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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金融市场什么时候关闭

发布时间: 2024-08-05 22:34:50

A. 97骞撮噾铻嶉庢毚褰卞搷鐨勫浗瀹舵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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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亚洲金融风暴是哪一年

亚洲金融风暴是1997年爆发的。

1997年7月2日,亚洲金融风暴席卷泰国。不久,这场风暴波及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和韩国、中国等地。泰国、印尼、韩国等国的货币大幅贬值,同时造成亚洲大部分主要股市的大幅下跌;冲击亚洲各国外贸企业,造成亚洲许多大型企业的倒闭,工人失业,社会经济萧条。

打破了亚洲经济急速发展的景象。亚洲一些经济大国的经济开始萧条,一些国家的政局也开始混乱。泰国,印尼和韩国是受此金融风暴波及最严重的国家。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和中国香港地区也被波及,中国大陆地区和中国台湾地区则几乎不受影响。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

从表面现象看,无论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还是目前印尼、印度、巴西等国面临的情况,都发生在新兴市场;其次,都出现了资金大规模流出的迹象。

而从背景分析,亚洲金融危机前,亚洲经济高速增长,而且时间持续了十年左右,因而吸引了全球资本持续、大规模流入,而资本的流入进一步刺激了亚洲经济的发展,也使得这些经济体对外资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大,泡沫也越吹越大。

当时,包括亚洲“四小虎”在内,亚洲新兴市场采用固定汇率制。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这些经济体的货币已被严重高估。加上外汇储备不充足,在国际炒家的持续猛攻之下,从泰国开始,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的汇市和股市一路狂泻,一蹶不振。金融风暴是哪一年通常说的是亚洲金融风暴,因此是1997年爆发,具体情况如下:1997年7月2日,亚洲金融风暴席卷泰国,泰铢贬值。不久风暴席卷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和韩国,打破了亚洲经济的快速发展。亚洲一些主要经济国家的经济开始衰退,一些国家的政治局势也开始混乱。那么亚洲金融风暴的原因是什么?

1.乔治索罗斯个人和支持他的资本主义集团的一个因素。

“金融鳄鱼”和“沉睡的狼”是这个金融怪胎的称谓。他曾经说过:“在金融运作方面,没有道德或不道德。这只是一次行动。众所周知,索罗斯对泰铢的炒作是亚洲金融动荡的导火索。他是一个绝对强大和有能力的金融家。2.亚洲国家的经济形式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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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东南亚经济风暴具体情况

1997年6月,一场金融危机在亚洲爆发,这场危机的发展过程十分复杂。到1998年年底,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97年6月至12月;1998年1月至1998年7月;1998年7月到年底。

第一阶段:1997年7月2日,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引发了一场遍及东南亚的金融风暴。当天,泰铢兑换美元的汇率下降了17%,外汇及其他金融市场一片混乱。在泰铢波动的影响下,菲律宾比索、印度尼西亚盾、马来西亚林吉特相继成为国际炒家的攻击对象。8月,马来西亚放弃保卫林吉特的努力。一向坚挺的新加坡元也受到冲击。印尼虽是受“传染”最晚的国家,但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10月下旬,国际炒家移师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矛头直指香港联系汇率制。台湾当局突然弃守新台币汇率,一天贬值3.46%,加大了对港币和香港股市的压力。10月23日,香港恒生指数大跌1 211.47点;28日,下跌1 621.80点,跌破9 000点大关。面对国际金融炒家的猛烈进攻,香港特区政府重申不会改变现行汇率制度,恒生指数上扬,再上万点大关。接着,11月中旬,东亚的韩国也爆发金融风暴,17日,韩元对美元的汇率跌至创纪录的1 008∶1。21日,韩国政府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暂时控制了危机。但到了12月13日,韩元对美元的汇率又降至1 737.60∶1。韩元危机也冲击了在韩国有大量投资的日本金融业。1997年下半年日本的一系列银行和证券公司相继破产。于是,东南亚金融风暴演变为亚洲金融危机。

第二阶段:1998年初,印尼金融风暴再起,面对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印尼开出的药方未能取得预期效果。2月11日,印尼政府宣布将实行印尼盾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的联系汇率制,以稳定印尼盾。此举遭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美国、西欧的一致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扬言将撤回对印尼的援助。印尼陷入政治经济大危机。2月16日,印尼盾同美元比价跌破10 000∶1。受其影响,东南亚汇市再起波澜,新元、马币、泰铢、菲律宾比索等纷纷下跌。直到4月8日印尼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一份新的经济改革方案达成协议,东南亚汇市才暂告平静。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得与之关系密切的日本经济陷入困境。日元汇率从1997年6月底的115日元兑1美元跌至1998年4月初的133日元兑1美元;5、6月间,日元汇率一路下跌,一度接近150日元兑1美元的关口。随着日元的大幅贬值,国际金融形势更加不明朗,亚洲金融危机继续深化。

第三阶段:1998年8月初,乘美国股市动荡、日元汇率持续下跌之际,国际炒家对香港发动新一轮进攻。恒生指数一直跌至6 600多点。香港特区政府予以回击,金融管理局动用外汇基金进入股市和期货市场,吸纳国际炒家抛售的港币,将汇市稳定在7.75港元兑换1美元的水平上。经过近一个月的苦斗,使国际炒家损失惨重,无法再次实现把香港作为“超级提款机”的企图。国际炒家在香港失利的同时,在俄罗斯更遭惨败。俄罗斯中央银行8月17日宣布年内将卢布兑换美元汇率的浮动幅度扩大到6.0~9.5∶1,并推迟偿还外债及暂停国债券交易。9月2日,卢布贬值70%。这都使俄罗斯股市、汇市急剧下跌,引发金融危机乃至经济、政治危机。俄罗斯政策的突变,使得在俄罗斯股市投下巨额资金的国际炒家大伤元气,并带动了美欧国家股市的汇市的全面剧烈波动。如果说在此之前亚洲金融危机还是区域性的,那么,俄罗斯金融危机的爆发,则说明亚洲金融危机已经超出了区域性范围,具有了全球性的意义。到1998年底,俄罗斯经济仍没有摆脱困境。1999年,金融危机结束。

1997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有多方面的原因,我国学者一般认为可以分为直接触发因素、内在基础因素和世界经济因素等几个方面。

直接触发因素包括:(1)国际金融市场上游资的冲击。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大约有7万亿美元的流动国际资本。国际炒家一旦发现在哪个国家或地区有利可图,马上会通过炒作冲击该国或地区的货币,以在短期内获取暴利。(2)亚洲一些国家的外汇政策不当。它们为了吸引外资,一方面保持固定汇率,一方面又扩大金融自由化,给国际炒家提供了可乘之机。如泰国就在本国金融体系没有理顺之前,于1992年取消了对资本市场的管制,使短期资金的流动畅通无阻,为外国炒家炒作泰铢提供了条件。(3)为了维持固定汇率制,这些国家长期动用外汇储备来弥补逆差,导致外债的增加。(4)这些国家的外债结构不合理。在中期、短期债务较多的情况下,一旦外资流出超过外资流入,而本国的外汇储备又不足以弥补其不足,这个国家的货币贬值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内在基础性因素包括:(1)透支性经济高增长和不良资产的膨胀。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望。当高速增长的条件变得不够充足时,为了继续保持速度,这些国家转向靠借外债来维护经济增长。但由于经济发展的不顺利,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亚洲有些国家已不具备还债能力。在东南亚国家,房地产吹起的泡沫换来的只是银行贷款的坏账和呆账;至于韩国,由于大企业从银行获得资金过于容易,造成一旦企业状况不佳,不良资产立即膨胀的状况。不良资产的大量存在,又反过来影响了投资者的信心。(2)市场体制发育不成熟。一是政府在资源配置上干预过度,特别是干预金融系统的贷款投向和项目;另一个是金融体制特别是监管体制不完善。(3)“出口替代”型模式的缺陷。“出口替代”型模式是亚洲不少国家经济成功的重要原因。但这种模式也存在着三方面的不足:一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生产成本会提高,出口会受到抑制,引起这些国家国际收支的不平衡;二是当这一出口导向战略成为众多国家的发展战略时,会形成它们之间的相互挤压;三是产品的阶梯性进步是继续实行出口替代的必备条件,仅靠资源的廉价优势是无法保持竞争力的。亚洲这些国家在实现了高速增长之后,没有解决上述问题。

世界经济因素主要包括:(1)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经济全球化是世界各地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但由此而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忽视,如民族国家间利益冲撞加剧,资本流动能力增强,防范危机的难度加大等。(2)不合理的国际分工、贸易和货币体制,对第三世界国家不利。在生产领域,仍然是发达国家生产高技术产品和高新技术本身,产品的技术含量逐级向欠发达、不发达国家下降,最不发达国家只能做装配工作和生产初级产品。在交换领域,发达国家能用低价购买初级产品和垄断高价推销自己的产品。在国际金融和货币领域,整个全球金融体系和制度也有利于金融大国。

这次金融危机影响极其深远,它暴露了一些亚洲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背后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仅是坏事,也是好事,这为推动亚洲发展中国家深化改革,调整产业结构,健全宏观管理提供了一个契机。由于改革与调整的任务十分艰巨,这些国家的经济全面复苏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但亚洲发展中国家经济成长的基本因素仍然存在,经过克服内外困难,亚洲经济形势的好转和进一步发展是大有希望的。

发生在1997 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是继三十年代世界经济大危机之后,对世界经济有深远影响的又一重大事件。这次金融危机反映了世界和各国的金融体系存在着严重缺陷,包括许多被人们认为是经过历史发展选择的比较成熟的金融体制和经济运行方式,在这次金融危机中都暴露出许许多多的问题,需要进行反思。这次金融危机给我们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提出了要建立新的金融法则和组织形式的问题。本书试图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本书研究的中心问题是如何解脱本世纪初货币制度改革以后在不兑现的纸币本位制条件下各国形成的货币供应体制和企业之间在新形势下形成的债务衍生机制带来的几个世纪性的经济难题,包括 :(1)企业债务重负,银行坏账丛生,金融和债务危机频繁;(2)社会货币供应过多,银行业务过重,宏观调控难度加大;(3)政府税收困难,财政危机与金融危机相拌;(4)通货膨胀缠绕着社会经济,泡沫经济时有发生,经济波动频繁,经济增长经常受阻;(5)企业资金不足带来经营困难,提高了破产和倒闭率,企业兼并活动频繁,降低了企业的稳定性,增加了失业,不利于经济增长和社会的稳定。(6)不平等的国际货币关系给世界大多数国家带来重负并造成许许多多国际经济问题。以上问题最深层的原因,是货币制度的不完善和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企业之间交易活动产生的新机制未被人们充分认识。本书的思路是,建立一种权威性的企业交易结算的中介系统——国家企业交易中介结算系统,解脱企业之间的债务链,消除企业和银行坏账产生的基础,以避免债务和金融危机的发生,并减少通货膨胀和泡沫经济的危害,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在这个创新过程中,还会产生国家税收和财政支出方式的创新,减少财政赤字的发生。同时,还会产生企业制度的创新,减少企业的破产倒闭和兼并现象,增强企业的稳定性。并且,还将对国际结算方式进行创新,对国际货币的使用进行改革。这个过程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的治理,而是对纸币制度所存在的严重缺陷的修正,是对货币供应和流通体制的创新,是金融体制的重大变革,并且,这种变革带来经济运行机制的诸多方面的调整。

亚洲金融风暴对经济的直接影响
1.股市价值下滑2成至5成
由1997年10月至1998年10月间,亚洲各国及地区,除了中国外,都面对股市的大幅下跌。日本及台湾下跌约2成,余下的地方都超过4成;马来西亚更下跌超过5成。在短短期间,各国及地方都损失四成多的资产,情况实在令人惊心。
2.汇市价值亦出现贬值
经过金融风暴,各国及地方的币值都相继下调。四小龙,除香港维持联系汇率免去贬值可能性外,其余亚洲国家及地区的货币〔中国除外〕有30%至80%的贬值。印尼的贬值更高达340%。这些都对整体资产价值做成庞大的打击。
3.贬值后出入口不升反跌
有些政策人士,特别是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认为贬值会有助于出入口的竞争力,刺激经济复苏。但事实却刚巧相反,1998年的预测,除了印度外,其余各国和地区都出现负增长。出口下跌的估计达5%至10%。而入口更出现大幅减少。除了台湾和香港只下跌6%至10%,其余下跌超过12%以上;泰国和印尼更大幅减少3成。显示贬值不一定可以增加出口,减少入口也只能延缓而已。
4.经济前景都出现相当负增长
结果,亚洲各国和地区的经济由高速增长突然转为负增长。除中、印、台外,余无一幸免。韩、马、泰估计负增长6%-8%;印尼则出现可能18%的大幅负增长。
5.失业情况急趋恶劣
当整体经济呈现负增长时,失业问题肯定急趋恶劣;所有受金融风暴影响的国家及地区,失业率都较前一年增加一倍以上。表5显示除台湾及新加坡能维持低于4%以外,余下都超过5%;韩国、菲律宾及印尼等地被估计其失业率急升10%以上。
6.工资下降、楼价下跌
由于失业人员大增,造成劳工市场供大于求。企业雇主乘机调低工资,减少成本。例如香港的工资普遍下调1-2成。同时,因消费力减弱,销售市场欠佳,用者无法负担高昂楼价或租金。造成楼价及租金也下跌。香港的情况尤为厉害,楼价下跌达3成。
亚洲金融风暴对社会保障的直接影响
1.社会保障基金投资回报遭受大损
退休保障,特别是个人帐户形式的公积金制度,积累庞大的社保基金;有关当局必须想法投资以保值增值。但投资往往带有极大风险,特别是投资于股票及汇率市场,价值涨落波幅很大。这次亚洲金融风暴的出现,导致股市汇市相继大幅下调,将令很多社保基金损失惨重。这里尝试看看香港情况。
由于香港已决意发展强制私营公积金,这里将分析对其可能影响。首先,我们发现全球性的金融风暴差不多每十年发生一次。投资回报须以周期性来分析,不能断章由某高峰期来估算。例如上一次股灾是1987年,便不适宜用1983年来估算,应从股灾后起投资至另一次大股灾如97年为一周期,才能较准确估算投资的真正确实的回报。
就现时强积金草案纵容高风险投资策略,容许以百分之百资产投资于股票市场,即使以最后一年才以百分之百资产投入股票市场,并只以现时香港的金融风暴的影响来计算(若用东南亚情况计算,灾害更大),一旦出现问题,非同小可。
在过去十年投资周期,香港私营的整体退休基金的周期年均回报率,粗估只有6%(假设股票损失3成)。这估算低于年均通胀率8.8%。换言之,强积金草案的高风险投资策略易受金融风暴摧残。
强积金办事处回应1997年投资回报只损失7%;但参考香港上市公司10大家族的资产变化,即可见1997年大多损失30%至50%不等,可见笔者的估计准确可信。换言之,私营强积金的高风险的投资策略不能抵受金融风暴的打击,导致市民极大损失。
若以土地基金的稳重投资策略(即30%股票40%债股和30%银行现金),即使遇到相同金融风暴的负面影响,1988至1997的周期年均回报率粗估有9.5%(假设股票损失30%)。换言之,对比年均通胀8.8%,仍能保值及些少增值。但据最新1998年6月底结算,土地基金的投资也难以保值。可见亚洲金融风暴的杀伤力。相信现时亚洲大多数采用公积金制度的国家,其基金的损失会是惨重的,将严重削弱回馈能力。
2.失业人数增加,供款缴费雇员减少
由于亚洲金融风暴导致失业率急剧趋升,大部分国家的失业率达10%。这表示有1/10的雇员不能供款缴费,而其雇主供费缴费部分,亦相应损失。那么供款缴费总金额肯定损失了那年度的1/10基金。假若这些情况延续3年,情况将更为恶劣。因为大部分国家的估算很少预测失业率达10%以上的,这将造成整个社会保障基金的精算测算出现偏差,甚至影响其财政稳健性。
3.工资下降,供款缴费金额减少
避过失业的雇员很可能会遭雇主减压工资。因经济不景,失业大军增长,雇主会趁机减工资,以降成本,增利润。当工资下降,自然在供款缴费率不变情况下,雇员雇主双方的缴费金额数目相应减少,导致社会保险总金额也会下降。当然这会影响其财政稳健性。
4.企业困难增多,撇帐和不缴费上升
由于经济不景,很多企业会出现倒闭、裁员、减薪或迁离。结果企业负责供款缴费部分减少。另有些企业勉强维持运作,但难以兼顾雇员福利,于是剥减员工福利。首当其冲当然是社会保障利益:志愿性质的企业退休金,医疗保险等会取消或削减;国家立法规定的社会保障计划,也不一定能应付;不能供款缴费比率会相应增加,直接影响社保基金的财政稳健性。
5.失业人数增加,失业保险及社会援助财政负担加重
由于失业人数增加,自然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增多,直接加重失业保险金的支出,导致财政负担加大。另由于失业保险金一般只提供6个月至1年的保障,领取完毕后仍在失业的只能转向领取社会援助金。西方国家例子可见一斑;如英国和荷兰,失业人士领取社会援助金占其总数的4成至6成。现时香港失业人士领取社会援助占社会援助个案总数超过10%,正在走向西方情况。这造成政府财政重担。
亚洲金融风暴对社会保障发展的启示
1.社保基金不宜投资股市
从上表1至表6的分析结果,投资股市的风险是极高的。即使依国际惯例限制少于30%投资于股市,其后果一如香港土地基金,难以抵御金融风暴,要蒙受损失。故社保基金不宜投资股市。近期美国秘密式的对冲基金的违规做法,亦暴露其缺点及风险,损失过千亿美元,产生国际银行体系的连锁影响,导致美国政府也介入干预及挽救。相信,若没有其他更好的监管方法,这类隐蔽式的危险投机团体,还会是无日无之,在背后操纵金融市场。对于以社会保障为目标的社保基金,实不宜冒这些风险,以免伤及受保人士的福利。
2.社保基金宜投入社会服务及基本建设,可保值及创造就业机会
社保基金不投资股市,可转移投入社会服务及基本建设。不但稳健,而且有很大的界外经济效益。现时很多亚洲国家,尚未依政策规划,提供足够的服务,满足不同对象的需要。因此,可以借此机会,增加发展社会服务速度,满足社会需要,从而可即时创造就业机会,聘请人手,提供服务。
投资发展社会服务来增加就业机会的最大好处是它能为很多低技术的中年人士,提供就业机会。在一般情况下,低技术的中年人士,不论男女,都是较难与年青有技能的人士,竞争就业机会。同时,这些上年纪的人士亦较难接受技术培训,较难提升技能。但社区服务,如个人照顾、家务助理、家居维修等便民服务,是颇适合中年非技术人士来但任的。因此,这些社会服务的设立是很有必要的。
在较高层面来看,社会服务的发展如公共房屋、教育及医疗等将更大规模创造就业机会,解决失业,减少贫困。下面以香港情况来说明论点。
现时轮候公屋人士超过15万份申请表。假若香港特区政府能坚持每年兴建5万个公屋单位,将大大减少轮候人数,缩短轮候时间;且能满足未来香港人口的增长,达至800万人。除了较快地满足住屋需要外,其创造就业机会及功能效果是显著的。建造公屋可为建造业带来生意,聘请建造业工人;入伙时,住客需要装修设计,增设家用电器、家什杂物等,产生连锁性的经济效益,使整个销售业、百货业兴旺,自然增加就业机会。在公屋户区内的大型商场会增加零售业的发展。
同样,为了改善教育质素,有必要修建和加建现时的中小学。现时的教职员办公室是非常挤迫,难以发挥老师辅导学生的能力。现时师生比例太大,有减少每班学生人数的需要,以增加老师对学生的关顾。
同样,改善医疗设施也发挥相同的效果。现时报章常有报导医院病床不足,常要加设帆布床;医院人手不足,特别是护士及护理人员等。这些都有必要增加分区医院,招聘更多医护人员,以维持及改善服务质量。加建医院,增设医学科技设备,加聘人手等,将有助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因此,发展整体社会服务,不但能改善社会工作服务、教育、房屋和医疗的设施和服务,更好地满足市民的需要,也会带来更多就业机会。
也许政策制订者会问:究竟投资入社会服务建设可带来什么经济效益?且以北京的“经济适用住房”建设为例来分析。“经济适用住房”的供应对象是城市的中低收入家庭,希望他们靠自己的经济收入,用10到20年时间,拿出20%到30%的家庭收入,买下这样的一套房。且以北京近郊区县近北京地段:每平方米2000元到4000元可买商品房。若以1997年北京市政府规定的购房成本价,城近郊区为每建筑平方米1450元左右。以一间50平方米小房计算,造价是72500元。若分25年期付款,每月平均要供240元,这供款如同交租,占现时三人家庭平均入息1200元的20%。若订在25%,中下层人士每月供300元,那么有60元或20%的利润。可见投资社会服务基本建设是可保值增值的,还可带来相关社会经济效益。
3.应以基本保障为主,维持低水平的社保金额
由于亚洲金融风暴导致股市市值下调,相信不少社保基金损失两成以上。甚者,更会影响基金财务健全性。因此,社会保障金额水平应维持于低水平和保障基本需要为主;不宜过分扩展,来保障社会中产阶层人士。这样会使社保基金保持稳健,即使受金融风暴打击,亦能保证融资充裕,有足够基金提供社保金给予基本需要人士。换言之,在世界金融体系未完成改革之前,甚或改革之后,仍恐怕会有很多隐蔽组织如长期资本管理对冲基金等趁机炒卖,应把“维持低水平社保金额以保障基本需要为主”的政策订为长期国策,不宜修改。即使国家经济蓬勃发展,也不宜提高保障金额水平。一则可避免如金融风暴的突如其来的破坏,同时可采用丰富资源用在社会服务式的社会保障,三则更可维持市民工作动力,不因社保金额水平过高而挫伤劳动积极性。
4.不应设立失业保险,造成财政负担
应否设立失业保险常常成为改策的争议。但经亚洲金融风暴一役,其后遗症显然导致大量失业。除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台湾仍可维持失业率在5%以下外,其他国家和地区大都接近10%或以上。试问要为这么庞大的失业大军提供基本的失业保险金,所花费的财政将会是天文数字。一下子要拿出这笔金额,将会对已备受冲击的经济不景下的政府财政造成沉重负担。因此,制订稳健的社会保障政策适宜避免设立失业保险。保障失业者,可改由社会援助来提供最低生活保障,保证不会跌穿社会安全网。对应付诸如金融风暴的危机,这种社保安排会较为妥善。
事实上,一般西方国家的失业保险安排,都是为失业者提供失业保险金半年至一年后,届时若还未能找到工作,只能转移申请资产入息审查的社会援助救济来解决基本生活问题。因此若以基本生活保障为主,根本无须为有一定资产储蓄的失业者提供过渡性质的失业保险金。
即使以没有受金融风暴冲击的中国来说,为所有非自愿性失业者包括那些有一定资产储蓄的中产失业者提供失业保险金,将造成很多后遗症。
(1)失业保险财政易出赤字。自1986年建立失业保险以来,1992年失业保险支出,因失业人数增加,便达到前来年总和;1994年的失业保险支出,又是前7年总和的1.2倍;有些地区已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所余的基金只能维持200万人一年的基本生活,但据预测,从1995年到2000年,由于企业破产解雇,减产裁员的职工将达1800万人,年均300万人。加大10倍失业保险基金也不一定足够应付(《中国再就业工程实施指南》,1998年)。
(2)失业保险制度名下出现各种开支,包括医疗费、丧葬补助费、亲属抚恤费、生产自救费和管理费等,难以监管审计。故有提出建立由用人单位、劳动者、工会和公众团体的代表组成的社会监督机构,其实效有待证实。
(3)现时适用范围限于国有企业,若推广至各种企业制和打破城乡界限,承担的责任将超越数亿人,包括1.2亿的乡镇企业工人。是否可以承担,实成疑问。
较可行的办法是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来为失业者提供“安全网”保证基本生活需要。而有关资源则可用作再就业服务资金,提供职训津贴,以鼓励改进本身技能、转业准备、寻找职业和生产自救。这比设立失业保险金为佳。事实上,现时中国国策也是把失业保险的救济功能放在首位。因此,精简正名,倒不如选用最低生活保障和职训津贴补助来得更直接有效(详尽分析日后可见莫泰基等编,《香港劳资关系与社会保障》,2000,中国劳动出版社)。
5.制定贫穷线,作为社会援助金的安全纲水平
不设立失业保险,则必须有一个妥善社会援助制度。但很多社会援助制度都是因随政治争执而改变,未能有效地提供一适当保障水平,照顾最不能自助者的需要。较有依据的做法是选择适当的方法,制定官方贫困线,以此为社会援助制度的基本保障金,以社会安全网形式,成为社会最后防线,保障市民。这样会有效率地照顾最有需要的人士,并保证社会安定,维持良好治安法纪。

【参考文献】
1 李罗力主编,1998,《第二冲击波——从东南亚金融风暴到全球经济大变局》,贵州人民出版社。
2 姜建青主编,1998,《海外金融风潮评析》,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E. 东南亚经济危机始末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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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东南亚金融危机

东南亚金融危机始于泰国货币危机,而泰国货币危机早在1996年已经开始酝酿。当年,泰国经常贸易项目赤字高达国内生产总值的8.2%,为了弥补大量的经常项目赤字和满足国内过度投资的需要,外国短期资本大量流入房地产、股票市场,泡沫经济膨胀,银行呆账增加,泰国经济已显示出危机的征兆。1997年以来,由于房地产市场不景气、未偿还债务急剧上升,泰国金融机构出现资金周转困难,并且发生了银行挤兑的事件。5月中旬,以美国大投机家乔治·索罗斯的量子基金为首的国际投资者对泰铢发动猛烈冲击,更加剧了泰国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7月2日,泰国货币危机终于全面爆发,并由此揭开了时至今日尚未平息的亚洲金融危机的序幕。

(一) 7月2日,泰国货币危机全面爆发并迅速波及整个东南亚金融市场
7月2日,泰国宣布放弃自1984年以来一直实施的固定汇率制度安排,改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当天泰铢即贬值20%,这标志着泰国货币危机全面爆发。由于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等周边国家也面临着与泰国相似的一些问题,再加上所谓的“接触传染”效应以及国际投机者的不断狙击,泰铢的暴跌在东南亚各国形成了“多米诺骨牌效应”,货币风潮迅速波及到整个东南亚市场。
7月11日,菲律宾首先步泰国后尘,宣布货币自由浮动。菲律宾比索当天贬值11.5%,利率一夜之间猛升到25%;印尼则宣布印尼盾汇率的波幅由8%扩大到12%;一向稳健的新加坡元也于7月18日跌至30个月以来的最低点1.4683新元兑换1美元;8月14日,印尼宣布汇率自由浮动,当天印尼盾再次贬值5%;8月16日,马来西亚林吉特暴跌了6%,跌至24年来的最低点。东南亚外汇市场的震荡,使投资者信心受挫,外资大量撤离,东南亚股市也因此低迷,泰国货币危机由此逐步发展成为更为广泛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在这场金融危机中,港元联系汇率制也接受了严峻的挑战,香港特区政府采取果断对策,成功地捍卫了港币联系汇率制度,但是,由于利率飙升,香港股市为此受到较大冲击。
为了帮助东南亚国家早日摆脱危机,国际社会伸出了援助之手。7月份在上海召开了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中央银行行长会议,8月份又在东京举行了由IMF主持的有关对泰国提供经济援助的会议。为了协助泰国走出困境,IMF等国际组织和包括中国及中国香港在内的亚太一些国家和地区共同承诺向泰国提供172亿美元的经济援助。面对泰国银行高达1万亿泰铢的呆账以及900亿美元的外债,国际社会的172亿美元贷款援助显然不能从根本上挽救泰国的经济、金融危机,但至少增强了泰国人民以及国际社会战胜金融危机的信心。

(二)10月17日,台湾货币当局主动贬值,香港股市暴跌,并引发全球股市大幅下滑,东南亚金融市场再度动荡.
10月17日,台湾货币当局在经济状况良好,经济项目盈余,外汇储备充足,有能力维护新台币稳定的情况下,突然主动放弃了对外汇市场的干预,当日,新台币兑美元的汇价即跌至29.5,为10年来的最低水平。新台币主动贬值,从经济上讲是竞争性贬值,从政治上讲是别有用心的政治预谋,它不仅进一步动摇了投资者对东南亚的信心,加剧了东南亚金融市场的混乱,并且在心理上进一步孤立了香港,使得投机者再次将目光转向香港。为了维持港元联系汇率制,维护香港及整个东南亚地区的稳定,香港政府和金融管理局一方面动用外汇储备在外汇市场进行积极干预,另一方面只得提高银行间市场短期利率。10月23日,同业隔夜拆借利率一度由7%上升至300%,港元兑美元汇价也一度升至联系汇率制实施14年来最高水平(7.6150)。而香港股市在汇价和银行短期利率高企的影响下,受投机沽售力量冲击大幅滑落。

从10月20日起,香港股市连续4个交易日大幅下滑,恒生指数前后共计跌去3000点。10月23日,港股曾两度跌破1万点关口,恒生指数跌幅高达10.4%,亚太股市、欧美股市受其牵累均有不同程度的下跌。到10月26日,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股市跌幅已达到30%以上。由于东南亚与日本、美国和欧盟有紧密的经贸合作关系,东南亚金融动荡对日美欧的对外贸易、投资、经济形势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而香港股市的深幅下跌再次挫伤了全球投者的信心,加上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担忧,27日,全球股市同时发生大幅下跌,各主要股票指数日跌幅少则2%,高的竟达15%,其中纽约道·琼斯指数暴泻了554.26点,创下历史上最大的日跌点数。受此影响,28日,香港恒生指数再次下探,自1996年来首次跌破1万点,最低见到8775.88点,跌幅达13.7%。至此,与8月份最高点相比,香港股市跌幅几乎过半。
全球股市在经历了这次激烈调整之后,由于人们对世界经济形势仍然看好,许多股市在大跌之后都有回升现象,亚洲市场也一度呈现出向好的趋势。可是,韩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却再次将东南亚卷入了第三轮金融风波之中。

(三)11月20日,韩国金融再起风波,金融风潮袭卷韩国、日本
自1997年初起,韩国许多大财团先后陷入了破产倒闭的绝境,经济受到极大的冲击,加上东南亚金融动荡的影响,韩国经济负增长跌至多年来的最低点。进入11月,韩国金融形势继续急剧恶化,股市持续低迷,韩圆汇价创新低。11月17日,由于政府金融改革法案未获通过,韩圆兑美元的比价突破1000:1大关,股票综合指数跌至500点以下。
11月20日,韩国中央银行决定将韩圆汇率浮动范围由2.25%扩大到10%,至此韩国开始成为亚洲金融风波的新热点。
进入12月份以后,在人们认为东南亚金融危机最危险的时刻已经过去,金融风暴渐趋平息之际,韩国金融危机愈演愈烈。截至12月11日,韩国已有14家商业银行和商人银行被政府宣布停业。12月15日,韩国宣布韩圆自由浮动。12月22日,美国信用等级评定机构标准普尔公司将韩国外汇债务的信用等级下降了4个等级。12月23日,韩国政府公布,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标准,截至9月底止,韩国外债总额已达1197亿美元,其中约800亿美元为1年内到期的短期货款,而外汇储备不足又超出预想,致使当天韩圆汇率又暴跌16.4%,较之7月1日,韩圆已经贬值了54.8%;当日韩国股票市场综合股票价格指数也下滑了7.5%,下浮幅度之大创下历史之最。

东南亚及韩国金融风潮对于日本经济及金融无疑是雪上加霜。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经济便陷入了停滞状态,股市低迷,房地产市场大幅萎缩,银行呆账、坏账剧增。1997年以来,证券公司违规交易事件迭出,日本四大证券公司相继爆出行贿黑社会的丑闻。进入11月,又连续发生了日本第10大银行——北海道拓殖银行和日本第四大证券公司山一证券公司倒闭事件。大型金融机构的连续倒闭严重影响了人们对日本经济的信心,日元与美元汇率由此跌破128日元大关。由于日本经济基础良好,外汇储备充裕,不会像泰国、韩国那样全面爆发严重的经济金融危机,但是,日本金融体系存在的种种问题却因此再次引起了世人的注意。

(四)进入1998年,亚洲汇市和股市连连走低,全球金融市场依旧跌宕不已,亚洲金融危机仍在持续
新年伊始,由于市场信心危机,亚洲外汇市场和股票市场行情继续双双下跌:1月5日,泰国汇率首次跌破50铢兑1美元大关,创历史最低记录,也是泰国自1997年7月宣布实行浮动汇率制以来,泰铢汇率跌幅最大的一天;韩圆则由1997年最后一个交易日1695兑1美元的水平再次探低到1780韩圆兑1美元;印尼盾与美元的汇价也下跌11.6%。1月6日,菲律宾比索兑美元汇率首次一度跌破45比索兑1美元大关,日跌幅达6%。1月7日,日元对美元的比价跌至134.8日元,创下近6年来的最低点,日经指数也跌破15000点大关,1月9日,纽约道·琼斯指数急挫222.2点,跌幅达2.85%,欧洲主要股市纷纷告跌。1月12日亚洲股市再次出现较大跌幅,其中新加坡和香港跌幅最大,分别下跌了104.51点和773.58点,跌幅为8.88%和8.70%,泰国股市、汇市也再创历史新低。

(五)危机的严重后果
(1) 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外汇市场和股票市场剧烈动荡,以1998年3月底与1997年7月初的汇率比较。各国股市都缩水三分之一以上。各国货币对美元的汇率跌幅在10%~70%以上,受打击最大的是泰铢、韩圆、印尼盾和新元,分别贬值39%、36%、72%和61%。
(2) 危机导致大批企业、金融机构破产和倒闭。例如,泰国和印尼分别关闭了56家和17家金融机构,韩国排名居前的20家企业集团中已有4家破产,日本则有包括山一证券在内的多家全国性金融机构出现大量亏损和破产倒闭,信用等级普遍下降。泰国发生危机一年后,破产停业公司、企业超过万家,失业人数达270万,印尼失业人数达2000万。
(3) 资本大量外逃,据估计,印尼、马来西亚、韩国、泰国和菲律宾私人资本净流入由1996年的938亿美元转为1998年的净流出246亿美元,仅私人资本一项的资金逆转就超过1000亿美元。
(4) 受东南亚危机影响,1998年日元剧烈动荡,6月和8月日元兑美元两度跌至146.64日元,为近年来的最低点,造成西方外汇市场的动荡。
(5)东南亚金融危机演变成经济衰退并向世界各地区蔓延。在金融危机冲击下,泰国、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四国经济增长速度从危机前几年的8%左右下降到1997年的3.9%,1998年上述四国和香港、韩国甚至日本经济都呈负增长。东亚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引发了俄罗斯的金融危机并波及其他国家。巴西资金大量外逃,哥伦比亚货币大幅贬值,进而导致全球金融市场剧烈震荡,西欧美国股市大幅波动,经济增长速度放慢。

97东南亚金融危机原因分析

东南亚金融危机与1994年底至1995年春的墨西哥金融危机的表象特征十分相似。一是进口增长过快,出口上升缓慢,经常项目逆差扩大;二是汇率贬值,资金外流,外汇储备锐减;三是金融机构经营困难,大批企业破产倒闭;四是利率上升,物价上涨、工人失业、经济下滑。但是,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远非墨西哥金融危机所可比拟。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前后两次震荡全球的金融危机居然都在发展中国家脱贫致富的部分“龙”“虎”国发生,这是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多年来,国内外学者都在探索这两场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从表面看,这些国家发生金融风波的原因有两个方面:

(一)国际资本大规模进入,国际投机资本肆意破坏。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全球化伴随着科技和信息革命不断向广度和深度发展。进入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主要表现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上。其突出表现:

一是国际资本流动规模越来越大。跨国资本从1990年的4400亿美元增至1999年15700亿美元。1996年西方主要国家的跨国股票和债券累计额占有GDP的比重超过了100%,美国就高达10万亿美元。

二是国际资本流动速度加快。最典型的是跨国外汇交易急剧增加。1986——1995年,扣除重复计算,国际外汇交易的日交易额从1880亿美元猛增至12000亿美元,它占世界全部外汇储备的比重从37%增加到84%。

三是金融市场波动更为剧烈。集中表现于利率波动和汇率变动大。1993——1996年,国际金融市场利率变动幅度高达3%。1991——1999年3月,日元汇率变动幅度高达70%,美元、马克、加拿大元的汇率变动幅度也达20%~30%。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发展中国家在加速融入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进程。表现之一是90年代以来,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私人资本猛增,而且主要集中于经济增长快、开放程度高的东亚和拉美国家。1991——1996年,发展中国家每年引进的外资净额从1000亿美元增至3000亿美元,其中私人资本从440亿美元增至2400亿美元,东亚从190亿美元增至1100亿美元,占流入发展中国家总数的40%。墨西哥和泰国在危机爆发之前,外资流入的规模都是很大的。

墨西哥1994年底外债余额854亿美元,占GDP的50%多,另有国际直接投资近200亿美元;泰国1996年9月外债余额771亿美元,占GDP的45%,另有国际直接投资200亿美元。外资大规模流入东亚和拉美发展中国家,不仅给这些国家解决了建设资金不足的矛盾,而且带来了技术和市场,促成了这些国家经济的高速度增长。但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国际化程度不同。发达国家金融一体化程度高,主要发达国家之间的实际利率差逐步缩小。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金融市场的一体化程度较低,与发达国家的利率差较大,为赚取利差和汇差,国际短期资本频繁地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流出和流入。这就给利用利率差和汇率差赚取收益的国际金融投机商以机会。事实上,在国际资本流动中,也不乏专门的国际金融炒家。据海外舆论报道,1997年5月泰国汇率开始贬值后,美国金融投机商索罗斯就在泰国外汇市场投放了60亿美元,进行外汇炒作,把泰铢逼上绝路。1992年欧洲汇率体系不稳时,此人利用英镑汇率的变动在外汇市场上买进卖出,赚取了10亿美元,并迫使英镑退出欧洲汇率体系。但我们在讨论这方面的原因时有两个问题需要弄清楚。

第一个问题是,发展中国家放松对外资流动的控制,大量引进外资是否对头?
第二个问题是国际金融投机商利用的机会来自哪里?

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的今天,国际资本流动已经成为驱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实现资源在全球范围内有效配置的杠杆。在当代,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把引进外资作为加快本国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东亚和拉美国家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跻身新兴工业化国家前列,在相当程度上是得益于这些国家能适应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以积极态度对待外资,并有效利用了国际资本带来的好处。

第二个问题的答案也很清楚,国际金融投机商利用的机会不是他们自己创造的,而是他们发现的。显然,如果一个国家的利率和汇率比较稳定,他们就没有投机的机会。换句话说,是他们看准了一国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才利用金融市场的动荡机会来发财的。例如,墨西哥发生金融危机之前,最先感觉到危机威胁从而转移资本的是本国居民。当时,墨国居民得知出口增长下降,国际收支逆差增大,外汇储备减少,本国货币将贬值,从而大量购入美元,加速外汇储备减少,引起汇率波动,然后,外资才开始抽逃。可见,发生金融危机是一个国家的经济运行系统出了问题,内因起决定性作用,国际金融投机商只起了一种外部推动作用。

(二) 金融自由化、国际化改革过快。
应当肯定,80年代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东亚和拉美地区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在推进金融体制改革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放松银行业务限制,取消外汇管制,开放证券市场,鼓励本国金融机构对外扩张,等等,加快了金融自由化,国际化的步伐。担是,把其中一些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的原因归结为对外开放金融市场是不准确的。当然,如果这些国家继续实行金融抑制政策,金融市场不开放,国际资本不能自由流出或流入,投机商也无计可施,危机自然不会发生。但国际资本不是随意流动的,其流动的目的是赚取更大的收益和分散风险,决定国际资本投资者手中的钱流向的基本要素取决于受资国的金融开放程度和经济前景。如果一个国家实行金融开放后,经济高速度增长,资本收益率也高,外资流入增加是自然现象。但是,外资大量进出和金融投机商得手不能归罪于经济金融的开放,而应从受资国的内部因素寻找原因。墨西哥、泰国等实行金融市场自由化、国际化,是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必然,但并不构成这些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的必然,而它们的经济政策、经济体制和结构与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特别是与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要求的下述种种脱节之处,才是金融危机生成的原因。
经济政策不适应国际金融市场变化。在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幅度增大的条件下,墨西哥和东南亚国家仍对汇率和利率变化实行限制,对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反映滞后。

例如,墨西哥90年代初实行比索对美元的固定汇率,而90年代前四年累计下来的通货膨胀达53%,外贸逆差870亿美元,在汇率没有反映这种情况的条件下,比索贬值是必然的。但是当时的墨西哥政府面对比索高估迟迟不采取适时贬值的措施,以致出口受阻,外贸逆差逐年扩大,给金融危机埋下了祸根。同时,当时的墨西哥政府为了治理通胀,提高国内储蓄率,吸收外资以支持进口商品的外汇需求,实行了高利率政策。1990-1992年墨西哥实际利率高达20%-25%,1993年略有下降,但仍达14%左右,大大高于国际市场利率,而国内企业贷款的实际利率比这还高。这种高利率政策既使墨西哥企业无法承受利息成本而无力归还银行贷款,造成银行坏账问题严重,又使墨西哥对外支付高额利息,造成国际收支恶化,货币贬值压力加大。

又如泰国,长期实行泰铢与美元联系汇率制,14年来,一直保持在25铢左右兑换1美元的水平上,当美元贬值时,它对西方主要货币的汇率也随之贬值,增强了出口竞争力。当美元升值时,泰铢随之升值,出口竞争力下降。1996年以后,美元对日元持续升值,泰铢随之升值,出中竞争力下降。1996年以后,美元对日元持续升值,泰铢对日元也不断升值,成为进口增长过快和出口增长率降低,以及国际收支恶化的重要原因。

经济体制不适应对外开放。一国经济开放之后,外资流入增加,本应加强金融体制建设。但是,东南亚国家和墨西哥对金融市场开放的准备不充分,国内金融体系不健全,金融市场的基础设施不足,监管措施和机构不完备,盲目向外资开放。例如,在本国银行体系风险过大的情况下,泰国主动向外商提供低息美元贷款,为房地产投资热火上浇油。国际资本自由流动必然导致本币和外币的频繁交易,采用中央银行控制汇率的方法与巨额外汇交易相矛盾,当资本外流增大时,对外汇的需求增加,本币贬值受到压力。为了捍卫联系汇率,泰国在一个月内就动用了4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仍杯水车薪无济于事,给国际金融投机商炒作外汇以可乘之机。1994年12月20日,墨西哥中央银行曾经一天之内抛售几十亿美元,企图把比索兑美元的比价稳定在政府设置的指标范围内,结果仍抑制不住比索跌势,外汇储备锐减到无法保持经济正常运转的60亿美元,次日不得不宣布中央银行不再干预外汇市场。这些事实说明,政府行为与市场对抗,难以成功。只有适应市场规律,实行浮动汇率才是出路。

1、金融体系不适应金融市场的发展,长期资本市场发展滞后。经济过热导致“泡沫经济”,形成脱离实体经济的虚假繁荣,只是金融动荡的表层原因。长期资本市场建设滞后造成金融市场结构不合理才是深层次原因。具体包括:一是资本结构不合理,投资者较少用中长期债券筹资,而主要依靠银行贷款,而且往往是短期资金,不适应长期投资项目的需要。二是信贷投向结构不合理。银行倾向于提供非生产性用途的贷款。例如,泰国的银行贷款有1/4是消费性贷款,1/4是房地产贷款,这类贷款难以产生收益,银行坏帐增加。据世界银行断定,1996年泰国放款机构的不良贷款占其贷款规模的10%,达155亿美元,1997年银行的坏账相当于泰国GDP的9%。三是外资结构不合理。由于中长期资本市场不发达,外资多以短期资本形式流入。1994年进入墨西哥的700多亿美元外资中,3/4属于短期证券资本,美国互助基金一类的短期投资比重很大,其中进入股市的有330多亿美元。1995年流入泰国的6466亿泰铢外资中,直接投资仅上中5.5%,商业银行贷款占51.1%,且大部分是短期贷款,投机性和流动性最大的非居民泰铢存款和证券投资占30.7%。由于金融市场结构不合理,当宏观经济不稳定时,外资抽逃,引发股价下跌,金融机构瘫痪,本币贬值,是不足为怪的。

2、产业结构调整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一是东南亚国家和墨西哥的产业结构调整片面迎合外资投向,不但彼此之间及其与后起的工业化国家的产业结构趋同,而且过分集中技术含量不高的一般加工工业。二是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能力较低,国内科技水平不高,对进口技术和设备的依赖过大。三是劳动成本上升过快,不利于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出口,国际竞争能力被削弱,出口增长速度下降,造成国际收支巨额逆差,导致宏观经济不稳定。例如,墨西哥和泰国的出口产业面对来自后起的工业化国家低成本同类产品的竞争,未能升级换代,以致竞争力减弱,出口增长缓慢,国际收支逆差扩大,两国在危机爆发之前,外贸逆差占GDP的比例分别接近和超过了8%,大大高于国际公认的安全线5%,成为金融危机爆发的直接推动因素。

3、贻误时机,调整不及时。当出现金融动荡之后,政府出于种种原因,对经济政策,经济体制和结构不及时调整,以致贻误时机,激化矛盾。墨西哥和泰国的情况都是这样。1968—1988年墨西哥先后有4届总统因经济危机而下台。1994年西方经济复苏,利率随之上扬,加上当时墨西哥政局不稳,一些外国投资者便开始抽走资金,货币危机苗头已经出现。此时,本应果断采取调整措施,但当时的萨利纳斯总统为了赢得年底的总统选举连任,不但不及时调整货币政策,改革汇制,反而动用了上百亿美元的国际储备弥补亏空,极力制造繁荣假象。结果等到当年12月1日新总统塞迪略就职时,国库剩下的国际储备已经不多,12月19日晚遂决定通过比索一次性贬值15%,来促进出口,减少进口,阻止资金外流,稳定外汇市场,结果引起始料不及的比索汇价暴跌,最终酿成了严重的金融危机。1997年2月,泰国金融形势开始恶化,政府未采取拯救措施。5月,泰铢贬值到14年的最低点,政府仍坚持对汇率的控制。对应该倒闭的金融机构,政府仍实行注资的做法,白白花费了大量资金。7月,被迫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之后,泰铢继续贬值,外汇储备持续下降,但政府仍背着多年经济高速度增长和“虎”国的美誉包袱,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计划犹豫不决,以致矛盾越积越多,一发难以收拾。此外,墨西哥、泰国等政局不稳,贫富差距扩大,社会矛盾加深,也是金融危机爆发的一个促成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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