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搭配財政與貨幣政策

Ⅰ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如何搭配組合

一般根據國內外的經濟環境和政治環境靈活掌握各自的力度。比如目前的環境就優先財政政策的調控，因為目前國際經濟形勢還不明朗，如果依靠貨幣政策可能會引發人民幣的升值，帶來更多的經濟不確定性。但貨幣政策也要配合執行。

Ⅱ 結合當前形勢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如何搭配使用

目前中國經濟處於蕭條期：當社會處於蕭條時，為促進投資，應採取擴張性政策，但由於此時社會處於流動性陷阱(即凱恩期陷阱)之中，無論貨幣供給如何增加，都不會使利率繼續下降，利率不降，也就不能刺激投資增長，所以擴張性貨幣政策此時是沒有效用的。而應採取的是擴張性財政政策。例如增加政府購買，政府投資，直接增加社會總需求，而需求又決定供給，需求上升會促使供給上升，最終總需求＝總需求，再次均衡在一個相對較高的水平，從而擺脫蕭條。
這里的投資不是講房地產之內的投資，是實體經濟投資。

Ⅲ 如何搭配使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來實現內外平衡

如何運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來實現內外平衡

目前，隨著加強宏觀調控藝術的迫切性不斷提高，作為最具代表性的兩大調控工具，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也逐漸擺脫了傳統的「松」「緊」搭配，而逐漸嘗試在經濟總量、結構和制度等多重優化目標下的協調。黨的十七大也明確指出，要「綜合運用財政、貨幣政策，提高宏觀調控水平」，在此有必要在總結歷史實踐的基礎上，分析未來的兩大政策配合目標與重點。

國內兩大政策協調的歷史考察

改革開放以來，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方式，是與經濟總量和結構特徵、體制改革特點密切結合在一起的。其中，總供求與社會資本的平衡情況，以及政策主管部門的權力演變，都是決定兩大政策協調的主要因素。根據這些因素的變化，可以把兩大政策協調方式的歷史演變劃分為四個階段。

一是從1979年到1992年。這一階段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配合更多著眼於影響總供給，並且以「松」為主的擴張性政策搭配出現更多。二是從1993年到1996年。該階段財政貨幣政策一直採取「雙緊」配合，政策協調目標就是通過緊縮性政策來控制赤字、減少發債、壓縮政府開支、控制貨幣總投放量等，與此同時，兩大政策配合也逐漸獲得制度改革方面的基礎，其中1994年的稅制和分稅制改革逐漸奠定了公共財政的基礎，而1995年通過的《中國人民銀行法》也使得貨幣政策制定進一步獨立。三是從1997年到2002年。1997年以後，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由適度從緊快速轉為「雙松」配合，此間，兩大政策協調的一個重點，是集中在為建設項目和企業共同提供流動性和信用支持方面，試圖通過刺激微觀主體的活力，來帶動有效需求的提高。四是從2003年至今。2003年開始，中國經濟形勢再次發生變化，出現了通貨膨脹壓力加大、信貸和投資增長過快、外資流入偏多等問題。在這一背景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開始出現向「雙緊」過渡的趨勢。兩大政策協調的一個新特點，是除了共同作用於傳統的經濟總量目標之外，在更多的領域有了配合的創新和實踐。

綜合我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的實踐，可以得出幾個基本結論。

第一，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逐漸向市場化調控轉型，為發展新型的兩大政策協調機制奠定基礎。進入21世紀，財政政策在發展公共財政的總體框架下，從注重用政府投資性支出影響經濟逐漸過渡到稅收、公債、轉移性支出等多項工具的綜合運用。而隨著金融體制改革的推進，貨幣政策也逐漸具有市場經濟國家的特徵，而不僅是傳統的信貸控制。

第二，從兩大政策的作用效果看，財政政策從強到弱，貨幣政策從弱到強。改革開放之初，財政政策居於主導地位，貨幣政策的作用幾乎沒有。1985年之後，隨著金融體系的發展，通過控制信貸規模而影響貨幣供應量，成為貨幣政策的核心模式。1994年分稅制改革也弱化了中央政府財政政策的實施空間，使貨幣政策成為兩大政策協調的主導方。1998年以後，由於貨幣政策作用不理想，擴張性財政政策才再次走上前台，但這並沒有削弱政府對貨幣政策作用的期望。事實上，在2004年積極財政政策淡出前後，貨幣政策仍是政策協調的主要一方。進入2007年，開放經濟環境下貨幣政策面臨了更多的困境，使政府開始意識到財政政策應在宏觀調控中擔負更多的職責，這對兩大政策協調提出了全新的挑戰。

第三，迄今為止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主要通過關注總需求管理，致力於實行經濟總量穩定。我們知道，在凱恩斯主義政策理念影響下，財政與金融的協作問題，主要研究在封閉體系的自由利率條件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是如何通過有效配合來促進總需求水平的穩定。對於健全的市場經濟國家來說，這樣的政策選擇是相對有效的。然而對中國這樣面臨發展與轉軌雙重任務的經濟體來說，則顯得過於單一。長遠來看，兩大政策協調，還必須關注結構調整性的供給管理、開放條件下的金融制度優化等層面，這也是當前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未來應根據不同目標展開兩大政策協調

隨著對外開放程度的不斷提高，當前的中國經濟開始面臨更加復雜的內外局面，被寄予厚望的單一貨幣政策難以達到多重調控目標，往往在貨幣內部穩定與對外平衡之間陷入兩難境地。進一步強化財政政策的作用，尋求新的兩大政策搭配機制，成為宏觀調控的重要選擇。根據不同目標，筆者認為，未來的兩大政策協調應該從以下幾方面展開。

第一，基於經濟總量均衡目標的政策協調。作為傳統的政策協調目標，為了促使經濟總量平衡，兩大政策往往致力於 「松」「緊」結合的需求管理政策。將來這方面的政策創新，首先應注意嘗試更多的「松」「緊」搭配方式，其次是注意理順政策傳導機制，對「松」「緊」的程度從模糊目標到逐漸量化。此外，雖然經濟均衡條件的表達式有所區別，但都是「儲蓄等於投資」這一基本形式的演變。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要圍繞兩大政策對國民收入恆等式中不同變數的影響而有序地展開，才能形成嚴密的邏輯思路，因此，這也要求同樣重視兩大政策協調對需求和供給管理的作用。當然，在追求宏觀經濟均衡的過程中，也要注重發揮政策協調作用，促進局部市場或經濟領域的效率與均衡。當前經濟中，需要政府加強調控的領域非常多，而兩大政策也有很多具體領域可以加強協調。例如，在發展循環經濟方面，既需要政府財政稅收政策的引導，也需要金融創新工具的支持。

第二，基於經濟結構優化目標的政策協調。經濟結構調整一直是中國經濟增長面臨的根本問題，而由於種種原因，財政貨幣政策協調一直沒能在此方面發揮作用。在這方面兩大政策有充分的功能可以發掘。對於實體經濟結構，有產業結構、產品結構、區域結構、城鄉結構等領域；對金融結構，則有金融機構、金融產品、金融市場等眾多熱點。對實體經濟結構問題，應該是財政政策為主，貨幣政策為輔；對金融結構問題，則是貨幣政策為主，財政政策為輔。當然也有二者並重的，例如，國內儲蓄投資結構失衡下的流動性過剩問題，就是兩大政策協調都可以大有用武之地的領域。

第三，基於開放經濟下實現內外均衡目標的政策協調。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宏觀政策選擇面臨更多外部約束，也有了更多可協調的領域。例如，在浮動匯率條件下貨幣政策對實體經濟作用要大於財政政策，隨著人民幣匯率逐漸走向浮動，貨幣政策卻受到制度約束而產生內外平衡的困境。在此情況下，無論如何，都要充分考慮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在內外均衡中的協調，建立有效的配合與分工機制。在實踐中，成立中投公司和財政部發行特別國債，就具有多重政策協調意義。一方面其可以為央行公開市場操作增加有效的調控工具，另一方面還可以分離央行對沖職能，有利於央行當前更好地執行「從緊」的貨幣政策，使貨幣政策不再屈從於匯率政策。

第四，基於金融穩定與發展目標的政策協調。一方面，在調節貨幣供應量方面，兩大政策有很多協調空間。例如在同一個財政年度內，財政收支不會平穩地流入和流出國庫單一賬戶，往往在某段時期出現較大的收入或支出凈額。在大量發行國債或稅收高峰期，國庫就會有巨額的凈收款，商業銀行的存款和儲備就會相應減少，從而引起貨幣供應量的乘數遞減。反之，在財政支出的高峰期，國庫會有巨額凈付款，商業銀行存款和儲備就會相應增加，從而引起貨幣供應量的乘數遞增。按照慣例，有關財政超收收入的使用安排會在當年的11月份確定，12月份開始支付，這就造成了幾乎每年的第四季度，財政支出都會大幅增加，增加短期流動性過剩壓力。另一方面，金融市場的規范化、現代化發展，也要依靠政府債務政策的協調。如國債是央行公開市場操作的主要對象，是其貫徹實施貨幣政策的主要渠道和場所，也是構建市場化利率曲線與核心金融市場的前提，在這方面的兩大政策協調迫切需要改進。

第五，基於財政目標的政策協調。反過來看，貨幣政策對財政政策的沖擊也常常出現。例如，在財政部發行國債的過程中，如果短期內央行緊縮貨幣政策的力度迅速增加，就會強烈沖擊債券市場，導致國債發行成本上升，甚至會流標。再比如，由於我國仍由央行代理國庫，財政當局的國庫現金管理改革，就必須有央行的主動配合，否則寸步難行。而由於財政存款事實上起到貨幣緊縮作用，因此可以理解當前貨幣當局配合改革的動力有限。所有這些問題，都需要強化兩大政策的協調與平衡來加以解決。

第六，基於制度優化目標的政策協調。健全的制度是兩大政策協調的必要條件，由於沒有真正建立財政與貨幣當局自身的協調機制，也使兩大政策配合的效果經常大打折扣。從國外前沿的經濟學理論來看，對於兩大政策配合，一種重要的思路，是利用博弈論來分析財政與貨幣當局的協調問題。原因在於，由於政策制定者的目標不同，同樣的兩大政策組合方式，可能會產生不同的效果。在實踐中，為了改善兩大政策協調的效果，很多國家都建立了政策當局間的交流和協商機制。例如，在英國，作為主要的財政和金融政策制定部門，英格蘭銀行、金融服務局和財政部之間的分工十分明確，並且建立了一種三方會談機制，英格蘭銀行提供貨幣政策的走向，金融服務局提供金融市場的情況，財政部反饋財政政策運行，並且當各方意見無法統一時，由財政大臣進行裁決。

從我國情況來看，雖然在歷史上，經常由中央確定一段時期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方式，但往往只是確定了政策 「擴張」或「緊縮」的大方向，在「松」「緊」力度，以及動態協調方面，都缺乏明確的原則。究其原因，就是因為沒有真正建立起兩大部門的交流通道，無法在日常工作中，充分考慮不同政策的銜接和配合。長遠來看，我國應該考慮建立持續性的兩大政策磋商機制。一方面，可考慮設立專門的財政貨幣政策協調委員會，由財政部、央行、稅務總局等部門領導組成，定期舉行會議，交流對宏觀經濟形勢、國債市場、國庫存款狀況的判斷，以及對政策沖突情況進行處理等。另一方面，應加強兩部門的政策執行人員的溝通，包括專門數據的互通有無、工作理念的交流，以及政策工具協調的路徑磨合等。這樣，才能真正使兩大政策配合具有堅實的制度基礎。

僅供參考，請自借鑒。

希望對您有幫助。

Ⅳ 如何實現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

若是簡答：
實現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

答：雙緊、雙松、貨幣政策緊財政政策松和貨幣政策松財政政策緊。這是兩項宏觀調控政策協調配合的四種為人熟知的可供選擇的方案。

雙緊的搭配方式一般只能用於需求膨脹、經濟過熱、物價形勢急劇惡化時的緊急調節。因為這種調節方式幾乎毫不例外地要 造成經濟衰退。因此，必須謹慎地加以利用。雙松的搭配方式一般用於有效需求嚴重不足的蕭條時期及生產資源有較大富裕的經濟條件。這時，再生產過程中的閑置資源急需足夠的貨幣力量去推動。客觀要求投資需求與現實及潛在的資本供給和生產能力相適應，消費需求與消費品及勞務的供給相協調。如果單松動貨幣政策或財政政策，都可能出現需求刺激力不足或形成過程相對緩慢的問題。而同時松動財政和貨幣政策，就可以使經濟保持足夠的上升沖力。但雙松政策在搭配運用時一般不能持續時間太長，因為很容易導致經濟過熱。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採取怎樣的松緊搭配方案，取決於經濟

失衡的累積特點及兩項政策對經濟趨於均衡的調節能力。

若是論述：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方式與內容

一種觀點認為，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協調從配合的形式上分析，主要包括以下四個方面的內容：

1、政策工具的協調配合。我國貨幣政策工具和財政政策工具的協調配合主要表現為財政投資項目中的銀行配套貸款。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協調配合還要求國債發行與中央銀行公開市場的反向操作結合。

2、政策時效的協調配合。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協調配合是兩種長短不同的政策時效的搭配。貨幣政策則以微調為主，在啟動經濟增長方面明顯滯後，但在抑制經濟過熱、控制通貨膨脹方面具有長期成效。財政政策以政策操作力度為特徵，有迅速啟動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作用，但容易引起過度赤字、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因而，在財政政策發揮的是經濟增長引擎作用，只能作短期調整，不能長期大量使用。

3、政策功能的協調配合。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功能的協調配合還體現在：「適當的或積極的貨幣政策」，應以不違背商業銀行的經營原則為前提，這樣可以減少擴張性財政政策給商業銀行帶來的政策性貸款風險。財政政策的投資范圍不應與貨幣政策的投資范圍完全重合。基礎性和公益性投資項目還是應該以財政政策投資為主，而競爭性投資項目只能是貨幣政策的投資范圍，否則就會形成盲目投資，造成社會資源的極大浪費。

4、調控主體、層次、方式的協調配合。由於貨幣政策權力的高度集中，貨幣政策往往只包括兩個層次，即宏觀層面和中觀層面。宏觀層面是指貨幣政策通過對貨幣供應量、利率等因素的影響，直接調控社會總供求、就業、國民收入等宏觀經濟變數，中觀層指信貸政策，根據國家產業政策發展需要，調整信貸資金存量和增量結構，促進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國民經濟的協調發展。而財政政策由於政府的多層次性及相對獨立的經濟利益，形成了多層次的調節體系，可以分為宏觀、中觀、微觀三個層次。宏觀層是國家通過預算、稅率等影響宏觀經濟總量，影響社會總供求關系。中觀層則主要是通過財政的投資性支出、轉移性支出等，調整產業結構、區域經濟結構，解決公平、協調發展等重大問題。微觀層則是指通過財政補貼、轉移性支付中形成個人收入部分對居民和企業的影響。（5）

第二種觀點認為，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差異表明，只有將兩者有效地結合起來，才能更好地發揮其對宏觀經濟的調控作用，常見的配合方式主要有以下幾種：

1.雙「緊」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此種結合方式的積極效應是可以強烈地抑制總需求，控制通貨膨脹；其消極效應是容易造成經濟萎縮。

2.雙「松」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其積極效應是可以強烈地刺激投資，促進經濟增長；消極效應是往往產生財政赤字、信用膨脹並誘發通貨膨脹。

3.「松」「緊」搭配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松」「緊」搭配的財政貨幣政策是在經濟調控中最常用的調節方式。如何搭配二者的「松」「緊」則取決於客觀經濟狀況。例如，當經濟中出現貨幣發行過多但還未演變為通貨膨脹時，為了經濟的穩定發展，不應急於收緊銀根，回籠貨幣，而應採取增加財政收入、緊縮財政支出的對策，即選擇「松」貨幣政策與「緊」財政政策的搭配；而當通貨膨脹成為經濟發展中的主要矛盾時，就應採取緊縮銀根、回籠貨幣的「緊」貨幣政策與擴大支出、減少收入的「松」財政政策，，以壓縮需求，增加供給，使經濟增長能保持一定的穩定性。又如，當經濟發展中出現財政赤字但經濟增長速度尚可觀時，不應急於緊縮財政，而應減少貨幣供應、控制貸款，選擇「松」財政與「緊」貨幣的搭配；而當經濟發展中主要矛盾為財政赤字並伴隨經濟增長停滯時，財政應努力增加收入壓縮支出，而銀行則應放鬆銀根、發行貨幣，即選擇「緊」財政與「松」貨幣的搭配，藉以啟動經濟、促進經濟增長，同時防止通貨膨脹的出現。（6）

第三種觀點認為，我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採取了不同的配合方式，大體為三個階段：

1.1979-1988年，總體上實行的是「雙松」配合，期間表現為多次模式轉換和由「雙松」到「雙緊」，又由「雙緊」到「雙松」的螺旋式循環。1979年、1980年為「雙松」配合，財政政策上採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使這兩年財政支出連續大幅度增長，造成了高額財政赤字；貨幣政策上則是大幅度增加現金和貸款投放，使全國零售物價總指數大幅上漲。1981年為緊財政松貨幣的配合，財政方面，壓縮了當年財政基建投資，財政赤字有所降低；銀行方面，實行緊中有松的政策。1982年至1984年實行「雙松」的配合，財政方面實行一系列的財稅改革，使財政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下降。銀行方面實行了「撥改貸」和企業流動資金由銀行信貸供應的體制，增發貨幣增發貸款。1985年又實行了「撥改貸」和企業流動資金由銀行信貸供應的體制，增發貨幣增發貸款。1985年又實行「雙緊」配合，財政方面採取措施增加收入控制支出，當年實現盈餘；銀行方面「緊縮銀根」，嚴格控制貸款規模和貨幣投放。1986年至1988年又實行「雙松」配合，財政方面擴大國債發行規模，財政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再次下降；銀行方面提出「穩中求松」、「緊中有活」，銀行信貸和貨幣投放再度失控，到1988年通貨膨脹率已達18.5%.

2.1989-1997年，總體上是「雙緊」的配合，期間同樣表現為「雙緊」與「雙松」的螺旋式循環。1989年實行的是「雙緊」配合，針對1988年出現的經濟過熱和嚴重的通貨膨脹狀況，1989年中央提出了「治理整頓」的方針，減少固定資產投資和現金投放。1990年至1993年實行的是「雙緊」基調下的「雙松」配合，增加了貨幣供給，並三次下調存貸款利率。財政方面通過增加基礎設施和支農支出，調整經濟結構，但由於財政支出的增長速度超過財政收入的增長速度，致使財政赤字大幅度增加，通貨膨脹率達21.7%.1994-1997年，實行的是「雙緊」配合，財政方面結合分稅制改革，強化了增值稅、消費稅的調控作用，並通過發行國債，引導社會資金流向。貨幣政策方面，嚴格控制信貸規模，大幅提高存貸款利率，要求銀行定期收回亂拆借的資金，使宏觀經濟在快車道上穩剎車，並最終順利實現了軟著陸。

3.1998-1999年實行的是「雙松」的配合。針對有效需求不足、通貨緊縮等問題，政府實施了以擴大內需確保經濟增長目標實現為目的的「雙松」政策。在貨幣政策方面採取了取消貸款限額控制，降低法定存款准備率，連續五次下調存貸款利率，擴大對中小企業貸款利率的浮動幅度等一系列措施；在財政政策方面，加快「費改稅」進度，對某些產品提高出口退稅率並加快出口退稅進度，加大政府投資力度。1998年向國有商業銀行發行長期國債，增加配套貸款，定向用於公共設施和基礎產業建設。1999年進一步加大財政政策的調控力度，大幅度提高職工的工資，開征儲蓄存款利息所得稅。

http://www.govyi.com/paper/n3/a/200611/105447.shtml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8-03/09/content_7738912.htm

Ⅳ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如何配合

根據具體的情況和不同目標，選擇不同的政策組合。
一般來說，當經濟蕭條但又不太嚴重時，可採用擴張性財政政策和緊縮性貨幣政策，用擴張性財政政策刺激總需求，又用緊縮性貨幣政策控制通貨膨脹；當經濟發生嚴重的通貨膨脹時，可採用緊縮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用緊縮的貨幣政策來提高利率，降低總需求水平，又緊縮財政，以防止利率過分提高。當經濟出現通貨膨脹又不太嚴重時，用緊縮性財政政策和擴張行貨幣政策，用緊縮性財政壓縮總需求，又用擴張性貨幣政策降低利率，以免財政中過度緊縮而引起衰退；當經濟嚴重蕭條時，可用擴張性財政政策和擴張性貨幣政策，用擴張性政策增加總需求，用擴張貨幣政策降低利率以克服「擠出效應」。
貨幣與財政政策配合的主要方式
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只有在一定條件下很好地配合運用，才能避免矛盾，盡量縮短政策時差，有效實現總體經濟目標。各國政府同時利用兩大政策干預經濟時，一般可以有以下四種組合：
（1）松的財政政策和松的貨幣政策
即「雙松」政策，其應用背景是：社會有效需求嚴重不足，生產資源大量閑置，解決失業和刺激經濟增長成為宏觀調控的首要目標。政策組合是：財政擴大支出，降低稅率；央行增加貨幣供應，降低市場利率，以抵銷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但「雙松」政策往往引起財政赤字，造成信用膨脹。因此，「雙松」政策的結果可能造成通貨膨脹。
（2）緊的財政政策與緊的貨幣政策
即「雙緊」政策，其應用背景是：社會總需求極度膨脹，社會總供給嚴重不足，物價大幅攀升，抑制通脹成為首要目標。政策組合是：財政削減政府支出，提高稅率；央行減少貨幣供應，調高利率。「雙緊」政策會使財政赤字減少或有財政結余，經濟增長速度下降，並使通貨膨脹受到控制。但是，「雙緊」的結果可能帶來經濟萎縮。
（3）緊的財政政策和松的貨幣政策
其應用背景是：政府開支過大，物價基本穩定，經濟結構合理，但企業投資並不旺盛，促使經濟較快增長成為主要目標。政策組合是：財政削減政府支出，提高稅率；央行增加貨幣供應，降低市場利率。這樣可以促進經濟增長。
（4）松的財政政策和緊的貨幣政策
其應用背景是：通貨膨脹與經濟停滯並存，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失衡。治理「滯脹」、刺激經濟增長成為首要目標。政策組合是：在實施緊的貨幣政策同時實施減稅和增加財政支出，利用財政杠桿調節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促進經濟增長，緩解滯脹。
一般來說，「一松一緊」主要是解決結構問題：「雙松」或「雙緊」主要為解決總量問題。在總量平衡的情況下，調整經濟結構和政府與公眾間的投資比例，一般採取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一松一緊」的辦法。在總量失衡的情況下，微量調整，一般單獨使用財政或貨幣政策。根據西方國家的經驗，貨幣政策在短期內見效快，但長期調整還要靠財政政策。在總量失衡較為嚴重的情況下，政府要達到「擴張」或「緊縮」的目的，一般同時使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兩種手段，即「雙松」或「雙緊」。在總量失衡和結構失調並存的情況下，政府一般採用先調總量，後調結構的辦法，即在放鬆或緊縮總量的前提下調整結構，使經濟在穩定中恢復均衡。
除了以上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配合使用的一般模式，若將中性貨幣政策與中性財政政策分別與上述松緊狀況搭配，又可產生多種不同配合。
究竟採取什麼樣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相配合，必須從實際情況出發。採用哪種組合方式，取決於對國民經濟運行狀況的透徹分析和對宏觀經濟形勢的正確判斷。實事求是、切合國情是十分重要的。

Ⅵ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配合有哪些形式，

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協調的基點，是指能使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共同發揮對經濟調節作用的最佳結合點。這個因素既可能是貨幣政策實施的結果，同時又可能是財政政策實施的結果，即二者協調配合的最佳結合點。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最佳結合點應當一頭連著財政收支的管理結構，另一頭關繫到貨幣供應量的適度調控，有互補互利的作用。因為財政收支狀況的變動是財政政策的直接結果，而貨幣供應量則是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主要目標。在市場經濟體制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結合點提醒我們，兩大政策的協調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各自以自己的調控內容與對方保持某種程度的協調，也就是我們常說的政策效應的相互呼應。另一種則是兩大政策的直接聯系，也就是所謂政策操作點的結合。經濟轉軌時期的財政體制和金融體制處在變革之中，其結合點也會因此而變動。因此，在轉型過程中，我國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協調配合有兩大基點：一是國債；二是財政投融資體制改革。

從不同的側面分析，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協調配合有不同的方式，目的在於協調配合運用兩個政策工具，形成合力，共同解決宏觀經濟運行存在的矛盾和問題。

一、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協調配合的方式與內容

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協調配合如果從配合的形式上分析，主要包括以下四個方面的內容[1]：

第一，政策工具的協調配合。我國貨幣政策工具和財政政策工具協調配合主要表現為財政投資項目中的銀行配套貸款。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協調配合還要求國債發行與中央銀行公開市場的反向操作結合。也就是說，在財政大量發行國債時，中央銀行應同時在公開市場上買進國債以維護國債價格，防止利率水平上升。

第二，政策時效的協調配合。在西方經濟理論中，通常把政策時滯分兩類三種，即認識時滯、行動時滯和外部時滯三種，其中前兩種時滯又稱為內部時滯。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協調配合也是兩種長短不同的政策時效的搭配。貨幣政策則以微調為主，在啟動經濟增長方面明顯滯後，但在抑制經濟過熱、控制通貨膨脹方面具有長期成效。財政政策以政策操作力度為特徵，有迅速啟動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作用，但容易引起過渡赤字、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因而，財政政策發揮的是經濟增長引擎作用，只能作短期調整，不能長期大量使用。

第三，政策功能的協調配合。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功能的協調配合還體現在：「適當的或積極的貨幣政策」，應以不違背商業銀行的經營原則為前提，這樣可以減少擴張性財政政策給商業銀行帶來的政策性貸款風險。財政政策的投資范圍不應與貨幣政策的投資范圍完全重合。基礎性和公益性投資項目還是應該以財政政策投資為主，而競爭性投資項目只能是貨幣政策的投資范圍，否則就會形成盲目投資，造成社會資源的極大浪費。

第四，調控主體、層次、方式的協調配合。由於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調控主體上的差異，決定了兩大政策在調控層次上亦有不同，由於貨幣政策權力的高度集中，貨幣政策往往只包括兩個層次，即宏觀層面和中觀層面。[2，3]宏觀層面是指貨幣政策通過對貨幣供應量、利率等因素的影響，直接調控社會總供求、就業、國民收入等宏觀經濟變數，中觀層指信貸政策，根據國家產業政策發展需要，調整信貸資金存量和增量結構，促進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國民經濟的協調發展。而財政政策由於政府的多層次性及相對獨立的經濟利益，形成了多層次的調節體系，可以分為宏觀、中觀、微觀三個層次。宏觀層是國家通過預算、稅率等影響宏觀經濟總量，影響社會總供求關系。中觀層則主要是通過財政的投資性支出、轉移性支出等，調整產業結構、區域經濟結構，解決公平、協調發展等重大問題。微觀層則是指通過財政補貼、轉移性支付中形成個人收入部分對居民和企業的影響。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協調配合還可以從宏觀調控目標、結構調整和需求調節方面的協調配合三方面進行分析。

二、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協調的實踐分析

政府在對宏觀經濟調節過程中，要使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配合達到預期的效果，首先要根據宏觀經濟調節目標、國民經濟運行狀況和經濟管理體制的特徵來選擇某種財政貨幣政策的配合方式。政策配合是否恰當，將直接影響到宏觀調節效果。

（一）改革開放以來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協調配合運行的基本軌跡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建設和經濟體制改革已經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1979～2001年國內生產總值年平均增長17.5%，人民生活水平和國家綜合實力大大提高。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國民經濟市場化程度明顯提高，市場機制在社會資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斷增強，政府對宏觀經濟的管理由直接控制向間接控制逐步過渡，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逐漸成為政府調控經濟的主要手段。改革開放20多年來我國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組合的方式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

初略統計，改革開放23年間，實行「雙松」政策組合的達13年，實行「雙緊」政策組合9年，實行「松緊」組合只有1年，具體可分為以下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改革初期（1979～1984年）。這一階段，總體上說執行的是「雙松」的政策搭配，即「松」的貨幣政策與「松」的財政政策的搭配。在「雙松」政策模式中，銀行系統通過降低存款准備率，降低利率，擴大貸款規模，增加貨幣供給。財政系統通過減少稅收，增加財政支出，擴大社會總需求[4，5]；社會總需求因而能在短期內迅速擴張起來，對經濟的發展產生強烈的刺激作用。在改革初期，特別是1984年以前，在社會總需求嚴重不足、生產能力和生產資源未得到充分利用的條件下，利用這種政策配合，能夠推動閑置資源的運轉，刺激經濟增長，擴大就業。但是1984年以後，由於經濟中不存在足夠的閑置資源，「雙松」政策注入大量的貨幣則會堵塞流通渠道，導致通貨膨脹，對經濟產生不利的影響。

第二階段（1985～1997年）。1985年後，一方面中央銀行體制的建立，確立了貨幣政策作為一項宏觀經濟政策工具開始具有了特定的內涵和應有的作用，銀行在現代經濟中的核心地位開始得到確立。另一方面過渡投資、經濟過熱的症狀越來越明顯。在這一階段中執行的是「雙緊」的政策搭配，即「緊」的貨幣政策與「緊」的財政政策的搭配。在「雙緊」政策模式中，銀行系統通過收回貸款，壓縮新貸款，減少貨幣供給量，從而使社會總需求在短時間內迅速收縮；財政系統通過增加稅收，削減財政開支，增加財政在中央銀行的存款，減少市場貨幣流通量，壓縮社會總需求。

第三階段（1998～2002年）。這一時期中國經濟運行出現了一種新的現象，告別了長期困擾我國經濟發展和人民群眾生活的短缺經濟，出現了物質產品的相對過剩，出現了明顯的通貨緊縮，由過去的賣方市場轉變為買方市場，由過去以治理通貨膨脹為主轉變為治理通貨緊縮。在政策取向上，由實施長達5年之久的「雙緊」過渡到「雙松」，即實行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著力防範金融風險，財政政策在支持發展、化解風險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

（二）轉型時期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組合作用的基本估價

「轉型」是近幾年我國經濟金融改革與發展的主題和主線，任何政策措施都不能離開這條主線，並在服務服從於這條主線的前提下，實現自身的發展和完善，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地位作用的發揮亦離不開這個基本前提。

第一，公共財政理論及政策框架的確立，標志著政策本位的徹底回歸，是轉型時期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組合的顯著特徵。從改革初期的大財政、小銀行，到上個世紀80年代中後期90年代中前期的「大銀行、小財政」，到90年代末期財政政策在治理通貨緊縮過程中主體地位的確立，財政政策本身從行為而言經歷了一個「強——弱——強」的過程，從職能上講也經歷了一個由金融財政到吃飯財政、由建設財政到公共財政的轉軌和演化過程，公共財政理論及政策框架的初步確立及分步實施，標志著我國財政體系及建設開始與國際慣例全面接軌，是財政政策本位的徹底回歸，是市場經濟建設的最重要內容之一。

第二，政策搭配的方式是多種多樣的，但必須與當時的經濟運行機制和宏觀調控的重點緊密聯系起來，相機抉擇，協調推進，才能收到最好的政策效果。近二十年來，我們在宏觀調控建設方面雖然有很大的成就，但仔細總結檢驗，宏觀調控的政策績效與預期政策目標相差較大。時至今日，尚未形成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宏觀調控理論與政策規范，「相機抉擇」變成了「隨意選擇」，宏觀調控在上個世紀的80年代中後期政策目標不明確，基本處於「一松就亂，一緊就死，緊緊鬆鬆，松緊交替」的怪圈之中，滯延了經濟發展的步伐和經濟體制轉軌的步伐。甚至在90年代末期把「實行雙緊」的政策搭配作為我國既定的一項中長期宏觀經濟選擇寫入了我國的許多重要文件之中，在一定程度上證明我們的決策部門以及理論界對宏觀調控認知的膚淺，自主運用能力與水平較差。政策搭配缺乏權威部門，往往政出多門，形成政策效應的相互抵銷，在1998年就呈現出了財政政策擴張效應被稅收的制度收縮效應抵銷，積極的貨幣政策效應被整頓金融秩序、治理三亂的制度收縮效應所抵銷等局面，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宏觀調控理論及政策搭配框架還有相當長的距離。

第三，財政政策的擴張效應呈現遞減態勢，在宏觀調控中的主體地位有所下降。眾所周知，財政政策的主要內容是收入政策和支出政策，財政政策的目標是通過其收支的規模和結構來實現的。因此，政府有能力改變財政收支的規模和結構，是有效實現財政宏觀調控的前提和重要保證。近幾年來，我們加大了財政體制改革的力度，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收到了明顯的政策效果。但是，擴張的財政政策已經持續了將近5個年頭，通貨緊縮的勢頭開始得到遏制，實施擴張財政政策的經濟運行背景有了較明顯的變化。按照經濟學的一般公理，繼續實行擴張的財政政策，需要進一步加大財政政策的擴張力度，刺激效應要呈下降趨勢。如何保持財政政策的擴張效應是宏觀調控體系建設、政策搭配與選擇迫切需要解決的課題。

第四，信貸集中與「惜貸」並存，擴張的貨幣政策缺乏必要的傳導機制，淡化了穩健貨幣政策的政策效果。當前，一方面，金融機構存在大量閑置的供給型資金與經濟發展急需的巨額資金需求並存，有效的金融資源得不到合理運用。截止到2002年末，預計全國金融機構存大於貸將超過4.5萬億元，比通貨緊縮初期的1997年末，新增4萬多億元，其中近幾年新增近2萬億元，銀行資金運用率降低，造成大量資金浪費和效益滑坡，金融運行效率低下。另一方面，國民經濟各產業主體又急需資金進行技術改造和產品升級換代，財政可支配資金無力擔此重任，「造血」與「輸血」嚴重脫節。如何將充足的金融資源總量優化、結構配置到各產業部門，為經濟增長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是貨幣政策需要解決的現實課題。在東南亞金融危機的教訓啟示下，從1997年開始，中國金融體系防範與化解金融風險取得顯著成效，其核心是改革了銀行內部法人制度和授權授信制度，銀行評估項目、管理資金更為嚴格、謹慎和科學，同時也削弱了整體金融供給資金的能力（部分分支機構無貸款審批許可權）。這種日趨理性的經濟金融環境降低了選擇性貨幣政策的運行效率，形成了信貸資源向優勢地區（沿海地區）、優勢行業（電力、電信、煙草等）、優勢企業（上市公司、大型企業集團）集中，且呈不斷強化的態勢。內陸地區、中小企業、民營經濟缺乏必要的資金支持，形成了銀行體系內部資金閑置與營銷「惜貸」的結論。對此有人從貨幣渠道傳導機制上尋求破解上述課題的答案。從疏通傳導機制出發增大積極貨幣政策的政策效果，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也會收到一定成效，但並沒有抓住問題的實質。特別是當市場經濟運行機制基本確立以後，貨幣政策作用的制度基礎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要求有與之相適應的運行傳導機制和載體，形成與市場金融運行相適應的風險利益配置機制，從根本上解決商業銀行主體在傳導貨幣政策缺乏主動性、創造性的體制誘回，是克服信貸傳遞渠道不暢的根本出路。

第五，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協調配合的機制有待進一步完善。貨幣政策已經形成了以「公開市場業務操作、再貼現、存款准備金」等三大傳統工具和「窗口指導」為主體的政策工具體系，但由於上述工具的使用及運行尚缺乏必要的制度載體和完善的市場運行機制，利率市場化的步伐舉步維艱，金融系統及金融體制存在明顯的「雙軌」並存特徵，完善的貨幣政策調控機制缺乏制度保證和運作機制的支撐，貨幣政策效應特別是對財政政策擠出效應的修復作用，往往受制於行政或決策者能力、操作者能力的制約，特別是作為兩大宏觀經濟政策聯結的重要工具——國債在運行及市場化運行中還存在一些突出矛盾和問題，尚未形成全國性的有效的國債市場，加上國債種類、期限中存在的問題，中央銀行能夠買進賣出的國債數量不大，因而難以達到利用國債市場進行微調的目的。為此，今後的改革應當通過完善國債的品種、期限結構，逐步建立健全國債市場，為擴大中央銀行公開市場業務創造條件。總而言之，只有存在一個高效流動的國債市場，才能既為財政提供巨額資金來源，又能為中央銀行提供調控經濟的手段，充分實現其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結合的作用。

第六，財政政策淡出、貨幣政策彌補問題。當前，相當一部分學者和政府官員正在積極探討以貨幣政策來彌補積極財政政策退出空間的問題。貨幣政策彌補財政政策的退出，其關鍵在於促進經濟保持必要的投資力度，以保證價格水平的穩定。積極財政政策發揮作用的經濟部門，往往是信貸可得性比較高的部門，而不是融資困難的部門，從這個意義上講，貨幣政策沒有必要來彌補財政政策的退出空間，只有在總量意義上，促進經濟保持必要的投資力度和穩定價格指數這些方面，貨幣政策才有發揮作用的必要。對此，貨幣政策的政策空間主要有：（1）進一步降低貸款利率，尤其是降低長期貸款利率。進一步降低貸款利率可以降低社會的投資成本，促進社會投資。目前，我國的貸款利率仍在5%以上，商業銀行的利差有3個百分點以上，因此貸款利率仍然有進一步降低的空間。（2）加大對中小金融機構資金的扶持力度，促進中小企業的投資，增加中小民營經濟的信貸資金支持，促進社會總投資的增長，穩定價格指數。也只有在這個意義上，貨幣政策具有彌補積極財政政策退出空間的可能。

Ⅶ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如何配合起來使用

貨幣政策是中央銀行為實現既定的目標運用各種工具調節貨幣供應量，進而影響宏觀經濟運行的各種方針措施。主要包括信貸政策和利率政策，收縮信貸和提高利率是「緊」的貨幣政策，能夠抑制社會總需求，但制約投資和短期內發展，反之，是「松」的貨幣政策，能擴大社會總需求，對投資和短期內發展有利，但容易引起通貨膨脹率的上升。財政政策包括國家稅收政策和財政支出政策，增稅和減支是「緊」的財政政策，可以減少社會需求總量，但對投資不利。反之，是「松」的財政政策，有利於投資，但社會需求總量的擴大容易導致通貨膨脹。
雖然這兩項政策在宏觀經濟運行中都有較強的調節能力，但僅靠一項政策很難全面實現宏觀經濟的調控目標，沒有雙方的配合，單個政策的實施效果將會大大減弱，這就要求二者相互協調，密切配合，充分發揮綜合優勢。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有四種不同的搭配組合，政府究竟採用哪種取決於客觀的經濟環境，實際上主要取決於政府對客觀經濟情況的判斷。概括地說，「一松一緊」主要是解決結構問題；單獨使用「雙松」或「雙緊」主要為解決總量問題。
在市場經濟中，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是國家履行宏觀經濟管理職能的兩個最重要的調節手段，在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上的市場經濟中，由於根本利益一致和統一的總體經濟目標，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實施具有堅實的基礎，同時這兩大政策具有內在的統一性，為它們之間的協調配合奠定了牢固的基礎。但由於這兩大政策在我國也是各有其特殊作用，調節的側重面也不同，因此，這兩大政策又具有相對獨立性，二者既不能簡單地等同或混同，又不能各行其是，而應該相互協調，密切配合，以實現宏觀經濟管理的目標。

Ⅷ 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如何配合

根據具體的情況和不同目標，選擇不同的政策組合。
一般來說，當經濟蕭條但又不太嚴重時，可採用擴張性財政政策和緊縮性貨幣政策，用擴張性財政政策刺激總需求，又用緊縮性貨幣政策控制通貨膨脹；當經濟發生嚴重的通貨膨脹時，可採用緊縮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用緊縮的貨幣政策來提高利率，降低總需求水平，又緊縮財政，以防止利率過分提高。當經濟出現通貨膨脹又不太嚴重時，用緊縮性財政政策和擴張行貨幣政策，用緊縮性財政壓縮總需求，又用擴張性貨幣政策降低利率，以免財政中過度緊縮而引起衰退；當經濟嚴重蕭條時，可用擴張性財政政策和擴張性貨幣政策，用擴張性政策增加總需求，用擴張貨幣政策降低利率以克服「擠出效應」。

Ⅸ 簡述如何運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搭配來解決滯脹問題

一、滯脹時期美國的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搭配(1)尼克松的「新經濟政策」。面對「滯脹」並發症，1970年，尼克松在貨幣政策上來了個180度的大轉變，他從一個貨幣主義者突然變成一個凱恩斯主義者，大力推行刺激經濟的擴張信用政策。顯然，他把重點押在遏止經濟衰退和失業上面，而把通貨膨脹暫時擱置下來。聯邦銀行的貼現率逐步下降，從1970年初的8.78%降到1971年底的4.5%；銀行對大企業放款的優惠利率也從1969年6月的8.5%降到1971年底的5.25%。貨幣供應量也逐步增加，從1969年年均增長率3.5%提高到1970年的6%。這些政策為更劇烈的通貨膨脹創造了條件，同時會導致過頭的經濟景氣，從而也為新的經濟危機創造了條件。隨著上述政策的實行，生產有所增加，以不變價格計算的國民生產總值從1970年第二季度至1971年第二季度增加2.5%。可是，這個增長率太低，失業未能減少，失業率浮動於6%上下，大大超過1970年初的水平。物價繼續以高於5%的比率上漲，並有加速的跡象。這已從「衰退」轉為「滯脹」。美國統治集團的謀士認為，這種通貨膨脹「已變為成本推動的物價隨著成本增長而上漲」。於是1971年尼克松頒布了「新經濟政策」。這說明，為了對付「滯脹」，美國政府除採用貨幣政策外，還採用其他政策如財政政策、收入政策。「新經濟政策」的主要內容是對國內工資、物價和租金直接進行管制，從1971年8月中旬起的90天內為凍結期，目的是「制止工資——物價的螺旋上升，減弱通貨膨脹的心理預期」。繼而從11月中旬起實行管制，要達到的標準是：平均一年的工資增長應當不超過5.5%，物價不超過2.5%。美國在和平時期實行這類管制還是第一次。同叫，尼克松還任命生產費用、工資、物價等三個委員會專司其職。尼克松的「新政」結局怎樣呢?梅耶教授認為：「1971年尼克松推行的工資和物價管制，這些管制也曾暫時地有助於遏止通貨膨脹，但卻引起許多失誤。物價管制在一定程度上掩蓋而不是削弱了通貨膨脹率，因為各企業按管制的價格對產品進行偷工減料。1974年4月物價管製取消後，物價急劇上升，當年消費物價指數就陡升12％。」就貨幣政策而言．1970年初實行的擴張政策，盡管擴張程度時有不同，但一直持續到1972年後期。1973年初，貨幣政策同財政政策才略有緊縮。同年二、三季度又出現了新的經濟危機苗頭：12月工業生產開始下降，到1974年12月已下降了7.3%。翌年1月，又下降了3.6%，這是20世紀30年代大危機以來生產下降幅度最大的一個月。美國走入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第六次經濟危機，與此同時，1974年還出現了「雙位數」的通貨膨脹率。就在這段時間，美國遭到「石油沖擊」。為石油產品支出較昂貴的價格，意味著國內消費者對其他商品與勞務的購買力進一步削弱了，因而引起衰退與通貨膨脹進一步惡化。在國際收支上，又爆發了一次美元危機。(2)福特的微觀稅收政策。1974年8月福特繼任總統，為了對付嚴重的「滯脹」局面，他採取了微觀稅收政策，即通過調整稅率級別，或曰稅收結構，而不是通過增加財政支出來影響各生產要素(生產部門和個人)的收入。這種調整方法是提高各種消費稅率，降低所得稅率，以增加儲蓄與投資，企圖遏止通貨膨脹，又緩和危機與失業。此外，根據1975年國會決議，美聯儲要按照穩定物價的方針來調節貨幣供應量；同年5月起美聯儲定期公布每年貨幣總量M1、M2、M3的增長率的上下幅度來安定人心。從此，美聯儲就一直公布各種貨幣供應量的計劃數字。這些措施，實際上採納了貨幣主義關於把貨幣供應量年增長率長期固定在同預計的經濟增長率基本一致的政策主張上。福特政府這種微觀財政政策與宏觀貨幣政策相結合的政策重點，仍是把當時的通貨膨脹作為頭號公敵來對待。然而，它未能削減財政赤字，赤字從1973年47億美元增至1974年451億美元，1975年又增至665億美元。這樣，增長的財政赤字就抵消了稅收政策與貨幣政策抑制通貨膨脹的作用，並促使經濟衰退惡化，正如梅耶所說：「1974--1975年發生了3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1975年的失業率達到8．5%。與此同時，通貨膨脹率仍然很高，當年的消費物價上漲到7%。滯脹一詞已成為美國大眾的語言。」1974年美國最大的銀行之——富蘭克林國民銀行倒閉了，另一家大的不動產投資信託公司也在危機中破產了。1975年底，福特又回過頭來把經濟衰退作為頭號敵人來對待。他向國會提出向衰退做斗爭的綱領，規定通過大量削減所得稅、公司利潤稅等措施來刺激需求，促進經濟回升，但是未能取得預期效果，不久福特本人也下台了。(3)卡特的高利率政策。1976年卡特就任總統。當時最尖銳的問題是大規模的失業，因此，卡特的施政方針把減少失業放在首要地位。其具體措施是：一是減稅以刺激經濟上升；二是撥款舉公共服務事業以增加臨時工作位置。前—項措施在某種程度上起了積極作用，但卻擴大了預算赤字，使1977年的赤字從450億美元增加到1978年的618億美元，從而加劇了美國依然存在的通貨膨脹，以至於1978年又出現「雙位數」的通貨膨脹率；後一項措施則因撥款不多，以致收效不大。嚴重的通貨膨脹不僅引起生產混亂，人民生活受到嚴重影響，同時還削弱出口商品的競爭能力，使本來已惡化的國際收支狀況更為惡化。在內外交窘的情況下，卡特政府不得已把政策重點轉到反通貨膨脹方面來，除了採用緊縮信用政策外，還對物價與工資的增長實行自願性的限制，並採取降低減稅額度，削弱預算中的民用開支等措施。1978年5—10月，聯邦儲備銀行的貼現率從6.5%逐步提高到9.5%，繼而提高到10%的破記錄水平。但是，這些措施未能遏止住通貨膨脹的勢頭。卡特一不做，二不休，於1979年任命保羅·沃爾克為美聯儲委員會主席。在沃爾克主持下，開始了美國歷史上最嚴峻的信用緊縮時期。這個時期是以1979年10月6日在一次不尋常的所謂「特別星期六夜晚」的會議上，美聯儲委員會做出的一項新政策為特徵的。盡管當時人們普遍認為經濟已進入衰退，美聯儲仍採取了高度緊縮政策：把貼現率提高為兩位數的12%，同時對銀行的某些可控制負債規定了8%的法定準備率。更重要的措施是：宣布准許聯邦資金利率有更大的波動，即在5%(過去限制在1.25%)的幅度內波動，即使這個5%的限額也不完全具有約束力，以便它能更好的抑制貨幣存量。這個時期曾被美國一些經濟學家解釋為迅速轉向貨幣主義。盡管對這一看法還存在爭議，但從一些極其重要方面看，無疑是貨幣主義的：首先，表現為美聯儲此時已把指導控制通貨膨脹擺在維護高就業的前面；其次，美聯儲比過去更加註重實現貨幣增長率指標，因而允許利率更大幅度的波動。沃爾克認為，美聯儲用來抽緊銀根的政策工具中以貼現率政策效力最大。根據這一認識，美聯儲銀行的貼現率一提再提，商業銀行的優惠貸款利率竟高達20%。利率的提高雖然限制了投機，但也影響了工商業正常的資金周轉，抑制了投資，終於引發了1979年4月開始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第七次經濟危機。人們認為這次危機是美聯儲推行過度緊縮政策的結果，因而稱之為「沃爾克衰退」。據報道，當人們向沃爾克提問貨幣和財政緊縮是否會導致衰退時，他回答：「是的，而且越快越好。」這次經濟危機還出現了一種反常現象。1979年美國工業生產從3月的最高點下降，陷入經濟衰退，一年時間中雖然逐漸回升，但1980年再度下降，最後於1980年8月走出危機。一般說來，一次經濟危機過去後，工業生產必然回升，而在這次危機中，工業生產剛開始出現上升跡象，又突然下降，過一段時間後再上升，形成一次兩度下降的危機(DoubleDipRecession)，即兩個谷底的危機。嚴峻的緊縮政策並未當即把通貨膨脹壓下去。金融市場並不相信美聯儲能夠抑制通貨膨脹，從1979年12月到1980年2月的3個月之內，消費價格指數以年率17%的速度上升。信貸市場山於擔心通貨膨脹率上升，從而利率會直線上升而近於癱瘓。市場參與者將怎樣決定新發行證券的利率呢?他們無法決定。其結果是，大部分的長期證券市場和抵押市場一度停止營業，甚至短期證券市場(如商業票據市場)也無法正常運行。一些主要銀行在出售大額存單上也遇到困難。當時通貨膨脹率按年度計算，1979年為13.2%，1980年為18%。卡特政府終於在「滯脹」的陰雲中下台了。(4)20世紀80年代裡根的寬財政緊貨幣政策。里根上台，他面臨的國內經濟問題依然是持續多年的老問題——「滯脹」。他採用高利率的貨幣政策，井輔之以1980年底減稅、削弱政府開支的一套財政政簫，名之為供給學派經濟學。里根宣稱其「美國經濟復興計劃」是一個與傳統的凱思斯學派理論徹底決裂的計劃。這個計劃的指導思想有三點比較新鮮：一是由不斷增加稅收與擴大政府支出轉變為同時大規模削減聯邦稅收與支出；二是由長期赤字預算轉到逐步要求財政預算平衡；三是由過分強調財政政策作用轉向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並重，且實行嚴峻的緊縮信用政策。在里根上台兩年後的1982年11月，美國經濟開始復甦，通貨膨脹率也同時下降到3.4%，1983年GNP的實際增長率穩定在3%上下的水平，而通貨膨脹率也穩定在3%～4%的幅度，失業率8年來呈逐步緩降的趨勢，參見下表。因此，可以說，美國於1982年末突破「滯脹」並發症之後，經濟呈穩定的中低速發展趨勢，這一趨勢與同期的英國、日本、德國相比，基本上是吻合的；但是，隱伏在經濟發展的背後，美國存在財政與貿易兩大赤字的隱憂卻同日本、德國的情況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