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司法如何防控
A. 求“金融工作人员常见犯罪及防范策略“
浅谈金融领域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特点、原因及预防对策
2011-04-08
乾县人民检察院 李保华
发生在金融领域的职务犯罪案件，不仅对金融事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诱发和加剧了金融风险，危害了社会的稳定与发展。银行是金融管理货币资金的机构，责任重大。银行干部员工整天与现金、票据打交道，其工作人员既有各岗位各职级相关职责及权利，同时又存在各岗位各职级人员利用职务进行非法活动的土壤。因此，预防银行工作人员高科技、高智能职务犯罪不能忽视。笔者结合典型案例，浅谈银行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特点、原因及防范对策。
一、 金融领域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特点
2006年，我县某邮政贮蓄部王某在为县人寿保险公司代理国寿养老年金险和国寿永泰年金险当保险到期兑付时，利用职务之便私自将5281.81元的养老金险利息和33883.59元的永泰年金险红利予以隐匿并保存在葛某处，并于2007年底予以私分。通过对此案的调查分析，笔者发现银行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具有一下特点：
（一）具备现金来源和接受现金的便利，打“现金”的主意。发案一般在金融基层一线要害部门的工作人员中间。银行一线工作人员直接经手掌握公共资金，具备隐蔽作案的便利条件。他们每天从早到晚都和现金打交道，工作中手里整点的钱和班后自己兜里消费的钱反差特别大，环境的熏染和金钱的诱惑，往往会使个别从业人员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严重错位，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政治思想上的免疫功能。于是，个别人在“钱来钱去”中寻机作案。如某支行出纳负责人辛某利用职务之便做阴阳帐，盗用密码，互划帐款等手法，使帐款相符、帐面假平，掩盖库存余额实存数。6年中辛在其岗位，累计窃取库房现金256万元，已被法院判处无期徒刑。
（二）具备资金划拨和业务运作的便利，打“票据”的主意。由于职务犯罪的专业性强，犯罪嫌疑人，特别是领导干部，对业务较为熟悉，对于办理业务手续、操作程序及审查要件等都了如指掌。银行业务运作流程更新换代较快，特别是综合处理系统和储蓄（3、0版）处理系统上线后，“5031辖内往来”科目的核算和管理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个别人在系统升级后钻“5031辖内往来”报单当日未达到空子，在“报单往来”中寻机作案。如某银行上半年通报的6起案件中，多数是利用职务及综合柜员运作之便，通过储蓄与对公“5031辖内往来”票据挪用资金，累计涉案总金额1518、3万元。
（三）具备“贷款发放权”和参与（三查）的便利，打“回扣”的主意。由于金融是管理和经管货币资金的特殊行业，金融职务犯罪及金额造成的损失往往是巨大的，给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也是十分严重的。随着世行项目的开发运用，银行的信贷业务进一步趋于完善，贷款运作的安全系数明显提高。但由于贷款生效后，贷款资产质量在帐面反映存在滞后性，潜在风险形成的最终损失，要在贷款发放若干年后才能显现出来。这样，给心存侥幸见钱眼开、“胳膊肘往外扭”寻求既得利益的个别从业人员，提供了利用其职务帮助企业对付银行，套取银行信用。如某支行信贷员张某负责贷前调查，为企业贷款二百万元，放款后的第三天便收受该企业20万元。事隔一年半后，张某的腐败行为才暴露，现已被法院以公司、企业人员贿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
二、金融领域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原因
（一）用人失察、失教、失管。从银行的各项业务来看，在选人、用人上虽然要经过“要害岗位各级审查”的把关，但人员上岗定位以后，其失察、失教、失管的现象比较严重。如前述辛某自入行以来，表面上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是行的历年的先进个人，曾被推荐为总行先进个人。给人的印象，他是一个十分可靠和值得信任的好同志，工作中对其根本没有丝毫介意。在出纳岗位干了12年，支行领导已换了4 任。当领导找其谈话要给予调换工作时，曾被本人拒绝，并主动提出不调动岗位，“愿为出纳作贡献”。这种“积极、向上、进步的假象，给领导用人造成错觉，对“红人”、“能人”、“名人”的问题姑息迁就，结果陷入“失查于祸起之时，震惊于案发之后”的被动局面，辛作案长达6年，之所以长期不被人察觉，一再蒙混过关，其重要原因是，监督用人、管人的制度措施没有得到落实。
（二）“金钱”的诱惑，丧失职业道德。法律观念淡漠、个人贪欲膨胀、以权谋私、铤而走险是金融机构工作人员，特别是信贷、营业部门工作人员发生职务犯罪的思想根源。他们大都手中掌握一定的资金分配权，很容易成为某些不法分子觊觎的目标。如银行个别信贷员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工作关系，把银企关系混同人情关系，将手中的权力同人际交往混淆在一起，最终感情超越原则，抵挡不住“金钱”的诱惑，以至成了企业的“内线”。更有甚者“同企业穿一条裤子”，帮助企业对付银行，恶意套取银行资金，并从中捞取好处。其表现：一是个别信贷员把正当的银企关系逐步演变成伙伴关系；二是由伙伴关系逐步蜕化成利害关系。在利益的驱动下，步入腐败的泥潭。
（三）监督制约机制形同虚设，业务检查不到位，流于形式。规章制度落实不力、有章不循、违章操作给金融职务犯罪以可乘之机。不少案件表现为作案时间的持续性和作案次数的连续性，有的长时间不能被发现，反映出事后监督不细，岗位制约不严，自查、互查，检查有的流于形式，不能及时发现问题，或发现疑点后也没有深究，或责任追究失之以软、失之以宽，未达到警示教育的目的进而导致案件的发生。在银行各项业务中，特别是“敏感”部门的岗位，在内控和防范上，对业务中每个环节、每个步骤、每道关卡都制定了相应的制度和措施，规定的又细又全，手续严密，责任分明。然而，在落实这些监管措施时不到位，有断档和错位现象，而来自上级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也存在走过场的形式主义，致使作案人在上级监督不到位、同级监督不了、下级监督无效的情况下，在职务犯罪“自由王国”里，任意作为。这是对银行岗位监管失控而诱发职务犯罪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三、金融领域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预防对策
近几年来，银行系统职务犯罪案件不断增多，涉案金额越来越大，扰乱了正常的金融秩序，影响了社会的稳定，给国家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如何减少和预防银行系统职务犯罪的发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银行系统职务犯罪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要遏制职务犯罪就必须从防范入手，实现管理人、管规章、管监督三管齐下的预防工作格局，防患于未然。
（一）预防目标之一，管人。培育一支高素质的银行干部员工队伍是预防职务犯罪的关键。银行所有的经营活动都必须靠人来运作，每一个岗位的人员都负有重要的职责。岗位职责的重要性决定了银行必须建设一支具有较高道德、职业素质和法律意识的干部员工队伍。要围绕金融干部职工的思想政治素质加强教育，夯实拒腐防变的思想基础。抓政治理论教育，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头脑，使之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抓职业道德教育，以职业道德力量抵御腐败侵蚀；抓警示教育，用法律和纪律约束广大干部职工的言行。一是严把进人用人关。要坚持德才兼备、用人唯贤的原则，聘用综合素质高的员工，把道德规范、作风正派、既懂业务、又会管理的干部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同时，合理调配人员，对重要岗位人员实行月度风险津贴和风险考核，实行强制休假和岗位交流。二是加强岗前培训。岗前培训不仅是提高干部员工工作技能和管理水平，更重要的是强化干部员工按规章制度操作、按业务流程办事的意识和依法经营理念。三是开展经常性的法制教育和规章制度学习。不断地让干部员工了解法律、制度的具体内容，使干部员工对每一项业务、每一个工作环节和每一个流程的规定、要求、风险提示、处罚力度都明明白白，消除因不知法而犯法、不知规章而违规的盲区，逐步提高员工职业素质。同时采取以案示教、案例分析，在内部信息网上通报违纪违规人员等灵活多样的形式，教育员工把铁规章、铁算盘、铁帐本视为银行的生命，把遵纪守法视为基本的职业道德，帮助员工逐步树立自律意识，自觉遵纪守法。
（二）预防目标之二，管规章。建立一套以防为主的内部控制机制，这是预防职务犯罪的根本。一是找准一线业务中存在薄弱环节和风险点，建章立制，有针对性地防范。通过建章立制，从内部堵塞管理细节上、工作作为上存在的漏洞，搭起纵向横向环环相扣防范犯罪的篱笆墙，从客观上减少犯罪的可能性。对发生违规问题多的单位，重点进行整顿，在规定的时限内，按照规定的程序实地整改，加强预防措施，达到举一反三的整改效果。二是强化员工遵守法律、遵守银行规章制度的意识。经过多年的法制建设，规章制度的不断完善，银行已经不缺少成文的法律和规章制度。从对银行职务犯罪内部原因来看，缺乏的是严格按法律和规章制度办事的意识和态度，使职务犯罪有机可乘。银行的各级管理人员要树立依法经营、按章办事的意识，既要对规章制度的内涵、重要性及其与经营效益的关系有清醒的认识，又要在经营中自觉维护规章制度和金融法规的严肃性。
（三）预防目标之三，管监督。加强对银行经营秩序的监控，在依法制行上狠下功夫，这是预防职务犯罪的保障。在新旧体制交替过程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是难免的，只有加强监督才能减少和预防职务犯罪的问题。当前应着重解决好三个问题：一是加大监管的力度，制止违法经营和不正当竞争。要把银行的经营活动统统纳入法制化轨道，依法经营，依法管理，依法治行。要对规章制度执行情况进行认真检查，特别对管理混乱、案件频发的单位更要进行重点整顿，发现问题限期整改。必须将各项经营活动严格限制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二是发挥内控机制的作用，强化内部管理和监督。银行内部控制制度是商业银行为实现业务经营的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而形成的一种自我调整、自我制约、自我控制的制衡机制，随着银行内部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银行内部的控制显得更为重要，特别是现代化科技手段在银行业的广泛应用，内控制度也应与时俱进，与之相适应。三是及时正确的处理违法犯罪行为。要主动与检察机关联系，对银行内部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早发现，早解决，依法加大查办银行职务犯罪的力度，充分发挥法律的震慑作用。对违法犯罪人员，要准确有力地给予打击，该移交司法机关处理的要移交司法机关处理，该移交纪检监察部门处理的要移交纪检监察部门处理，该除名的一定要除名，决不能姑息迁就，保持银行干部员工队伍的纯洁性。
B. 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管理与案件防控
摘要： 近年来，商业银行的操作风险造成商业银行金融案件时有发生且涉及金额较大，从而引起业界人士重视。如何有效实现操作风险防范和管控，提升商业银行内控工作综合能力，已是商业银行重要的关注点。本文就商业银行操作风险进行分析，提出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管理与案件防控方面的几点措施，在改善风险管理模式的同时，促使内控运行更为有效，从而降低与防范因操作风险引起的案件发生。
关键词： 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管理；案件防控
商业银行操作风险概述
随着信息化技术应用的深入，经营规模进一步扩大，商业银行操作潜在风险不断暴露，主要体现在操作风险监管机制不完善、监管工作不到位等方面。正如包商银行，由于内部违规操作不断蚕食银行资金，最终成为我国第一起经由司法程序完成市场退出的商业银行案例。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对操作风险的正式定义是：操作风险是指由于不完善或有问题的内部操作过程、人员、系统或外部事件而导致的直接或间接损失的风险。操作风险目前已成为制约商业银行有效发展的风险之一，而引发风险的成因主要有银行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风险、业务专业知识不足等方面。
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管理现状分析
商业银行操作风险主要表现在人员风险、内控风险、监管风险和信息 科技 风险这四个方面，具体体现出的问题如下：
1.人员风险关于商业银行人员风险主要体现在以下四点：第一，工作人员挪用资金风险，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贪污、挪用、侵占银行或者客户资金。例如：利用客户对银行的信任欺瞒客户虚假操作业务流程，私自占取客户资金。第二，工作人员参与外部借贷、将其外部借贷风险转移至银行中。例如：银行工作人员假借银行名义出具借条及担保书，甚至制作虚假存单交于出借人。第三，银行内部理财保险的销售存在违规行为，如夸大实际效益忽视风险、私自销售未经批准的产品等。第四，银行员工违规参与资金中介。在客户贷款借新还旧过程中，信贷人员为高利贷资金中介提供便利以从中牟利或直接作为资金媒介牟利。
2.内控风险该风险主要是商业银行内部控制制度制定、实施不到位导致的。近年来，商业银行内部制定的业务操作流程对业务办理具有很好操作指导意义，但往往缺少操作流程背后风险点的详述以及风险提示。加上商业银行缺少对风险防范培训及合规意识教育活动的跟踪与评估，导致仅在思想层面推行空中楼阁般的“风险文化”，银行内部或风险部门提出的风控意见、建议及风险点排摸等工作很难得到工作人员链袭的主动响应。这对银行日常业务活动的运行管理会造成一定的风险。随着商业银行各类电子渠道设备及应用APP的普及推广使用，内部工作人员除了做好本职工作外还要承担各项新业务、新产品考核，面对新业务、新产品也需要一个熟悉过程，在此过程中，极易出现操作不当、业务审核不严谨等情况，导致无法保证内控制度实施到位。
3.监管风险在实际工作中，部分商业银行针对现行各项规章制度、具体流程缺乏相应健全、严谨、可行性的核查、评价标准，检查工作无法深层次切中风险要点。对于监管核查中发现的问题存在“按制度执行加以整改”这种简单的处理方式，忽略了规章制度、具体流程以及裂唤盯自身的缺陷和不足，从而导致商业银行监管工作“形式化”，不易及时识别规章制度存在的漏洞及潜在风险，为故意犯罪行为留下机会。此外，一些商业银行内部责任追究机制也存在执行不到位的现象。部分商业银行在惩处违规行为时，惩处力度不足。处理银行日常案件过程中，讲究“人情”从轻处置。而在处理大型案件过程中，即使深入调查研究后，也会忽视对自身不利的内容、甚至缩减涉及范畴，降低处罚力度，客观削弱了监管的严谨性和警示性，为银行内部违规行为的发生增加便捷。
4.信息 科技 风险信息 科技 风险主要有信息安全风险和业务连续性风险两个方面。商业银行的运转离不开信息 科技 的支撑。在信息系统的开发初期，系统安全性往往让位与系统开发进度。新技术、新业务在应用推广的同时，商业银行 科技 监管如果无法跟上安全保障的需求及时做好配套升级措施，新系统缺陷与漏洞会逐渐显现，并威胁信息系统安全。系统在运行期间可能由于设计缺陷、后台操作人员误操作、黑客攻击、网络波动等原因出现肆和故障，导致业务中断无法正常办理。业务办理的不连续性，对柜面、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都产生不利影响，不仅会造成客户投诉，甚至会影响银行声誉产生较大经济损失，这样的风险需要我们认真对待。
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管理与案件防控措施
1.防范商业银行内部欺诈行为商业银行内部欺诈行为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流程不规范带来的欺诈。例如银行柜面挪用、违规借贷行为等，而针对这一形式风险防范的关键点是加强人防、技防管控，进一步优化系统、完善制度。二是行为不规范带来的欺诈。例如：贪污行为、工作人员参与民间借贷等，防范此类风险的方式则是增加惩处力度，只要发现不当行为则严格按照相关机制惩处，从思想层面树立较强意识。此外，大数据风控技术可以结合银行内部信息（行内员工大额资金往来、贷款资金流向情况、客户经理外出走访记录等）、政府公开信息（失信联合惩戒信息、诚信档案）等多维信息，利用大数据分析模型进行分析，既降低人工审查的成本支出，又提高银行内部风险防范效果。为此，商业银行应建立日常的大数据评估机制，对行内员工大额资金往来等重点防范项目进行长期监测。建立重大风险处理机制，赋予风控部门管理权限，直接对接大数据分析模型，将大数据分析结果脱敏后，反馈给业务部门和 科技 部门，打破信息孤岛，实现风险信息共享。
2.完善银行内控制度完善内部控制制度需要全面梳理各项业务流程。针对银行内部每项业务流程，应当清晰表明所涉及到的流程范畴，一般情况下采取流程矩阵图的方式，详细描绘出核心流程中所涵盖的业务流程以及相应机构的权限，并且对风险点作出扼要论述。如果需要进一步了解掌握进阶内容，其编制的内控制度还需整合该流程识别风险关键点及相应具体机制条例内容，同时附上机制清单，并定期更新优化内容，使其更加符合商业银行的发展导向。
3.重点防范外部欺诈行为基于当前互联网金融背景下，重点在于有效防范网络途径的违规违法行为导致的风险。其防范措施需要进一步提高相关系统的安全性及工作人员职业敏感性，对于异常交易能够在事前给予阻止，在系统中设置外部欺诈行业特征标签库，将符合标签的交易行为通过系统自动拒绝或提醒工作人员加以重点关注。
4.有效防范流程类风险关于商业银行流程类风险，一是由于流程设计缺乏合理性，进而需要有效开展相应风险评估工作，不断完善优化流程。二是流程实施评估缺乏量化机制，从而需要强化监管工作，确保规定动作最大程度做到位或将规定动作稳固于相应系统当中。一旦发生此类风险，就需要深入追究，增加惩处力度，有效保障相关制度的执行效果。
5.构建严谨的分级授权体系、职位制约制度商业银行内部实行综合柜员机制，即在所包含权限范围内由一人处理业务活动，因为是一人临柜的工作模式，不需要换人对其工作进行审核，一旦操作不当则会出现差错。这需要商业银行建立严密、规范的授权体系，实现静态授权体系与动态授权体系高度融合的内部监管制度。其中静态授权交易是指交易提交时均需进行授权的业务，比如授权按系统设定的需要相应授权级别的人员授权；而动态授权交易是指交易提交时触发相应授权条件需进行授权的业务，比如授权条件为交易额度是否大于设定的机构或柜员交易额度。只有这样，才能有效防范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的发生。其中事后监督职位与业务办理职位需实行分设、印章与凭证职位需做到分管分用模式，而记账与对账职位设置需谨遵分离原则，从而在商业银行内部构建职位制约制度。此外，商业银行在办理各业务活动时，应根据业务所需配备相应的专职操作人员，严禁出现一人担任多职位的现象。还可借助远程集中授权体系，将银行柜面业务活动集中后台进行授权，通过这样的方式，将办理工作人员与授权人员相互分离，实现授权业务标准的统一性，有利于防范风险。
6.建设健壮的银行信息 科技 体系信息 科技 体系的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要立足商业银行实际，从资源分配、设计层面、业务层面等多方入手，构建分布式、可升级、配置化的健壮体系。资源分配方面，由于银行内部系统众多，数据交互格式繁杂，数据量庞大，业务形式多样，监管要求严格，故必须加大资金投入高标准建设。同时，系统建设既需要银行领导高度重视，又需要 科技 、管理、业务等部门通力配合，才能使系统建设达到预期效果。设计层面方面，在构建信息 科技 系统时，设计是首要因素。其不仅要保证正常业务的开展，也需要考虑操作风险的防范。设计需要从软硬件两方面入手，如利用“异地容灾”保障物理安全，利用安全、高并发框架来保障软件安全等。业务层面方面，为防范操作风险，我们必须让业务系统与业务系统紧密结合，形成系统控制流程，防范人为干预而导致的风险。综上所述，商业银行实施内部控制主要是构建风险防范、控制风险、事后调节的体系制度，其目的在于有效实现风险防控，尤其是对于其中操作风险管理而言。一方面，商业银行为了建立健全的操作风险管理系统，人员管理、流程创新、完善相关系统是必然的；另一方面，进一步完善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管理体系，不仅能够有效减少风险引发的几率，而且有助于控制操作风险的影响范畴，减少风险造成的损失。
作者：张薇 单位：浙江台州黄岩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C. 金融犯罪的危害有哪些，如何防范金融犯罪
金融犯罪，指发生在金融活动过程中的，违反金融管理法规，破坏金融管理秩序，依法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诸如洗钱、金融诈骗等均是我们日常生活里所熟悉的金融犯罪类型。 从中国过去五年审判金融犯罪实践看，金融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金融犯罪案件总体数量下降侍则宽，但老亮绝对数量大，发案率较高。2006年，全国各级法院审判破坏金融秩序犯罪案件1607件，金融诈骗犯罪案件是1633件。 第二，犯罪总额很大。金融诈骗犯罪，包括信用证诈骗、票据诈骗、贷款诈骗、集资诈骗等案件，犯罪总额都很大，动辄几百万、几千万甚至上亿。去年全国法院判处金融犯罪案件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达43。52%。 第三，不仅扰乱了金融秩序，而且往往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影响社会稳定。近年来，像非法集资、集资诈骗这些案件往往涉及的被害人都是上万的，而且被害人大部分都是下岗工人、普通老百姓，对老百姓的生活、生产造成很大的危害。 （一）深化金融改革，规范金融秩序 我国目前的金融体制的改革尚处于“瓶颈阶段”，许多金融犯罪的滋生与金融体制的不完善直接有关。因此，要遏制和减少金融犯罪的发生，就必须不断加快改革的步伐，尽快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新体制。为此必须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1）强化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使中央银行真正起到对全国的各专业银行进行领导和指导作用；（2）加快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变的进程，消除转轨时间过长而衍生的种种弊端；（3）完善市场利率机制，在银行利率方面充分利用价值规律来调节。与此同时，应加大对金融秩序混乱的整治力度，为此应重点抓好以下几项工作：（1）禁止乱集资，对社会闲散资盯姿金的管理应纳入法律化管理的渠道，从而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防止某些人利用集资进行诈骗活动；（2）规范同业拆借市场，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政策和法律、法规行事，对非法拆借行为触犯罪刑律的，要严惩不贷；（3）严肃结算纪律，彻底消除多头户现象和跨行贷款现象，加强对银行现金的有效管理，严防资金的“体外循环”。 （二）强化金融管理，堵塞各种漏洞 我国当前各种金融犯罪的滋生与金融管理疏漏和有章不循有密切的关系。为此必须加强金融监督与管理工作。从金融系统内部来看，应加强支票、印鉴的管理，信贷管理，假币甄别的行业管理和信用卡业务的管理，防止犯罪分子利用各种管理环节上存在的漏洞进行犯罪活动。从金融系统外部来看，应加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审批管理制度，把好申请执照关、年检关和考查关，防止犯罪分子利用种证照为掩护从事非法的金融活动。与此同时还应加强对印章篆刻行业的日常管理，坚决取缔非法从事印章篆刻的黑店，防止社会上不法之徒利用各种虚假印章进行伪造活动，从而杜绝各种伪造型犯罪滋生的渠道。 （三）加强思想教育，提高业务素质 要切实提高金融部门的工作人员的素质，增强他们抵御和防范金融犯罪的能力，必须加强对他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和业务技能的培训。从思想政治教育的角度来考察，当前在金融工作人员中应加强思想与宗旨教育，帮助他们正确地认识人生的价值，从而自觉地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自觉地抵御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思想的侵蚀。此外，结合行业纪律和普法教育，还应加强法制与职业道德、制度和纪律等方面的教育，从而更好地规范他们的行为，保证国家金融方针、政策的全面贯彻执行，防止金融犯罪的发生。同时，还应当抓好对他们的业务技能培训，通过不断地学习新的业务知识，得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从而不断提高他们的业务素质，增加识骗防骗的能力，杜绝某些犯罪分子利用从业人员素质差而大肆实施金融犯罪活动的可能性。 （四）完善金融立法，增强执法力度 健全法制、严格执行是抗制金融犯罪最有效的方法。鉴于我国以往在金融立法与司法方面存在缺陷和不足，我们认为，为了更好地防范金融犯罪的发生，当务之急应当健全金融立法，使金融业务活动在各个不同层次均能做到有法可依。在这里，主要应着手搞好以下四个方面的立法工作：（1）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加快金融立法的步伐，凡是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尚未纳入法制轨道的金融活动，均应及时制定相应的法律予以规范。诸如金融法、金融监督法、证券法、期货交易法、信托法、结算法等尚付厥如，应赶紧制定出台。（2）完善和健全金融管理体制的立法，强化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在这一方面，主要应根据银行法的规定和金融改革方向，制定一些与银行法相配套的管理法规，从而加强中央银行对各专业银行的非银行金融部门的依法管理。（3）完善各项金融业务管理的立法。这一方面主要是指应把储蓄业务管理、借贷业务管理、结算业务管理、现金管理纳入立法的视野，使其管理法律化。（4）完善和补充金融岗位责任和法律责任制度的立法。通过这一方面的立法，强化金融部门工作人员的责任意识，从而做到奖惩有据，赏罚分明。在做好金融立法工作的同时，为了消除金融犯罪分子侥幸、冒险的心理，还应当加大对金融犯罪的惩治力度。司法机关在办理金融犯罪案件时，应主动出击，发现疑点要及时查清，发现一起就应查处一起，不留后患。对于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应从重从快判处，对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刑事案件，也不能等闲视之，不问不判。另外，对某些金融机构有案不报、有案不查、以罚代刑、自行消化的行为也要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惟有如此，方能将金融犯罪控制在最低限度，从而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廓清道路。
D. 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中面临哪些风险，如何监管
网络金融风险：我国的监管状况及完善对策 摘要：我国的网络金融风险监管存在法律体系不完善、行业协调及风险监管不理想、现行的风险管理模式与网络金融的发展不适应等诸多不足。因此，要通过健全法律制度、加强市场准入管理、完善监管体制、调整监管策略、构建安全体系等措施来加强我国的网络金融风险监管。 关键词：网络金融，风险，监管网络金融是金融与网络技术全面结合的产物，其内容包括网上银行、网上证券、网上保险、网络期货、网上支付、网上结算等金融业务。网络金融的发展使我们面临着不同于传统金融的新的金融风险形式和类别，认真分析网络金融风险，加强防范和管理，是深化我国金融改革、实现稳健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对促进我国社会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一、网络金融风险分析(一)风险来源网络金融主要经营电子货币和电子结算等虚拟金融业务，因而除了具有传统金融活动过程中存在的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利率风险、汇率风险和市场风险外，从技术、业务和法律角度分析，还存在以下特定风险：1.技术风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安全风险。由于网络金融建立在计算机网络基础之上，因此计算机网络技术方面的缺陷必然形成其安全隐患：一是目前许多金融机构采用UNIX系统主机终端模式，而UNIX系统未提供主机与终端之间的通讯加密，它本身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其源代码已经公开，如从一台联网的UNIX工作站上使用“跟踪路由”命令，就可以看见数据从客户机传送到服务器要经过的许多不同节点和系统，因而存在严重的安全漏洞。二是TCP/IP协议安全性差。由于Internet采用的是TCP/IP协议，该协议在实现上力求简单高效，而较少考虑安全因素，大多数网上的信息加密程度不高，在电子邮件传输过程中很容易被窥探和截获。三是防火墙安全性不高。目前许多防火墙在配置上无意识地扩大了访问权限，从而可能被外部人员利用，从中获得有用信息。四是未能对来自网络的电子邮件携带的病毒及Web浏览可能存在的恶意Java/ActiveX4控件进行有效控制，病毒通过网络扩散与传染，传播速度是单机的几十倍，一旦某个程序被感染，则整台机器、整个网络也很快被感染。在传统金融中，安全风险可能只带来局部损失，但在网络金融中，安全风险会导致整个网络的瘫痪，是一种系统性风险。(2)技术选择风险。网络金融业务的开展必须选择一种技术解决方案来支撑，因而存在技术选择失误的风险。这种风险既来自于选择的技术系统与客户终端软件的兼容性差可能导致的信息传输中断或速度降低，也来自于选择了被淘汰的技术方案，造成技术相对落后、网络过时的状况，导致技术和商业机会的巨大损失。对于传统金融而言，技术选择失误，只是导致业务流程趋缓，业务处理成本上升，但对网络金融机构而言，则可能失去全部的市场，甚至失去生存的基础。2.业务风险。网络金融的业务风险主要包括：(1)操作风险。操作风险来源于系统可靠性、稳定性和安全性的重大缺陷而导致潜在损失的可能性，可能来自网络金融客户的疏忽，也可能来自网络金融安全系统和其产品的设计缺陷及操作失误。操作风险主要涉及网络金融账户的授权使用、网络金融的风险管理系统、网络金融机构和客户间的信息交流、真假电子货币识别等。(2)市场信号风险。市场信号风险是指由于信息非对称导致网络金融机构面临不利选择和道德风险而引发的业务风险。如由于网络银行无法在网上鉴别客户的风险水平而处于不利地位，网上客户可能利用他们的隐蔽信息和行动做出对自己有利但损害网络银行利益的决策，以及由于不利的公众评价而使网络银行面临丧失客户和资金来源的风险等。在虚拟金融服务市场上，客户不了解每家金融机构提供服务的质量优劣程度，大多数会按照他们对网络金融机构提供服务的平均质量来确定预期的购买价格，往往出现提供低质量服务的网络金融机构可以被客户接受，而高质量的网络金融机构却被排挤出网上市场的现象。(3)信誉风险。信誉风险是指网络金融机构无法建立良好的客户关系，不能树立自身的良好信誉，从而无法从事金融业务。一旦网络金融机构提供的虚拟金融服务不能达到公众所预期的水平，或者在社会上产生不良反应，或者网络金融机构的安全系统曾经遭到破坏，就形成了网络金融的信誉风险。无论这种破坏的原因是来自内部还是来自外部，都会影响社会公众对网络金融的商业信心。3.法律风险。网络金融的法律风险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违反相关法律、规章和制度规定，以及在网上交易中没有遵守有关权利义务的规定。这些法律和规章制度包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财务披露制度、隐私保护法、知识产权保护法和货币发行制度等。二是网络金融法律的缺乏。我国网络金融还处于起步阶段，相应的法规还相当缺乏，如在网络金融市场准入、交易者的身份认证、电子合同的有效性确认等方面尚无明确而完备的法律规范。因此，利用网络提供或接受金融服务，签定经济合同在有关权利与义务等方面面临相当大的法律风险，容易陷入不应有的纠纷之中，不仅增加了网络金融的交易费用，甚至还影响网络金融的健康发展。(二)类别形式由于网络技术的不断升级更新，网络金融风险也呈现出复杂性和多样性的特征，目前国际国内网络金融风险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类别：1.电子扒手。一些被称为“电子扒手”的金融偷窃者专门窃取别人的网络地址，这类窃案近年呈迅速上升趋势，因为Internet服务在给金融机构和用户提供共享资源的同时，也为窃取金融机构、用户秘密数据的非法“侵入者”提供了机会，一些窃贼盗取金融机构、企业秘密卖给竞争对手，甚至因好奇盗取金融机构和企业密码，浏览企业核心机密。据美国官方统计，每年银行在网络上被偷窃的资金达6000万美元，而每年在网络上企图利用电子化盗窃作案的总数高达5～100亿美元。“电子扒手”多数为解读密码的高手，作案手段隐蔽，不易被抓获，通常能够查获的约为1／6，而只有2%的网络窃贼被抓获。2.网上诈骗。网上诈骗已成为世界上第二种最常见的网络风险，一些不法分子通过发送电子邮件或在互联网上提供各种吸引人的免费资料等作为诱饵，当用户选择接受时，病毒也随之进入用户的计算机中，并偷偷修改用户的金融软件。当用户使用这些软件进入银行的网址时，修改后的软件就会自动将用户账户上的资金转移到不法分子的账号上。网上诈骗包括市场操纵、知情人交易、无照经纪人、投资顾问活动、欺骗性或不正当销售活动、误导进行高科技投资等10种形式，据北美证券管理者协会调查，估计每年网上诈骗使投资者损失100亿美元。3.电脑黑客。“黑客”是指非法入侵电脑系统者。克罗地亚3名中学生“闯入”了美国军方的电脑系统，破译了五角大楼的密码，从一个核数据库中复制了美国军方的机密文件。据美国参议院一个小组委员会的估计，1995年全球企业界损失在“黑客”手中的财富达8亿美元，其中美国企业损失4亿美元。出于对“黑客”闯入国家安全防务系统的担忧，甚至对未来“电子珍珠港袭击”的防范，目前已经有许多国家具有制造电子炸弹的能力，这对金融安全问题造成了极大的潜在风险。4.计算机病毒。计算机病毒已经对金融机构电脑系统形成了巨大的威胁，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全世界已知的计算机病毒已达18000种，另外尚有上百种待查明的也在流传。1999年4月26日CIH病毒的爆发，就使我国4万多台电脑不能正常运行，大多数电脑的C盘数据被毁，其中中国民航的20多台电脑也被感染，部分航班时刻表数据被毁。近期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从2005年8月到2007年10月间，全国感染各类网络银行木马及其变种的用户数量增长了600倍，用户每月感染病毒及其变种的数量约有160种左右，而且病毒发展正在呈加速上升趋势。5.信息污染。信息时代带来信息污染和信息过剩，大量无序的信息不是资源而是灾难。互联网用户数和网络业务量的急剧增加，带来了新的问题，包括大量商品广告等网上“垃圾”，不仅影响到网络金融机构发送和接受信息的效率，更严重的是使潜在的风险与日俱增。二、目前我国网络金融风险监管现状自1998年3月6日，中国银行成功进行第一笔电子交易，开启网络银行序幕以来，网络金融业务获得了高速发展，但对其风险监管仍然存在着诸多不足。1.风险监管的法律体系不完善。目前，涉及网络金融的法律和制度仅有2004年8月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以下简称《法》)和2001年6月发布实施的《网络银行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网络交易平台服务规范》等几个办法。“办法”显然带有一些过渡性特征，对于一些重大问题的规定不够深入或并未触及，且条文空洞，可操作性较差，已经不适应网络金融业务的发展实践。《法》的出台有利于确定电子签名的法律地位，但对客户的安全教育并没有相应的要求，对目前证书存放和容易被导出的风险没有相应的防范规定，对中国金融认证中心(CFCA)与其他商业银行自建认证中心的法律地位问题也没有明确的解决方案。就风险监管的法律体系而言，还存在诸多空白领域，如：对网络金融交易主体各方的关系(即客户、金融机构、网络服务商、网上商户和金融认证机构等)不能依法进行调节，责、权、利及纠纷界定不清；作为跨国界的业务交易平台，网络金融容易产生管辖权、法律适用性、知识产权等法律界定问题，目前尚无专门法规来规范；黑客问题深深困扰着网络金融，在我国金融法规中，对黑客问题的处理和预防存在着模糊之处，《刑法》中量刑也很轻，不足以威慑其犯罪行为；作为故意犯罪，网络金融机构内部工作人员作案可能造成更大的损害，但目前并没有相应的法律来制裁。2.行业协调及风险监管不理想。(1)缺乏统一的行业规划。由于我国网络金融在起步阶段没有一个负责统筹规划的部门，整体上缺乏统一和长远的规划，各商业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各自为政。(2)缺乏统一的行业技术标准。由于缺乏行业协调，各金融机构网络业务采用的硬软件标准、数据加密强度、密码设定、通讯安全控制等核心安全技术、传输数据包括格式、用户接口(如IC卡)标准等关系安全的技术参数，目前仍没有相应的行业标准。(3)缺乏统一的行业权威。由于统一的金融认证制度建设滞后，一些主要金融机构的网络金融认证大都采用自己的认证体系，致使已建成的中国金融认证中心(CFCA)颁发的电子证书覆盖率较低。不仅影响网络金融证书的服务效率，而且各家金融机构重复开发认证系统，对社会资源也是一种巨大的浪费。以上问题的存在，不利于同业服务联合与行业间的深度合作，也不利于网络金融行业的统筹发展和整体风险防控。3.现行的风险管理模式已经不适应网络金融的发展。(1)分业监管体制面临挑战。网络金融的发展已经逐步突破了传统金融业的分工，模糊了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之间的界限，尤其是银行业可以为客户提供超越时空的服务，这不仅是对传统银行业务的挑战，更是对现阶段分业监管模式的挑战。(2)外部监管体制面临冲击。网络金融是以全球客户为服务对象，和传统金融活动相比，它超越了分支机构设置的局限性，实现了服务对象的广泛性，这为小金融机构和大金融机构的公平竞争和进一步推动全球金融一体化创造了条件，但同时也增加了监管难度，特别是对我国按经济区域设置人民银行和按行政区域建立银行业监管机构的体制冲击较大。(3)监管内容亟待充实。网络金融的发展不仅改变了金融机构与客户的联系方式，而且改变了传统的金融服务方式、产品销售方式和交易处理方式，如B2B(Business to Business，指在网上企业对企业的商务活动)和B2C(Business to Customer，指在网上企业和消费者之间的商务活动)结算支付方式等。这一系列变化直接或间接地加快了货币流通速度，扩张了电子货币的发行与创造功能，不仅促使金融市场潜在风险日益加大，而且使现行的金融监管内容亟待充实。(4)风险控制策略急需调整。金融机构在风险控制过程中，主要是表现为事后控制，事前规划、事中监测与控制明显不足，风险控制措施表现出很强的事后补救性，在风险控制手段上，表现出静态性、滞后性，不能随着业务的发展而不断地调整控制策略与方法，这与网络金融的发展态势极不适应。4.监管人才缺乏。网络金融业务的综合性、高科技性对监管人员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要熟悉金融业务和管理知识，又要具有计算机信息系统工程实践经验；既要有丰富、扎实的金融法规功底，又要有开拓金融服务等方面的宽广视野，但目前在我国金融监管部门中，远没有形成一支能满足网络金融业务监管需要的专业人才队伍。三、完善对网络金融风险的防范和监控网络金融面临的风险点多、涉及的利益面广，有必要从完善法制环境、加强准入管理、健全监管体制、调整监管策略等方面入手，多管齐下，综合治理。1.健全法律制度。可考虑以《商业银行法》、《电子签名法》和《网上银行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等法规为基础，制定或完善关于网络金融业务的法律和规定。(1)加大网络金融的立法力度。尽快制定《数据保护法》、《电子资金划拨法》、《信息和通信服务规范法》等，明晰网络金融各相关主体的权利义务。(2)对现有法律不适应网络金融发展的部分进行修订。补充和完善《刑法》中关于金融计算机犯罪的内容及相关条款，对利用电脑实施的犯罪行为加大量刑力度，威慑“黑客”等不法分子。在《民法》中应体现社会经济的时代特点，明确造成网络金融风险应根据不同情况相应承担民事责任。(3)制定网络公平交易规则。在数字签名的识别和确认、交易证据的保存、交易双方当事人责任的分担以及消费者个人信息的保护方面做出详细规定，以保证交易安全、出现纠纷时数字证据的真实有效和交易中的个人隐私。2.加强市场准入管理。(1)将技术设施状况作为市场准入的条件之一。申请开办网络金融业务的金融机构不仅要有相当规模的网络设备，而且还需要有确认交易对象的合法性、防止篡改交易信息以及防止信息泄露等方面的关键技术。(2)制定严密的内控制度。对网络金融业务的公示、信息披露和系统设计等要有制度性安排，对网络金融机构的设立或新业务的开展，必须具备完善的风险识别、鉴定、管理、风险弥补和处置方案。(3)制定、完善各类交易操作规程。对客户申请开立账户、客户授权的声明、一般交易程序等拟定细则，防止违法交易和侵害网络金融交易系统的违法犯罪活动。(4)对网络金融业务实行类别管理。制定分类标准，对银行金融业务能力和资信能力进行分级，从而对网络金融各种业务的开展加以限制和许可。(5)实施灵活的市场准入监管。按照开办网络金融业务主体和其申报经营的业务不同，除对其资本充足率、流动性等进行检查外，还要对其交易系统的安全性、电子记录的准确性和完整性等进行检查，对网络金融机构普遍建立相关信息资料、独立评估报告的备案制度进行审查，保证网络金融机构在退出市场时客户不会因信息缺失而造成损失。3.完善监管体制。(1)健全网络金融风险监管体系。成立“国家(网络)金融风险管理委员会”，由国务院分管领导任主任，人民银行、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国家工业与信息产业部、公安部等部门为成员单位，负责推动网络金融风险管理立法，制定网络金融风险管理工作规划，协调网络金融风险管理的重大工作事宜。在银监会内设立“网络金融风险监管司”，作为“委员会”日常办事机构。在“委员会”各成员单位建立“网络金融风险监管小组”，服从“委员会”和“监管司”的工作安排，组成能够统一指挥、调度灵活的网络金融监管队伍。(2)加强协同监管。“委员会”各成员单位和其他相关监管部门之间实现信息资源共享，相互开放各自的信息资料库，并定期通报各自的监管情况，促进联动监管，提高网络金融风险监管的准确性和时效性。(3)加强国际间的网络金融监管合作。我国金融监管部门应积极同有关国际组织(如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或与有关国家的金融监管当局建立网络金融监管合作制度，学习国际上的最新技术，对于可能出现的国际司法管辖权冲突等与相关国际组织或有关国家的金融监管当局及时进行有效协调。同时，借助国际间的网络金融监管合作，加强对借用网络银行方式进行非法避税、洗钱等行为，对利用网络银行方式进行跨国走私、非法贩卖军火武器及贩卖毒品等活动，对利用网络银行非法攻击其他国家网络银行的电脑黑客网站，以及其他国际犯罪活动进行全方位的监管，形成能有力保障我国网络金融健康运行和对全球网络金融负责的监管体系。4.调整监管策略。(1)不断提升网络金融监管的现代化水平。在监管实践中，应提高全面掌握网络金融机构业务经营情况的能力和对网络金融风险的预测水平，增强宏观控制的系统性和前瞻性，还要加强网络金融监管规范化建设，提高网络金融监管的现代化、科学化水平。(2)完善对网络金融的现场和非现场检查内容体系。在现场检查中要着重对技术要素进行检查：对网络金融客户口令管理、网络防火墙功能、网络金融的场地与关键设备的安全情况进行检查，确定网络金融是否恰当选择适用于其环境的加密技术、关于网络金融系统病毒检测和预防程序。在非现场检查中要着重检查业务发展规模，包括交易额、网上银行客户数、业务覆盖区域和盈利能力，监测受到黑客攻击和入侵的次数、受到病毒感染的次数、业务运作系统出现问题的次数等。(3)建立强制信息披露制度。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制定比传统金融业务更为严格的信息披露规则，规范信息披露的内容、格式、频度及职责等，通过财务报表、网上公示等手段披露有关网络金融业务的信息。(4)创新监管方式。充分利用网络信息优势，建立实时跟踪监测系统，加强监控，同时还可以在网络上采取“制定规则，巡逻抽查”的方式，对网络金融的运行状况及是否“违规”进行抽查，一旦发现，及时纠正或采取处罚措施。5.构建安全体系。(1)加快研制和开发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先进信息技术。包括各种计算机设备、通讯设备、系统软件、加密算法等，从保护国家金融安全和国家经济安全的角度提高网络安全性能。(2)改进网络运行环境。加强计算机网络和中心机房的管理，加大对计算机物理安全措施的投入，增强计算机系统的关键技术和关键设备的防攻击、防病毒能力，维护计算机硬件安全，保证网络银行所依赖的网络等硬件环境能够安全正常运转。(3)实现安全访问。一方面通过网络的物理隔离和逻辑隔离方式，将非法用户与物理资源相互隔离，另一方面通过应用系统的身份验证和分级授权等登录方式，限制非法用户的访问。(4)加强数据管理。统一数据标准，保证全国各金融机构之间的数据交换，实现信息共享，同时对网上数据进行实时监测和跟踪，建立容灾备份，避免数据丢失。(5)建立信任及信任服务机制，通过数字证书为参与网上交易的各方提供安全方面的基础保障，防范交易及支付过程中的不法行为。6.加快人才培养。(1)进行学科培养。金融或财经院校要把握网络金融发展趋势，加大金融知识的融合力度，对银行、证券、保险、基金、信托、网络技术等相关课程要进行交叉教学、重合教学，着力培养复合型、综合型金融管理人才，为网络金融监管提供高水平后备人才。(2)适度引进。可以有计划地从国际市场上引进急需的专业人才，一定程度上改变我国网络金融监管队伍人才结构，同时也可以借机学习国际同行的监管经验和技术。(3)注重对现有监管人员的培训提高。要积极采取举办培训班、考察学习、交流访问、异地异行实习、委托培养等多种方式，加强对现有监管人员的培训，努力建设一支既懂信息技术又熟悉网络金融运作和风险管理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队伍，迅速、有效地促进我国网络金融的健康发展。作者：中国农业银行安徽省分行 冯静生3.现行的风险管理模式已经不适应网络金融的发展。(1)分业监管体制面临挑战。网络金融的发展已经逐步突破了传统金融业的分工，模糊了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之间的界限，尤其是银行业可以为客户提供超越时空的服务，这不仅是对传统银行业务的挑战，更是对现阶段分业监管模式的挑战。(2)外部监管体制面临冲击。网络金融是以全球客户为服务对象，和传统金融活动相比，它超越了分支机构设置的局限性，实现了服务对象的广泛性，这为小金融机构和大金融机构的公平竞争和进一步推动全球金融一体化创造了条件，但同时也增加了监管难度，特别是对我国按经济区域设置人民银行和按行政区域建立银行业监管机构的体制冲击较大。(3)监管内容亟待充实。网络金融的发展不仅改变了金融机构与客户的联系方式，而且改变了传统的金融服务方式、产品销售方式和交易处理方式，如B2B(Business to Business，指在网上企业对企业的商务活动)和B2C(Business to Customer，指在网上企业和消费者之间的商务活动)结算支付方式等。这一系列变化直接或间接地加快了货币流通速度，扩张了电子货币的发行与创造功能，不仅促使金融市场潜在风险日益加大，而且使现行的金融监管内容亟待充实。(4)风险控制策略急需调整。金融机构在风险控制过程中，主要是表现为事后控制，事前规划、事中监测与控制明显不足，风险控制措施表现出很强的事后补救性，在风险控制手段上，表现出静态性、滞后性，不能随着业务的发展而不断地调整控制策略与方法，这与网络金融的发展态势极不适应。4.监管人才缺乏。网络金融业务的综合性、高科技性对监管人员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要熟悉金融业务和管理知识，又要具有计算机信息系统工程实践经验；既要有丰富、扎实的金融法规功底，又要有开拓金融服务等方面的宽广视野，但目前在我国金融监管部门中，远没有形成一支能满足网络金融业务监管需要的专业人才队伍。
E. 我国现有金融法律体系存在哪些问题
仅供参考：
现有金融法律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法律体系的四要素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来看，我国现有金融法律体系均存在问题。
在金融立法上存在着五个方面的问题。
1，行政主导立法现象普遍。一是在法律制度设计之初通过授权性规则和兜底条款为行政权力的行使提供了宽泛的空间，使金融市场规制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和不稳定性；二是法律规则的制定和实施有明显的部门化倾向。在综合经营的背景下，必然导致同类产品和业务因实施主体不同，而要适用不同规则，进而引发规则适用混乱与监管套利。同时，行政主导立法既造成行政部门公权力无序扩张和制约不足，也给政府带来远超过法律条文明确规定的责任。
2，法律体系不够完备，在横向和纵向均存在不足。从横向看，主要表现为上位法存在空白。一方面，缺少《期货交易法》、《金融控股公司法》、《金融消费者保护法》等基础性法律；另一方面，现有上位法覆盖范围过窄，随着金融新业态不断涌现，这一问题日益突出。从纵向看，一是法律层次不清。《信托法》、《证券法》、《保险法》等都是混合立法，即将交易法和行业法糅合在一部法律内，且偏重行业管理，对交易活动规制相对薄弱。混合立法的益处是相对简单，缺点是将一类金融活动归为一个行业，容易造成监管分工不清和空白等问题，甚至演变成为监管者立法。例如，《信托法》将信托行为规范与信托业规范合一，将信托监管职责赋予中国银监会 ，结果只有银监会批准的信托公司才能从事信托业务，而银行、证券、保险等机构从事的理财业务又是事实上的信托行为，监管机构不得不制订各自的监管办法，造成监管制度不一致。二是配套下位法欠缺。我国现有4家政策性金融机构，运行多年以后相关法律仍未出台。在保险领域只有一部《保险法》，而机动车财产赔偿、保险产品费率厘定、互助保险等重要事项均缺乏配套立法。
3，法律过于宽泛和简单，对执法机构授权过多。以《证券法》为例，在司法实践中，约有3/4的证券案例未引用《证券法》，1/4的证券案例尽管引用《证券法》却只引用其中7条内容，仅占证券法条款的3%。同时由于《证券法》关于虚假陈述、内幕交易的规定偏少，在司法审判环节存在很多障碍。法律适用性不够导致执法环节只能以行政规章代替法律，放大了行政机构自由裁量权。
4，对金融机构过度保护，对投资人和消费者保护不够。现有金融法律基本上都是以保护金融机构的稳健运行和财产为宗旨，操作中往往以金融安全和国家利益的名义否定他人的合法财产权利，以行政处罚代替民事和刑事责任，使金融机构易于推卸责任，将内部风险外部化。维护金融安全应以市场主体权利、义务平衡为前提。对金融机构过度呵护使其缺少足够的外部压力，难以提高内控能力和履行社会责任。
5，法律更新不及时。创新多、变动快、变化大是金融市场运行的基本特点，但我国金融法律修订周期明显偏长，七、八年甚至更长时间修改一次很普遍。而境外修法的频率要高得多。例如2000年以后日本的《保险业法》修订了6次，平均2年一次。我国香港地区《证券及期货条例》自2003年生效以来，十年间已经作了20次修改。
在金融执法上存在着三个方面的问题。
1，执法部门依法履行监管职责的程序性规范与标准仍有欠缺。目前规范我国金融监管部门执法权力运行的规则尚不完备，没有调查取证、行政处罚等专门的执法程序性规定，缺少对重大违法违规行为类型化的认定标准和归责原则，认定难、执行难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2，以行政处罚代替民事责任甚至刑事责任。由于执法部门与司法机构缺少衔接，监管部门又在一定程度上负有促进行业发展职能，因此执法过程中过多采用行政处罚方式。加上行政处罚尺度弹性较大、透明度低，造成违法成本偏低，执法威慑力大打折扣，一定程度上姑息纵容了违法行为。
3，部分监管执法措施效力存疑。以证监会为例，其已经使用的监管措施共125种，但其中《证券法》明文规定的仅23种。《证券法》外的监管措施设置的合理性、程序正当性、救济保障制度安排的效力等均存在疑问。
在金融司法上存在着两个方面的问题。
1，案件筛选机制使大量金融争议无法通过司法程序解决。在司法实践中，大量金融争议因筛选机制而未能通过司法程序解决。表现为：一是限制受理案件的法院，投资者因上市公司虚假陈述提起的侵权民事诉讼，相关司法解释要求由上市公司所在直辖市、省会市、计划单列市或经济特区中级法院管辖；二是为案件当事人起诉设置额外的先决条件。例如要求人民法院受理的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其虚假陈述行为，须经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调查并作出生效处罚决定。三是限定诉讼提起的方式。“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是《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的权利救济方式，理论上它能以较低成本实现投资者权益保护的效果。但在金融司法实践中几乎得不到适用，实际上已被束之高阁。
2，审判专业性有待加强，争端解决机制单一。金融案件数量的急剧增长和所需专业知识的日益复杂，使法院和法官不得不在迅速审结案件与确保裁判质量之间探求艰难的平衡。同时，金融争议多元化解决机制尚不健全，无法在当事人自愿的前提下有效分流争议，减轻法院压力。
最后，在金融守法上，美国法学家伯尔曼指出，“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我国金融守法方面的最大问题：一是金融商品销售者有法不遵；二是金融商品消费者法律意识淡薄，知识欠缺。由于民众普遍缺乏对投资项目合规性和风险的鉴别能力及维权能力，在相当程度上纵容了产品销售者的过度宣传等违规行为。一旦风险暴露，又只能用“上访”甚至极端手段挽回损失，使金融纠纷转变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同时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投资人只重短期投机而不做长期投资，影响了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健康发展。
如何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
在金融立法上，首先要调整立法理念。为此，一是要保持立法目的稳定性，避免随形势的变化而过于频繁地调整，降低法律及其所调整社会关系的稳定性，削弱法律的权威性；二是要保持法律保护群体的均衡性，法律法规条款设计要以保护权利为准则，避免以政治性的判断影响公正性；三是转变既往立法“宜粗不宜细”的理念，实现立法技术精细化，提高法律的可操作性。
其次，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以调整立法程序，改进立法流程，提高立法、修法透明度为抓手，提高立法科学性、民主性。一是在提供必要立法资源和提高专业性的基础上，更充分地发挥全国人大财经委和国务院法制办的作用，统筹推进金融基础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制定修改工作。二是明确立法权力边界，从体制机制和工作程序上有效防止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三是健全立法机关主导、社会各方有序参与立法的途径和方式，探索委托第三方起草法律法规草案。四是健全法律法规规章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和公众意见采纳情况反馈机制，广泛凝聚社会共识。五是加强统筹规划，完善金融立法、修法需求汇集机制，制订拟出台重要金融法律、法规的时间表。六是建立健全立法质量与效果后评价制度，通过立法评估、执法评估等方式，发现存在的问题，及时修改完善。
第三缩短立法周期，提高立法、修法效率。一是根据经济和金融领域需要，适度提高金融法律的修法频率，更多运用“法律修正案”的立法方式，缩短时间间隔，适应形势的快速变化。二是扩大重要利益相关方的意见征求范围。
在金融执法上，一是健全执法检查制度，推进执法主体、职能、权限、程序、责任规范化。制定调查取证实施办法，细化调查取证、询问当事人、查阅复制资料、封存文件资料等执法行为的实施程序；二是确立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制度，明确行政处罚自由裁量的法定情形和适用标准，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行使。三是深化以权力制衡为核心的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查审分离制度，探索建立依法行政评估制度，明确评价方法和标准。
在金融司法上，首先，增强规则条文的司法性可操作性。为此，一是通过法律修订，逐步增加可供司法判决引用的条款，提高金融法律的司法裁判性。二是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司法解释，详细定义有关犯罪行为(如什么是非法集资、市场操纵、跨市场操纵).
其次，提高司法效率，维护金融秩序。对于金融市场强势一方的侵权行为，要发挥司法维护金融秩序作用，赋予投资人可行的司法诉讼渠道，使之能通过司法途径有效维护自身利益；同时，应加强融资方责任配置，逐步加大对证券犯罪的打击力度，发挥刑罚威慑作用。为此，一是要配合司法体制改革的推进，充实司法资源，改革司法机构内部管理体制，提高司法有效化解和解决金融领域争端的能力。二是要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人民法院依法应该受理的案件，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保障当事人诉权”的要求，以证券民事诉讼为突破口，取消不必要的前置程序，探索法院直接受理的有效模式。逐步减少和取消事实上存在的金融领域纠纷案件筛选机制。三是以推进金融仲裁为重点，建立诉讼之外金融争议的多元化解决机制。
在金融守法上，提升全社会的守法意识，要通过多层次、多渠道、多领域加以推进。一是要加强金融知识普及教育，在金融机构柜台、中小学、社区等通过投放宣传册、举办专题宣传活动等方式，提升居民对金融商品和金融风险的认识；二是要进一步强化金融业行业协会和各种专业性商会的自律机制，在行业内建立起金融机构和类金融机构的行为规范，并及时通报相关信息；三是要加大对金融案件审判过程和结果的透明度，强化警示和震慑作用；四是要进一步健全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特别要建立金融纠纷相关的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机制。
近期需要调整的重点领域
首先，调整金融监管体系的法律基础。目前中国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的突出问题，集中表现在监管机构协调性差，金融监管权力和职责分配不明确，特别是以机构的类型确定监管的对象的金融监管模式已不适应金融发展的需要。同时在监管主体涉及多个政府权力机构时，容易出现“有利争着管，无利没人管”的局面，形成监管机构的互相推诿、监管竞争与监管真空、同一机构多个监管标准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金融监管成本，降低了金融监管的效率。上述问题的核心在于，各个监管机构分而治之的监管模式与金融市场的统一性之间出现了矛盾。对此，需要结合国内外经验教训，加快对现有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调整。即便在不对监管组织架构进行重大调整的情况下，把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业务相结合的制度、政策措施纳入法律轨道仍是当务之急。
其次，调整信托相关法律关系。由于信托制度不健全，资产证券化在我国的发展并不顺利，理财市场则面临巨大的法律风险。在下一步改革过程中，一是要研究修订和完善作为上位法的《信托法》，明确信托的定义和范畴，细化对信托活动的规范，强化重要事项的监管要求并具体规定操作规程；二是努力通过各类相关下位法律法规的整合(包括资产证券化相关法规和理财产品相关法规)、统一监管目标，协调监管标准，规范监管机构的行为。
第三，建立金融衍生品市场法律框架。近年来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迅速，但金融立法远没有跟上。一是立法层次低，除《证券法》和行政法规《期货交易管理条例》外，其余都是行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二是行政规章多由各监管部门单独制定，不仅分散凌乱影响执法效率，在执行过程中也容易导致部门之间的冲突；三是法律责任欠缺。《金融机构衍生品交易业务管理暂行办法》仅有三条罚则，威慑力有限，金融机构违规成本很低、惩罚力度不够；四是《证券法》对场外衍生产品的具体管理并没有实质性的条款规定，未能形成系统的场外市场监管法律规范体系，与其他法律制度如《破产法》、《物权法》、《担保法》等也不相容。为此要尽快制定《期货法》，明确期货交易涉及的基本民事法律关系。以修订《证券法》为契机，扩大“证券”及“衍生品”的范畴，将公募、私募的股票、债券及其他有证券属性的金融产品、业务、服务创新均纳入证券法调整范围，确立场外市场的定位与监管框架。
第四，构建统一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律制度。现有法律法规中对金融消费者保护方面的内容几乎都是原则性的概括，操作性很弱。相关制度中普遍存在责任不明确、监管法规之间缺乏配套和衔接、违法违规惩处多为罚款而很少追究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等问题。在执法授权方面，既存在对行政监管机构授权过度问题，也存在授权不足问题，例如证监会在对上市公司进行调查时，往往会遇到阻力。为此，建议国务院法制办牵头制定统一的金融消费者保护行政法规，未来应根据实施效果，适时上升为人大立法。
第五，完善金融安全网。尽快出台《存款保险条例》，明确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基本功能和组织模式。尽快出台银行业金融机构市场退出制度，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金融机构破产法律体系，规范市场退出程序。
第六，规范非正规金融活动。制定《非存款放贷人条例》，将包括P2P等网络信贷平台在内的非金融机构放款人、民间借贷纳入放贷主体范畴，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多层次、多元化信贷市场体系，发挥民间借贷对正规金融的补充作用，合理引导民间融资活动健康发展。
F. 宏观金融风险的防范
源于1997年下半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先是给泰国、印度尼西亚、韩国和马来西亚经济以重创，1998年底又席卷了菲律宾、香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对当前发生在亚洲地区和其他地区（如巴西、俄罗斯）的金融危机的实质应当有清醒的认识。金融危机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又可能进一步诱发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虽然我国的金融市场和人民币币值在东南亚金融风波面前保持了相对稳定，但金融法制不健全，金融监管薄弱，金融秩序仍有待整顿。1998年12月9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加快制定金融管理的法律法规，建立和完善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有效机制”。因此，必须采取切实有力措施完善现行的中国法治，从制度上防范金融危机。
一国金融危机的爆发既有国内的原因（内因），也有国际大环境的原因（外因）；就内因而言，既包括市民社会和市场机制本身存在的金融隐患，也包括政治国家和政府干预诱发的金融隐患。因此，要从根本上防范金融危机，必须对症下药，从公法与私法（民商法）两个层面上构建防范金融危机的法律机制。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探讨国内公法与国内私法中的金融危机防范问题。当然，从国际公法与国际私法角度探讨国际金融秩序与经济秩序的安定性与可信赖性、加强各国之间的立亮歼梁法协调与金融监管合作也是非常必要的。
二、从公法的视角看政府干预在防范金融危机中的应有角色
（一）政府干预过多过滥，不可能有效地预防和化解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只能加剧和推动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爆发
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我国目前能够幸免金融危机的原因在于，政府对经济生活进行了有效的干预，于是开始怀疑市场机制的作用，认为市场机制不如政府干预可靠。笔者认为，必须承认以下事实：我国目前能够幸免金融危机的原因很多，不仅有正确、及时的政府干预，也有20年来改革开放所逐渐形成的坚实的基本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亚洲金融危机给我国经济生活已经造成了负面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有可能继续加深；虽然我国人民币的汇率稳定，但我国也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我国存在着不少爆发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隐患。
毋庸置疑，为避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阴影，我国离不开政府干预；即使亚洲金融改斗危机过去了，我们仍然要充分发挥政府干预的积极作用。但问题在于，如何界定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范围，如何处理好政府干预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机制这只“无形的手”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规范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行为。如果片面迷信政府干预万能论，不注重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一味纵容、鼓励不符合公正、效率、法治精神的政府干预行为，不仅不会阻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最终建立，而且会加剧和推动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爆发。成也萧河，败也萧河。过去人们经常把“亚洲经济奇迹”主要归因于强大的政府干预；今天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也主要归咎于强大、过度的政府干预。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腐败行政、低效行政、黑箱行政本身就是金融隐患；过多过滥的审批本身就是金融风险。
（二）为防范金融风险，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法律形式必须限制在五个层次上
恰当地界定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范围，必须遵循以下原则：既要重视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又要注意发挥政府在弥补市场机制缺陷、维护良好市场秩序方面的导向和校正作用；既要着力塑造和保护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市民社会，预防政府行政权对商法自治领域的不敬运当侵入，又要强调和树立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应有权威；既要告别政府万能论，避免重弹政府大包大揽的老调；又要摒弃政府无为论，反对漫无边际地削弱政府职能；既要坚决转变和革除政府直接管理企业的旧职能，又要创造性地扩充和发展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新职能。
上述理念已经成为我国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主导思想。但是，把理念转化为现实，比起把理念表达清楚更为不易。在操作层面上如何解决好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企业自治之间的衔接与契合，法学界似乎还缺乏深入的探讨。笔者认为，以经济行政机关和企业的相互关系为座标，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法律形式可以从以下五个层次上去观察：
1• 尊重企业商法自治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 简称尊重型干预）。
这是第一层次的干预。商法自治是私法自治原则（Prinzip der privatautonomie
）或意思自治原则（L’ autonomie de la volonte
humaine）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根据该原则，企业在法律规定和公序良俗容忍的范围和限度内，有权为了追求自身的经济利益，以自己的名义实施各种商事行为，从而为自己创设一定的商事权利、设定一定的商事义务，国家对此只能消极地予以确认和保护，而不能积极地予以干涉和妨碍。企业商法自治原则是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的需要和体现，也是现代商法和经济法的共同基础。企业商法自治原则又可以引申出三项基本原则：（1）企业财产所有权尊重（所有权绝对或所有权不可侵）原则。企业的生存和盈利，要求这个企业拥有实实在在的财产所有权（包括法人所有权）、特别是可以使用的资源，最为典型的包括资本、劳动、管理与技术。（2）企业的商事行为自由（含契约自由）原则。尽管有些当代法学家发出了“合同死亡”的慨叹，但契约自由在商法中作为一项根本原则并未发生动摇。（3）过错责任原则。企业在经营过程中，谁有过错，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营风险。该原则有利于鼓励企业放心大胆地开展商事流转、缔结各种商事关系，更好地取得利润的最大化。
在市场经济社会，市场风险和金融隐患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企业商法自治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要求建立利益与风险、权利与义务对称机制，要求实现决策权利、决策利益与决策风险的企业化、分散化，能够在微观层次上自动、公平地抑制体制性金融危机的爆发。这种避险功能的发挥表现在两个层次上：首先，有利于实现市场风险与政治国家的隔离，既避免了政治国家制造的市场风险，又能把现有的市场风险局限于市场机制之中，从而防止了市场风险对政治国家的冲击；其次，能够合理地在市场主体之间分配市场风险，从而实现市场机制本身对市场风险的吸收和消化。因此，在一般情况下，债务人的违约、企业的资不抵债与关门破产不会诱发体制性的金融风险与信用危机。可见，为避免政府干预制造不必要的金融风险，为避免全体纳税人与全社会承担本不应由自己承担的金融风险，必须强调企业商法自治、诚实信用、契约自由与自己责任等基本市场法则。
当前，经济行政机关转变职能的重要内容就是，尊重企业财产所有权和企业的经营自由，满腔热忱地推动企业主体的商人化、法人化和平等化，推动企业行为的市场化、自由化、契约化、竞争化、公平化、公正化、规范化和诚信化。政府作为市场经济中的“裁判员”，要主动撤离资源的配置活动，不得随意越过市场、直接干预企业的投融资等商事活动，更不得与民争利。政府投资上项目，应当精而又精，把有限的财政资金用在刀刃上。重复建设，重复投资本身就是金融隐患。强调企业自治或企业意思自治，是政企分开、转变政府职能、实现商事权利由政府回归企业的关键。因为绝大多数商事活动是靠无形的手，即市场主体的个体自我调节机制去实现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尊重型干预就是不干预、少干预；微观干预最少的经济行政机关是最好的经济行政机关。
鉴于我国多年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政府尚未完全养成自觉尊重企业商法自治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的习惯，政府的这种尊重义务应当被视为当前我国经济行政机关对企业所负的首要义务。要在实践中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在观念上打破人们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盲目迷信国家和政府、甚至认为国家和政府万能的固有观念。在相当长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我国将实行“小政府、大市场、大社会”的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和政府不可能为公民个人和企业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一揽子福利，并因此而取消公民个人和企业的自我奋斗。
2•保护企业公平竞争与公正交易应有秩序（ 简称保护型干预）。
这是第二层次的干预。仅仅尊重企业商法自治还是不够的。因为企业的经营自由，在不法利益和不良动机的驱使下，有可能被滥用。假冒伪劣、限购排挤、商业贿赂、商业欺诈、虚假广告、非法传销、倾销、搭售、围标、行政垄断、经济垄断等丑恶商事现象也会滋生蔓延。没有健全的市场管理法治，就没有消费者和企业赖以公正交易和公平竞争的大舞台，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信号也会失真，从而误导企业行为。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政府应当坚决制止和反对损害消费者和竞争者利益的不法、不正当行为，为企业和经济组织创造良好的公平竞争与公正交易秩序，努力培育和维持一个涵盖各类生产要素的、成熟、开放、诚实、公平、统一的社会主义大市场。要维护市场经济的公正性、公开性、公平性，经济行政机关必须发挥应有的保护性职能。但政府不得为了私利而限制公平竞争、垒起行政垄断和地方保护主义的“篱笆墙”。行政垄断和地方保护主义不仅保护落后，压抑竞争；而且阻碍资金流、物流与信息流在全国大市场内部的循环，在深层次上潜伏着金融隐患。所谓“地方保护主义是块臭豆腐，闻着臭、吃着香”的实用主义态度必须予以纠正。
保护型干预与尊重型干预是密切相连的。因为，保护企业公平竞争与公正交易应有秩序，实际上就是要保护企业商法自治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不被滥用。但要明确，企业商法自治原则受到了侵害，并不必然导致行政权的干预。在很多情况下，博大精深、体系严密的民商法原则和制度，包括诚实信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合同制度、民事侵权制度和民事责任制度等，都足以被企业和市场主体自觉引用，从而铲除不法、不当的市场行为，理顺受害人与不法、不当行为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恢复市场的正常秩序。而且，即使行政权介入的结果，导致了不法、不当行为人的行政法律责任，也不能代替受害人与不法、不当行为人之间私法关系的再调整。经济行政机关以行政罚款代替民事赔偿的做法更是错误。
3•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 简称宏观调控型干预）。
这是第三层次的干预。政府直接管理经济的传统模式要尽快向宏观经济调控模式转变。在真正还权于企的同时，把大多数经济行政行为由政府对企业的直接、微观管理模式转变为间接、宏观调控模式。把综合经济管理部门改为宏观调控部门，绝不是简单的名称更换。宏观经济调控要“抓大放小”，该管的管住、管好；不该管的，放开、放活。宏观经济调控的对象与其说是企业，不如说是市场。因为，政府原则上不能直接介入企业的微观商事活动，对企业决策直接产生影响作用的，与其说是政府，不如说是被政府引导和调控的市场。政府、市场、企业这三者的关系可以概括为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
宏观经济调控以追求社会整体经济利益、宏观利益为目标。如果说市场机制和商法自治原则的主要功能是保持和增强企业活力，那么宏观调控和宏观调控法律制度的主要功能是对国民经济进行合理的调节，确保国民经济经济有序运行。所谓“没有微观管理权，宏观调控权必然用不好”的观点是错误的。
要确保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方向正确、效果良好，就必须明确宏观调控的目标。在实践中，对此存在着广狭不同的解释。狭义解释仅限于经济增长率和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涨幅；广义解释除覆盖这两项内容外，尚包括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居民消费价格涨幅、财政收支差额、货币发行量、外贸进出口总额、人口自然增长率、城镇登记失业率、农村贫困人口减少数量、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基本建设计划新增主要生产能力、广播电视人口覆盖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率。
笔者认为，宏观调控的目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社会经济政治背景下，有着不同的内容。但不管在何时何地，宏观调控的目标还是具有一些本质性的要求，那就是：平衡经济总量，优化经济结构，防范金融风险，抑制通货膨胀，推动国民经济的稳定、快速、健康、可持续发展。其中，总量平衡与稳定发展是宏观调控目标中的精髓。当然，这种目标需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允许在不同的情形下有所侧重。但是，片面追求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是错误的，在当前亚洲金融危机加深和世界经济衰退的情况下，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本世纪初的“泰坦尼克号”就是因为船长轻信了一位记者的建议、为创造舆论轰动而全速行驶、最终撞遇冰山而沉没的。
为了实现宏观调控的目标，就要设计一系列宏观经济调控手段。这些手段主要包括：（1）政策引导。即制定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方针和产业政策，在此基础上制定行业规划和行业政策，控制总量平衡，规划和调整产业布局；（2）杠杆引导。即根据产业政策和规模经济要求，运用利率、税率、汇率和价格政策等经济杠杆，引导企业调整产品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调整，实现资源合理配置；（3）信息引导。政府要及时发布各类与企业经营密切相关的宏观调控政策及其贯彻情况的反馈信息，从而引导企业决策行为；（4）市场准入。即政府为了实现特定的宏观调控的目标，根据法律规定，对适格企业发放行政许可。未获行政许可的企业不得进入特定市场。为兼顾宏观调控的有效性与经济行政的廉洁性与公正性，应当严格规制政府发放行政许可的范围与程序。行政许可的适用范围要少些，少些，再少些；精些，精些，再精些。铺天盖地的行政审批和行政许可，不仅起不到防范金融危机的作用，反而会对金融危机的爆发产生推波助澜的作用。既然行政审批无法担保上市公司和证券投资基金对投资者和社会负责，保障不了企业在被审批后一定能够承担社会责任，为何不取消不必要的行政审批，代之以行政登记和高强度的社会信息披露制度呢？（5）行政指导。即政府为了实现特定的社会经济利益目标，运用其享有的行政权，引导和规劝企业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6）法律监督。事中和事后的监督，与事先引导同等重要。政府要加强对企业商事行为的监督检查，制止违反宏观调控法律制度、破坏宏观调控的企业活动。
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绝不是互相孤立、互不搭界的。它们应当彼此协调、相互衔接、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一个内在统一的有机整体，即宏观调控体系。在一部庞大的全国性宏观调控大机器中，每个调控部门只不过是一个螺丝钉。因此，各个宏观调控部门一定要识大体、顾大局，随时牢记共同的宏观调控目标。要强调部门间的团结、合作、沟通、默契和团队精神。宏观调控机制内部不能发生内耗。尤其是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这四家宏观调控部门，要力戒不同的宏观调控手段之间各自为战、互不协调，甚至互相矛盾、互相抵销、让企业和市场主体搞不清究竟以哪个调控手段的马首是瞻。值得指出的是，虽然我国的金融风险监管机构体系已经初步形成，既包括中国人民银行，也包括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保监会等监管机构。但是，这种多头监管的体系也存在着各自为政、互不协调的弊病，亟待改革。这对于深化金融改革，逐步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金融调控监管体系，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应当明确，宏观调控法的重心与其说是规制被调控者的行为，不如说是规制调控者的行为。宏观调控者应当自觉接受法律的规制和监督。
4•促成企业享受法定权利和利益（ 简称促成型干预）。
这是第三层次的干预。这一干预的特点是促成和帮助企业取得最佳的经营效果。它既不同于消极的尊重型干预和保护型干预，也不同于直接的给付型干预。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例如，提供企业决策和经营活动所需要的信息和咨询；协调企业与其他单位之间的关系，保障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秩序；为企业正常的购并活动、投融资活动和其他商事活动，清除地方政府、政府部门或其他社会组织的不正当干预；为企业摆脱历史包袱、轻装上阵而建立和完善职工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
政府进行促成型干预要注意度的把握，力求帮忙而不添乱、热情而不专断，力戒喧宾夺主、包办代替，更不得助纣为虐。例如，政府可以为民营企业的合并和重组创造条件，但不得越位干预，硬性捏合、拉郎配；政府可以为企业的股票上市清除障碍，但不得搞“捆绑上市”、“包装上市”的恶作剧；若此等等。
5• 向企业提供某种经济利益（ 简称给付型干预）。
这是第四层次的干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适当的经济利益给付也是必要的。经济行政机关有义务为了推动整体社会经济利益（如鼓励开发中西部地区、鼓励开发高科技产品、鼓励产品出口创汇、鼓励民间投资、鼓励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而向企业政府采购、政府补贴和奖励（如出口补贴、退税、贴息）等经济利益。当前，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不是过热，而是偏冷。为确保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政府应当加大对科教、农业和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从而拉动市场内需，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政府还可以直接向企业提供定单，与企业签订政府采购合同。包括政府采购合同在内的经济行政合同将会愈来愈成为国家干预市场经济的重要有效形式。
政府的给付型干预不仅适用于企业，而且也适用于作为公民个人的劳动者、消费者等市场主体。如政府有义务为劳动者创造就业机会、提供社会保障体系等。从广义上说，经济行政机关向企业提供的信息和社会服务，实质上也是一种给付，只不过与传统的财物型给付有所不同而已。
给付型干预是围绕特定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或者为了国民经济的整体利益而展开的，不是为了企业的个体经济利益而搞扶贫救济、“普渡众生”。应当充分体现平等对待的原则，不得开后门。因而，这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无止境地向企业输血、企业无休止地向经济行政机关要钱要物的“跑部钱进”现象不同。
（三） 经济行政权的行使要遵守法定、效率、公平、人权尊重四原则
1•经济行政权法定原则
经济行政权法定原则应予尊重。虽然政府与被干预企业之间不平等，但也要贯彻经济行政权主体法定、内容法定与发动程序法定原则。要杜绝违法行政、脱法行政、卖法行政、弄法行政。经济行政权的行使不仅要合乎行政法，也要合乎民商法和经济法的规定。民商法和经济法实质上都是对经济行政权的限制。因为行政权力与商事权利都是资源的法律配置方式，二者此消彼长，是一种零合关系。商事权利的应有生存空间被确认、扩大了，行政权力的滥用空间也就相应地缩小了。行政权力制造的金融风险就能降到最低限度。
经济行政行为本身就是法律手段。不少官方文件经常把经济手段、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相提并论，有违法治精神。因为，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都是法律手段；二者有时很难划分，如税收手段；法治经济也不容忍超法律的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建议把上述提法改成“民事手段、行政手段和刑事手段”或者“立法手段、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的三分法。
不仅具体行政行为要合法，抽象行政行为也要合法。在政府制定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时，既要大胆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果敢地进行制度创新，也要注意避免无谓的名词创新，预防和减少不应有的概念混乱。经济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中的术语应尽量与现行法律和基本法学原理中的术语一致起来。为解决好这一问题，政府部门应当自觉、主动地聘请法学家参与经济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的论证、起草和把关。
2•效率原则
经济行政权的行使要体现合法性原则，也要体现效率原则。政府要增强服务和效率意识，自觉树立尊重市场主体合法利益的市场主体本位意识，从骨子里面剔除轻视企业权利、鄙视商法自治的封建官本位意识。要增强政府的公仆意识，必须十分强调纳税人的主人意识、公民的人权意识。一些政府工作人员误以为“经济法治”是指政府用法律手段（法）治企业、整企业，而不是指依法保护、成全、服务于企业。这种观念急需转变。要破除官气十足的衙门作风，克服“门难进、脸难看、话难说、事难办”的怪现象，制止公文丢失、公文旅行、审批速度过慢、甚至谎称公文丢失、拖着不办、坐等进贡行贿等封建社会旧官场上恶劣伎俩的重演。经济行政机关应当有一部可资遵循的、对办事期限作出明确规定的《行政程序法》。依笔者之见，如果经济行政机关超过了法定办事期限，仍然不给予明确答复，既不表示同意，也不表示反对；那么，有关的企业和市场主体有权推定经济行政机关已经默示地表示同意。此种推定权，应当得到所有经济行政机关，乃至全社会的尊重。其他经济行政机关不得以该机关没有审批、盖章为由，拒绝为企业和市场主体提供行政服务。
G. 预防从业人员金融违法犯罪指导意见的基本原则
（一）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认真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层层压实党建工作责任，着力强化制度执行，维护法规制度严肃性和权威性，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银行业保险业不折不扣得到贯彻衡薯罩执行。
（二）坚持健全长效机制与短期重点惩治并重。持续强化风险内控机制建设，有针对性地解决社会反映强烈、犯罪案件频发、对于银行保险机构稳健经营有重要影响的重点领域违法犯罪问题，惩防结合，标本兼治，管住人、看住钱、筑牢制度的防火墙。
（三）坚持内部管控、行业自律与外部监管三管齐下。构建“落实机构主体责任、建立行业协作机制、强化外部监督管理”三位一体的预防犯罪工作体系，形成齐抓共管的治理格局。
（四）坚持金融监管部门与监察机关、公安机关和司法机关联动协调，形成防范打击合力。通过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协调配合，发挥个案警示作用，建立跨区域、跨部门、跨领域手瞎的监督惩处机制。
法律依据：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第一条划入的职责
(一)中国人民银行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监管职责。
(二)原中共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的相关职责。
第二条主要职责
(一)制定有关银行业金融机构监管的规章制度和办法；起草有关法律和行政法规，提出制定和修改的建议。
(二)审批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的设立、变更、终止及其业务范围。
(三)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咐闹实行现场和非现场监管，依法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查处。
(四)审查银行业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
(五)负责统一编制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数据、报表，抄送中国人民银行，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予以公布。
(六)会同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提出存款类金融机构紧急风险处置的意见和建议。
(七)负责国有重点银行业金融机构监事会的日常管理工作。
(八)承办国务院交办的其他事项。
H. 如何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一、坚持守法经营哪碧弊，依法防范风险。国家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金融监管部门为维护国家金融安全，防范各类金融风险，出台了大量法律法规和规章，这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法律武器，必须用好用足。金融企业要依法经营，善于运用法律手段防范和化解风险，监管部门要依法监管，依法加强监督指导，提醒企业防范风险；执法机关要严格执法，对于违法进行金融活动，造成风险和损失的，要及时纠正制裁。尽量减少风险另外，还要善于运用政策和其他机制防范风险。
二、恪守社会责任，有效防范风险。防范金融风险，需要金融企业恪守自己的职责定位和社会责任。首先，金融业要履行储户资金保险箱的责任，把维护储户资金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在确保资金安全的底线内开展经营活动，就能够有效防范风险；其次，金融业要履行储户财产保值增值的责任，只有把资金投入正当的经营活动，用于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行业和产业，金融财产才可能随着实体企业的发展壮大而不断增值。
三、重视科技运用，切实防范风险。金融企业应当坚持防范风险、科技为先的原则，不断加大对科技防范的投入，密切关注适时跟踪金融违法犯罪的最新动态，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及时根据违法犯罪手段的最新变化进行周密应对，实现“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牢牢把握控制风险的主动权和先机慧隐权。
四、建立健全制度，努力防范风险。我国金融业发展较晚，特别是一些新兴金融企业起步更晚，金融管理经验不足，对金融风险认识不足，规章制度不健全，是难以避免的现象。因此，应当建立健全防范金融风险的制度规范体系，包括风险预警制度、风险提示制度、风险紧急处置制度，风险化解与补救制度、风险防范联动机制等。切实做到对各类风险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早补救。
五、发挥体制优势，共同防范风险。我国的金融体制和金融管理有其特色和优越性，已经形成了政府主管部门主导、金融监管机构负责、金融企业实施、国家执法部门和司法机关共同参与、金融系统相互联动的风险防范与控制格局，这个优越性是我国特有的，是非常有效的李族，应当把这些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通过分工负责，明确责任，各司其职，共享信息，形成多道金融风险防线。
六、加强分析研判，科学防范风险。金融风险尽管无处不在，多变突发，但如果深入研究，通过解剖具体个案，互通风险信息，全面总结经验，加强交流合作，就能认识和把握形形色色的金融风险发生的特点和规律。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
第一条 为了确立中国人民银行的地位，明确其职责，保证国家货币政策的正确制定和执行，建立和完善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体系，维护金融稳定，制定本法。
第二条 中国人民银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银行。
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