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金融机构怎么样

A. 中国古代金融史给我什么启示

开头结尾自己写~~~以下是正文，当然也要加自己的看法~~

中国古代金融业

Zhongguo gudai jinrongye
中国古代金融业
banking in ancient China

1840年以前中国历史上的金融事业。
商周（约公元前16世纪～前771） 中国是产生货币较早的国家，在商代和西周时期就有了金属铸币。从考古发掘和文献记载的资料看，商、西周时期人们在交换过程中主要使用实物货币和金属称量货币。当时的实物货币有贝壳、龟甲、粮食、布匹等，金属称量货币主要是铜。
春秋战国（前770～前476） 货币流通的范围更加广泛，人们逐渐普遍地使用青铜铸币。由于当时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和文化的差异,以及政治上的分裂割据,各诸侯国使用不同的货币。例如秦国的铜钱铸成方孔圆形，币文为“半两”，铸币权由国家掌握。此外，黄金和布也是法定的货币。战国末年，秦国制定的《金布律》是中国最早有关货币的法令。
秦汉（前221～公元220）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并把秦的货币制度推行到全国各地。秦亡后,汉承秦制。为使货币重量更适于交换，西汉政府将铜钱的重量由“半两”（十二铢）改为“五铢”。从此五铢钱制度一直延用至隋代(581～618)。
南北朝(420～589) 这一时期，信用事业有所发展。中国古代的信用起源于原始社会末期，最初的借款对象是实物。以后随着货币的产生和发展，货币借贷行为越来越多。在封建社会初期，放款者主要是官府、贵族以及大地主等，而借款者往往有着不同程度的人身依附关系，逃债非常困难。因此这一时期的借贷主要是信用放款，而且利息通常较高。战国时期，放款取息已是非常普通的事情。秦汉时还出现了专门靠放债取利的人，称“子钱家”。有些子钱家资本相当雄厚，甚至政府有时为筹措军费也要向他们借款。到了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兼办信用业务的机构——寺院。当时佛教盛行，寺院遍布各地。僧尼在政治、经济上都享有不少特权。寺院不仅从事宗教活动,而且经营大量土地,兼营放款业务。除了传统的信用放款外，还出现了典当业，即抵押放款。
唐(618～907) 法定货币有铜钱和绢帛两种。绢帛以“匹”为单位,多用于大额的交易。唐代废五铢钱,铜钱不再以重量为名，而改称“通宝”、“元宝”，发展为比量名钱体系更高一级的铸币形式。
唐代货币经济有较大发展。但在流通领域中，铸币短缺一直是突出问题。因各地禁铜钱出境且铜钱较重,商人携带极不方便。唐宪宗时产生了“飞钱”，即商人在京师卖出货物后，把货款交付给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并从其处取得票券,回到地方后凭票取款。这种飞钱又称“便换”，是中国最早的汇兑方式。
随着商业的繁荣，对外贸易的发达，在唐京城长安的西市形成了中国最早的金融市场。西市是长安最繁华的市场，面积约1平方公里,遍布各种店铺和作坊，其中有许多商铺经营信用业务,如柜坊、寄附铺收受存款,保管财物；金银店兼营兑换以及生金银的买卖；质库经营抵押放款。金融市场的初步形成以及汇兑事业的产生是唐代金融业发展的主要标志。
宋(960～1279) 货币经济的发展在货币形态上表现为白银的货币性加强和纸币的出现。汉代以前贵金属金、银都曾为货币,秦汉时期黄金是法定货币。汉代以后,由于货币经济一度衰退，贵金属失去法定货币的地位。唐末出现贵金属复入流通的趋势。宋代贵金属白银逐渐被人们广泛使用，绢帛一类的实物货币则逐渐失去其货币资格。纸币最早出现于10世纪末的四川，当时称作“交子”，开始时是由民间的富商发行，1023年后政府垄断了交子的发行权。
宋代钱币的铸行量大大超过唐代，但在货币流通领域中却出现混乱和地区割据的局面。宋代铸币的种类很多，面值有小平、折二、折三、折五、当十数种；币材可分为铜钱、铁钱、夹锡钱。北宋(960～1127)时期西北和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西夏、辽也铸造自己的货币。中原地区的宋王朝则有些地方使用铜钱，有些地方流通铁钱，还有些地方兼行铜铁钱。南宋(1127～1279)时占据中原北部的金国也铸造发行自己的货币。
元(1271～1368) 结束了宋代货币流通分散混乱的局面，货币又趋统一。元代的货币以纸币为主，最初的纸币是可用白银兑现的信用兑换券，后逐渐发展为不兑现纸币。元代纸币不再以宋代“缗”、“文”等铜钱的单位为价值尺度，而以白银为价值尺度。元代的纸币制度已相当完善。1287年，元政府颁行的《至元宝钞通行条划》是中国最早、最完备的币制条例。
宋元时期的信用事业较之以前并没有过多的发展，在社会上广泛流行的仍是传统的高利贷信用。民间的信用机构主要是当铺。当铺在宋时称“解库”、“质库”,寺庙经营的称“长生库”, 元代时称“解典库”或“解库”。元代当铺除抵押放款外，有时还经营信用放款。除了私入开当铺外，官方也开始建立经营典当业的机构。如金政府曾设质典库,又称“流泉”,元政府设立公典，称“广惠库”。宋代以后,货币种类增多,因而兑换业发展。当时经营兑换业的有“金银铺”、“银铺”。宋代的“交引铺”除经营各种兑换外，还买卖各种钞引。汇兑业务随着纸币的流行而逐渐衰落。
明清(1368～1911) 明代货币有纸币、铜钱和白银。明前期主要用纸币，明中叶以后白银成为主要货币。清代(1616～1911)银、钱兼行。铜钱仿照明朝的制钱制度，由国家统一铸造发行，银锭则许民间自由铸造，因此各地的铸银在重量、成色上有不少差异，种类繁多。
明清时期，金融业有显著发展，尤其是典当业日趋发达，当铺遍布各地。据统计，1644年全国有当铺两万多家，1744年时北京有当铺六七百家。有的当铺资本额高达数万两或十几万两。经营典当业的主要是商人，此外还有地主、官僚，甚至政府也投资设当铺，称为“官当”。当铺的业务除放款外，还接受存款，兼营兑换等。
明清时期还出现钱庄、银号、票号等新的金融机构。钱庄起源于明中叶,最初规模较小,主要从事兑换业。明末，钱庄逐渐发展成为从事经营接近近代金融业务的机构,除兑换铜钱、金银外,还兼营放款、存款等业务。银号最早出现于清初，经营业务与钱庄类似。钱庄、银号还发行钱票和银票，可以用来兑换铜钱和白银。随着钱庄、银号在全国普遍设立，清乾隆年间以后，银钱票的流通非常广泛。
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出现经营汇兑业务的票号，因经营者主要是山西人，又称“山西票庄”，起初只为商人办理汇款，后又兼办政府和官吏的公款汇兑和存、放款业务。
除了民间自办的各种机构外，清政府也设立了官方的金融机构“官银钱号”，从事各项金融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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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银川三个区哪个最繁华

银川市作为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首府，其繁华程度主要体现在兴庆区、金凤区和西夏区三个主要区域。这三个区各有特色，但要说哪个最繁华，需要从多个角度进行综合分析。
兴庆区是银川的老城区，也是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金融和商贸中心。由于其历史悠久，区域内配套设施成熟，教育资源丰富，交通便利。然而，正因为其历史原因，兴庆区的街道较为狭窄，多为双向四车道道路，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现代化发展的步伐。尽管如此，兴庆区仍然是银川市的商业和行政中心，拥有众多政府机关、金融机构和文化设施。这里的房价相对较高，尤其是中心区域的二手房市场非常活跃。对于投资者来说，兴庆区无疑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而对于自住者来说，则需要忍受一定的嘈杂环境。
金凤区是银川的新兴区域，近年来发展迅速。作为银川市的新行政中心，金凤区集中了大量的政府机构和现代化办公大楼。这里的城市规划较为合理，道路宽敞，绿化覆盖率高，居住环境相对较好。金凤区还拥有多个大型商业综合体和购物中心，如万达广场等，吸引了大量的人流和消费。此外，金凤区的教育资源也在不断提升，多所知名学校和教育机构在此落户。总体来说，金凤区是一个集政治、经济、文化于一体的综合性区域，发展前景广阔。
西夏区则是银川市的工业基地和历史文化名胜区。这里不仅有丰富的工业资源，还拥有西夏王陵等著名旅游景点。西夏区的发展相对滞后于兴庆区和金凤区，但其独特的历史文化底蕴和工业基础为其未来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支撑。近年来，西夏区也在积极推进产业升级和城市改造，努力提升自身的竞争力。
综合来看，如果要评选银川市最繁华的区域，兴庆区无疑占据了重要位置。作为老城区，兴庆区不仅拥有完善的基础设施和丰富的资源，还是银川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然而，金凤区凭借其现代化的城市规划和良好的居住环境，正在逐步赶超兴庆区。西夏区虽然目前发展稍显滞后，但其独特的优势和潜力不容忽视。
在未来的发展中，银川市将继续优化城市布局，推动各区域协调发展。兴庆区将进一步提升其商业和行政功能，金凤区则会继续加强现代化建设，而西夏区则会利用其工业和旅游资源，打造成为银川市的重要增长极。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银川市的整体繁华程度将得到进一步提升。

C. 中国古代宋朝金融发展史

宋代的金融(上)

邓高峰

金融，简言之即资金的融通。今天，发达的市场经济必然伴随着规模庞大的货币资本运动，因而金融早已成为现代经济的核心。但历史地看，金融又是一个很古老的部门与行业。今年高考语文（河南卷）现代文阅读试题，是一篇关于宋代金融与信用的短文，文章在娓娓道来中勾勒了宋代信用的形式、特点及其作用。其实，在中国古代金融发展史上，宋代金融及其信用具有承前启后的地位，它一方面续写着中国古代金融发展的新篇，推动着社会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给后人留下了诸多深刻教训。

币制的整顿

唐灭亡后，中国陷入半个多世纪的五代十国分裂时期，五代政权都以正统自居，因而都铸造自己的货币，十国中的前蜀、楚、闽、南汉、后蜀、南唐也都曾发行货币，铸有铜钱、铁钱、铅锡钱等，其中以铁钱为多，加上民间私铸恶钱屡禁不止，因而这一时期的货币币材低劣、币种多样、币值波动不定，流通具有割据性、封闭性。政权的林立导致货币制度各自为政，用经济学术语来说就是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十分混乱，就像回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因而是中国古代货币制度的倒退。

北宋政权建立后，就着手对货币进行整顿，严禁私铸钱和劣币流通。《宋史》载，太祖时，“凡诸州轻小恶钱及铁公式钱，悉禁之。诏到，限一月送官。限满不送官者，罪有差，其私铸者皆弃市”。太宗时又下诏：“察民私铸及销熔好钱作薄恶钱者，并弃市；辄以新恶钱与蛮人博易者，抵罪。”整顿的结果是，除川、陕外，铜钱成为全国多地使用的货币，传统的铜本位币制再度确立。到真宗年间，铜币逐步取代了五代时的旧币。

为此，朝廷还规定了铜钱的配料和重量，各时期有所不同。如真宗景德年间，朝廷规定的铜钱铸造标准是，每贯（即1000文）用铜3斤10两、铅1斤8两、锡8两。

宋代的铸币机构，依唐旧制，也称钱监，分布于全国各地。因铸钱的币材不同，有铁钱监、铜钱监两大类，其中主要是铜钱监。

为保持对铜钱的绝对控制权，朝廷实行“铜禁”政策，国家垄断铜矿的开采及冶炼，同时禁止民间储存铜钱或铜器，犯“铜禁”者严惩；在对外经济关系中，阻止铜钱外流。但是，由于以上政策收效有限，加之货币流通量的增加、铜钱的外流、民间的窖藏等原因，最终还是引发了闻名于历史的“钱荒”。对此《宋史》载：“比年，公私上下，并苦乏钱，百货不通，人情窘迫，谓之钱荒。”

至于贵金属金银，其目的本不在日常交易流通，而是作为财富贮藏和大宗的支付手段。太祖开宝四年（971年），朝廷就宣布禁止伪造黄金白银。政府将金银铸成金银铤，作为财富的代表而贮藏起来，铸造的金银钱则主要用于赏赐和喜庆。在对外贸易和与西夏、辽的关系中更是大量使用白银和绢帛。

北宋的交子

货币的本质是一般等价物，它的产生就是为了方便商品的交换。北宋时期，四川地区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这是宋代货币成就的最大亮点。它的出现当然有其必然性。

北宋开国前后，四川普遍使用的是铁钱，真宗景德年间还铸造有大铁钱。铁钱体重大而价值小，“小钱每十贯重六十五斤，折大钱一贯，重十二斤。街市买卖，至三五贯文，即难以携持”。在这样的背景下，“蜀民以铁钱重，私为券，谓之‘交子’，以便贸易”。可见铁钱自身的缺陷是“交子”产生的直接原因。

交子成为纸币有一个过程。最初交子是蜀地商人私自印行，属“私交子”，结果导致“奸弊百出，狱讼滋多”。以治蜀著称的益州（今四川成都）知州张咏（字复之）进行整顿，令16家富户“连保作交子”“同用一色纸印造。印文用屋木人物，铺户押字，各自隐秘题号，朱墨间错，以为私记”。张咏也因之有了中国“交子之父”的说法。这时的交子，实际上是一种信用凭证，也可以说是一种代金券。交子出现后，因为随时可以变现，方便了交易，但随之也出现一个问题，那就是富户中有的“资稍衰，不能偿所负，争讼不息”。形势逼迫着交子必须升格，由私人信用上升为政府信用。

天圣元年（1023年），时担任益州转运使的薛田、张若谷上奏朝廷，“请置益州交子务，以榷其出入，私造者禁之。仁宗从其议”。益州交子务在成都设立，次年开始发行交子，自此交子作为官方法定的货币正式发行流通，此为“官交子”。其面值最初为1贯到10贯，共10种。仁宗宝元二年（1039年）起改为5贯和10贯两种。

交子还有一个别称，叫做“楮币”或“楮券”。据《宋史》载：“蜀用铁钱，以其艰于转移，故权以楮券。”这是因为印刷交子使用的是楮纸，一种用楮树皮为材料制造的纸张，而成都造纸业发达，楮纸制造精良，故用之。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戴蒙知绵州，又请求朝廷“置抄纸院，以革伪造之弊”，严格交子的印制过程。

南宋的会子

会子原产生于北宋，有寄附会子、铅锡会子、钱会子、合同会子等多种，这里的“会”是兑、取之意，因此会子是一种有价证券或领取钱物的凭证，并非纸币。南宋初，都城临安民间也自发产生了便钱会子，高宗绍兴三十年（1160年），钱端礼知临安府，“命临安府印造会子，许于城内外与铜钱并行……东南用会子自此始”。自此，会子的发行权收归政府，会子作为南宋纸币正式诞生。后钱端礼任户部侍郎，会子由户部接办。绍兴三十一年（1162年），设立“行在会子务”（后更名为“行在会子库”。行在，天子所在之地）发行会子，有1贯、2贯、3贯三种，后增印两百文、三百文与五百文小面额会子。因发行机关为行在会子务、会子库，故会子称“行在会子”，又因为主要在东南流通，故又称“东南会子”。乾道四年（1168年），会子立界限额发行，“三年立为一界，界以一千万缗为额”。

会子流通之初，由于有10万缗铜钱作准备金，会子币值坚挺。孝宗乾道以后，因宋金交战，军费开支不断增加，加上开始不设界发行兑换，发行额大增，会子一度贬值，对此辛弃疾曾上疏：“往时，应民间输纳，则令见钱多而会子少，官司支散，则见钱少而会子多，以故民间会子一贯换六百一二十足，军民嗷嗷，道路嗟怨。”宋金议和后，朝廷进行整顿，孝宗年间，定三年为一界，每界以一千万贯为额﹐随界以新换旧﹐会子的币值一直稳定。光宗绍熙年间以后，为筹措军费，会子发行量猛增，会子不断贬值。到理宗末年，恶性通胀愈演愈烈，两百贯会子买不了一双草鞋，几乎是一文不值，南宋的货币体系全面崩溃。对此，学者许衡曾批评说“无义为甚”。学者高斯得也说：“呜呼！造币以立国，不计其末流剥烂糜灭之害，而苟然以救目前之急，是饮鸩以止渴也。”

南宋的会子还有地方版，主要有湖广会子、两淮会子、银会子、铁钱会子等。理宗宝公式四年（1256年），朝廷改钱引为四川会子，直至宋亡。

钱引与关子

纸币的发行量是有限度的，过度发行必然引发通货膨胀，纸币贬值。最初交子发行，以两年为一界，界满换发新交子，币值稳定。王安石变法后，货币需求量大增，加上西北边境军需开支，加剧了北宋钱荒。政府一方面增铸铜钱，另一方面，自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开始，交子两界并行流通。哲宗绍圣年间，交子“每岁书放亦无定数”，政府对于交子的发行已经开始失控。徽宗崇宁四年（1105年），发行42界交子，发行量有两万四百多万贯，相当于仁宗天圣年间的20多倍，交子陷于恶性膨胀。在这种情况下，朝廷改“交子”为“钱引”，改“交子务”为“钱引务”，“令诸路更用钱引……时钱引通行诸路”。大观元年（1107年），“诏改四川交子为钱引”。由于发行随意，钱引继续贬值。南宋时，钱引继续流通，仍以两年为一界（后改为三年一界），发行量也继续增加，“增引日多，莫能禁止”，以至于“楮券日轻，民生流离，物价踊贵，遂至事无可为”。交子与钱引沦为政府攫取社会财富、弥补巨额财政赤字的工具，其结果必然是货币体系的全面崩溃。

南宋时期，还有一种称为“关子”（后称“见钱关子”）的纸币，最初由户部于高宗绍兴元年（1131年）发行。其原因是婺州（今浙江金华）屯兵，需运军费，而都城临安“至婺州不通水路，难以津搬”，于是诏令户部“印押见钱关子降付婺州，召人入中，执关子赴杭、越榷货务请钱……有伪造者，依川钱引抵罪”。关子的持有者可以到榷货务兑换现钱，这实际上是一种官营汇兑。关子发行后，因为准备金充足，并可以随时兑现，所以信誉较高。绍兴五年（1135年），朝廷要求民间“依见缗用”（缗：1000文铜钱穿成一串叫1缗），关子遂成为纸币。后来还发行有“铜钱关子”“金银关子”以及湖广关子、淮西关子、随州关子等。

为保证关子的信用，绍兴六年（1136年），朝廷规定关子“听民间从便使用，即不得辄有减落。如有妄说事端、贱价兑买之人，主赏钱五百贯，许诸邑人陈告，其犯人取旨从重断罪”。诏令关子不许私自贬值、贱价收兑，以保护关子作为货币的流通。到了南宋末年，财政困难，贾似道当权，乘理宗病危之机，发行金银见钱关子，物价急剧上涨。南宋亡后，关子与会子皆成为历史。

宋代的金融(下)

邓高峰

两宋金融机构

今天的金融机构，按地位和功能不同，分为银行和非银行（如保险、证券、信托等）两种。以此参照，在宋代的金融机构体系中，交子务、会子务可分别称为北宋和南宋的“银行”。因为如前所述，交子务是北宋掌管纸币印刷、发行事务的机关，会子务（会子库）则掌管南宋纸币的印刷、发行。除此之外，两宋的其他金融机构主要还有：

1.便钱务：宋代朝廷为了增加京师的铜钱储量以及满足市场的大量需求，根据唐代飞钱办法，实行便换，称为便钱。太祖开宝三年（970年），京师设便钱务，“令商人入钱者诣务陈牒，即日辇至左藏库，给以券，仍敕诸州：凡商人赍券至，当日给付，不得住滞，违者科罚”。也就是说，商人把钱纳入左藏库，得到取款凭证“券”，然后到经商的州县领钱，并且朝廷有信用的保证。这里的券相当于现在的定额支票。商人携带这种“支票”免去了携带大量现金进行交易的麻烦，因此便换制度促进了经济发展。

2.榷货务：我国自古以来，多数朝代都实行禁榷制度，政府对重要商品如盐、铁、酒、茶、香料等实行垄断经营。宋代也如此，并且由于“三冗”（冗官、冗军、冗费）和外患的原因而得到强化。作为宋代的财经和金融机构，榷货务最早设立于太祖乾德二年（964年），在京师和地方均有设立。除了在专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外，榷货务还承担了不少金融职能，概而言之有便钱，即现金汇兑。如景德三年（1006年），诏令：“客旅见钱往州军使用者，止约赴榷货务便纳，不得私下便换。”这是榷货务经营便钱的最早记载。南宋绍兴元年（1131年），因婺州屯兵，“钱重难致。乃造关子付婺州，召商人入中，执关子于榷货务请钱”。在货币的兑换与回笼方面，徽宗时期，钱引取代交子后，手持交子者须到榷货务买钞所兑换钱引。南宋高宗和孝宗年间，榷货务又承担了回笼纸币会子的功能。在政府收购粮草上，榷货务还负责拨款给地方政府，或者兑付地方政府为赊买粮草所发的信用证券。熙宁三年（1070年），“河北缘边，岁于榷货务给缗(
钱) 三二百万，以供便籴”。熙宁四年（1071年），“诏给榷货务封桩银十二万七千两、绢万七千匹，赴陕西转运司籴军储”。

3.市易司（务）：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市易法（王安石变法之一）颁布实施，据此东京设都市易司，后在一些边境和重要城市设市易司或市易务：“凡货之可市及滞于民而不售者，平其价市之，愿以易官物者听。”市易务贷款商贾平价收购市上滞销的货物，市场短缺时再卖出，年息两分，可见其主要职责是平抑物价、以通货财，限制大商人对市场的控制，因而有利于稳定物价和商品交流，也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除此之外，市易务也可召人抵当借钱出息，提供信用。哲宗元公式元年（1086年）废，绍圣四年（1097年）复置。元符三年（1100年）徽宗即位后再废。

4.质库：作为以财物作质押而进行借贷融资的一种方式，典当业也是一个古老的行业。两宋城市尤其是东京和临安，商品经济发达，融资活跃，因而典当业十分红火，官、民和寺院典当并行，并逐渐向专营发展。质库就是从事典当业、进行押物放款收息的金融机构。民营质库又称“解库”“典库”，寺院开办的质库叫“长生库”。《清明上河图》中有一家悬挂“解”字招牌的店铺即是典当铺。《东京梦华录》有“士农工商，诸行百户，衣装各有本色，不敢越外……质库掌事，即着皂衫、角带，不顶帽”的记载。南宋时民营质库更加普遍，都城临安“府第富豪之家质库，城内外不下数十处，收解以千万计”。官营质库叫抵当所（抵当库），神宗元丰四年（1081年）设立于京师，元丰七年（1084年）推行于诸路，属官营借贷机构，主要职责是“掌以官钱听民质取而济其缓急”，也即是经营抵押贷款，因而已具有今天商业银行的性质。王安石变法中的两个关于政府的法令，市易法和青苗法，前者规定，百姓可以用田地、房产和其他贵重财产作抵押向政府借款，年息两分，过期不赎纳利息，每月罚钱2%。后者规定，每年春天，农民可用秋收作保证，向政府借款，利率两分，期限半年，秋收后归还。

5.金银彩帛铺：北宋东京有一条集中经营金银、彩帛的街巷。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记载：“南通一巷，谓之‘界身’，并是金银、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南通一巷”是指向南通往一条巷子，“界身”是这条街巷的名字。这是个什么地方？是“金银、彩帛交易之所”。这是个怎样的地方？“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这里的交易规模怎样？“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据此可以说，这里是北宋东京的金融一条街。因为北宋时期，金银和彩帛都是价值的代表。开宝四年（971年），宋太祖就诏令：“禁伪造黄白金，募告者赏钱10万。”至于彩帛（彩色丝织品），与银一样，是北宋朝廷输辽、西夏的重要物资。

6.交引铺：交引是官府发给商人的商贸凭证，由交引库负责印发、收纳。榷禁制度的推行，商人经营茶、盐等，都需要先付出粮草或现钱，领取交引，再凭交引兑取现钱或政府专卖货物。“雍熙后用兵，切于馈饷，多令商人入刍粮塞下，酌地之远近而为其直，取市价而厚增之，授以要券，谓之交引，至京师给以缗钱。”因此宋代交引有茶交引、盐交引、见钱交引多种，交引也成为一种有价证券。有些持有交引的人愿意将它卖出，于是买卖交引的店铺即交引铺就应运而生了，其盈利当然来自于交引买卖的差价。南宋还诞生了金银交引铺，又称“金银盐钞引交易铺”“金银钞引交易铺”。据《梦粱录》载，南宋都城临安，“自五间楼北，至官巷南街，两行多是金银盐钞引交易铺”。由于交引买卖属大宗交易，交引经营者财力雄厚，所以交引铺里往往“前列金银器皿及见钱，谓之看垛钱”。官巷南街可以说是南宋临安的金融一条街。

7.检校库：这里的“检校”是官府为遗孤查核、登记、保管财产，因而检校库就是代管户绝没官财产和官员的孤幼应获得的父母遗产，其收益供被检校户的孤幼享用，类似于今天的信托机构。仁宗时期，朝廷专门在开封府设立检校库，到神宗时，检校库又以所保管的遗孤资产进行放贷，允许百姓从检校库贷款，所得利息收入用来补贴遗孤生活，于是检校库就有了融资的功能。

影响与教训

两宋时期，官方金融与民间金融共同发展，金融业务多种多样，信用工具不断创新，加上信用管理的制度化，因而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币制的整顿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五代十国以来货币割据对经济发展的阻碍；纸币的产生及其流通解决了铜钱的短缺和铁钱的不便，加上货币的兑换、信贷业务的推行，这无疑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借贷、抵押、检校等业务的开展缓解了百姓的用钱难题，保证了生产的进行和生活的急需，也促进了社会优抚和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各种金融票据的发行和纸币投放的增加也缓解了财政困难，增加了财政收入，等等。

但是，两宋金融留给后人的教训也是深刻的、多方面的。首先，纸币发行、流通后，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反假币。两宋政府从精选用纸、印制复杂图案文字、使用多重印押防伪、进行多色套印、使用铜版印刷、定期换界流通等方面加大防伪技术，同时通过颁布法令、严惩造伪、重奖举报、失职追责等手段反假打假，但假币一直不绝，特别是两宋之交和南宋末年，伪造纸币横行，南宋理宗曾有“伪造之禁不严，真伪莫辨”的无奈。其中原因，除了不法之徒见利忘义、肆意妄为外，纸币滥发导致用纸质量下降、拖延换界导致纸币使用期限过长也是重要原因。因此，为了保证纸币的信用，必须在不断提高防伪技术和印刷质量的前提下，加强金融法治和金融文化建设。

其次，金融业的发达同时也伴随着投机性、寄生性甚至是腐朽性的增加，货币兑换、典当抵押、高利贷的发放，无不存在着盘剥甚至是商业欺诈，这对社会弱势群体如农民、小生产者、小商人等非常不利。《宋会要辑稿·食货》记载，在神宗年间，赞同王安石变法的人曾言：“人之困乏，常在新陈不接之际，兼并之家乘其急，以邀倍息，而贷者常苦不得。”即便是新法推行后，由于官吏舞弊等原因，执行的实际情况也不理想，对此苏辙曾言：“以钱货民使出息二分，本非为利，然出纳之际，吏缘为奸，虽有法，不能禁。”因此，在发展金融业的同时，一定要注意对弱势群体的照顾。

当然，两宋金融留给后人最深刻的教训当是由于纸币发行的无序和无度而导致的信用危机以及币制与经济的崩溃。特别是两宋末年，面对庞大的军需开支和严重的财政危机，两宋政府往往通过滥发纸币来转嫁危机，加上发行准备金严重不足，因而导致了两宋纸币的巨额发行和政府对通胀的束手无策，其结果当然是经济的崩溃和人民生活的灾难，也动摇了自身政治统治的基础，加速了政权的覆灭。这告诉我们，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一定要按照商品经济的客观规律办事，对于金融，必须科学管理，做好对其风险的评估与管控。

引自：汴梁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