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行业如何提高签署效率

『壹』 金融伦理如何促进金融效率的提高

货币金融系统通过以下三个方面作用于实体经济。

一是提高经济系统交换和配对效率。

实体经济社会化后，交换和配对效率成为影响社会程度的关键因素之一。将实体经济间的交换和配对映射到货币金融体系后，可在统一的评估标准下低成本完成资源优化配置。

通过提供普遍信任的载体——货币和各类信用中介，提高物物(含服务)交换的效率，提高“可投资资金”和“可投资资产”的配对效率和合理性。

二是提高知识的扩散和优化效率。

货币价格的波动能很好的综合市场中存在的各类信息，并将边际信息快速融入价格中，引导经济资源的流动。

对实体经济的认知和判断，无需通过漫长的实体经济部门展现并检验，可在货币金融世界中先接受所有市场参与者的评估和竞争，之后才以实体经济部门较为有效的方式实际实现。

三是经济资源的强制集中和再配置。

金融最终便利了储蓄向投资的转换。转换既可以采取信任程度较高的股权方式，包括参与程度高的控制权和参与程度较低的财务性股权投资，也可以采取信任程度较低的债权融资。

宏观杠杆率反映了市场参与者对未来经济展开的信任程度。从实际运行过程看，金融配对并不是存量经济资源的配对，而是在信用扩张和收缩过程中实现经济资源的循环和配对。

即金融系统基于对未来的判断“无中生有”地创造信用，扩张的信用给予认可的部门和机构额外的资源调配权。

具体如银行向某机构发放一笔贷款，同时产生等额存款，新创造出的存款立即构成对经济资源的调配权。持续供应经济资源调配权(存款)，会提高相关领域经济资源的相对价格。

没被认可的机构和部门，被动接受事后的价格上涨，这相当于曾经拥有的经济资源调配权贬值，经济资源被货币金融系统强制集中和再配置。

经济-金融系统通过相对和绝对价格波动，强制实现实体经济系统的投资和储蓄的事后平衡。

在实体—金融的长期循环中并不存在脱离实际经济的金融。所谓金融“脱实向虚”，实际上是实体—金融循环不畅，包括以下三种情形。

一是以“庞氏骗局”、资产泡沫、不良资产等形态存在的暂时性的金融体系“自娱自乐”。

当信用扩张的载体(基础)在实体经济中“不存在”或“言过其实”时，金融系统不再通过实体经济展现认知，而仅是通过信用创造自我实现。

根据主观意愿的不同，以及投资项目被证伪的程度，可划分为“庞氏”、“不良”和“泡沫”。这是“实体—金融”循环和长期演化中一次错误的资源优化配置，是大海中的浪花。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市场、管理制度(含宏观调控、监管和税收制度等)不平衡带来的套利行为，严格意义上并不是这类“自娱自乐”行为。

套利是市场发现不均衡并推向均衡的过程，具有宏观价值。

监管套利是有助于发现制度漏洞，合理的做法不是指责市场的“贪婪”进而用行政手段阻止市场套利，贪婪和套利是市场保持活力的动力之一。

市场发展的关键是管理部门需保持谦卑的心态，需从市场套利行为中发现制度的内在不均衡，进而完善制度推动市场发展。

二是资源错配、“劣币驱逐良币”等“合理但不合意”的行为。

实体经济与货币金融的割裂，主要来源于两者连接过程中的失效。

由于政府干预等原因，导致实体经济发出的信号扭曲，货币金融系统根据扭曲后的信号实现资源优化配置。非生产性的标准干扰甚至影响局部的金融系统资源优化配置。

由于市场秩序缺失、市场短期化激励约束机制和“太大不能倒”等原因，市场陷入“设租”“寻租”等“租值耗散”的非生产性行为和“劣币驱逐良币”的囚徒困境式无奈。

三是由于政府不当管理和行业行政垄断等带来的高成本、低效率。

不合理的政策和制度设计，导致金融系统不得不拉长链条，提高了金融服务的成本。

行业的行政垄断往往会损害中小投资者和消费者权益，在金融系统内产生参与者间力量的不均衡，从而不能产生类似于完全竞争市场的效率。

此外，政策甚至制度制定的随意性和国家安全网的不合理使用，会降低社会的普遍信任程度，最终加大了社会的信用成本。

总之，金融要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就是要顺畅实体-金融循环，关键是要提高金融价格发现的准确性和效率。

二、我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中存在的不合意现象

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战略期，我国金融发展迅速，深刻转型，但也出现了变异和乱象。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不合意角度，以下现象值得关注。

1、信用高速扩张

在间接融资为主的市场环境下的信用高速扩张，直接表现为我国宏观杠杆率的快速上升。如果考虑到大量的“明股实债”，杠杆率的上升更迅速。这是经济发展内在信任下降的外部表现。在信用超常规增长的过程，带来了财富的迅速转移。

虽然以CPI、PPI衡量的价格增长缓慢甚至负增长，但资产泡沫、各类政府管制引发了大家对货币真实价值贬值的担忧，在行为上表现为对实物资产如黄金、房子的追捧，对外币、比特币等的关注。

此外，我国金融业增加值占比快速上升，2017年上半年达到8.8%，显著高于英美日德等发达国家同期水平。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经济增长陷入“信用扩张推动型”的增长，信用成为增长中的相对短缺和重要因素，获得相对较高的增加值。

2、在“有偏”信号引导下出现了信用投放的集中化和影子化

从央行的资产负债表看，我国主要基于外汇占款和各种借贷便利(对其他存款机构的债权)投放基础货币，持有的国债规模甚至低于政府在央行的存款。

考虑到升值环境中外汇储备运用的负收益，外汇国家和私人使用间的巨大差异，我国基础货币的创造成本高昂，我国的基础货币和其内含的铸币税，没有很好发挥支持国内基础设施(包括公共服务和福利)建设的作用。

从更广的金融资产负债表看，M2以及包括更广义的信用货币，其创造的信用基础主要是房地产、政府项目和个人。

以金融机构的贷款投向为例，2014～2016年新增贷款中，分别有28%、29%和45%投向房地产，其中2014、2015年投向制造业的仅有4%和5%，2016年甚至出现净减少。

近些年我国出现较为明显的“财政金融化”和“金融财政化”。

除政策性银行以外的政策性金融业务大幅膨胀，如地方融资平台、PPP、PSL、产业基金等。

隐性担保和刚性兑付也使得商业性金融业务带有财政色彩，对金融机构的贷款投向要求，如三农、小微等，也是金融和财政的融合。

此外，由于产业政策和监管要求等原因，我国信用扩张越来越表外、“表表外”化，影子银行系统快速膨胀，其投资方向更是偏向房地产和政府项目。

不透明、链条拉长带来额外的信任和交易成本，最终增加了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

『贰』 如何有效提高企业融资能力和效率

第一，完善担保服务体系。企业担保机构作为连接企业与银行的信用桥梁，对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提高企业信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应坚持政府引导与市场化运作相结合，建立“一体两翼三层次”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一体”指以政策性担保机构为主体；“两翼”指商业性担保和民间互助性担保为两翼；“三层次”指省、市、县（市、区）分级组建各类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其中省级担保机构主要为一般担保企业提供再担保，分散一般担保企业的风险压力。
第二，加强管理，提高担保机构素质。制定行业准则和行业标准，引导担保机构建立和完善内部管理机制。开展对担保机构的资信评级和绩效考核，加大对从业人员的多层次培训，提高担保机构资信水平和业务能力。拓展担保功能，鼓励担保机构开展股权投资等创新业务，增强担保机构实力。
第三，加大对担保机构的财政支持力度。企业融资担保风险高、收益低，社会效益高、自身的经济利润低，具有准公共产品性质。因此，要适当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有条件的地方可建立风险补偿机制，由财政对担保机构按照实际担保金额的一定比例给予风险补偿，降低担保机构经营风险。综合利用营业税减免、各项准备金税前提取、资本金注入等扶持政策，提高担保机构融资担保能力。转变财政投入方式，将财政支持企业发展的资金由直接投入企业向重点支持担保体系建设上倾斜，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第四，扩大抵押担保品范围。一是简化手续，降低费用，完善土地、房屋、设备等物权作为抵押担保品的制度体系。二是鼓励使用发明权、专利权、商标权等知识产权作为抵押担保品。三是支持将企业生产经营中的应收账款、仓单等纳入抵押品范畴。
提高企业自身素质，增强企业融资能力。解决企业融资难问题，从根本上说还需要企业练好内功、提升素质。要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完善企业治理结构，改善和规范财务运行质量。要加大企业的培训力度，为企业经营管理者提供宏观调控、产业政策、创业培训、财务知识及信息化等方面的专业培训，提升企业经营管理水平。要着力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引导企业走“专、精、特、新”的发展道路。有关部门要围绕促进企业创业成长这一主题，积极实施企业成长工程。建立企业信息库，对不同行业、规模的企业实施分类指导，有针对性解决企业面临的问题。鼓励企业积极参与大企业、大集团的专业化分工协作，依托大企业加快发展。
强诚信体系建设，改善企业信用环境。信用不足或缺失是影响企业融资能力的重要因素，企业数量多、规模小，需求信息及风险信息收集难度大。因此，政府要加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组织相关部门构建统一的企业社会征信系统和运行机制，扩大征信系统的覆盖面和信用信息的采集面，尽可能详细地提供企业纳税情况、企业及法定代表人个人银行信用记录、对外担保、法律诉讼、履约情况等信息，增加企业信用信息的全面性、实用性和透明性，对企业自觉履约形成约束，增强企业诚信意识，提高融资能力。有关部门要加大对违约企业的惩罚力度，坚决打击恶意逃废银行债务的失信行为，共同营造诚实守信的经济环境和社会信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