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金融风险有哪些

⑴ 诉讼金融指的是什么

诉讼金融指的是：
诉讼融资先是在英美国家兴起,顾名思义就是把律师参与的诉讼业务和金融经济家们的融资业务结合在了一起。具体是指在诉讼中,诉讼一方当事人因为暂时不能完全支付或者无法支付诉讼所需的有关律师费、公证费、鉴定费等费用,由第三方公司先行垫付,待案件胜诉后,第三方公司再收回其所垫付的款项,并获取一定比例的收益。
补充资料：
法律形式
总的来说,诉讼融资所签订的合同应该包括几方面的内容：
一,投资金额。投资金额主要由投资方与受资方依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进行协商并确定,一般来说,案情越复杂,诉讼标的额越大,投资金额也会越高。
二,资金用途。诉讼融资的资金用途就是支付诉讼开支,包括法院收取的诉讼费和执行费等法定费用、律师费（具体项目由原告方与律师约定）、第三方收取的鉴定费和评估费等与诉讼有关的费用。
三,还款条件。还款条件应是受资方胜诉并取得全额或一部分赔偿金,当然,投资方与受资方可以约定其它还款条件,这都是很灵活很自由的。但一般来说,当受资方败诉或未取得任何赔偿金时,投资公司所投资的钱将会打了水漂。
四,诉讼过程的监控。对于投资方来说,可以选择投资并监控也可以选择投资但不监控。如果投资方想要对诉讼过程实行监控,那么它可以指定律所代理,也可以自己进行代理。
五,还款额。还款额的计算可以采取两种方式,一是绝对值,即无论诉讼收益多少均按照投资额收取本金与利息；二是比率值,即按照一定比率从诉讼收益中提取,与裁判的执行效果直接相关。
(1)法院金融风险有哪些扩展阅读：
担保诉讼
1、担保诉讼即诉讼保全担保,为司法类担保。是指申请人向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时,担保人向人民法院提交的,对因财产保全不当给被申请人所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的担保。
2、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四条规定,财产保全限于请求的范围,或者与本案有关的财物。财产保全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或者法律规定的其他方法。财产已被查封、冻结的,不得重复查封、冻结。
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经济审判工作中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若干规定》第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采取财产保全措施时,保全的范围应当限于当事人争议的财产,或者被告的财产。对案外人的财产不得采取保全措施。被申请人提供相应数额并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作担保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解除财产保全。

⑵ 当前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主要有哪些风险

银行业金融机构融资性担保贷款业务的风险种类
（一）外部风险。
融资性担保贷款的外部风险主要是客户信用风险，是借款人不能履行还本付息的责任而使银行业金融机构遭受损失的可能性，既包括借款人的信用风险，又包括融资性担保公司的信用风险。主要表现为：借款人与担保公司恶意串通骗取贷款；借款人将贷款挪作他用；担保公司股东虚假出资、抽逃出资，实收资本金不实、结构不合理；担保公司经营范围不限于贷款担保，更有甚者发放“高利贷”，从事非法违规活动等等。
在银行业务实际中，融资性担保公司常需要存入一定额度的保证金，但部分担保公司为了自身的利益，将借款公司的贷款提出部分作为保证金存入银行保证金账户，如此一来，担保公司未动一分一厘，既收取了借款公司的担保手续费，又在银行保证金账户存入足以使银行信任的保证金数额，事实上降低了担保公司的代偿责任，增加了企业的还贷负担。如某担保公司在银行不知情的情况下，让借款人将贷款的百分之二十作为保证金存入担保公司的保证金账户，担保公司法定代表人携款出逃后，借款人对自己的贷款产生抵触情绪，要求只归还百分之八十，其余百分之二十由保证金偿还。但保证金账户因涉及经济案件被法院查封，保证金无法用于偿还该笔贷款，致使银行的资金面临损失的巨大风险。尽管上述行为在各融资担保管理规定中明文禁止，但担保公司为利益钻空子，最终破坏了金融秩序。
（二）内部风险。
首先，贷款审批制度不完善，银行业金融机构发放贷款存在不落实信贷审批条件，贷前调查留于形式；贷中调查审查忽视对第一还款来源调查，过于相信第二还款来源，而第二还款来源又多被融资性担保公司转嫁保证金，掩盖了信贷风险；贷后检查不到位，过于相信担保公司的代偿能力。照顾人情，发放贷款时手续、材料不真实，加大了不良贷款形成的风险，加剧了信贷资金损失的可能。
其次，银行业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有待提升。有的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信贷人员吃老本，不及时更新知识与时俱进；有的员工主观故意或过失不当操作或未尽调查职责致使贷款可能受到损失的风险；有的员工不仅不学习法律法规，甚至连本单位的规章规定都不是很清楚，违规操作时有发生。
再次，银行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有待提高。一些信贷人员存在利己思想、拜金主义等道德风险，这些败坏工作和社会风气的思想不去除，信贷风险中的各种风险都将无法得到有效的控制。

⑶ 我国现有金融法律体系存在哪些问题

仅供参考：
现有金融法律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法律体系的四要素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来看，我国现有金融法律体系均存在问题。
在金融立法上存在着五个方面的问题。
1，行政主导立法现象普遍。一是在法律制度设计之初通过授权性规则和兜底条款为行政权力的行使提供了宽泛的空间，使金融市场规制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和不稳定性；二是法律规则的制定和实施有明显的部门化倾向。在综合经营的背景下，必然导致同类产品和业务因实施主体不同，而要适用不同规则，进而引发规则适用混乱与监管套利。同时，行政主导立法既造成行政部门公权力无序扩张和制约不足，也给政府带来远超过法律条文明确规定的责任。
2，法律体系不够完备，在横向和纵向均存在不足。从横向看，主要表现为上位法存在空白。一方面，缺少《期货交易法》、《金融控股公司法》、《金融消费者保护法》等基础性法律；另一方面，现有上位法覆盖范围过窄，随着金融新业态不断涌现，这一问题日益突出。从纵向看，一是法律层次不清。《信托法》、《证券法》、《保险法》等都是混合立法，即将交易法和行业法糅合在一部法律内，且偏重行业管理，对交易活动规制相对薄弱。混合立法的益处是相对简单，缺点是将一类金融活动归为一个行业，容易造成监管分工不清和空白等问题，甚至演变成为监管者立法。例如，《信托法》将信托行为规范与信托业规范合一，将信托监管职责赋予中国银监会 ，结果只有银监会批准的信托公司才能从事信托业务，而银行、证券、保险等机构从事的理财业务又是事实上的信托行为，监管机构不得不制订各自的监管办法，造成监管制度不一致。二是配套下位法欠缺。我国现有4家政策性金融机构，运行多年以后相关法律仍未出台。在保险领域只有一部《保险法》，而机动车财产赔偿、保险产品费率厘定、互助保险等重要事项均缺乏配套立法。
3，法律过于宽泛和简单，对执法机构授权过多。以《证券法》为例，在司法实践中，约有3/4的证券案例未引用《证券法》，1/4的证券案例尽管引用《证券法》却只引用其中7条内容，仅占证券法条款的3%。同时由于《证券法》关于虚假陈述、内幕交易的规定偏少，在司法审判环节存在很多障碍。法律适用性不够导致执法环节只能以行政规章代替法律，放大了行政机构自由裁量权。
4，对金融机构过度保护，对投资人和消费者保护不够。现有金融法律基本上都是以保护金融机构的稳健运行和财产为宗旨，操作中往往以金融安全和国家利益的名义否定他人的合法财产权利，以行政处罚代替民事和刑事责任，使金融机构易于推卸责任，将内部风险外部化。维护金融安全应以市场主体权利、义务平衡为前提。对金融机构过度呵护使其缺少足够的外部压力，难以提高内控能力和履行社会责任。
5，法律更新不及时。创新多、变动快、变化大是金融市场运行的基本特点，但我国金融法律修订周期明显偏长，七、八年甚至更长时间修改一次很普遍。而境外修法的频率要高得多。例如2000年以后日本的《保险业法》修订了6次，平均2年一次。我国香港地区《证券及期货条例》自2003年生效以来，十年间已经作了20次修改。
在金融执法上存在着三个方面的问题。
1，执法部门依法履行监管职责的程序性规范与标准仍有欠缺。目前规范我国金融监管部门执法权力运行的规则尚不完备，没有调查取证、行政处罚等专门的执法程序性规定，缺少对重大违法违规行为类型化的认定标准和归责原则，认定难、执行难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2，以行政处罚代替民事责任甚至刑事责任。由于执法部门与司法机构缺少衔接，监管部门又在一定程度上负有促进行业发展职能，因此执法过程中过多采用行政处罚方式。加上行政处罚尺度弹性较大、透明度低，造成违法成本偏低，执法威慑力大打折扣，一定程度上姑息纵容了违法行为。
3，部分监管执法措施效力存疑。以证监会为例，其已经使用的监管措施共125种，但其中《证券法》明文规定的仅23种。《证券法》外的监管措施设置的合理性、程序正当性、救济保障制度安排的效力等均存在疑问。
在金融司法上存在着两个方面的问题。
1，案件筛选机制使大量金融争议无法通过司法程序解决。在司法实践中，大量金融争议因筛选机制而未能通过司法程序解决。表现为：一是限制受理案件的法院，投资者因上市公司虚假陈述提起的侵权民事诉讼，相关司法解释要求由上市公司所在直辖市、省会市、计划单列市或经济特区中级法院管辖；二是为案件当事人起诉设置额外的先决条件。例如要求人民法院受理的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其虚假陈述行为，须经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调查并作出生效处罚决定。三是限定诉讼提起的方式。“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是《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的权利救济方式，理论上它能以较低成本实现投资者权益保护的效果。但在金融司法实践中几乎得不到适用，实际上已被束之高阁。
2，审判专业性有待加强，争端解决机制单一。金融案件数量的急剧增长和所需专业知识的日益复杂，使法院和法官不得不在迅速审结案件与确保裁判质量之间探求艰难的平衡。同时，金融争议多元化解决机制尚不健全，无法在当事人自愿的前提下有效分流争议，减轻法院压力。
最后，在金融守法上，美国法学家伯尔曼指出，“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我国金融守法方面的最大问题：一是金融商品销售者有法不遵；二是金融商品消费者法律意识淡薄，知识欠缺。由于民众普遍缺乏对投资项目合规性和风险的鉴别能力及维权能力，在相当程度上纵容了产品销售者的过度宣传等违规行为。一旦风险暴露，又只能用“上访”甚至极端手段挽回损失，使金融纠纷转变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同时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投资人只重短期投机而不做长期投资，影响了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健康发展。
如何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
在金融立法上，首先要调整立法理念。为此，一是要保持立法目的稳定性，避免随形势的变化而过于频繁地调整，降低法律及其所调整社会关系的稳定性，削弱法律的权威性；二是要保持法律保护群体的均衡性，法律法规条款设计要以保护权利为准则，避免以政治性的判断影响公正性；三是转变既往立法“宜粗不宜细”的理念，实现立法技术精细化，提高法律的可操作性。
其次，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以调整立法程序，改进立法流程，提高立法、修法透明度为抓手，提高立法科学性、民主性。一是在提供必要立法资源和提高专业性的基础上，更充分地发挥全国人大财经委和国务院法制办的作用，统筹推进金融基础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制定修改工作。二是明确立法权力边界，从体制机制和工作程序上有效防止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三是健全立法机关主导、社会各方有序参与立法的途径和方式，探索委托第三方起草法律法规草案。四是健全法律法规规章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和公众意见采纳情况反馈机制，广泛凝聚社会共识。五是加强统筹规划，完善金融立法、修法需求汇集机制，制订拟出台重要金融法律、法规的时间表。六是建立健全立法质量与效果后评价制度，通过立法评估、执法评估等方式，发现存在的问题，及时修改完善。
第三缩短立法周期，提高立法、修法效率。一是根据经济和金融领域需要，适度提高金融法律的修法频率，更多运用“法律修正案”的立法方式，缩短时间间隔，适应形势的快速变化。二是扩大重要利益相关方的意见征求范围。
在金融执法上，一是健全执法检查制度，推进执法主体、职能、权限、程序、责任规范化。制定调查取证实施办法，细化调查取证、询问当事人、查阅复制资料、封存文件资料等执法行为的实施程序；二是确立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制度，明确行政处罚自由裁量的法定情形和适用标准，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行使。三是深化以权力制衡为核心的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查审分离制度，探索建立依法行政评估制度，明确评价方法和标准。
在金融司法上，首先，增强规则条文的司法性可操作性。为此，一是通过法律修订，逐步增加可供司法判决引用的条款，提高金融法律的司法裁判性。二是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司法解释，详细定义有关犯罪行为(如什么是非法集资、市场操纵、跨市场操纵).
其次，提高司法效率，维护金融秩序。对于金融市场强势一方的侵权行为，要发挥司法维护金融秩序作用，赋予投资人可行的司法诉讼渠道，使之能通过司法途径有效维护自身利益；同时，应加强融资方责任配置，逐步加大对证券犯罪的打击力度，发挥刑罚威慑作用。为此，一是要配合司法体制改革的推进，充实司法资源，改革司法机构内部管理体制，提高司法有效化解和解决金融领域争端的能力。二是要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人民法院依法应该受理的案件，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保障当事人诉权”的要求，以证券民事诉讼为突破口，取消不必要的前置程序，探索法院直接受理的有效模式。逐步减少和取消事实上存在的金融领域纠纷案件筛选机制。三是以推进金融仲裁为重点，建立诉讼之外金融争议的多元化解决机制。
在金融守法上，提升全社会的守法意识，要通过多层次、多渠道、多领域加以推进。一是要加强金融知识普及教育，在金融机构柜台、中小学、社区等通过投放宣传册、举办专题宣传活动等方式，提升居民对金融商品和金融风险的认识；二是要进一步强化金融业行业协会和各种专业性商会的自律机制，在行业内建立起金融机构和类金融机构的行为规范，并及时通报相关信息；三是要加大对金融案件审判过程和结果的透明度，强化警示和震慑作用；四是要进一步健全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特别要建立金融纠纷相关的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机制。
近期需要调整的重点领域
首先，调整金融监管体系的法律基础。目前中国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的突出问题，集中表现在监管机构协调性差，金融监管权力和职责分配不明确，特别是以机构的类型确定监管的对象的金融监管模式已不适应金融发展的需要。同时在监管主体涉及多个政府权力机构时，容易出现“有利争着管，无利没人管”的局面，形成监管机构的互相推诿、监管竞争与监管真空、同一机构多个监管标准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金融监管成本，降低了金融监管的效率。上述问题的核心在于，各个监管机构分而治之的监管模式与金融市场的统一性之间出现了矛盾。对此，需要结合国内外经验教训，加快对现有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调整。即便在不对监管组织架构进行重大调整的情况下，把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业务相结合的制度、政策措施纳入法律轨道仍是当务之急。
其次，调整信托相关法律关系。由于信托制度不健全，资产证券化在我国的发展并不顺利，理财市场则面临巨大的法律风险。在下一步改革过程中，一是要研究修订和完善作为上位法的《信托法》，明确信托的定义和范畴，细化对信托活动的规范，强化重要事项的监管要求并具体规定操作规程；二是努力通过各类相关下位法律法规的整合(包括资产证券化相关法规和理财产品相关法规)、统一监管目标，协调监管标准，规范监管机构的行为。
第三，建立金融衍生品市场法律框架。近年来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迅速，但金融立法远没有跟上。一是立法层次低，除《证券法》和行政法规《期货交易管理条例》外，其余都是行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二是行政规章多由各监管部门单独制定，不仅分散凌乱影响执法效率，在执行过程中也容易导致部门之间的冲突；三是法律责任欠缺。《金融机构衍生品交易业务管理暂行办法》仅有三条罚则，威慑力有限，金融机构违规成本很低、惩罚力度不够；四是《证券法》对场外衍生产品的具体管理并没有实质性的条款规定，未能形成系统的场外市场监管法律规范体系，与其他法律制度如《破产法》、《物权法》、《担保法》等也不相容。为此要尽快制定《期货法》，明确期货交易涉及的基本民事法律关系。以修订《证券法》为契机，扩大“证券”及“衍生品”的范畴，将公募、私募的股票、债券及其他有证券属性的金融产品、业务、服务创新均纳入证券法调整范围，确立场外市场的定位与监管框架。
第四，构建统一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律制度。现有法律法规中对金融消费者保护方面的内容几乎都是原则性的概括，操作性很弱。相关制度中普遍存在责任不明确、监管法规之间缺乏配套和衔接、违法违规惩处多为罚款而很少追究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等问题。在执法授权方面，既存在对行政监管机构授权过度问题，也存在授权不足问题，例如证监会在对上市公司进行调查时，往往会遇到阻力。为此，建议国务院法制办牵头制定统一的金融消费者保护行政法规，未来应根据实施效果，适时上升为人大立法。
第五，完善金融安全网。尽快出台《存款保险条例》，明确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基本功能和组织模式。尽快出台银行业金融机构市场退出制度，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金融机构破产法律体系，规范市场退出程序。
第六，规范非正规金融活动。制定《非存款放贷人条例》，将包括P2P等网络信贷平台在内的非金融机构放款人、民间借贷纳入放贷主体范畴，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多层次、多元化信贷市场体系，发挥民间借贷对正规金融的补充作用，合理引导民间融资活动健康发展。

⑷ 金融风险的防范原则

从分析金融危机的爆发原因入手，主张从从公法与私法（民商法）两个层面上构建防范金融危机的法律机制。作者指出，政府干预过多过滥，不可能有效地预防和化解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只能加剧和推动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爆发；腐败行政、低效行政、黑箱行政本身就是金融隐患，过多过滥的审批本身就是金融风险；为防范金融风险，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法律形式必须限制在五个层次上。本文还从民商法的视角提出了防范金融危机的法律对策，即：积极稳妥地完成全部国有专业银行的公司制改革；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和国家控股的商业银行全面推行强制担保贷款制度；及早改变目前过分依赖于商业银行的危险局面，依法鼓励发展直接资本市场；尽快建立公司重整制度，实施公司拯救计划，避免公司、企业不必要的破产；预防泡沫经济，必须预防泡沫企业的滋生和蔓延；强化商业银行、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和其他金融机构经营者和从业人员的义务与责任；进一步强化公司的社会责任，避免由于过分强调公司的营利性而破坏应有的信用关系、金融秩序、交易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作为股东有限责任原则的例外，人民法院应当适用否认公司法人资格的法理保护公司债权人的利益。

一、引言

源于1997年下半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先是给泰国、印度尼西亚、韩国和马来西亚经济以重创，1998年底又席卷了菲律宾、香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对当前发生在亚洲地区和其他地区（如巴西、俄罗斯）的金融危机的实质应当有清醒的认识。金融危机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又可能进一步诱发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虽然我国的金融市场和人民币币值在东南亚金融风波面前保持了相对稳定，但金融法制不健全，金融监管薄弱，金融秩序仍有待整顿。1998年12月9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加快制定金融管理的法律法规，建立和完善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有效机制”。因此，必须采取切实有力措施完善现行的中国法治，从制度上防范金融危机。

一国金融危机的爆发既有国内的原因（内因），也有国际大环境的原因（外因）；就内因而言，既包括市民社会和市场机制本身存在的金融隐患，也包括政治国家和政府干预诱发的金融隐患。因此，要从根本上防范金融危机，必须对症下药，从公法与私法（民商法）两个层面上构建防范金融危机的法律机制。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探讨国内公法与国内私法中的金融危机防范问题。当然，从国际公法与国际私法角度探讨国际金融秩序与经济秩序的安定性与可信赖性、加强各国之间的立法协调与金融监管合作也是非常必要的。

二、从公法的视角看政府干预在防范金融危机中的应有角色

（一）政府干预过多过滥，不可能有效地预防和化解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只能加剧和推动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爆发

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我国目前能够幸免金融危机的原因在于，政府对经济生活进行了有效的干预，于是开始怀疑市场机制的作用，认为市场机制不如政府干预可靠。笔者认为，必须承认以下事实：我国目前能够幸免金融危机的原因很多，不仅有正确、及时的政府干预，也有20年来改革开放所逐渐形成的坚实的基本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亚洲金融危机给我国经济生活已经造成了负面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有可能继续加深；虽然我国人民币的汇率稳定，但我国也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我国存在着不少爆发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隐患。

毋庸置疑，为避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阴影，我国离不开政府干预；即使亚洲金融危机过去了，我们仍然要充分发挥政府干预的积极作用。但问题在于，如何界定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范围，如何处理好政府干预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机制这只“无形的手”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规范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行为。如果片面迷信政府干预万能论，不注重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一味纵容、鼓励不符合公正、效率、法治精神的政府干预行为，不仅不会阻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最终建立，而且会加剧和推动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爆发。成也萧河，败也萧河。过去人们经常把“亚洲经济奇迹”主要归因于强大的政府干预；今天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也主要归咎于强大、过度的政府干预。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腐败行政、低效行政、黑箱行政本身就是金融隐患；过多过滥的审批本身就是金融风险。

（二）为防范金融风险，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法律形式必须限制在五个层次上

恰当地界定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范围，必须遵循以下原则：既要重视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又要注意发挥政府在弥补市场机制缺陷、维护良好市场秩序方面的导向和校正作用；既要着力塑造和保护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市民社会，预防政府行政权对商法自治领域的不当侵入，又要强调和树立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应有权威；既要告别政府万能论，避免重弹政府大包大揽的老调；又要摒弃政府无为论，反对漫无边际地削弱政府职能；既要坚决转变和革除政府直接管理企业的旧职能，又要创造性地扩充和发展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新职能。

上述理念已经成为我国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主导思想。但是，把理念转化为现实，比起把理念表达清楚更为不易。在操作层面上如何解决好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企业自治之间的衔接与契合，法学界似乎还缺乏深入的探讨。笔者认为，以经济行政机关和企业的相互关系为座标，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法律形式可以从以下五个层次上去观察：

1• 尊重企业商法自治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 简称尊重型干预）。

这是第一层次的干预。商法自治是私法自治原则（Prinzip der privatautonomie）或意思自治原则（L’ autonomie de la volontehumaine）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根据该原则，企业在法律规定和公序良俗容忍的范围和限度内，有权为了追求自身的经济利益，以自己的名义实施各种商事行为，从而为自己创设一定的商事权利、设定一定的商事义务，国家对此只能消极地予以确认和保护，而不能积极地予以干涉和妨碍。企业商法自治原则是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的需要和体现，也是现代商法和经济法的共同基础。企业商法自治原则又可以引申出三项基本原则：（1）企业财产所有权尊重（所有权绝对或所有权不可侵）原则。企业的生存和盈利，要求这个企业拥有实实在在的财产所有权（包括法人所有权）、特别是可以使用的资源，最为典型的包括资本、劳动、管理与技术。（2）企业的商事行为自由（含契约自由）原则。尽管有些当代法学家发出了“合同死亡”的慨叹，但契约自由在商法中作为一项根本原则并未发生动摇。（3）过错责任原则。企业在经营过程中，谁有过错，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营风险。该原则有利于鼓励企业放心大胆地开展商事流转、缔结各种商事关系，更好地取得利润的最大化。

在市场经济社会，市场风险和金融隐患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企业商法自治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要求建立利益与风险、权利与义务对称机制，要求实现决策权利、决策利益与决策风险的企业化、分散化，能够在微观层次上自动、公平地抑制体制性金融危机的爆发。这种避险功能的发挥表现在两个层次上：首先，有利于实现市场风险与政治国家的隔离，既避免了政治国家制造的市场风险，又能把现有的市场风险局限于市场机制之中，从而防止了市场风险对政治国家的冲击；其次，能够合理地在市场主体之间分配市场风险，从而实现市场机制本身对市场风险的吸收和消化。因此，在一般情况下，债务人的违约、企业的资不抵债与关门破产不会诱发体制性的金融风险与信用危机。可见，为避免政府干预制造不必要的金融风险，为避免全体纳税人与全社会承担本不应由自己承担的金融风险，必须强调企业商法自治、诚实信用、契约自由与自己责任等基本市场法则。

当前，经济行政机关转变职能的重要内容就是，尊重企业财产所有权和企业的经营自由，满腔热忱地推动企业主体的商人化、法人化和平等化，推动企业行为的市场化、自由化、契约化、竞争化、公平化、公正化、规范化和诚信化。政府作为市场经济中的“裁判员”，要主动撤离资源的配置活动，不得随意越过市场、直接干预企业的投融资等商事活动，更不得与民争利。政府投资上项目，应当精而又精，把有限的财政资金用在刀刃上。重复建设，重复投资本身就是金融隐患。强调企业自治或企业意思自治，是政企分开、转变政府职能、实现商事权利由政府回归企业的关键。因为绝大多数商事活动是靠无形的手，即市场主体的个体自我调节机制去实现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尊重型干预就是不干预、少干预；微观干预最少的经济行政机关是最好的经济行政机关。

鉴于我国多年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政府尚未完全养成自觉尊重企业商法自治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的习惯，政府的这种尊重义务应当被视为当前我国经济行政机关对企业所负的首要义务。要在实践中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在观念上打破人们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盲目迷信国家和政府、甚至认为国家和政府万能的固有观念。在相当长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我国将实行“小政府、大市场、大社会”的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和政府不可能为公民个人和企业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一揽子福利，并因此而取消公民个人和企业的自我奋斗。

2•保护企业公平竞争与公正交易应有秩序（ 简称保护型干预）。

这是第二层次的干预。仅仅尊重企业商法自治还是不够的。因为企业的经营自由，在不法利益和不良动机的驱使下，有可能被滥用。假冒伪劣、限购排挤、商业贿赂、商业欺诈、虚假广告、非法传销、倾销、搭售、围标、行政垄断、经济垄断等丑恶商事现象也会滋生蔓延。没有健全的市场管理法治，就没有消费者和企业赖以公正交易和公平竞争的大舞台，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信号也会失真，从而误导企业行为。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政府应当坚决制止和反对损害消费者和竞争者利益的不法、不正当行为，为企业和经济组织创造良好的公平竞争与公正交易秩序，努力培育和维持一个涵盖各类生产要素的、成熟、开放、诚实、公平、统一的社会主义大市场。要维护市场经济的公正性、公开性、公平性，经济行政机关必须发挥应有的保护性职能。但政府不得为了私利而限制公平竞争、垒起行政垄断和地方保护主义的“篱笆墙”。行政垄断和地方保护主义不仅保护落后，压抑竞争；而且阻碍资金流、物流与信息流在全国大市场内部的循环，在深层次上潜伏着金融隐患。所谓“地方保护主义是块臭豆腐，闻着臭、吃着香”的实用主义态度必须予以纠正。保护型干预与尊重型干预是密切相连的。因为，保护企业公平竞争与公正交易应有秩序，实际上就是要保护企业商法自治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不被滥用。但要明确，企业商法自治原则受到了侵害，并不必然导致行政权的干预。在很多情况下，博大精深、体系严密的民商法原则和制度，包括诚实信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合同制度、民事侵权制度和民事责任制度等，都足以被企业和市场主体自觉引用，从而铲除不法、不当的市场行为，理顺受害人与不法、不当行为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恢复市场的正常秩序。而且，即使行政权介入的结果，导致了不法、不当行为人的行政法律责任，也不能代替受害人与不法、不当行为人之间私法关系的再调整。经济行政机关以行政罚款代替民事赔偿的做法更是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