此，根据该合同所进行的一系列变更登记行为也应予撤销，需重新办理登记。确实，相关变更登记依据股权转让合同而产生，如该股权转让合同无效，则变更登记行为就失去了合法的依据，不得不予以纠正。
但阴阳合同的存在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很多企业在变更股东后已长期存续，甚至又数次发生新的股权变更，如果因为阳合同无效，相应的股权变更登记无效而重新办理登记，将导致社会关系稳定性的破坏，违背经济和效率原则，引发一系列新的纠纷，在程序上也难以操作。
应该注意到的一个情况是，在实践中，阳合同与阴合同往往在价格条款上不一致，而其他多数条款内容是一致的，或者阳合同更简单，很难想象有阴阳合同内容完全不同的情况。因此，这种阳合同属于整体无效还是部分无效，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合同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根据该条规定，确认阳合同部分无效(比如仅价格条款无效)，而非整体无效，更符合市场经济鼓励和保护交易的精神和法律原则，也尊重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参考《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地产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第19条规定：“……如该条款的无效不影响整个合同的效力，当事人以存在避税的价格条款为由，请求确认合同全部无效的，不予支持。”该条款就体现了这种精神。
根据国税函[2009]285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股权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管理的通知》第四条规定：“税务机关应加强对股权转让所得计税依据的评估和审核。对扣缴义务人或纳税人申报的股权转让所得相关资料应认真审核，判断股权转让行为是否符合独立交易原则，是否符合合理性经济行为及实际情况。对申报的计税依据明显偏低(如平价和低价转让等)且无正当理由的，主管税务机关可参照每股净资产或个人股东享有的股权比例所对应的净资产份额核定。”该规定实际认可了签订阴阳合同的情况下股权转让行为的有效性。因为，假设违背当事人真实意思的阳合同整体无效，则股权变更登记无效，税务机关就无权针对该股权转让行为征税。而税务机关核定征税，则是对阳合同中股权转让价款部分无效的一个确认。
除价格条款外，对于这种阳合同中其他与阴合同中不一致的条款，如果没有法定的无效情形，则不能因为与阴合同不一致而当然地认定无效。阳合同约定有某条款，而阴合同未约定，则该条款应被履行，比如订立在前的阴合同未约定解决争议方式的条款，但阳合同约定了仲裁条款，则应按阳合同将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提交仲裁委仲裁。如阳合同与阴合同的条款约定有矛盾，则需要综合判断哪一条款的约定是真实意思的表示。
四、阴阳合同在实践中的处理
尽量避免订立阴阳合同，其理由如下：
1、规范经营管理的必要性。股权转让中签订阴阳合同是不符合工商行政管理的行为，如企业立足长远发展以致上市，应该坚持规范经营。
2、税务机关可核定征税，补征税款，并予以行政处罚。
3、股权再次转让时税收负担加重。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计税依据核定问题的公告》第四条规定：“纳税人再次转让所受让的股权的，股权转让的成本为前次转让的交易价格及买方负担的相关税费。”如公司注册资本为200万元，实际以1000万元转让全部股权，但报送工商局的阳合同转让价款仍写200万元，这样转让方免交了个人所得税。但受让方再次进行股权转让时，会被认为当初取得股权的成本只有200万元，应用新转让价款减去200万元(而非1000万元)计算应纳税所得额。
4、引发诉讼。阴阳合同是一个隐患，可能导致纠纷以及增加诉讼中的难度。此外，法院在审理股权转让纠纷过程中发现了行政违法行为，可向税务机关发出司法建议。
市场交易复杂多变，出于多种原因考虑，交易双方不愿意使股权转让的细节公布于众，可以理解，但要限定在法律的框架内。为防止泄露商业秘密，报送工商局的股权转让合同可以简单一些，只约定主要条款，即简版合同。在有的股权转让过程中，可采取签订补充协议的形式，甚至不止一份补充协议。补充协议签订的时间在报送工商局备案协议之后，内容可更加详细。但应避免各协议之间在价款等主要条款上的冲突。

Ⅵ 如何认定瑕疵股权转让合同效力

一、瑕疵股权转让合同效力认定原则
(一)妥善把握商法规则和民法规则的衔接适用
商法是民法的特别法，而特别法的适用应当优于一般法。因此，凡涉及商事活动的法律适用，首先考虑适用商法规则，如果商法未作规定，则依照民法规则补充 适用的原则，适用民法规定。比如，我国公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设专章规定，但公司法对商事合同的订立及效力未作明确规定，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考 虑适用合同法上的相关规则。因此，要正确认定瑕疵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就必须做好公司法和合同法的衔接适用工作，避免因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与公司法存在 高度关联，而盲目排斥合同法相关规则的适用。
(二)辩证运用商法思维和民法思维
商法是由民法衍生而来，两者具有关联 性，但商法思维和民法思维又各有侧重。商法思维最基本的价值取向是维护商事交易的效益，即应当坚持效益优先、兼顾公平等价值;而民法思维最基本的价值取向 恰恰相反，即坚持公平优先、兼顾效益等价值。因此，商事法官要注意避免将商事纠纷简单等同于民事纠纷处理，而应遵循商法思维和商事审判理念，适度侧重从保 护商事交易的便捷和安全着眼，尊重商事主体订立商事合同的自由，不轻易认定合同无效，如股权转让往往涉及多方利害关系人，一旦股权转让合同被认定无效，其 影响将波及多处，故应慎重把握。同时，商事法官又应将民法思维和商法思维辩证地统一起来，不能忽视商事审判还始终承担着维护交易公平的使命。
二、 审判思路
(一)出资瑕疵本身对合同效力的影响
根据现代公司法原理，被载入公司章程、股东名册或者经过工商注册登记的 瑕疵出资股东，若非经过合法的除权程序，应认定具有公司股东资格并享有股东权利，因而亦有权处分股权。换言之，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出资瑕疵本身原则上不影响 瑕疵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具体分析如下：
1.出资瑕疵即无股东资格既缺乏法律依据，又有损公示效力。按照通说，投资者适当履行出资 义务是其取得股东资格的实质要件，但对适当履行出资义务是否构成取得股东资格的必要条件，各国公司立法大多未予明确，我国公司法也不例外。此外，被记载入公司章程、股东名册或者工商登记材料往往被认为是取得股东资格的形式要件，同时也是公司外部的民商事主体判断公司股东构成情况的重要依据。因此，在现行立 法未作明确规定的前提下，若以出资瑕疵为由径直否定股东资格，将损害上述材料的公示效力，不利于维护商事交易的便捷和安全。
2.现行公司立法及司法解释有关瑕疵出资责任的规定隐含了瑕疵出资股东具有股东资格的前提。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了瑕疵出资股东应对公司承担差额补充责任、 对其他出资无瑕疵股东承担违约责任以及在瑕疵出资范围内对公司债权人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这些规定主要是以瑕疵出资股东仍具备股东资格为逻辑前提的，主张出资瑕疵即无股东资格将使相关民事责任追究丧失依据，最终会损害公司及其债权人的合法利益，这显然与维护公司存续和保护利害关系人合法利益的现代商法理念相悖。
3.部分公司实践发达的国家直接或间接地确认了瑕疵出资股东具有股东资格并享有股权。譬如，《法国商事公司法》第282条第 1-2款规定，未支付股款的股东，相继的受让人和认股人对股票未支付的股款负连带责任。又如，《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第16条第3项规定：“对于在申报时股份中尚未缴付的款项，购买人与转让人共同承担责任”等等。这些规定均是以承认瑕疵出资股东具有股东资格以及可以转让瑕疵股权为其逻辑前提的，与我国现行公司立法的精神相契合，应予借鉴。
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在我国现行公司立法的架构下，如果未经过合法的除权程序，瑕疵出资股东应有 权向外出让其持有的股权，不构成合同法上的无权处分。换言之，股东出资瑕疵本身不影响瑕疵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此外我们注意到，公司法确实有关于股东应当 足额缴纳所认缴的出资额等规定，而投资者的出资瑕疵行为确实与该些规定相悖，故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就所涉法律条款的属性而言，公司法的上述规定仍属 于管理性规范，而非具有强制性要求的效力性规范，故结合不轻易认定合同无效的现代商事审判理念，股东出资瑕疵亦不构成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所规定的“违反法 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因此，仅以出资瑕疵为由不能当然否定瑕疵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
(二)出让人和受让人的意思表示内容对合同效力的影响
瑕疵股权转让合同的本质属性仍是商事合同，故在判断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内容对合同的效力产生何种影响的问题上，应当 适用合同法总则及分则中的相关规定。
1.当事人意思表示内容对瑕疵股权有偿转让合同效力的影响。根据合同当事人意思表示的具体内 容，法院在认定合同效力时应作区分处理：
第一，在出让股东明知其拟出让的股权存在出资瑕疵，但故意未将该瑕疵因素告知受让人，且受让人在交 易当时亦不知瑕疵因素而与出让股东缔结合同的情形下，出让股东的行为构成合同法上的欺诈，瑕疵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应认定可变更或可撤销，受损害的受让人可 依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之规定，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但受让人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1年内行使该撤销权。应 当强调指出的是，如果前述出让股东的欺诈行为损害了国家利益，如瑕疵股权的受让人是国有民商事主体，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项之规定，此类瑕疵股权转让 合同应认定为无效。
第二，在出让股东明知其拟出让的股权存在出资瑕疵，但故意向受让人隐瞒该瑕疵因素，而受让人在交易当时亦已明知该瑕疵因 素存在却仍与出让股东缔结合同的情形下，因受让人实际上并未因出让股东的欺诈行为而陷于错误认识，其作出有偿受让瑕疵股权的意思表示并非基于错误，而是基 于其自身原因，故应认定不构成合同法上的欺诈。在此基础上，若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所规定的相关无效因素，则该瑕疵股权转让合同应认定为有效。
第 三，在出让股东不知道拟出让的股权存在出资瑕疵，且受让人亦不知该瑕疵因素而与出让股东缔结合同的情形下，若受让人依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能举证证明 该合同系因重大误解订立或者在订立该合同时显失公平的，则该瑕疵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应认定为可变更或可撤销。若受让人无法举证证明存在上述情形，且无合同 法第五十二条所规定的相关无效因素，则该瑕疵股权转让合同应认定为有效。但鉴于股权有偿转让合同仍具有买卖合同的基本属性，故受让人原则上可援用合同法第 一百四十八条有关出卖人应承担买卖标的物瑕疵担保责任的规定，寻求诸如请求解除该瑕疵股权转让合同等在内的救济途径。应强调的是，若受让人明知股权存在瑕 疵，仍与善意出让股东缔结合同，且该合同又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相关无效因素，则该瑕疵股权转让合同应认定为有效，因受让人自愿有偿承受该瑕疵后果， 故受让人不能援用合同法第一百四十八条之规定寻求前述司法救济途径。
2.当事人意思表示内容对瑕疵股权无偿转让合同效力的影响。由 于该合同具有单务合同以及无偿性等赠与合同的基本特征，故法官应遵循合同法有关赠与合同部分的具体规则，对此类纠纷作出处理。具体而言，在瑕疵股权无偿转 让的场合下，虽然转让的股权客观上存在出资瑕疵，但只要该股权转让合同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相关无效因素，原则上应认定有效，且由于该股权属于无偿转 让，故出让股东原则上无须向受让人承担该股权的瑕疵担保责任，除非存在下列两类情形：一是该瑕疵股权无偿转让合同系附义务的，则出让股东应在附义务的限度 内承担该股权的瑕疵担保责任;二是因出让股东故意不告知受让人该股权存在瑕疵或者保证该股权无瑕疵，造成受让人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Ⅶ 请教股权转让后原投资协议的效力问题

股权转让是公司股东通过合法途径将自己拥有的股权有偿转让给他人，那么，我们如何认定股权转让协议在法律上是有效的呢？请大家阅读下面的文章了解股权转让协议效力的认定。
股权转让效力
一、无书面形式的股权转让合同是否成立
当事人之间存在股权转让的意向，且实施了转让股权的行为，但由于双方未能就股权转让事宜达成书面的确认协议，法院认定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成立存在分歧。司法实践中一种观点认为，判定民事行为双方未签订书面协议，但合同已告成立的依据之一是《合同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的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情形。就股权转让合同而言，受让方应履行的主要义务是支付股权受让金，其权利为取得出让方的股权;出让方应履行的义务是出让其股权，其权利为接受受让方的股权受让金。司法实践中的另一种观点认为，股权转受让应当采用书面形式，通过订立股权转让协议。明确转受让双方的权利义务，体现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维护股东各方利益。股权转让方虽有转股的意思表示，但未明确受让方，未签订转让股权合同。导致该股权转让行为缺乏必要的要约与承诺过程，违背了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法律原则。
两种观点之间实质性差异在于判断当事人之间是否达成股权转让的意思表示，应当从股权转让事实已经发生的客观行为来推断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还是从有无书面合同形式来进行判断。意思表示是否达成一致直接决定股权转让合同是否成立。在股权转让过程中，转让方是否是有权处分，合同的实质性条款是否达成一致，是否经过了要约和承诺阶段构成了判断转受让方意思表示是否达成一致的基本标准。在相关证据材料上表现为就转让事宜达成的书面协议，公司决策机构的文件记载，权利人在相关法律文件上真实签名，转让方对股权受让对象和转让条件有明确的意向，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等。总之，判断股权转让中当事人之间意思表示是否达成一致除了转让合同之外还有股权转让行为的实施，观点二将合同形式作为判断当事人意思是否达成一致的充要条件是不妥当的笔者认为股权转让成立的形式要求在公司法(目标公司的公司章程)中未作强制性规定。在实际交易中，交易双方如认为需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在订立合同书之前，双方已完成合同的实际履行，应认定合同成立、有效并对双方产生约束力。故，认定股权转让是否成立和有效不能拘泥于有无书面合同形式。
此外，在一些股权转让纠纷案例中，由于双方当事人在协议中就转让条件的约定存在缺陷而导致双方对转让协议是否成立存在争议。例如有观点认为，转让合同一方当事人认为股权转让协议中并未对转让价格作出约定，因此合同并未达成。到底什么是合同的实质性条款，合同法并没有明确规定尽管股权转让价格条款是合同中最重要的一个条款，但价格并非影响合同成立不可或缺的条款，缺乏对价格的约定，可能并不影响双方当事人在合同实质性条款上达成一致，成立合同。
二、瑕疵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认定
表示当抽逃出资的股东转让股权时，法院依据合同法关于撤销权的规定否定合同的效力或者依据公司法关于抽逃出资的管理性规范课以行政处罚，在规范适用上存在分歧。司法实践中一种观点认为，转让人与受让人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虽未隐瞒其未足额出资的事实，但显然是隐瞒了抽逃出资的事实。此种行为，严重侵害了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股权受让人及债权人的利益。依照《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依照《合同法》第五十六、五十八条之规定，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合同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司法实践中另一种观点认为，协议签订后，转让方已履行了协议约定的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之义务，受让方亦按约全面履行给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现受让方以转让方抽逃出资为由反诉请求确认其与转让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按照公司法有关规定，对于股东虚假出资或抽逃出资的，由公司登记机关责令改正，处以虚假出资额(抽逃出资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五以下的罚款。当事人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未隐瞒其未足额出资的事实：受让方在明知的情形下自愿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应认定该转让协议是有效的。
转让方抽逃出资的事实是否构成了对受让方的欺诈?
再审改判中出现的常规性错误较多。根据统计数据分析，因常规性错误引发的再审改判与发回案件占全部再审改判、发回案件的73.3%。在具体案件类型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案件，改发原因多是因为事实问题。因此，再审中对案件事实的全面回顾和整理是十分必要的，并且还需要再审法官充分注意到原裁判的履行、执行情况，标的物的现状，及以原判为基础发生的新的交易、建立的新的生活秩序情况等，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原审当时的案件事实情况。例如在再审中需要对公司类型或者公司股东的构成进行确认，但在原审卷宗中却无法获取，而股东之间的关系可能会对股权转让合同门立意思表示判断产生重要影响。笔者认为，观点一以转让方在订立股权转让合同时未明示抽逃出资这一事实构成了欺诈。依据合同法规定，还应当有受让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这一事实的认定，否则对于是否存在欺诈的事实认定就显得不够充分。
根据合同法司法解释以及司法实践操作精神，应谨慎正确地认定合同无效，人民法院审理合同纠纷案件不应产生阻碍合法交易的后果。只有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才能确认合同无效。理论界关于瑕疵股权转让合同效力认定的主要观点：瑕疵股权转让合同绝对无效说、瑕疵转让合同绝对有效说、瑕疵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应依欺诈情况而定。观点二从《公司法》第三十六条、第二百零一条入手分析规范性质。强制性规范可以细化为管理性规范和效力性规范。管理性规范是指法律及行政法规未明确规定违反此类规范就导致合同无效的规范。此类规范旨在管理和处罚违反规定的行为，但并不否认该行为在民商法上的效力。《公司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即属于管理性规范。观点二没有明确公司法第三十六条的性质，从援引《公司法》第二百零一条的分析思路上可以判断主审法官对该条款性质认定的基本态度。但需要强调的是，上述条款性质界定意在判定瑕疵出资的股东是否享有股权(或具有股东资格)，而不是该股东转让瑕疵股权的合同效力问题。股权转让包括了股权转让合同和股权转让行为。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应当受合同法的调整，股权的变动受公司法的规制。转让合同本身的效力不受股权的转让变动要件的影响。这一思想对于保护交易安全有着重要作用。如有无办理股权转让变动的工商登记并不影响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股权对外转让情形下未经半数以上的股东同意不影响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等。股东出资瑕疵并不影响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那么在此情形下对股权转让合同效力的判断将仅在于合同意思表示本身。因此，观点二在适用法律上需要进一步商榷。
三、个人与合营企业一方订立以获取利润为目的的投资协议效力认定
公司外部第三人向合营公司一方股东交纳投资款项的行为，应当认定为向公司的出资，还是一般的投资行为，法院在处理时存在分歧。司法实践中观点一，当事人之间隐名关系的认定：首先从公司内部的股东名册来看，该公司内部未设立过股东名册，无法显示受让方是该公司的隐名出资者;其次从工商登记机关登记的公司材料来看，公司内部的股权结构从成立至今未有变化，股东的工商登记也未发生变更;再次从隐名出资者是否已经行使了股东权利，是否得到其他股东的确认来看，结合目前转让方目前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公司的其他股东已知隐名出资人的出资，且公司也未认可隐名出资人以股东身份行使权利。故转让方与受让方之间不应认定为隐名投资关系，应按债权债务关系处理。司法实践中观点二，受让方将投资款交与转让方是依据投资协议的约定对公司进行的投资;而且从给付股票协议的有关内容即受让方曾参加了公司召开的董事会等事实来看，受让方对公司投资人股的意思表示应当是明确的。
在涉案投资协议是股权转让协议还是一般投资协议需要甄别的情形下适用隐名股东资格认定标准就已经是逻辑矛盾了。退一步而言，即使认定涉案投资协议是股权转让协议，也不能在分析思路上采用隐名股东资格认定标准。如何判断股东资格，学术界和司法实务界都有论述，且在其体适用过程中也不能完全统一。涉案投资协议认定为股权转让协议与确认投资人的股东资格是两个不同法律关系。前者是从合同法角度判断合同性质，后者是从公司法规定分析投资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取得股东资格要件。
所谓隐名出资人，是指公司中不具备股萄哥资栖形式要件的实际出资人。隐名出资人有两类，一是在公司设立时向公司实际出资的人;一是在公司设立之后，通过向公司股东支付对价购买股份以获取投资回报的投资人。上述两种情形下，实际出资人和显名股东之间存在合同关系，在处理时应主要依据合同法。实际出资人、显名股东与公司之问的相关问题，在处理时应当按照公司法来规范和调整。注意区分隐名投资协议(合同)关系与隐名股东资格认定。
另一个问题是，中国公民能否通过隐名投资的方式参与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历经两次修改，其中对于中国合营者资格的限制并未修改，对此学界早已提出修改意见。司法实践中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如《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一条的性质，如果中方合资者是自然人，合资协议的效力应如何认定?中国自然人以另一中国企业的名义通过签订委托持股的方式参与投资经营，委托持股协议的效力如何认定，中国自然人通过购买合资企业经营者的股份，获取投资回报的合同效力应如何认定?假设转受让方之间的投资协议，受让方没有成为公司股东的意思表示，事实上也没有对公司登记文件进行变更受让方在形式上获得的是公司一定比例的投资额，实际上是公司利润相应比例的获取权;转让方收取投资款并没有作为公司资本金，投资款是转让方根据其占有出资额比例给付受让方的利润比例。因此这一类型的投资协议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外资企业隐名投资协议里。笔者认为，纠纷产生于实际出资人和显名股东之间，且是隐名出资人的第二种情形，即购买公司的股份以获取投资回报的投资人，与公司之间的关联性较弱。投资协议效力的判断不涉及对中外合资经营法中关于合资者资格、合资企业设立协议、股权转让等强制性规范的规制。并且隐名股东资格认定标准主要是处理实际出资人与公司之间的关系，显然不能在本案中适用。
四、台商以中国自然人的名义受让股权的协议效力认定
司法实践中，为便于投资减少审批环节或者规避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要求，存在着中国企业、个人借用境外企业的名义，设立外资企业享受相应待遇，或者外资企业、个人借用中国境内民事主体名义设立、受让中国企业股份等情形。人民法院处理上述问题观点并不统一。司法实践中观点一，双方签订的股权及资产转让合同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为有效合同。司法实践中观点二，实际受让人是台湾人，无论是设立企业还是转让股权的方式受让一个企业，均应严格遵守国家的相关法律。经相关部门批准、登记后才能登记或受让。本案中各方当事人故意隐瞒实际受让人作为台湾籍身份设立公司的事实，是规避法律的行为，该转让协议应为无效。
单纯从裁判文书的表述来评析主审法官的思维，客观上说并不周全。法官不可能将自己的思考过程在裁判文书上完全体现出来。正如观点一，不能认定主审法官没有考虑到台商规避我国法律对外资受让中国企业股权的限制性规定，或者合同订立过程中合同签约人和合同当事人的区别。尽管隐名投资可能存在规避法律或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如有的内资为享受减免税待遇而假冒外资，有的规避我国对特定行业的准人限制或禁止。但并不能依此就认为隐名投资行为一定存在规避法律或违反公共利益的情形。本案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台商受让股权的合同效力应当是未生效还是无效还是已生效。以往一些法院在处理股权转让纠纷时，以股权转让合同未经审批而不生效为由，驳回受让人关于变更股权的请求或转让人关于支付转让款的请求。观点二的处理思路就是这样的。笔者认为，经过股权转让，企业性质由内资企业变成外资企业，在法律适用上应当以《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的精神处理。进一步而言，合同未生效，并不等于合同在当事人之间不产生拘束力，合同实质上已经生效。但不能产生相应股权变动的法律后果。被借用名义的中国自然人应当作为无意思表示的受托人，并不受合同本身拘束。
境外企业或者个人在受让股权时产生的纠纷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境外企业或者个人直接作为股权受让人时，诉请确认股东资格或享受股权权益;一类是境外企业或者个人以中国人的名义受让股权，请求确认股东资格或享受股东权益。对F后者，在理论上也是有不同观点的;第一种观点认为，应当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进行处理，主张人民法院应当进行司法审查，不能仅以行政机关的登记为准，不考虑合同的效力和实际投资人持有股份的法律依据，应当通过司法程序确认真正的出资人，责令或者司法建议权利人申请变更审批手续，进行相应的变更登记。第二种观点认为，应当以外商投资企业主管部门审批确认的股东为准，未经审批机关批准的不能通过司法判决直接确认为外商投资企业的股东。我国法律对股东身份的确定是实名制，这些内容一旦记载于工商登记档案后，即具有社会公示性和法律效力，未经法定程序不得变更。第三种观点认为，实际出资者不能直接主张行使股东权，可以提出确认之诉。如当事人对股东资格有约定，其他股东对隐名者的资格认可、人民法院可以结合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出资情况、是否实际行使股东权利等因素，充分考虑当事人行为意思表示的真实性，可以确认该实际出资人享有外商投资企业的股权，但应责令其依法办理有关审批、登记手续。在处理具体案件时，裁判思路也应当有所区分，境外企业或者个人作为实际出资人请求确认股东资格或股东权益，即纠纷涉及与公司关系时应结合行政审批、批准等因素综合考量当境外企业或者个人作为实际受让人与股权转让方之间发生合同纠纷，应依据合同法进行调整。作为实际受让人的台湾商人委托中国公民签署股权转让合同，就合同本身而言，合同当事人为股权转让方和实际受让人台商，合同履行及实现订立合同的目的应当受到外资企业相关法律法规的调整。
五、未经审批的国有股权转让合同效力认定
有限责任公司中国有股权的转让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这是因为对于国有股次的管理涉及公司法之外的另一套规则—国有资产管理规则。国有股权作为国有资产的一邵分，当然应当遵守国有资产管理的规则，在法院裁判过程中对相应规定的理解和运用上产生了不同观点。司法实践中观点一，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合同法解释》)第四条规定对合同效力评判的法律规范层次作了明确规定。
2.公司法规定，公司中的国有资产所有权归国家所有，但同时还规定，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可以依法转让其持有的股份，转让股份的审批权限、管理办法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公司法在该规定中说明的“法律、行政法规”至今尚未颁布。3.出让国家股未使国家利益受到损害。司法实践中观点二，依照《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国有股的转让应当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审批权限管理办法，报请有关部门批准。”故其转让应遵循国务院《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及其《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实施细则》的规定。履行必要的审批手续。未经审批，擅自转让国有股权，即国有资产，其转让行为依法不应保护。
按照国务院发布的《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决定其所出资企业的国有股权转让。其中，转让全部国有股权或者转让部分国有股权致使国家不再拥有控股地位的，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按照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暂行办法》(2003)的规定，转让企业产权有一套完备的程序。观点二以未经审批认定转让行为无效，但转让行为无效是否就意味着对转让合同本身也无效，两者之间应当是什么关系，值得进一步思考。
未经审批的国有股权转让合同及行为的效力，在理论界有不同的观点：审批机构不批准出资额转让协议的，在法理上不发生出资额转让的效力，而非否定其他协议条款的效力;国有股权转让未经过资产评估和评估不实时，国有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国有产权交易中没有评估，并不当然导致国有产权转让合同无效。只有评估后的价格不能得到相对人的认可的，相对人可依据合同法关于现实公平的规定予以撤销。按照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和财政部发布的《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财政部关于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有关事项的通知》的规定，在国有股权转让过程中，资产评估、政府批准都是必不可少的必经程序，并且对于股权转让协议达成交易的交易场所和交易方式都有特别要求。这些因素的缺少都可能在事后引发对于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以及股权转让行为效力的质疑。
国有股权的转让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鉴于很多现实条件，事后补办的资产评估、交易方式的模拟都无法对当时的交易条件作出令人满意的补正。对程序要求的放松，导致的将是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从再审程序来考虑如何妥当解决该类纠纷，由于再审案件的特殊性，基本上是在纠纷发生时隔许久，当时规范性要求欠缺而再审审理时的制度规范和司法实务相对成熟，纠纷当事人之间的合同已经实际履行，甚至在履行了相当长的时间之后发生纠纷，一些纠纷引发的根源是地方政府的决策等因素。故再审审理该类纠纷，应当综合考虑原审判决作出之后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地方政府及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基本立场，不宜轻易否定转让行为的效力。故而再审中如何审查未经审批的国有股权转让行为的效力，应当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股权转让应当尽可能满足立法所设定的程序和条件。根据1993年《公司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记名股票，由股东以背书方式或者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方式转让。
二是有限责任公司以及具有一定封闭性的股权有限公司中股权转让应当尽可能符合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并为公司及公司股东知晓。
三是国有股权转让应最大满足国有资产管理立法的宗旨。1993年《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四条的规定，国有股权的转让必须经过审批是原则，这对于维护国家基本经济制度是至关重要的。在再审中，对已经实际履行，未履行审批手续的股权转让应当从鼓励交易角度出发，寻求程序瑕疵的补救，以成就股权转让生效的法定条件。综合考虑判决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财政部关于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有关事项的通知》及《公司法》构成了国有股权转让的基本法律框架。正如上文所述，股权转让主要包括了转让合同层面和转让行为层面。股权转让合同是实现股权转让的手段，股权的转让变动是股权转让合同的目的。《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九条规定了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合同应当包括的主要内容，第二十八条规定了报送决定或者批准企业国有产权转让行为的主要审查文件，第三十二条规定受让方采取欺诈、隐瞒等手段影响转让方的选择以及产权转让合同签订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或者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相关批准机构必要时向法院起诉，确认转让行为无效。笔者认为，上述法律法规未对国有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作否定性规定，股权转让合同的无效可能导致股权转让行为无效，但股权转让行为无效并不能推定股权转让合同无效。股权转让合同效力的判断应当遵循合同法的规定。依据《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及《合同法司法解释》第九条规定，考察未报批合同的效力，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报批范围如何确定。国有股权转让合同是否属于报批范围，法律未明确规定，依据《合同法司法解释》第九条也得不出未经审批股权转让合同不生效的结论。故未经审批的国有股权转让合同在司法实践中应当认定未生效。

Ⅷ 股权转让协议有哪些违法情形

您好！
1、公司内部股东的优先购买权，导致对外转让股份之协议效力处于不稳定状态。股东对外转让股份，未向其他股东进行通知，或转让价格条件优于内部通知的条件，此时，转让协议的效力要区分是否已实际履行来分别判断。第一，转让协议已签但尚未履行，此刻协议虽已生效，但由于内部股东的法定优先购买权对协议履行的效力进行了有力限制，权利受侵害的股东可直接主张优先购买权，使对外转让股权之协议无法实现;第二，转让协议已签且已实际履行，享有优先购买权的股东不能直接要求优先权，但可以主张侵权股东对外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为可撤销合同，其依据是最高法《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6条的规定，合同撤销后，依据《合同法》理论恢复至合同签订前状态，返还股权，退还价款，则享有优先权之股东可按原同等条件行使优先权;第三，转让协议已履行且外部公示手续均以办理完毕，此时，出于维护交易安全、稳定社会经济秩序等公共利益方面考虑，如果超过一定期间(如一年)享有优先权之股东不主张行使其优先权，股东优先购买权将消灭。
2、外商投资企业中外商股权的转让必须履行法定程序进行审批。外商投资企业中因为前置审批的问题导致了大量司法诉讼涉及其中，尤其是外商隐名投资及外商股权转让，其目的无外乎意图规避我国关于外商超额投资及行业投资限制的规定。本文仅针对股权转让问题，涉及纠纷的外商股权转让问题，绝大多数是以未办理合同审批为由要求认定股权转让协议未生效，可以是转让方主张，也可以是受让方主张，主要根据公司经营效果而导致相应利益亏损方要求确认协议无效，归根结底是利益导向问题。主要区分为两种情形，第一，合同已签订，未办理审批手续，受让方也未实际参与经营，此时，可由权益受侵害一方主张股权转让协议未生效;第二，合同已签订，未办理审批手续，但受让方已经实际参与经营，此时，公司具体经营管理状态已发生改变，协议已经实际履行，除未经主管部门审批外，协议不具有任何其他可以无效之合法缘由，对此类问题的解决司法机关不会采取一刀切的判定，将会根据具体情况综合考虑双方当事人的主观过错、遭受的损失程度、维持公司经营的最佳效果等各个方面，促成在某一权衡点上达成共识(不同案件不同处理，需要原、被告与办案法官的充分沟通)。
3、国有企业股权转让的特殊规定。这体现了国家对国有财产的特别保护，明确规定国有企业股权转让必须满足若干条件。《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规定：“国有资产占有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进行资产评估：(一)资产拍卖、转让，与之相应的规定是《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施行细则》：“办法第三条规定的应当进行资产评估，是指发生该条款所说的经济情形时，除经国有资产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可以不予评估外，都必须进行资产评估。”在此情况下，国有企业股权转让合同效力受上述程序条件的影响很大。
如能进一步提出更加详细的信息，则可提供更为准确的法律意见。

Ⅸ 如何认定股权转让中阴阳合同的效力

您好：
阴阳合同更多地是从行政管理角度，着眼合同是否经过法定的登记、备案程序进行的定义，一旦因此发生民事纠纷，则必然涉及对其效力问题的判断。在笔者最近代理的一起诉讼案件中，阴阳合同的效力问题就成了案件焦点。当事人先签订一份反映其真实意思的股权转让合同，即阴合同;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时又临时签订了一份内容简单的股权转让合同，即阳合同，其中约定价款远低于真实意思表示。之后，由于新股东无法兑现发展公司的承诺，原股东提出解除股权转让合同，并要求赔偿损失。在诉讼中，对于阳合同的评价成了原告的难题，如果说阳合同有效，则其中价款无法接受;如果说阳合同无效，则已完成的股权转让行为欠缺合法的合同依据。另外，阳合同中不仅价款与真实意思不一致，其套用的模板中还无意地约定了仲裁条款，这样一来，法院管辖也成了问题。因为即便阳合同无效，仲裁条款作为解决争议的条款，也会独立出来适用。被告因此提出管辖权异议，并认为订立在后的阳合同是对之前合同的修改。在庭审中，面对法官的关于阳合同效力如何的询问，原告一度回避正面回答，场面颇为被动。确实，在这种股权转让合同争议中，阴阳合同的效力问题是不可回避的问题，是同类案件中的共性问题。
其实阴阳合同并非规范的法律术语，相较而言，似乎其中的阳合同的名称更易被接受。有观点认为，阳合同经过国家行政机关登记或备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7条规定：“经过公证、登记的书证，其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因此，阳合同效力更高;从形成时间来看，往往载明真实意思的阴合同订立时间在前，登记备案的阳合同订立时间在后，由此会有一种说法，形成在后的合同对之前合同条款进行了变更。
在阴阳合同同样常见的建筑工程招投标领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21条规定：“当事人就同一建设工程另行订立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与经过备案的中标合同实质性内容不一致的，应当以备案的中标合同作为结算工程价款的根据。”该司法解释实际强调了阳合同的法律效力。
综上，是否可以说阳合同有效而阴合同无效，或者说阳合同效力优于阴合同?结论并非如此。
合同效力并非证据的证明力，根据合同法理论，合同的效力包括有效、无效和效力待定等类型，并未区分效力的强弱。
阴阳合同共同存在，其中哪一份是真实意思的表示，在实践中往往一目了然，即便阳合同订立在后，但实际履行的却是阴合同，因此，并不能因为订立时间有先后而牵强地说成是合同内容的变更。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有别于其他合同，调整该合同关系的建筑法有其特定的原则。建设工程质量关系到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系到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安全，国家对建设工程质量要求严格，确定了一些强制性国家标准。对于一定范围内的工程项目，规定了强制招投标制度，进而有司法解释的规定“备案的中标合同作为结算工程价款的根据”，但其中有“招标”、“备案”等适用条件。2014年1月1日施行的《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指导意见(二)》第七条规定：“不属于依法必须招标的建设工程，发包人与承包人又另行签订并实际履行了与备案中标合同不一致的合同，当事人请求按照实际履行的合同确定双方权利义务的，应予支持。”类似规定并不鲜见。可见，即便对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也不能确定阳合同优先于阴合同适用。
相比较而言，企业股权转让行为更强调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至今未见法律法规有股权转让合同争议优先依据登记、备案合同审理的规定。在与之类似的二手房买卖领域，阴阳合同也不少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地产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第19条规定：“房屋买卖存在“阴阳合同”，其中阳合同中的价格条款规避国家税收的，该条款无效，交易价格按符合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的条款认定。”虽说该地方法院的意见并不具有法律效力，但也表达出了法院对此的一般态度。
因此，判断阴阳合同的效力不能仅仅从阴、阳合同的形式来看[2]，不能简单依据合同订立的时间来确定各协议之效力[3]，而是应当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确定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在实践中，阴合同往往更能体现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股权转让合同并不以办理登记为生效要件，如果阴合同体现当事人真实意思，并得到实际履行，即便未经办理登记手续，也不影响其成立和生效，当事人在在阴合同中约定的权利义务应该得到法院支持。对于违反管理性规定的，比如没有登记、备案，其法律后果或许是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并非否定合同效力[4]。当然，以上是对内资企业的分析，如企业是外商投资企业，股权转让合同须经审批机关审批才能生效，阴合同未经审批，则无法生效。

Ⅹ 股份转让合同中只有转让方签字，但法庭上转让双方都称是双方真实意愿表示，是否签字不重要。法官也支持了

法官认定有错，对方已经认可了，并未法院也予以支持，应当确认其证明力，转让合同有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七十二条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另一方当事人认可或者提出的相反证据不足以反驳的，人民法院可以确认其证明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