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持股权如何通过诉讼退出二审

❶ 合作股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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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生活中，朋友、同事合伙成立公司的情况非常常见，笔者作为从事公司法专业的律师经常接到类似的咨询及办理此类业务，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些办案的心得和经验。我们从公司的生命周期来看股东合作需要注意的要点。

一、公司注册资本的问题

自2013年公司注册资本认缴制改革以来，设立公司不用一次性缴足注册资本，股东只需认缴出资，并在认缴期限内缴足即可。认缴期限也可以自行约定，如20年内。一些公司在没有实缴能力，但又希望通过注册资本显示经济实力的情况下，将注册资本定的很高，甚至有认缴十亿的贸易公司出现。

认缴注册资本过高的风险在于，法律虽然规定股东可以先认缴注册资本，并在一定期限内缴足，但是向公司缴纳出资毕竟是一项义务。如经营不善准备解散或者对外负债申请破产的情况下，根据法律规定，股东未缴纳的出资，即使未到缴纳期限，也将加速到期。这种情况下，股东将失去认缴出资的期限利益，股东未缴纳的出资应当立即缴纳作为破产财产向公司的债权人清偿。

此外，公司设立时认缴的注册资本过高，后期想减资也比较负责。公司的减资需要公告并通知全体债权人，如果公司在减资程序种稍有不慎，股东可能对债权人承担补充清偿责任。

参考法条：《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22条：公司解散时，股东尚未缴纳的出资均应作为清算财产。股东尚未缴纳的出资，包括到期应缴未缴的出资，以及依照公司法第二十六条和第八十一条的规定分期缴纳尚未届满缴纳期限的出资。

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时，债权人主张未缴出资股东，以及公司设立时的其他股东或者发起人在未缴出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

典型案例：上海香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上海昊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徐青松、毛晓露、接长建、林东雪股权转让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2014）普民二（商）初字第5182号

二、股东出资问题

股东的出资问题常见的有如下问题：出资方式（货币出资/非货币出资）、出资不足、虚假出资、抽逃出资、公司董事高管协助抽逃出资承担相应责任等。

我们先来看出资的方式。公司法规定，股东可以货币出资也可以用能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出资。股东用货币财产出资的，应该直接将货币出资转到公司账户，由公司财务计入所有者权益。有一部分股东直接将出资转给公司的大股东，有可能会产生侵占或者挪用公司资产的风险。

股东出资后又转出，可能会涉及抽逃出资的问题。常见的抽逃出资方式，包括制作虚假财务会计报表虚增利润进行分配、虚构债权债务关系转出、通过关联交易 转出等等。股东抽逃出资的，股东、公司的高管、直接负责人都可能承担责任。对此，《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14条有明确的法条依据：“股东抽逃出资，公司或者其他股东请求其向公司返还出资本息、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公司债权人请求抽逃出资的股东在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抽逃出资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责任，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如果股东是以非货币财产出资，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应当评估作价后将该财产交付给公司，需要办理过户登记的应当办理过户登记。法律依据是《公司法 司法解释三》第8条~第11条。

三、财务规范

合作成立公司，财务规范一定要引起足够重视。所谓财务规范，就是进出帐的规范。公司的每笔进账、出账要让会计（没有请专门会计的要让记账公司）记清楚，做好相应的会计凭证，不要一本糊涂账。

最常见的问题就是，老板和公司公账、私账不分。比如，公司需要买什么东西，老板（大股东）直接就自己掏钱付了，公司根本就没有记账。本律师遇到的一个典型的案例是，一个美容院的老板，房租、装修、设备仪器全是个人账户买的，没有发票。后来因为股东代持引发一些纠纷，股东要求查账，要求提供报表，因为公司没有凭证无法做账、公私账不清，拿不出来报表和凭证，陷入被动局面。

开公司的人，除了要了解公司法的一些知识以外，会计法也必须了解。《会计法》规定，公司必须依法设置会计帐簿，单位负责人对本单位的会计工作和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 违反规定不设置会计账簿或者私设会计账簿的，财政部门可以对公司处三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并且，公司董事、高管因为没有依法设置会计账簿导致股东无法查询公司财务账簿的，应对股东承担赔偿责任。案例参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黄某与甲公司股东知情权纠纷一案二审【（2013）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1007号】。

此外，提醒注意，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一会计年度终了时编制财务会计报告，并依法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就是说，公司应该每年对财务报告进行一次审计。虽然现在工商局取消了年检，改为自行进行年报登记，但是公司每年进行一个审计，我认为还是有一定的必要，至少能给不参与经营的股东一个交待，也是对参与经营的股东减轻责任的一个保障。

如果设私账，根据公司法的规定，财政部门可以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这个罚款幅度比会计法规定的罚款重。

四、股权转让的问题

公司的股权转让历来纠纷很多。股权转让纠纷涉及的常见的问题包括，股权0元或者1元转让，股东的出资没有出资完毕就转让的情形下责任承担（瑕疵出资股权转让），共有股权的转让、侵犯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股权转让效力，股权回购，离职退股的约定的效力等问题。

实践中，一些公司出于避税目的，常常签订两份或多份股权转让价格不一样的股权转让协议。递交给工商局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中的价格是0元或者1元，实际的股权转让价格在另外的协议中约定。或者反过来，在工商局备案的协议中约定的是股权对应的出资额，但是双方因为其他一些关系并不进行实际支付。此类阴阳合同，除涉及偷逃税的风险以外，还是涉及合同效力认定的风险。一些法院会探寻交易双方真实意思为出发点，结合磋商过程、协议缔结时点的股权估值、实际履行情况等作综合认定；但有的法院会以工商备案的合同为准，要求双方按照实际价格支付。如笔者曾经接触过的一个案例，双方按照转让的20%股权对应的出资额1200万元做为转让价格，但是转让方并未实际出资，受让方主张不进行支付。但最终法院判决以工商备案的协议为准，最后判决受让方支付1000余万的股权转让款。（案号：（2018）黔民终344号）

瑕疵出资的股权，即未完成出资义务情况下转让股权的，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18条的规定，仍对公司负由出资的义务，并且受让人可能承担连带责任。

共有股权的转让也是经常会起争议的地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以夫妻共同财产出资取得的股权，即便登记在一方名下，亦属夫妻共同财产。未经配偶同意，转让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但登记在一方名下的股权，极易产生未登记一方配偶对标的股权提出权利主张，由此引发诉讼。若股权转让发生于转让方离婚期间，此类风险尤为明显。

法院原则上认定股权转让不因未经配偶同意而无效，即将未登记一方配偶就共有股权的权利限定于财产利益。但是，转让方未经配偶同意转让共有股权，仍然成为影响股权转让顺利完成的潜在消极因素。

如离婚诉讼期间，夫妻一方低价或是零对价向他人转让共有股权，股权转让因构成恶意转移财产而无效。故受让方宜将标的股权共有状况及转让方婚姻状态纳入考量，必要时，可事先征询未登记配偶一方的意见并取得书面同意。

股权对外转让的情况下，如程序不当，会涉及侵犯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的纠纷。《公司法》第71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就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并征得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所以，股东在股权转让前应向其他股东发送书面通知，征询其他股东意见，否则有可能会被法院判定股权转让因损害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而无效。

股权回购和离职即退股方面，需要明确回购的主体、对价和程序，以及违约责任。离职退股的约定应该以股东协议或者公司章程的形式，上升为全体股东的意志，否则可能会被法院判定为无效。

五、股权的继承和分割问题

《公司法》第75条规定，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可以继承股东资格；但是，公司章程有规定的除外。股东合作过程中，如果一股东突发死亡，其持有的股权如何处置？股东持有的股权从法律性质上说，一方面可能是夫妻的共有财产，另一方面，其个人部分又构成遗产。这种情况下，会涉及到股权的分割和继承问题。如果公司章程中没有做特别的约定，股东的配偶、父母、子女等合法继承人可能会要求成为股东，引发股东争议。建议股东合作之前，做好股权是否可以继承的规定，如规定，股权不能继承，股东死亡的，所持有的股权转让给X股东，由X股东支付股权转让款给继承人。

六、公司经营不善清算的问题

有一份数据显示，很多小微企业的生存周期不超过5年，5年左右就会出现经营不下去的情况。这种情况下，公司要么转让给别人要么选择解散公司然后注销。公司解散还会伴有员工劳动关系的纠纷。

公司解散分为自行解散、法院强制解散两种情况。公司不论采用哪种方式解散，都需要经过清算程序，才能注销公司，公司注销后公司法人主体才告消失。

公司清算的，应该及时成立清算组，对公司资产、债务等清点核算。如果前期的财务不规范，公司清算会面临一些问题，给清算造成一些障碍。在清算过程中，清算组成员有一些法律义务需要严格遵守，比如通知、公告债权人等，如果没有尽到这些责任，很可能会承担连带的责任。

股东在合作过程中，也应该在合作协议中约定关于公司经营不善时的清算程序，明确股东的责任。

抛砖引玉，未完待续。

❷ 私募基金份额回购协议的违规/无效风险以及变通思路

导言： 不论是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还是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针对投资人所持基金份额的回购协议安排都颇为普遍。笔者试从执法监管层面、司法实践层面分别梳理该等回购协议可能涉及的一些合规问题、效力问题，并就防范有关风险的变通思路和路径进行初步探讨。

目录

01  | 执法监管层面：基金份额回购协议因何被认定违规

02  | 基金份额回购协议：距离监管红线有多远？

03  | 司法实践层面：认定基金份额回购协议无效的裁判依据和思路

04  | 回购协议涉及“刚兑”，仍被认定有效的司法判例

05  | 变通思路：如何防范基金份额回购协议的违规/无效风险

06  | 结语

一、执法监管层面：基金份额回购协议因何被认定违规

先来看看近期国内各地证监部门对相关私募基金管理人等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的处罚案例情况：

从上述案例可以发现，私募基金份额回购协议或类似文件被认定违规，大致存在如下特点：

- 管理人可能提前向投资人保证预期/最低收益

- 由管理人或其关联方作出回购承诺/承担回购义务

- 回购条件仅与投资本金受损或收益无法兑付直接挂钩

- 回购承诺/安排作出时，投资人实际盈亏金额尚未最终确定

二、基金份额回购协议：距离监管红线有多远？

所谓，“一念成佛，一念成魔”。

就私募基金份额而言，“回购”的本质应是关于基金份额的转让/买卖交易；但因该交易背后的回购对价可自由协商、甚至无限溢价的属性，使得其同时成为了基金“保本保收益”安排的最常见形式之一。而回购协议一旦涉及“保本保收益”问题，便有可能以不同形式的法律文件/协议具体呈现，譬如基金份额受让协议、承诺函、无条件回购承诺等。此外，为“保本保收益”之目的，除了回购协议，差额补足、保证担保等也可能会被同时作为配套安排。

若回购协议涉及“保本保收益”，对于基金管理人等相关机构及相关从业人员而言，将可能违反一系列的相关法律法规，例如：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关于加强私募投资基金监管的若干规定》的有关规定，一旦涉及保本保收益的违规安排，基金管理人将可能被要求限期完成整改，整改期内暂停新增私募基金募集和备案（根据处罚情况，暂停备案周期可能6个月到12个月不等）。

不过，仅从上面针对私募基金的监管文件来看，法律层级相对较低；此前纳入国务院立法计划的《私募投资基金管理暂行条例（征求意见稿）》中亦有类似的条款，但其何时正式颁布和施行存在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在基金份额回购协议涉嫌违反法律层级较低的私募基金监管文件情况下，人民法院又以何作为依据否定该等协议的法律效力？

三、司法实践层面：认定基金份额回购协议无效的裁判依据和思路

司法实践中，不同法院认定基金份额回购协议的裁判依据和思路可谓大相径庭。

1. 是否有关于回购协议无效的直接依据？

笔者认为，至少目前看来，没有直接、明确的依据。

《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即《九民纪要》）中似乎提供了参考依据。其第92条规定：“信托公司、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作为资产管理产品的受托人与受益人订立的含有保证本息固定回报、保证本金不受损失等保底或者刚兑条款的合同，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条款无效”；“实践中，保底或者刚兑条款通常不在资产管理产品合同中明确约定，而是以‘抽屉协议’或者其他方式约定，不管形式如何，均应认定无效”。

但是，上述规定中针对的是“金融机构”，而是否必然适用于私募基金管理人，笔者认为仍存有疑义之处。其次，《九民纪要》并非各地法院应当强制适用的法律文件，各地法院是否会完全依此文件进行裁判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2. 上海金融法院近期判例：违反《信托法》“强制性规定”的约定无效

在(2021)沪74民终663号案件中，上海金融法院简单明了地指出：

“ ……在《保证与回购协议》中，XX公司向投资者XX就上述《基金合同》下的投资认购款、利息等，作出了明确固定回报的承诺以及连带责任保证。 上述约定显然为刚性兑付约定 ，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第三十四条的强制性规定 ，为无效约定……”

上海金融法院认定案涉回购协议文件构成“刚性兑付”，并直接援引《信托法》的条款作为合同无效之依据。《信托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受托人以信托财产为限向受益人承担支付信托利益的义务”。该条款虽然通常被理解为对刚性兑付之限制，但将其划入上海金融法院所谓的“强制性规定”之范围是否妥当，得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可以看出，在针对私募基金领域的监管文件法律层级较低的背景下，法院也只能无奈援引其他位阶更高的法律条款。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案件中，上海金融法院并未否定案涉主合同即《基金合同》的法律效力，并以《基金合同》作为当事人有权获得相关赔偿的主要依据。

3. 上海浦东法院近期判例：虚假意思表示无效

在(2021)沪0115民初24875号案件中，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则却采用了与上海金融法院截然不同的裁判思路。

上海浦东法院认为，案涉回购约定构成虚假意思表示（即无效），同时本案应按照借贷合同法律关系来处理：

“…… 本案原、被告双方签订的《转让协议》与《补充协议》系 名义上为基金份额转让协议实质上为借款合同法律关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6条的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 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因此，本院 根据借款合同法律关系来解决 原、被告二者之间的纠纷…… ”

根据《民法典》的有关规定，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换言之，在虚假意思表示无效的同时，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本身仍然可能有效。本案虽然回购约定无效，但是投资人仍可以基于有效的借贷合同法律关系主张投资本金及收益，因此，法院本质上还是按照合同有效而非“合同无效”的思路来确定投资人的请求权基础。

4.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权利义务严重失衡的保底协议无效

在(2020)京0108民初5521号案件中，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认为：

“ ……就XXX签订的回购协议， 其本质系保证委托人本金不亏损并取得固定收益的保底协议，该协议导致双方权利义务严重失衡，违反了资本市场规则 。根据我国《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私募基金管理人、私募基金销售机构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汇盈泰丰公司作为有资质的投资机构，其与宋燕林签订的 保底协议应属无效 …… ”

5. 江西省地方法院：违反“公序良俗”的保底承诺无效

(2021)赣0113民初5523号案件中，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人民法院认为：

“…… 《差额补偿及回购承诺》违反了委托代理制度的根本属性，违背了委托理财法律关系和私募基金 “利益共享、风险共担” 的基本原则，亦违背了金融市场的基本规律和交易原则。《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虽属部门规章，但规章内容 涉及金融安全、市场秩序等公序良俗 ，故应认定 保底承诺无效 …… ”

四、回购协议涉及“刚兑”，仍被认定有效的司法判例

由于认定基金份额回购协议无效的裁判思路尚不统一，各地法院也存在支持该等协议效力的案例。

1. 浙江中院：以未违反强制性规定为由

在(2020)浙01民终9807号二审判决中，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 ……《承诺函》的内容是新鼎明影视、新鼎明文化、方军、陈杰承诺在一定条件下受让A类份额投资者持有的涉案基金的份额收益权并完成付款，景乃君作为案涉基金的A类份额投资者，持有《承诺函》原件完全是合乎情理的。新鼎明影视、新鼎明文化、方军、陈杰向景乃君出具《承诺函》，系其真实意思表示， 内容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对各方均有法律约束力 ”。

上述案件中，“新鼎明影视”系案涉契约型私募的管理人，而“新鼎明文化”系管理人的关联公司，“方军”、“陈杰”系管理人的实际控制人。彼时，《九民纪要》已经发布，但浙江当地法院完全未提及《九民纪要》的任何规定。可见，浙江当地法院在处理私募基金份额回购协议的效力问题上，采取的是最严格的尺度。

在(2020)粤0304民初52674号案件中，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亦采取了类似的裁判思路。

2. 深圳中院：以构成借贷关系为由

在(2020)粤03民终20473号案件中，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 本案中，虽然双方签订的……、《回购合同》记载了……，但是从涉案合同的整体内容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来看， 双方之间达成的是借贷的合意，兼之XX公司在合同中作出承诺保本及固定收益的承诺 ，故涉案合同虽名为基金合同，但涉案基金违反了《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等的相关规定，合同实际上不符合私募基金合同的实质要件， 当事人之间成立的是借款合同关系 …… ”

笔者认为，深圳中院并没有明确否认案涉回购协议的效力，而是似乎以“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认定协议项下应构成借款合同关系；这与上文提到的(2021)沪0115民初24875号案件（同样涉及借贷合同关系的确认）的裁判思路存在本质的不同。

五、变通思路：如何防范基金份额回购协议的违规/无效风险

1. 由“第三方”提供回购承诺

在(2020)沪74民终1045号案件中，上海金融法院认为：

“ 金融机构作为受托管理人所作出的刚性兑付承诺当然无效， 但法律并未禁止第三方对投资人作出兑付承诺 ……基于当事人意思自治，一审认定XXX作出的兑付承诺在其与投资者之间形成了债权债务关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

又如，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20)粤03民终21711号中指出，

“ ……XXX公司既非基金管理人，也非基金托管人，亦非基金销售机构， 其是作为第三方 与XX签订《回购协议》。涉案《回购协议》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XXX公司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依照协议和承诺履行义务…… ”

那么，应如何确定“第三方”的范围？

上海金融法院于2022年发布的《私募基金纠纷法律风险防范报告》或许可以提供一些借鉴思路。其中提到的“第三方”范围如下：私募基金管理人的法定代表人、股东、实控人、员工或关联方，销售机构、投资标的及其法定代表人、股东、实控人、员工或关联方等基金合同当事人以外的第三方主体。笔者认为，为最大程度地防范可能出现的违规风险及合同无效风险，该“第三方”与基金管理人或其关联方之间应不存在任何委托持股或其他间接权益关系。

2. 在投资人之间达成回购协议

在(2020)浙民终548号案件中，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支持了一审法院关于案涉基金合伙份额回购协议的法律效力认定结论。一审法院认为：

“ ……关于合伙份额回购的约定，是XX、XX分别作为XX合伙企业的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劣后级有限合伙人，就XX公司的投资保障所达成的协议……另外，XXX以 合伙份额回购约定违反私募基金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基本原则为由主张约定无效，该主张缺乏依据。 《合伙协议》《承诺函》《标的合伙份额转让价款支付协议》中关于合伙份额回购的约定，对XX公司 具有约束力 ，其应依约履行。 ”

又如，在(2020)沪74民终289号案件中，上海金融法院认为：

“ ……本案争议的法律关系实质为私募基金有限合伙企业的有限合伙人之间 因对赌协议触发有限合伙企业份额的对内转让关系 。根据《合伙企业法》的规定，法律并未禁止合伙人之间的合伙财产份额转让，对赌内容未违反《合伙企业法》规定的利润和亏损分配原则，也未违反《暂行办法》第15条私募基金管理人、私募基金销售机构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的监管规定，未存在《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无效之情形， 故该合同应为有效合同 …… ”

笔者提示，这类基金投资人之间签署的回购协议，应当独立于私募基金管理人及其关联方，也即在监管之外的平等主体之间达成有关回购约定；否则，一旦涉及私募基金管理人等主体的利益关系，仍可能引发协议无效之风险。

3. 在投资人盈亏已确认的情况下达成回购协议

在(2021)沪74民终546号等系列案件中，上海金融法院认为：

“ ……《回购协议》系双方当事人 在基金赎回阶段签署 ，并非在合同缔约过程中签署，结合《回购协议》的相关内容，可以视为在被上诉人客观上无法实现投资目的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就相关补偿事项达成了一致意思表示，应属合法有效…… ”

在基金赎回阶段，因投资人的损失已经确认，由管理人与投资人签署基金份额回购协议或许能被法院认定为有效约定；但笔者提示，由于回购协议签署时点的真实性较难确定，这种安排仍然可能面临一定的违规和处罚风险。

4. 以管理人或基金违约事件为作为回购条件

在合伙型私募股权基金领域，尤其是涉及国资背景LP（例如引导基金/母基金）的情况下，LP可能会要求针对管理人或基金违约的情形下赋予LP提前退出的权利（退出方式可包括基金份额回购）。当然，违约情形不能包括投资本金受损或预期收益无法兑现等事件。

在契约型基金领域，类似的回购协议之效力同样可以得到法院支持。在(2020)粤03民终21711号案件中，案涉《回购协议》被法院认定为合法有效，其中约定的一项回购条件为： 投资人将投资款支付到契约型基金指定账户之日起，且契约型基金成立满24个月后的15个工作日内，契约型基金未按基金合同的约定向投资人分配本金及收益 。上述回购条件并未与投资本金和收益之兑现直接挂钩（即不涉及刚性兑付），而是强调管理人能否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完成相关分配。

此外，笔者建议，在设计回购条件的时候，列举的违约事件应尽可能具有较高的严重程度（避免过于轻微）；同时，建议同时设置宽限期纠正条款，在宽限期届满后投资人再行使回购权更能得到法院的支持。

5. 名为投资、实为借贷的回购安排

在 (2021)沪0115民初24875号终审判决中，案涉回购协议为一份《补充协议》：

“…… 《补充协议》约定了 无条件回购 条款，只要原告持有转让的基金份额满167天对应日的前10个工作日之前向被告申请回购，被告须无条件按照XX的转让价款回购；且即使原告未在上述时间内申请回购，在涉案基金到期时，被告也须无条件按照上述金额回购…… ”

形式上，上述协议没有任何关于保本保收益的明确承诺，但投资人有选择在特定期限届满后、要求管理人或关联方无条件以固定对价回购基金份额的权利；本质上，该约定与借贷已无任何差异。如上文所述，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依据《民法典》的规定认为该案的回购约定因构成虚假意思表示而无效，同时本案应按照借贷合同法律关系来处理。

而在(2020)粤03民终20473号案件中，案涉回购合同中同样有关于特定期限届满后、相关方应无条件回购投资人所持基金份额的类似约定；但同时，相关方在回购合同中已作出保本及固定收益的承诺，在此情况下深圳中院仍然将案涉合同认定为借贷合同。

从上述案例可以看出，在回购协议具备借贷关系的外观后，协议的效力或许能最终得到法院的支持（无论是作为虚假意思表示背后的隐藏行为，还是直接被认定为借贷合同）；但由于借贷安排与刚性兑付安排之间的界限模糊，且鉴于各地法院的裁判尺度不统一，此类回购协议的无效风险仍然无法完全、有效地得以规避。更重要的是，对于执法监管机构而言，恐怕其无动力也无能力辨别相关回购协议背后的实质。因此，违规和处罚风险依然存在。

六、结语

笔者认为，基金份额回购协议，未来仍然将会是私募基金领域最为常见的法律文件之一。为了防范有关违规和处罚风险，以及潜在的无效风险，相关方有必要提前做好评估，并采取最为合规和妥善的方式设计有关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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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罪边界

法院认定的另一笔300万元贿款，是谭登平转账给第三人，用于支付涂瑶生的投资本金。2011年底，涂瑶生通过他人购买长白山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200万元是谭登平代其支付的。谭登平还帮涂瑶生归还了其在买房时向他人的借款100万元。

法院认定的谭登平证言称，他向涂瑶生行贿300万元，是因为他觉得涂瑶生在科达机电收购股权以及后来定向增发方面提供了支持和帮助，使得一方制药股价升高很多，大家都受益。具体指，涂瑶生利用职务便利为科达机电入股一方制药、谭登平代表科达机电在一方制药行使经营管理权以及科达机电取得重大事项控制权中谋取了利益。2006年，一方制药向专职高管定向增发时，涂瑶生明知定向增发后，广东中研所的国有股权会被稀释到三分之一以下，违反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的相关规定，未履行职责向省广东中研所及上级主管部门报告一方制药定向增发的重大事项，也没有报告其参与定向增发认购股份，擅自代表广东中研所同意该定向增发重大事项并收受谭登平为其认购及代持的股份，致使广东中研所的国有股权被稀释在三分之一以下，并对一方制药的重大事项决策丧失了控制权。

庭审中，涂瑶生和谭登平都翻供，称这300万元为涂瑶生股份收益。

涂瑶生上诉书称，前述300万元支出时间与2003年科达机电收购一方制药股份已相隔8年，谭登平还以涂瑶生对科达机电公司收购股份有帮助、对一方制药公司起过大作用为由，个人用300万元贿送涂瑶生，其行为完全不能反映其所称动机。2011年时，谭登平已全面掌管一方制药，涂瑶生虽然挂名董事长，但对谭登平无制约、管理、控制、隶属关系，没有行贿涂瑶生的动机。

这一翻供说法因“缺乏正当理由”未被法院采纳。

判决书称涂瑶生未就定向增发事宜报批违规。2003年施行的《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规定，国有控股的公司、国有参股的公司的股东会、董事会决定公司的分立、合并、破产、解散、增减资本、发行公司债券、任免企业负责人等重大事项时，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派出的股东代表、董事，应当按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的指示发表意见、行使表决权。

法院认定的科达机电董事长边程证言称，通过定向增发将广东中研所股份稀释到33％以下是因为，一方制药重大事项都要三分之二以上股东一致同意，而广东中研所作为国有法人持股三分之一以上，很多投资意见都要上级审批，造成很多投资批不下来。经过计算，定向增发持股要达到12.28％左右，才能将广东中研所股份拉低到三分之一以下，此举有利于一方制药的发展。

上述不愿具名的刑法学者告诉《财经》记者，根据刑法修正案九的精神，认定受贿罪既要看数额也要看权钱交易的具体情节，涉案情节是被告人个人行为还是集体决策，是否造成实际损失，对企业发展是否有积极作用，这些对案件走向、量刑均有影响，判决时需考量。

涂瑶生在广东中研所的一位同事对一审判决结果表示不解。他介绍，现在各科研单位也在倡导让科研人员得到实惠，涂瑶生作为中药配方颗粒项目的主要完成人和一方制药的创办者，于情于理应该得到一定的股权奖励。

与此案相似的多个案例显示，科研经费及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项目负责人被指控最多的是贪污受贿——公款被“套取”、“转移”到个人或其所控制的公司名下，都可能触及一条红线——国有资产流失。

近年来，这一问题逐渐被重视。2015年修订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第45条第3款称，科技成果完成单位未规定、也未与科技人员约定奖励和报酬的方式和数额的，将该项职务科技成果自行实施或者与他人合作实施的，应当在实施转化成功投产后连续三年至五年，每年从实施该项科技成果的营业利润中提取不低于百分之五的比例。

2016年7月，最高检察院发布《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依法保障和促进科技创新的意见》，强调在办案中正确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如对于身兼行政职务的科研人员特别是学术带头人，要区分其科研人员与公务人员的身份；区分科研人员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与贪污、受贿之间的界限；区分突破现有规章制度，按照科技创新需求使用科研经费与贪污、挪用、私分科研经费的界限等。

目前，涂瑶生已经提起上诉，该案正在二审审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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