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历史朝代有哪些

『壹』 中国古代宋朝金融发展史

宋代的金融(上)

邓高峰

金融，简言之即资金的融通。今天，发达的市场经济必然伴随着规模庞大的货币资本运动，因而金融早已成为现代经济的核心。但历史地看，金融又是一个很古老的部门与行业。今年高考语文（河南卷）现代文阅读试题，是一篇关于宋代金融与信用的短文，文章在娓娓道来中勾勒了宋代信用的形式、特点及其作用。其实，在中国古代金融发展史上，宋代金融及其信用具有承前启后的地位，它一方面续写着中国古代金融发展的新篇，推动着社会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给后人留下了诸多深刻教训。

币制的整顿

唐灭亡后，中国陷入半个多世纪的五代十国分裂时期，五代政权都以正统自居，因而都铸造自己的货币，十国中的前蜀、楚、闽、南汉、后蜀、南唐也都曾发行货币，铸有铜钱、铁钱、铅锡钱等，其中以铁钱为多，加上民间私铸恶钱屡禁不止，因而这一时期的货币币材低劣、币种多样、币值波动不定，流通具有割据性、封闭性。政权的林立导致货币制度各自为政，用经济学术语来说就是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十分混乱，就像回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因而是中国古代货币制度的倒退。

北宋政权建立后，就着手对货币进行整顿，严禁私铸钱和劣币流通。《宋史》载，太祖时，“凡诸州轻小恶钱及铁公式钱，悉禁之。诏到，限一月送官。限满不送官者，罪有差，其私铸者皆弃市”。太宗时又下诏：“察民私铸及销熔好钱作薄恶钱者，并弃市；辄以新恶钱与蛮人博易者，抵罪。”整顿的结果是，除川、陕外，铜钱成为全国多地使用的货币，传统的铜本位币制再度确立。到真宗年间，铜币逐步取代了五代时的旧币。

为此，朝廷还规定了铜钱的配料和重量，各时期有所不同。如真宗景德年间，朝廷规定的铜钱铸造标准是，每贯（即1000文）用铜3斤10两、铅1斤8两、锡8两。

宋代的铸币机构，依唐旧制，也称钱监，分布于全国各地。因铸钱的币材不同，有铁钱监、铜钱监两大类，其中主要是铜钱监。

为保持对铜钱的绝对控制权，朝廷实行“铜禁”政策，国家垄断铜矿的开采及冶炼，同时禁止民间储存铜钱或铜器，犯“铜禁”者严惩；在对外经济关系中，阻止铜钱外流。但是，由于以上政策收效有限，加之货币流通量的增加、铜钱的外流、民间的窖藏等原因，最终还是引发了闻名于历史的“钱荒”。对此《宋史》载：“比年，公私上下，并苦乏钱，百货不通，人情窘迫，谓之钱荒。”

至于贵金属金银，其目的本不在日常交易流通，而是作为财富贮藏和大宗的支付手段。太祖开宝四年（971年），朝廷就宣布禁止伪造黄金白银。政府将金银铸成金银铤，作为财富的代表而贮藏起来，铸造的金银钱则主要用于赏赐和喜庆。在对外贸易和与西夏、辽的关系中更是大量使用白银和绢帛。

北宋的交子

货币的本质是一般等价物，它的产生就是为了方便商品的交换。北宋时期，四川地区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这是宋代货币成就的最大亮点。它的出现当然有其必然性。

北宋开国前后，四川普遍使用的是铁钱，真宗景德年间还铸造有大铁钱。铁钱体重大而价值小，“小钱每十贯重六十五斤，折大钱一贯，重十二斤。街市买卖，至三五贯文，即难以携持”。在这样的背景下，“蜀民以铁钱重，私为券，谓之‘交子’，以便贸易”。可见铁钱自身的缺陷是“交子”产生的直接原因。

交子成为纸币有一个过程。最初交子是蜀地商人私自印行，属“私交子”，结果导致“奸弊百出，狱讼滋多”。以治蜀著称的益州（今四川成都）知州张咏（字复之）进行整顿，令16家富户“连保作交子”“同用一色纸印造。印文用屋木人物，铺户押字，各自隐秘题号，朱墨间错，以为私记”。张咏也因之有了中国“交子之父”的说法。这时的交子，实际上是一种信用凭证，也可以说是一种代金券。交子出现后，因为随时可以变现，方便了交易，但随之也出现一个问题，那就是富户中有的“资稍衰，不能偿所负，争讼不息”。形势逼迫着交子必须升格，由私人信用上升为政府信用。

天圣元年（1023年），时担任益州转运使的薛田、张若谷上奏朝廷，“请置益州交子务，以榷其出入，私造者禁之。仁宗从其议”。益州交子务在成都设立，次年开始发行交子，自此交子作为官方法定的货币正式发行流通，此为“官交子”。其面值最初为1贯到10贯，共10种。仁宗宝元二年（1039年）起改为5贯和10贯两种。

交子还有一个别称，叫做“楮币”或“楮券”。据《宋史》载：“蜀用铁钱，以其艰于转移，故权以楮券。”这是因为印刷交子使用的是楮纸，一种用楮树皮为材料制造的纸张，而成都造纸业发达，楮纸制造精良，故用之。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戴蒙知绵州，又请求朝廷“置抄纸院，以革伪造之弊”，严格交子的印制过程。

南宋的会子

会子原产生于北宋，有寄附会子、铅锡会子、钱会子、合同会子等多种，这里的“会”是兑、取之意，因此会子是一种有价证券或领取钱物的凭证，并非纸币。南宋初，都城临安民间也自发产生了便钱会子，高宗绍兴三十年（1160年），钱端礼知临安府，“命临安府印造会子，许于城内外与铜钱并行……东南用会子自此始”。自此，会子的发行权收归政府，会子作为南宋纸币正式诞生。后钱端礼任户部侍郎，会子由户部接办。绍兴三十一年（1162年），设立“行在会子务”（后更名为“行在会子库”。行在，天子所在之地）发行会子，有1贯、2贯、3贯三种，后增印两百文、三百文与五百文小面额会子。因发行机关为行在会子务、会子库，故会子称“行在会子”，又因为主要在东南流通，故又称“东南会子”。乾道四年（1168年），会子立界限额发行，“三年立为一界，界以一千万缗为额”。

会子流通之初，由于有10万缗铜钱作准备金，会子币值坚挺。孝宗乾道以后，因宋金交战，军费开支不断增加，加上开始不设界发行兑换，发行额大增，会子一度贬值，对此辛弃疾曾上疏：“往时，应民间输纳，则令见钱多而会子少，官司支散，则见钱少而会子多，以故民间会子一贯换六百一二十足，军民嗷嗷，道路嗟怨。”宋金议和后，朝廷进行整顿，孝宗年间，定三年为一界，每界以一千万贯为额﹐随界以新换旧﹐会子的币值一直稳定。光宗绍熙年间以后，为筹措军费，会子发行量猛增，会子不断贬值。到理宗末年，恶性通胀愈演愈烈，两百贯会子买不了一双草鞋，几乎是一文不值，南宋的货币体系全面崩溃。对此，学者许衡曾批评说“无义为甚”。学者高斯得也说：“呜呼！造币以立国，不计其末流剥烂糜灭之害，而苟然以救目前之急，是饮鸩以止渴也。”

南宋的会子还有地方版，主要有湖广会子、两淮会子、银会子、铁钱会子等。理宗宝公式四年（1256年），朝廷改钱引为四川会子，直至宋亡。

钱引与关子

纸币的发行量是有限度的，过度发行必然引发通货膨胀，纸币贬值。最初交子发行，以两年为一界，界满换发新交子，币值稳定。王安石变法后，货币需求量大增，加上西北边境军需开支，加剧了北宋钱荒。政府一方面增铸铜钱，另一方面，自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开始，交子两界并行流通。哲宗绍圣年间，交子“每岁书放亦无定数”，政府对于交子的发行已经开始失控。徽宗崇宁四年（1105年），发行42界交子，发行量有两万四百多万贯，相当于仁宗天圣年间的20多倍，交子陷于恶性膨胀。在这种情况下，朝廷改“交子”为“钱引”，改“交子务”为“钱引务”，“令诸路更用钱引……时钱引通行诸路”。大观元年（1107年），“诏改四川交子为钱引”。由于发行随意，钱引继续贬值。南宋时，钱引继续流通，仍以两年为一界（后改为三年一界），发行量也继续增加，“增引日多，莫能禁止”，以至于“楮券日轻，民生流离，物价踊贵，遂至事无可为”。交子与钱引沦为政府攫取社会财富、弥补巨额财政赤字的工具，其结果必然是货币体系的全面崩溃。

南宋时期，还有一种称为“关子”（后称“见钱关子”）的纸币，最初由户部于高宗绍兴元年（1131年）发行。其原因是婺州（今浙江金华）屯兵，需运军费，而都城临安“至婺州不通水路，难以津搬”，于是诏令户部“印押见钱关子降付婺州，召人入中，执关子赴杭、越榷货务请钱……有伪造者，依川钱引抵罪”。关子的持有者可以到榷货务兑换现钱，这实际上是一种官营汇兑。关子发行后，因为准备金充足，并可以随时兑现，所以信誉较高。绍兴五年（1135年），朝廷要求民间“依见缗用”（缗：1000文铜钱穿成一串叫1缗），关子遂成为纸币。后来还发行有“铜钱关子”“金银关子”以及湖广关子、淮西关子、随州关子等。

为保证关子的信用，绍兴六年（1136年），朝廷规定关子“听民间从便使用，即不得辄有减落。如有妄说事端、贱价兑买之人，主赏钱五百贯，许诸邑人陈告，其犯人取旨从重断罪”。诏令关子不许私自贬值、贱价收兑，以保护关子作为货币的流通。到了南宋末年，财政困难，贾似道当权，乘理宗病危之机，发行金银见钱关子，物价急剧上涨。南宋亡后，关子与会子皆成为历史。

宋代的金融(下)

邓高峰

两宋金融机构

今天的金融机构，按地位和功能不同，分为银行和非银行（如保险、证券、信托等）两种。以此参照，在宋代的金融机构体系中，交子务、会子务可分别称为北宋和南宋的“银行”。因为如前所述，交子务是北宋掌管纸币印刷、发行事务的机关，会子务（会子库）则掌管南宋纸币的印刷、发行。除此之外，两宋的其他金融机构主要还有：

1.便钱务：宋代朝廷为了增加京师的铜钱储量以及满足市场的大量需求，根据唐代飞钱办法，实行便换，称为便钱。太祖开宝三年（970年），京师设便钱务，“令商人入钱者诣务陈牒，即日辇至左藏库，给以券，仍敕诸州：凡商人赍券至，当日给付，不得住滞，违者科罚”。也就是说，商人把钱纳入左藏库，得到取款凭证“券”，然后到经商的州县领钱，并且朝廷有信用的保证。这里的券相当于现在的定额支票。商人携带这种“支票”免去了携带大量现金进行交易的麻烦，因此便换制度促进了经济发展。

2.榷货务：我国自古以来，多数朝代都实行禁榷制度，政府对重要商品如盐、铁、酒、茶、香料等实行垄断经营。宋代也如此，并且由于“三冗”（冗官、冗军、冗费）和外患的原因而得到强化。作为宋代的财经和金融机构，榷货务最早设立于太祖乾德二年（964年），在京师和地方均有设立。除了在专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外，榷货务还承担了不少金融职能，概而言之有便钱，即现金汇兑。如景德三年（1006年），诏令：“客旅见钱往州军使用者，止约赴榷货务便纳，不得私下便换。”这是榷货务经营便钱的最早记载。南宋绍兴元年（1131年），因婺州屯兵，“钱重难致。乃造关子付婺州，召商人入中，执关子于榷货务请钱”。在货币的兑换与回笼方面，徽宗时期，钱引取代交子后，手持交子者须到榷货务买钞所兑换钱引。南宋高宗和孝宗年间，榷货务又承担了回笼纸币会子的功能。在政府收购粮草上，榷货务还负责拨款给地方政府，或者兑付地方政府为赊买粮草所发的信用证券。熙宁三年（1070年），“河北缘边，岁于榷货务给缗(
钱) 三二百万，以供便籴”。熙宁四年（1071年），“诏给榷货务封桩银十二万七千两、绢万七千匹，赴陕西转运司籴军储”。

3.市易司（务）：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市易法（王安石变法之一）颁布实施，据此东京设都市易司，后在一些边境和重要城市设市易司或市易务：“凡货之可市及滞于民而不售者，平其价市之，愿以易官物者听。”市易务贷款商贾平价收购市上滞销的货物，市场短缺时再卖出，年息两分，可见其主要职责是平抑物价、以通货财，限制大商人对市场的控制，因而有利于稳定物价和商品交流，也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除此之外，市易务也可召人抵当借钱出息，提供信用。哲宗元公式元年（1086年）废，绍圣四年（1097年）复置。元符三年（1100年）徽宗即位后再废。

4.质库：作为以财物作质押而进行借贷融资的一种方式，典当业也是一个古老的行业。两宋城市尤其是东京和临安，商品经济发达，融资活跃，因而典当业十分红火，官、民和寺院典当并行，并逐渐向专营发展。质库就是从事典当业、进行押物放款收息的金融机构。民营质库又称“解库”“典库”，寺院开办的质库叫“长生库”。《清明上河图》中有一家悬挂“解”字招牌的店铺即是典当铺。《东京梦华录》有“士农工商，诸行百户，衣装各有本色，不敢越外……质库掌事，即着皂衫、角带，不顶帽”的记载。南宋时民营质库更加普遍，都城临安“府第富豪之家质库，城内外不下数十处，收解以千万计”。官营质库叫抵当所（抵当库），神宗元丰四年（1081年）设立于京师，元丰七年（1084年）推行于诸路，属官营借贷机构，主要职责是“掌以官钱听民质取而济其缓急”，也即是经营抵押贷款，因而已具有今天商业银行的性质。王安石变法中的两个关于政府的法令，市易法和青苗法，前者规定，百姓可以用田地、房产和其他贵重财产作抵押向政府借款，年息两分，过期不赎纳利息，每月罚钱2%。后者规定，每年春天，农民可用秋收作保证，向政府借款，利率两分，期限半年，秋收后归还。

5.金银彩帛铺：北宋东京有一条集中经营金银、彩帛的街巷。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记载：“南通一巷，谓之‘界身’，并是金银、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南通一巷”是指向南通往一条巷子，“界身”是这条街巷的名字。这是个什么地方？是“金银、彩帛交易之所”。这是个怎样的地方？“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这里的交易规模怎样？“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据此可以说，这里是北宋东京的金融一条街。因为北宋时期，金银和彩帛都是价值的代表。开宝四年（971年），宋太祖就诏令：“禁伪造黄白金，募告者赏钱10万。”至于彩帛（彩色丝织品），与银一样，是北宋朝廷输辽、西夏的重要物资。

6.交引铺：交引是官府发给商人的商贸凭证，由交引库负责印发、收纳。榷禁制度的推行，商人经营茶、盐等，都需要先付出粮草或现钱，领取交引，再凭交引兑取现钱或政府专卖货物。“雍熙后用兵，切于馈饷，多令商人入刍粮塞下，酌地之远近而为其直，取市价而厚增之，授以要券，谓之交引，至京师给以缗钱。”因此宋代交引有茶交引、盐交引、见钱交引多种，交引也成为一种有价证券。有些持有交引的人愿意将它卖出，于是买卖交引的店铺即交引铺就应运而生了，其盈利当然来自于交引买卖的差价。南宋还诞生了金银交引铺，又称“金银盐钞引交易铺”“金银钞引交易铺”。据《梦粱录》载，南宋都城临安，“自五间楼北，至官巷南街，两行多是金银盐钞引交易铺”。由于交引买卖属大宗交易，交引经营者财力雄厚，所以交引铺里往往“前列金银器皿及见钱，谓之看垛钱”。官巷南街可以说是南宋临安的金融一条街。

7.检校库：这里的“检校”是官府为遗孤查核、登记、保管财产，因而检校库就是代管户绝没官财产和官员的孤幼应获得的父母遗产，其收益供被检校户的孤幼享用，类似于今天的信托机构。仁宗时期，朝廷专门在开封府设立检校库，到神宗时，检校库又以所保管的遗孤资产进行放贷，允许百姓从检校库贷款，所得利息收入用来补贴遗孤生活，于是检校库就有了融资的功能。

影响与教训

两宋时期，官方金融与民间金融共同发展，金融业务多种多样，信用工具不断创新，加上信用管理的制度化，因而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币制的整顿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五代十国以来货币割据对经济发展的阻碍；纸币的产生及其流通解决了铜钱的短缺和铁钱的不便，加上货币的兑换、信贷业务的推行，这无疑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借贷、抵押、检校等业务的开展缓解了百姓的用钱难题，保证了生产的进行和生活的急需，也促进了社会优抚和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各种金融票据的发行和纸币投放的增加也缓解了财政困难，增加了财政收入，等等。

但是，两宋金融留给后人的教训也是深刻的、多方面的。首先，纸币发行、流通后，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反假币。两宋政府从精选用纸、印制复杂图案文字、使用多重印押防伪、进行多色套印、使用铜版印刷、定期换界流通等方面加大防伪技术，同时通过颁布法令、严惩造伪、重奖举报、失职追责等手段反假打假，但假币一直不绝，特别是两宋之交和南宋末年，伪造纸币横行，南宋理宗曾有“伪造之禁不严，真伪莫辨”的无奈。其中原因，除了不法之徒见利忘义、肆意妄为外，纸币滥发导致用纸质量下降、拖延换界导致纸币使用期限过长也是重要原因。因此，为了保证纸币的信用，必须在不断提高防伪技术和印刷质量的前提下，加强金融法治和金融文化建设。

其次，金融业的发达同时也伴随着投机性、寄生性甚至是腐朽性的增加，货币兑换、典当抵押、高利贷的发放，无不存在着盘剥甚至是商业欺诈，这对社会弱势群体如农民、小生产者、小商人等非常不利。《宋会要辑稿·食货》记载，在神宗年间，赞同王安石变法的人曾言：“人之困乏，常在新陈不接之际，兼并之家乘其急，以邀倍息，而贷者常苦不得。”即便是新法推行后，由于官吏舞弊等原因，执行的实际情况也不理想，对此苏辙曾言：“以钱货民使出息二分，本非为利，然出纳之际，吏缘为奸，虽有法，不能禁。”因此，在发展金融业的同时，一定要注意对弱势群体的照顾。

当然，两宋金融留给后人最深刻的教训当是由于纸币发行的无序和无度而导致的信用危机以及币制与经济的崩溃。特别是两宋末年，面对庞大的军需开支和严重的财政危机，两宋政府往往通过滥发纸币来转嫁危机，加上发行准备金严重不足，因而导致了两宋纸币的巨额发行和政府对通胀的束手无策，其结果当然是经济的崩溃和人民生活的灾难，也动摇了自身政治统治的基础，加速了政权的覆灭。这告诉我们，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一定要按照商品经济的客观规律办事，对于金融，必须科学管理，做好对其风险的评估与管控。

引自：汴梁晚报

『贰』 中国古代有金融危机吗

有金融危机。
每一个朝代的崩溃，必然带来的是经济的紊乱。基本上历史上每个朝代都有过经济混乱的危机时刻，下面具体我整理了最有代表性的古代的三个朝代不同时期的经济危机进行概述。民国和共和国请自行网络脑补。

1.三国——中国古代最严重的货币危机

1.1董卓时期
汉末桓、灵帝时买官鬻爵，钱货流通混乱不堪。董卓执政时，不仅抢掠皇室珠宝、百姓财物，而且为了迅速敛财聚物，干脆废掉了以前汉武帝时的五铢钱原形，并捣毁秦时国家贮藏的十二铜人，用于铸造小钱。小钱直径1.2~1.5厘米，重0.5~1克，同样也刻有“五铢”字样，后人因为它字体模糊，嘲笑这种钱为无文钱。正因为这些小钱迅速充斥市场，带了货币的大额贬值。

据《后汉书》卷七十二 董卓列传第六十二记载：“又坏五铢钱，更铸小钱，悉收洛阳及长安铜人、钟虚、飞廉、铜马之属，以充铸焉。故货贱物贵，谷石数万。又钱无轮郭文章，不便人用。”

物价飞涨，谷一斛数十万，很多百姓一生积蓄不够买一石粮食，只得易子而食，情状惨不忍睹。

1.2曹丕时期
曹操担任丞相时，为了平抑物价，重新起用了足值的五铢钱，并广开屯田，建设水利，恢复了稳定局面。

曹丕登基后，迫不及待地展示自己的才华，大刀阔斧的金融改革。

黄初二年（221），曹丕以谷贵罢五铢钱。以谷、帛为“货币”，这种复古的“货币”让百姓一时无所适从，于是奸商们开始用水泡谷增加谷重，用薄帛来替代指定帛，骗取中间利差，市场混乱不堪，交易全是坑蒙拐骗。尽管朝廷的奖励、粮饷还是谷、帛，但是老百姓干脆不用这种特殊的货币，直接回去原始社会那种以几只羊兑换几头牛的等价交换的日子。

1.3东吴时期
在嘉禾五年（236年），孙权强制流通了“大泉五百”，即一枚新货币值五百枚五铢钱。据《通典食货志》记载，孙权所铸的大泉五百，直径约3厘米，重约7．8克，而随后，孙权觉得这种货币面值还是太小，在赤乌元年（238年），相继发行了大泉一千、大泉二千、大泉五千等货币，据《通典》记载，大泉一千，直径约3．2厘米，重约10．4克。即实际上只等于3．2个五铢钱的大泉一千，被强制实行兑换1000个五铢钱。

赤乌九年（246年），孙权府库充盈，钱财丰厚。百姓却抵挡不住这样的剥削，无以存活，暴动不断。糟糕的货币政策、连年的征伐使得吴国国库枯竭，而且由于蜀吴相通，两个通货膨胀国家争相把贬值货币作为经济战的手段，争贬币值以防本国货币大量流失。（看那时候就有货币战争了）在铜本位的经济体制中，一枚当十重量的铜币被铸作当五千面值的大泉，最后吞食恶果的必然是自己，人民苦不堪言。这也是最终被魏国吞并的一部分原因吧。

2.王莽新朝——货币改革导致危机而亡国

2.1第一次币制改革
“届摄二年，王莽加铸错刀、契刀、大钱等三种钱币，规定错刀一值5000，契刀一值500，大钱一值50，与原有的五铢钱共为四品，同时流通。”

一枚契刀五百重约16-17克，币值折合五铢钱500枚，五铢钱等于贬值1/120。一刀平五千俗称“金错刀”，含嵌在阴刻一刀钱文内黄金，币重29克，却值五铢钱5000枚，五铢钱等于贬值1/710，传说中莽币甚至还有国宝金匮直万，币值虚高令人咋舌。王莽以惊人的低成本掠夺人民巨额财富。

2.2第二次币制改革
“始建国元年，王莽废错刀、契刀与五殊钱，另作小钱，与大钱1值50者并行，并且颁令禁挟铜炭，以防盗铸。”

2.3第三次币制改革
“始建国二年，王莽改作金、银、龟、贝、钱、布，名曰宝货，凡五物（钱、布皆用铜，共为一物）、六名、二十八品。”

人民对王莽钱币毫无信任，都私用五铢钱，王莽又严加禁止，人民反抗不已。王莽迫于民愤，暂废龟、贝等物，只行大、小钱，同时加重盗铸的禁令，一家铸钱，五家连坐，没入为奴婢。

他滥行五家连坐的盗铸法，恢复了残酷的收孥相坐律。犯法的人没为官奴婢，铁索系颈，传诣钟官，以十万数。到达钟官以后，还要易其夫妇，以至愁昔死者十之六七。这项法令增加了汉末以来奴隶问题的严重性，使人民受苦最深，人民的愤恨最大。

2.4第四次币制改革
“地皇元年（公元20），王莽又尽废旧币，改行货布、货泉二品。”

虽然较前三次币制通货膨胀有所下降，但由于王莽政权倒行逆施，人民拒用新朝币，商贸流通倒退到以物易物原始交换方式，引起了经济混乱，加速了王莽财政的崩溃和人民的破产。最终王莽的货币政策导致他的政权走向垮台。

3.宋朝——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纸币贬值

宋朝社会经济较为发达， 但军事上长期处于防御挨打局面,军队庞大而积弱，官吏众多而低效，政府开销名目繁多又无节制，“冗官”“冗兵”“冗费”使得宋朝从立国不久，就陷入财政危机的深渊中，直到亡国而不能自拔。

3.1交子
通过发行交子（中国的第一张纸币，自行网络脑补），政府不但在瞬间拥有了数倍于本金的货币购买力，而且还可以获得“纸墨费”的利润。宋神宗时，规定每届发行的交子可以使用两届。这意味着市面上流行的交子总额增大了一倍。带来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纸币贬值。

3.2钱引
到宋徽宗时期，国家财政缺口进一步扩大，于是进行了纸币改革。从 1107 年到 1109 年，短短三年时间，停止了原先流行的交子，改用称为“钱引”的新纸币。朝廷拿着“钱引”代替铜钱给老百姓，老百姓却不能用钱引从朝廷兑换铜钱。换言之，朝廷的钱引是只出不进。由此造成社会上钱引越来越多，贬值得比交子还要厉害。

3.3会子
北宋末年，随着金兵入侵，国土糜烂。南宋渡江后，赋税来源减少，财政能力进一步下降。于是宋朝又发行了称为“会子”的纸币。从理论上，宋朝政府为“会子”建立的发行体系是比较完善的，但随着与金国战争的持续，很快这些体制都被政府自己打破。滥发钞票、钞票贬值的闹剧又一次上演。

在此期间，政府为了稳定金融，也曾多次拿出库存的金银铜铁，将贬值的旧会子以一定比率收回。通过这种方式，政府勉强规避纸币全盘崩溃的风险。不过到了南宋嘉定年间，“会子”已经贬损得被大多数老百姓拒绝接受了。国家法定货币成为废纸。

『叁』 中国最早的金融机构在哪一朝代

唐朝
那时候出现了柜坊和飞钱，其中柜坊相当于现在的银行

当然其实从秦始皇开始，三公九卿制度之下，就有专门负责金融的官员，但是这个是官方的金融机构。

『肆』 魏晋南北朝金融市场乱象—恶钱之始末，是怎样的

魏晋女性

要言之，魏晋南北朝之币制混乱，最主要原因当是中央政府的无力和贪婪，但却是广泛的自耕农阶层为之付出代价。商业的停滞，背后不是商人的哀嚎，而是无数小农的破产。

小结

钱币扰乱市场秩序固然是大事，而且在经济重心南移的趋势之下并不利于江南经济的发展，但在小农经济之下尚且损失不大。

总的说来，南朝经济是自然经济，当时固然也有商品交换和货币流通，但在广大农村里，交换只是具有偶然的性质，社会上主要的支付工具还是实物，铸币只是以辅助的姿态出现于市场之上，因此，纵然币制紊乱到极点，也只是使谷、帛等的使用范围更加扩大而已。

但恶钱之流通，是极祸国伤民的事，这一段混乱时期，大抵要等开元通宝的出现才正式宣告结束。

『伍』 我国货币经济的产生和应用是哪个历史朝代

货币经济的产生和应用是在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的时候产生的。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社会产品开始出现剩余，由此出现了商品交换。货币是商品价值的载体，这是相对固定的，商品的价值由劳动力价值决定，体现在货币面值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