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貨幣錯配

㈠ 2005年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內容及意義

一、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背景

從2002年末以來，由日本等少數國家開始在國際社會上散布「中國輸出通貨緊縮論」，2003年，這種論調進一步升級為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呼聲，到2005年前後，日本、美國、歐盟等主要發達國家或基於國內經濟的需要，或迫於國內政治的壓力，要求中國改變匯率制度或強迫人民幣升值。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國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根據對匯率合理均衡水平的測算，人民幣對美元升值2％至1美元兌8.11元人民幣，同時美元每天浮動范圍限制在上一交易日收盤價的上下3‰之內，對非美元則在1.5％的范圍內浮動。然而，人民幣匯率政策調整，並非受到上述國家的壓力，而是出於對未來的發展道路的高瞻遠矚，主動的調整。之所以選擇目前這個時機來改革匯率機制，是由於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對外開放度提高，以及人民幣升值預期強化等導致外匯儲備快速增加，外匯占款不斷提高，中央銀行不得不大規模發行票據對沖，提高了宏觀經濟調控成本，使得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的成本上升。據最新數據顯示，經濟增長、固定資產投資、進出口等保持高速態勢，物價漲幅等則持續下滑，為匯率機制改革提供了穩定的經濟環境。而美元持續反彈，歐元和日元回軟也為改變盯住美元匯率制度創造了良機。

二、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成本與收益問題

(一)對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成本的反思
由於人民幣改革後有一定的升值，面臨的成本大概有以下幾點：一是可能減少外部需求和出口，並影響到實現短期的經濟增長目標；二是可能增加國外直接投資成本，不利於吸引外商直接投資；三是可能造成結構性調整所帶來的短期失業問題。
但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來看，並非有如上的成本發生，即使有，其影響也十分有限，甚至模糊不清。
1. 人民幣升值對出口的影響可能並不明顯。高盛銀行胡祖六(2003)指出，人民幣匯率出口彈性非常小，匯率調整不會給出口帶來太大的變化。這與中國獨特貿易結構有關。目前來料加工裝配貿易和進料加工貿易在中國的出口中佔55％。同時，來料加工裝配貿易、進料加工貿易和外商的機械設備進口占所有進口的60％，來料加工裝配貿易只賺取固定的工繳費，與匯率的變動基本沒有關系。進口加工貿易的情況也相差不大。同時，中國的部分出口品在國際市場上的佔有率相當的高，而且與競爭對手的成本相差很遠，人民幣升值2％反而會提高出口收入，而不是降低出口收入。
2. 90年代中期以後，FDI(外國直接投資)流入的動因發生了新的變化。更多的FDI來自歐美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投資於中國的目的更傾向於瞄準中國的國內市場，而不像以往那些東南亞中小企業利用中國作為出口加工平台(UNCTAD, 2002)。匯率升值雖然提高了FDI新建投資的投資成本，但是，也提高了美元計價的外商企業在本地的銷售收入。一方面它可能阻礙了一部分利用中國勞動力、土地等各方面成本優勢的FDI流入，但同時也可能鼓勵一批試圖進入中國市場的FDI的流入，因此，2％的人民幣升值並不會對FDI有太大的影響。
3. 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2002年《貿易與發展報告》的計算，在17個重要樣本國家內，中國的單位勞動工資最低，樣本國工資分別是中國工資的2.5-47.8倍不等，即使考慮到單位勞動生產率，17個樣本國家當中也有10個國家高於中國的成本。所以，2％的人民幣升值並不會對就業造成影響。退一步說，即使出口部門的就業受到一定的影響，但從長期來看，考慮到製造業提供就業機會幾乎沒有改變，而服務業提供的就業機會正在大幅度的提高，服務部門增加就業機會完全可以彌補出口部門減少的就業機會。
4. 央行匯率改革使用「參考」而非「盯住」貨幣籃子的做法，其不利之處在於匯率更具靈活性的同時，央行對匯率政策的相機抉擇更容易受到來自政府其他職能部門的影響。所以，央行必須在行使靈活的相機抉擇權和維護匯率政策的動態一致性之間保持微妙的平衡。

(二)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收益的考察
匯率改革的收益是多方面的。第一，將匯率調整到與實際均衡匯率運動趨勢保持一致的水平上，同時也意味著得到了與國際經濟資源配置效率最優的匯率價格。它有利於各個產業的平衡發展，有利於長期的資源配置和經濟增長。第二，匯率積極調整把匯率調整的主動權交到了貨幣管理當局手中，同時也留給貨幣當局一定的政策調整空間，有利於宏觀經濟穩定。第三，匯率改革提升了人民幣購買力，有助於提高人民生活福利水平。同時匯率升值導致的收入更利於農民和城市的第三產業從業人員。第四，匯率改革等於向市場宣布，中國貨幣當局是以國際收支平衡而不是以狹隘的貿易順差為政策目標的。
從目前中國的現實情況來看，人民幣匯率改革的收益還是非常明顯的，新匯率制度對我國主要產生了以下幾個方面的影響：
雖難以平衡國際收支，但大幅度減少央行的干預頻率
匯率改革後國際收支狀況仍然是調整人民幣匯率的重要基礎，從2005年以來，我國月均外匯儲備增長在150億美元左右，近三個月更是到達了200億美元，外匯儲備始終在持續大幅度的增長。但我們不能簡單的認為，當期的儲備增長扣除外匯順差和外國直接投資外都是熱錢。以2004年的國際收支為例，全年順差2066億美元，其中貨物貿易順差和直接投資順差分別為590億美元和531億美元，這並不能理解為其餘的國際收支順差全部都可歸納為所謂「熱錢」，其餘大多數差額，是可以用經常轉移、證券投資和貿易信貸來解釋的。
中國國際收支平衡更注重於商品和服務貿易兩項的總體平衡，從2000年到2004年，這兩項基本是穩定的，商品貿易大約是200億美元至300億美元的順差，服務貿易大約是100億美元的逆差，這兩項合計占我國GDP的2％左右，占進出口的總額也在2％左右，從今年上半年來看，我國進出口總值達6450.3億美元，高出低進使得貿易順差達到396億美元，突破去年全年水平，而預期下半年中國外貿出口、進口增速分別為22％和18％左右，可實現順差300億美元以上，因此單純依賴匯率改革，並不能迅速、顯著的使國際收支恢復到基本平衡的軌道上來，所以在短期內並不能改變央行對外匯市場的干預，只是減少中央銀行干預外匯市場的頻率，央行只在必要的時候對外匯市場進行以防止匯率出現過大的波動，而不必每天進行干預操作，這時的外匯市場能比較真實地反映匯率的變化。
帶來金融創新熱潮
匯率機制改革之後，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將是一個常態，因此需要相應的衍生工具來規避和鎖定風險，其本身就意味著對加快外匯市場發展和相關金融產品創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例如8月4日，央行在其上半年貨幣政策執行報告中指出，下半年將加快發展外匯市場和各種外匯衍生產品，盡快開辦銀行間遠期外匯交易，推出人民幣對外幣掉期等產品。8月9日，央行決定擴大外匯指定銀行遠期結售匯業務和開辦人民幣與外幣掉期業務。這些衍生工具的推出將有助於穩定現行的匯率，可以通過市場交易形成對人民幣的下一步波動的預期，同時給市場一個導向，從而更好地消化人民幣的匯率風險。
提高銀行對匯率風險管理的能力
「有管理的浮動」考驗了銀行對風險管理的難度，對於這次匯率改革，銀企如果過於關注人民幣對美元和非美元即期匯率的波動區間是遠遠不夠的。
就銀行而言，商業銀行必須對不同幣種的小額和大額現鈔、現匯等具有差別定價能力，必須對來自居民、企業和同業的外匯供求有差別化的定價能力，必須對流動性較好的人民幣兌美元等即期品種和其他流動性相對較弱的非美元品種具有差別的定價能力。這種審時度勢的差別定價，較之央行為外匯交易市場確定的波動區間要靈活得多。如果商業銀行忽視了匯率改革帶來的風險定價挑戰，其貿易融資的信用風險、結售匯凈頭寸的匯率風險，以及外匯代客理財業務風險等都會面臨更多的不確定性。所以，這次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給商業銀行的風險管理能力帶來了挑戰，有助於商業銀行提高其風險管理能力。

三、我國不可能較快地過渡到完全意義的浮動匯率制度
人民幣向有管理的浮動制度回歸，其優勢是明顯的，但從中國實際情況來看，中國不可能較快的過渡到完全意義的浮動匯率，是因為：
(1)我國的金融市場、特別是外匯市場還很不發達。在金融市場體系不完善、不發達的情況下，如果匯率出現大幅度波動，金融市場無法在整體上做出靈敏的反應和自發的調整，就可能造成局部市場的嚴重失衡和秩序混亂；經濟主體無法進行適宜的資產頭寸調整，從而發生嚴重損失。目前我國正規的外匯市場只局限於少數銀行，企業個人無法直接進入，還沒有外匯期貨市場，遠期外匯市場交易也沒有全面開展。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匯率出現大幅度波動，微觀經濟主體、特別是進出口企業將很難通過外匯交易來規避匯率風險。
(2)人民幣還不是國際貨幣。對非國際貨幣國家來說，匯率制度改革過程實際上就是與國際金融制度與規則接軌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基於對政府依賴的慣性，企業除了考慮從市場競爭中謀取利益和發展外，還特別注重從政府及其政策中謀取利益，他們對政府的政策具有很高的期待。因此，政府一旦出現決策失誤，將可能給企業和國家造成巨大的損失，由此招致強烈的反對，匯率制度改革就可能夭折，並可能造成經濟的大幅動盪。
(3)我國金融體系還比較脆弱。我國目前的金融結構仍以銀行間接融資為主，而銀行、特別是國有銀行的不良資產率還相當高。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全面放開匯率，貶值預期會造成人民幣存款被大量提取，升值預期會造成外幣存款被大量提取，嚴重時可能引起擠兌，引發銀行危機，並由此爆發貨幣危機。
(4)我國市場化的金融監管和金融調控體系還不完善。長期以來我國一直執行嚴格的外匯管制，習慣於在狹小的外匯市場上以盯住的方式控制匯率，缺乏一套開放市場條件下外匯管理和市場干預的制度、規則、手段和經驗。在這種情況下，突然完全放開匯率，就未免會出現市場混亂、匯率失控等問題。
(5)我國貨幣錯配矛盾突出。根據戈登斯坦(Goldstein, 2005)教授的定義，所謂貨幣錯配是：「在權益的凈值或凈收入(或二者兼而有之)對匯率的變動非常敏感時，就出現了所謂的『貨幣錯配』。從存量的角度看，貨幣錯配指的是資產負債表對匯率變動的敏感性；從流量的角度看，貨幣錯配則是指損益表對匯率變動的敏感性。凈值(凈收入)對匯率變動的敏感性越高，貨幣錯配的程度就越嚴重。」
貨幣錯配的形成，既有外因也有內因。就外因而言，發展中國家的貨幣錯配是國際貨幣格局的自然產物。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後，國際貨幣體系中的「關鍵貨幣」角色主要是由美元和歐元來承擔，這事實上將歐美以外所有其他國家的貨幣「邊緣化」了。由於國內貨幣無法在國際經濟交往中使用，廣大發展中國家的資產/負債、收入/支出便呈現多種貨幣並存的局面，貨幣錯配由此成為常態。就內因而言，資本市場普遍落後和匯率長期保持固定都加劇了發展中國家貨幣錯配。在資本市場發展滯後的情況下，缺乏有效資金來源的企業不得不通過各種渠道到海外去籌資，而難以尋求到有效投資機會的「過剩」儲蓄又不得不大量流向國際資本市場。由於國際資本市場不接受發展中國家的本幣，資本市場發展滯後導致的跨國資本流動更加劇了發展中國家貨幣錯配。從形成機制看，中國難以避免貨幣錯配。一方面，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還為時甚遠，因而「原罪」和「高儲蓄兩難」特徵在相當長時期內還難以消除；另一方面，中國資本市場的效率低下有目共睹，這無疑加劇了貨幣錯配；此外，長期實施得盯住美元固定匯率制度，已經使中國的微觀經濟主體對貨幣錯配麻木不仁。簡單計算的結果顯示，中國目前已屬貨幣錯配比較嚴重的國家之一。截止2004年底，中國居民持有的外幣資產佔M2的比重已達27％，如果再考慮到中國外債余額在2004年已經高達2285.96億美元的現實，貨幣錯配矛盾顯然更為突出。巨額的貨幣錯配使得中國不可能較快地過渡到完全意義的浮動匯率。

四、完善我國匯率機制的配套措施

隨著中國金融開放的日漸推進，我國需要對人民幣匯率穩定機制進行改革和完善，如何在實行管理浮動匯率制度的過程中避免貨幣錯配風險的失控，避免匯率的大幅度波動，要有一個與之相應的經濟政策作為保障，我們也應當從多方面採取措施，逐步推進改革，以實現真正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

第一，保持較高的外匯儲備水平，加強外匯儲備的管理和運用。較高水平的外匯儲備水平有助於控制貨幣錯配風險。首先，較高水平的外匯儲備是管理浮動匯率制度抵禦國際投機資本沖擊的重要保證。20世紀90年代以來，貨幣危機的威脅促使發展中國家迅速增加了國際儲備。從「保持信心」看，國際儲備水平越高，其「引而不發」的「威脅」作用就越大，國際投機資本對該國的匯率制度就越不敢造次。其次，較高水平的國際儲備可以保證政府有能力接手私人部門的貨幣錯配，通過政府承擔貨幣錯配損失來避免對微觀經濟主體的全面沖擊。

第二，積極參與和構築區域貨幣合作。亞洲地區經濟與貿易聯系的不斷加深為區域金融合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巨額的外匯儲備加強了亞洲資金自我循環和抵禦外部沖擊的實力。中國作為亞洲的經濟發展大國，應積極參與和構築亞洲貨幣合作。(1)以積極的姿態進一步開放金融業，支持區內貿易的發展。(2)發揮香港國際金融兩種新的優勢，並積極推進上海金融中心的建設，使其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優勢和功能互補，由此進一步發揮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綜合功能。(3)在東亞貨幣合作中發揮主導作用，提升人民幣的國際地位。(4)積極加強亞洲各國和各地區的中央銀行的合作。(5)積極推進國內金融體系改革，建立健康的金融體系，並與亞洲各國及時交流降低不良貸款和處置高風險金融機構的經驗與教訓，共同建立亞洲地區金融風險早期預警機制，加強各國各地區金融監管當局的合作，共同防範和化解金融風險。

第三，通過提供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和完善的微觀制度來促進資本市場發展。貨幣錯配的起因之一是發展中國家的資本市場不發達。從這一角度來看，發展資本市場應在管理貨幣錯配奉獻的戰略中居於重要地位。從根本上說，穩定的經濟環境是資本市場發展的前提。在貨幣政策方面，中國應當逐步過渡到通貨膨脹目標制度，而不是簡單地從控制貨幣供應轉向調控利率。在財政政策方面，通過審慎的財政政策來穩定公眾與企業絕對必要。對資本市場發展而言，僅有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還不夠，加強微觀制度層面的建設同樣重要。同時，中國在微觀制度的許多方面都存在阻礙資本市場發展的因素，都需要通過改革來加以完善。

第四，加強資本跨境流動管理。匯率改革後，國際資本流動管理面臨新的壓力：短期資本流動更頻繁；資本流動均衡管理的重要性更突出；外匯管理的有效性難以保證。針對國際資本的非均衡流動，現階段應採取的措施是建立「以不變應萬變」，能應對「升值」和「貶值」壓力交替出現的、均衡管理的新機制：合理調整外匯儲備規模；利用利率和匯率的變動來影響宏觀經濟；靈活利用政策，在制度設計上體現流出入並重，根據實際情況相機抉擇，有效應對「升值」和「貶值」預期的轉換。同時，一方面，加強資本跨境流動管理是加強外債管理和外匯儲備管理，抵禦國際投機資本沖擊匯率的一項重要措施；另一方面，通過針對性的安排，可以限制因國內資本市場發展滯後帶來的「過度」國際借貸和「過度」國際投資。

第五，加強宏觀政策的搭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宏觀政策的搭配基本突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而匯率政策幾乎缺失，隨著人民幣匯率制度將由中間道路向浮動匯率制度演進，匯率政策對經濟的調節作用也將日益突出。因此，應加強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與匯率政策的相互協調，合理搭配。(1)明確匯率政策是貨幣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將匯率納入貨幣政策的框架之中，並使匯率政策發揮其市場調節的作用。(2)運用創新政策工具。但貨幣政策與匯率政策不協調時，特別是面臨嚴重困境時，可及時採用創新政策工具，以擺脫困境。(3)妥善處理好匯率穩定與匯率失調的關系。穩步、深入推進結構改革，實現各類市場的良好銜接。

㈡ 錯配矛盾是什麼 國際金融這一塊的內容

就是把位置放錯了。比如貨幣錯配就是配置了錯的貨幣在不對的位置上。還有期限錯配
如果風險緩釋的期限比當前的風險暴露的期限短，則產生期限錯配。如有期限錯配且風險緩釋的剩餘期限不到一年，則不承認風險緩釋在資本要求上的作用。
，資本錯配銀行的短存長貸也就是資產錯配 短存長貸,就是字面意思 銀行的存款都是短期的 長期存款少 而貸款出去的資金都是中長期貸款，資產錯配矛盾加劇可導致 期債積弱難返 ，票據錯配，久期錯配，這些錯配的結構上出現了問題就是錯配矛盾
錯配會威脅到一些機構的利益所以會產生矛盾

㈢ 貨幣錯配的貨幣錯配的成因

在20世紀後期金融自由化浪潮的背景下，隨著經濟全球化和金融一體化程度的加深，新興市場國家的貨幣錯配現象變得極為普遍，貨幣錯配程度也逐步加深。對於發展中國家而言，貨幣錯配的形成有內因和外因兩個方面。
就外因而言，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方面，貨幣錯配是全球貿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和經濟一體化的自然結果(Ize&Yeyati，1998；Arteta，2005)貿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和經濟一體化導致發展中國家實際部門的美元化，從而出現貨幣替代和資產替代的情況，進而導致金融美元化。金融美元化是實際美元化的反映，而貨幣錯配則是這一過程的產物。另一方面，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後形成了以美元和歐元為「關鍵貨幣」的國際貨幣體系，事實上將美、歐之外所有其他國家的貨幣都「邊緣化」了，因此本幣不是「關鍵貨幣」的國家都面臨著程度不同的貨幣錯配風險，而發展中國家尤為嚴重(李揚，2005)。
至於內因，學者們強調了發展中國家金融市場欠發展、制度不健全、監管不力、政策不合理以及政治和經濟存在較高的不確定性等方面。Jeanne(2003)列舉了引發新興市場國家貨幣錯配的幾種原因：貨幣發行人的可信度缺失、政府對貨幣錯配借款人公開或不公開地進行救助、本國金融發展滯後、政府政策承諾或傳導工具存在問題以及對國內部分企業的保險政策等等。 (尤其是債券市場、外匯市場和衍生品市場)
經濟學家一致認為這是造成發展中國家貨幣錯配最主要的原因之一。Goldstein& Turner指出，發展中國家一般都是實行趕超型發展戰略，但是資金短缺，特別是進口先進技術和設備所需的外匯資金。同時，由於這些國家金融市場不完全，本國貨幣不能用於國際借貸，即存在所謂的原罪問題(original sin)，因而只能通過借入外債來為本國發展籌集資金，貨幣錯配問題從而不可避免。Eichengreen et al．(2005)認為貨幣錯配是原罪的一個可能結果，取決於當局如何管理原罪的影響，或者說取決於這個國家的政府對國際債務的反應。另一方面，由於金融市場的欠發展，缺乏有效對沖貨幣風險的各種金融工具，導致貨幣錯配不斷積累。 主要表現在不合理的宏觀經濟政策(如貨幣政策制定失誤、固定匯率安排、金融賬戶開放太早、外匯管理和外債管理失誤等)、政府隱含的或明確的救助擔保、政策的多變性等方面。貨幣發行人缺乏可信度導致代理人更多地借入外幣債務，較高的通貨膨脹率阻礙了本幣計值的債券市場發展，而固定的匯率安排對匯率風險套利行為形成不合適的激勵(Jeanne，2003；Goldstein&Turner， 2005)。在金融自由化和監管不力的情況下，資本的大規模流入會造成本幣匯率高估，從而外幣計值債務的事前成本較低(Bunda，2003)。Bussiere et al．(2004)發現貨幣錯配程度與金融賬戶的開放程度正相關。Eichengreenetal．(2005)指出一國政府可能會忽視積累儲備作為保護其免受匯率沖擊的必要性，或者可能會誤導銀行和企業，使之相信匯率會永遠保持釘住，使得他們低估匯率風險，因而低估外匯敞口頭寸風險。新興國家過多地借入外幣債務是由於存在政府隱含的或明確的救助擔保(McKinnon& Pill，1999；et al．)。Bunda(2003)認為，新興市場國家政府一方面存在與匯率制度選擇內在相關的隱含擔保；另一方面，如果發生銀行擠提，對外幣計值的存款存在著隱含的擔保。De la Torre&Schmukle認為，持有美元債務的債務人預期政府會提供救助，因為他們「太大而不能倒閉」(too big to fail)或「太多而不能跨」(too many to fail)。
在東南亞國家中至少存在三種影響私人投資者行為的政府擔保：國家為保證國內金融體系的運行而採取的政策措施、政府對資本賬戶自由兌換的承諾和缺乏彈性的固定匯率制，後兩種擔保實際上是對私人短期對外融資的補貼(金洪飛，2004)。外國貸款人偏好外幣貸款也是基於同樣的原因，但是也受國內貨幣(抵押品)高估的因素所驅動。DelaTorre&Schmukle分析了與政府有關的時間不一致性和雙重代理(al—agency)問題，指出政策的多變性可能導致稀釋風險(dilution risk)和沒收風險(confiscation risk)，所謂稀釋風險是指新興市場經濟體主權政府作為本幣債務的發放人，存在著通過較高的通貨膨脹率來降低本幣債務的激勵所造成的風險。沒收風險是指新興市場經濟體主權政府對金融合約在行政上所強加的強制性侵犯而帶來的風險。稀釋風險可以在不違反合約條款的情況下侵蝕金融合約的實際價值，沒收風險來自於合約條款本身會被主權政府的法規所改變。因此，短期外幣合約是理性貸款人和借款人之間的均衡結果。 在宏觀層面上，大規模的貨幣錯配對一個國家金融體系的穩定性、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匯率政策的靈活性和產出等方面會造成巨大的不利影響，甚至可能引發貨幣乃至金融危機(Goldstein&Turner，2005)。
1．貨幣錯配使得一國金融系統變得脆弱，增加了金融危機爆發的可能性。Mishkin(1996)首先指出，正是由於企業和銀行的收入與債務的幣種結構不同引發了墨西哥的銀行危機。Allen et al．(2002)通過分析新興市場國家在20世紀90年代危機中的資產負債敞口，認為幾乎所有的危機都伴隨著嚴重的貨幣錯配問題。在存在貨幣錯配的情況下，本幣貶值會產生不利的資產負債效應，導致借款企業凈值大幅縮水，從而陷入財務困境，甚至破產。企業的破產會對銀行等金融機構造成不利影響，進而導致一系列的破產，最後引發大規模的貨幣金融危機。研究90年代以來新型貨幣危機的學者們認為貨幣錯配是引發貨幣金融危機的重要因素之一。Bun&認為在金融自由化和監管缺失的情況下，新興國家資產負債表上的期限錯配和貨幣錯配相結合會導致短期外幣債務和投資的內生積累，從而實際匯率升值。當發生實際的不利沖擊時，同樣的積累過程會反向進行，導致貨幣貶值，並引發貨幣危機或國際收支危機。此外，貨幣錯配會與期限錯配相互作用，並加劇期限錯配，使金融脆弱性變得更為嚴重 (Bussiere et al．，2004；McKinnon，2005)。
2．貨幣錯配還會在發生外部沖擊時降低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在國際性經濟衰退導致國外需求減少時，一國貨幣政策的正常反應是降低利率，刺激國內需求，並讓本幣適度貶值，以確保隔斷國際經濟衰退的影響。但是，在存在貨幣錯配的情況下，如果調低國內利率，會引起本幣貶值，而貶值將導致上述的金融脆弱性；如果通過提高利率來維持本幣匯率，那麼企業的財務負擔會加重，總需求將下降，經濟衰退可能會更嚴重。Jeanne&Zettelmeyer(2002)通過模型得到，私人部門資產負債表上的貨幣錯配和期限錯配製約了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應對自實現的資本賬戶危機的能力。
3．貨幣錯配會對一國匯率制度的選擇及匯率政策的實施帶來困難。貨幣錯配引起的金融脆弱性使得發展中國家雖然名義上實行彈性匯率制度，但實際上將匯率維持在對某一貨幣的一個狹小幅度內，形成了所謂的「浮動恐懼症」(fear of floating)。Haus— nlallrletal．(2001)和Ganapolsky(2003)發現貨幣錯配程度與匯率彈性負相關。另一方面，由於這些國家一般都是實行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在情況有利(如資本流入或貿易條件改善)時積累了較大規模的外匯儲備，從而導致本幣面臨升值壓力，但它們不願本幣升值，擔心升值會損害其國際競爭力和導致外匯儲備價值縮水，並對金融體系和宏觀經濟帶來沖擊，從而又陷入了「高儲蓄兩難」的困境。Eichengreen et al．(2005)通過實證分析發現貨幣錯配與較高的國際儲備正相關。這時，如果這些國家不能在降低貨幣錯配方面取得進展的話，它們只能選擇對美元保持高度穩定的軟釘住匯率制度，或者只能採取激進的方法——即實行本國經濟的美元化。
4．在出現外部沖擊時貨幣錯配會導致投資的收縮及產出的收縮和波動。貨幣錯配與本幣大幅貶值相互作用，會大大降低私人部門的凈值和資信，進而導致投資和產出下降(Goldstein&Turner，2005)。貨幣錯配會引起期限錯配並惡化期限錯配，使償付約束更緊，導致債務結構更多地傾向於短期債務，因此面臨風險的投資項目增加，造成產出波動加劇和投資收縮(Bussirre et al ，2004；Ranciere et al．，2003)。存在貨幣錯配的情況下發生貶值時，政府將在維持固定匯率的成本(非貿易部門的通貨緊縮和國內產出的損失)和放棄固定匯率的成本(國家信用的損失)之間進行權衡，但兩種情況下產出都會收縮 (Bunda，2003)。Levy—Yeyati(2003)認為國內金融美元化與產出增長的波動性正相關。Calvo et s1． (2004)發現國內銀行的美元化增加了資本流入突然中止的可能性。C6spedes(2004)發現在外債水平上升時，貶值具有不斷增強的緊縮效應。 從微觀角度來看，一個企業乃至一個家庭如果其資產與負債或收入與支出存在貨幣錯配情況，那麼其凈值就不可避免地面臨著匯率波動沖擊的風險。但是，貨幣錯配對企業的影響具有「雙刃劍」效應。對於存在貨幣錯配的企業，匯率變化會產生擴張性效應(貿易企業)和資產負債表效應(Magud．，2004)。如果擴張性效應大於資產負債效應，則對企業有利；反之，如果擴張性小於資產負債表效應，同時貨幣錯配引起企業所支付的外部融資溢價上升，會導致許多企業凈值和產出下降，進而無法償還債務而破產。當然，貨幣錯配對企業的具體影響還應考慮該企業貨幣錯配的規模、企業的性質(是否為貿易企業)以及貿易企業的出口結構、貿易條件、收支的幣種結構等其他因素。
更為重要的是，宏觀層面與微觀層面的貨幣錯配的影響會相互作用。一方面，貨幣錯配對微觀主體的影響會傳導至銀行等金融機構(盡管它們本身可能並不存在貨幣錯配)，並疊加和傳導至宏觀層面，造成整個金融體系的脆弱性，影響一個國家宏觀經濟的穩定。另一方面，貨幣錯配在宏觀層面的影響——如浮動恐懼(固定匯率制度)，導致企業不會將匯率風險內部化，從而貨幣錯配不斷積累。

㈣ 傳統貨幣政策指的是什麼

貨幣一籃(攬)子政策 package/wholesale Monetary policy 一攬子貨幣。 人民幣對美元升值，當然和其它外幣的匯率也相應調整。 中國過去的外貿結算和外匯儲備，主要是以美元進行，這樣就暗藏巨大的匯率風險。 為了改變這種局面，提出了「一攬子」貨幣政策，就是和多種貨幣保持匯率，以規避單一美元帶來的匯率風險。 這樣做是不是就萬無一失了，在金融界爭論很大，很多主要外幣，和美元之間存在很大的匯率浮動。對於人民幣而言，避免匯率風險的根本不在於與一攬子還是單一的國際貨幣掛鉤，而在於它自身對於匯率波動的承受力。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長巴曙松博士做客「新華訪談」時談到，實施參考一籃子貨幣政策可避免匯率大起大落。 巴曙松說，人民幣均衡匯率的一個參照系就是參考一籃子貨幣。這個觀察期也是決策機構模擬、測算、觀察一籃子貨幣，同時與市場逐步發現的均衡匯率之間做對照的一個過程。也就是說，一籃子貨幣也面臨一個逐步完善、參考、觀察的過程。 第二，實施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的政策之後，匯率的波動實際上是變小了。因為籃子中貨幣之間的波動可以相互沖銷，貨幣的在合理均衡水平的穩定能力比原來提高了，從而達到了降低波動幅度的效果。 第三，參考一籃子貨幣的一個重要意義是適應了國際貨幣金融多元化的趨勢，體現了中國對於國際經濟發展趨勢的一個把握。現在來看，美元至少還有很大的貶值空間(1985年時，美國的貿易逆差佔GDP的比重大概在3%，當時美元貶值38%，才逐步調節它的經濟實現平衡；現在美國的貿易逆差佔GDP的比重大概在5.5%；現在的貶值不到20%，因此理論上還有較大貶值空間)。 他說，這樣一個不穩定的貨幣，如果繼續把它作為貨幣體系的中心的話，對中國的經濟的平穩增長是很不利的。一籃子貨幣實際上順應了中國的貿易多樣化的趨勢，中國原來很多的「貨幣錯配」就是因為盯住美元的這個制度形成的。 從經濟學意義上來說，實施參考一籃子貨幣的政策，避免了匯率大起大落的干擾，從而保持了貿易部門的競爭力和主要出口市場的平穩。至於一籃子貨幣的構成，作為其中的關鍵，美元的比重不可能是完全簡單的按照中美的貿易占整個貿易的比重來確定的。考慮到中美的貿易比重比較大，美元計價有傳統習慣，加上外債和外匯投資美元佔比較大，美元交易的流動性較好。 另外貨幣籃子中有相當的貨幣是盯住美元的，實際上美元在這個貨幣籃子中還是主導性的貨幣，巴曙松認為，至於權重的調整，將取決於我國的貿易和外商投資結構的變化，以及取決於我們參考的籃子中其他貨幣的變化趨勢。而具體的構成比例並不是問題的關鍵。哪怕再復雜的貨幣籃子，在它公布一段時間之後，通過一系列的數據的回歸，都可以測算出來。 一籃子貨幣實際上有助於化解了可能出現的投機壓力，加大了投機資本的風險。由於主動權在央行手裡，央行可以實施一定幅度的波動，可以干預，相對於固定匯率，浮動匯率顯然應對投機壓力的能力更強。同時一籃子貨幣實際上也提供一種將來應對投機壓力時備選的匯率制度，在這種一籃子的匯率制度下，讓本來對貨幣國的投機壓力可以轉換成對其他貨幣的投機壓力。 這個已經很詳細了 不用解釋了

㈤ 什麼是會計錯配

會計錯配，是指當企業以不同的會計確認方法和計量屬性對在經濟上相關的資產或負債進行確認或計量由此產生的利得或損失時，可能導致的會計確認和計量上的不一致。

例如：企業使用期貨合同對其持有的存貨的價格風險進行套期，按照常規會計處理方法，該期貨合同應當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

而存貨則以成本與可變現凈值孰低計量，這同樣會導致企業利潤表反映的損益產生較大的波動。當期貨和存貨價格同時上漲時，期貨合約會虧損計入當期損益，而存貨浮盈不能計入當期損益。

(5)什麼是貨幣錯配擴展閱讀：

如今公允價值計量的運用變得越來越普遍,並且公允價值在我國的會計准則中有了明確的定義。不僅在金融資產中運用到了公允價值,在金融負債中的也逐漸開始運用公允價值。

可是公允價值計量在金融負債中的運用要明顯少於在金融資產中的運用,在金融負債的後續計量中運用較多的是攤余成本的計量,而非公允價值計量。

在實踐中,計量屬性的不一致則必然會影響公司企業的財務報表,從而使得會計信息出現不匹配,這種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中的公允價值不平衡應用導致了會計錯配的產生。

會計錯配令公司的真實價值被遮掩,會計信息被扭曲,不但會影響到公司的經營管理,而且還會影響監管機構對公司進行監督管理,對公司產生不利的影響,因而研究會計錯配問題是十分必要的。

㈥ 什麼是貨幣錯配請舉個通俗的例子來解釋，謝謝！

= =去看了下網路知道

恩 貨幣錯配的定義比較多 這個定義比較好：
由於一個權益實體(包括主權國家、銀行、非金融企業和家庭)的收支活動使用了不同的貨幣計值，其資產和負債的幣種結構不同，導致其凈值或凈收入(或者兼而有之)對匯率的變化非常敏感，即出現了所謂的貨幣錯配。

也就是說 一個主體（國家 企業 家庭都可以） 他的收入和支出涉及到2個貨幣。
舉個例子 你們公司在做外貿生意 進口外國的設備在中國賣。加入美國人需要你們公司支付美元，並對你們進行賒銷，那麼你們欠了一堆美元的債，把這些設備賣出去，得到一堆人民幣作為短期資本。這樣，以美元計量的負債和人民計量的資本的差異，就形成了貨幣錯配。

貨幣錯配為什麼不好呢因為它帶來了風險，比如還是你們公司，如果人民幣貶值了，那麼你欠的美國債就變貴了。公司用人民幣算的報表的凈權益就減少了。這個就是風險。

拿國家來說，如果一個國家進口外國設備，欠了一屁股外幣債務，那麼自己的貨幣貶值的話，他們的外債就很嚴重了。

由於存在貨幣錯配的經濟體對匯率波動很敏感，所以一般推薦用期貨對沖風險。

㈦ 存貸款期限錯配問題的背景

近年來，隨著金融市場的發展特別是資本市場的活躍，我國居民和企業部門的資產選擇行為和投資偏好發生了較為顯著的改變，並進一步引起商業銀行資產和負債期限結構發生了一些變化，主要表現在商業銀行資金來源短期化、資金運用長期化趨勢明顯，存貸款期限錯配問題日益突出。與此同時，隨著我國經濟開放度的逐步提高和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的推進，人民幣升值預期的存在，商業銀行資產負債的幣種結構也發生了變化，貨幣錯配的現象逐漸顯現。
商業銀行這種「短存長貸」現象，即資產負債期限的錯配容易引發商業銀行的流動性風險。

㈧ 宏觀審慎調節參數什麼意思

2016年我國在全國推廣實施本外幣一體化的全口徑跨境融資宏觀審慎管理，通過調節宏觀審慎參數使跨境融資水平與宏觀經濟熱度、整體償債能力和國際收支狀況相適應，以控制杠桿率和貨幣錯配風險，對跨境融資實施逆周期管理。

根據央行於11月26日發布《2020年第三季度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今年上半年經常項目呈現順差，資本項目呈現逆差，跨境資本雙向流動特徵明顯。一方面，境外資本流入增多，改善了境內資產的持有人結構。另一方面，資本自主流出增多，主因是境內銀行等主體自主增加境外資產，境內主體提高了境外資產佔比，這種格局是健康的。

(8)什麼是貨幣錯配擴展閱讀：

人民銀行、國家外匯管理局決定將金融機構的跨境融資宏觀審慎調節參數從1.25下調至1。

人民銀行相關人士介紹，為進一步完善全口徑跨境融資宏觀審慎管理，引導金融機構市場化調節外匯資產負債結構，人民銀行、國家外匯管理局決定將金融機構的跨境融資宏觀審慎調節參數從1.25下調至1。金融機構應樹立「風險中性」理念，更好地服務經濟社會發展。

㈨ 95年至今外匯儲備的變化對我國經濟安全的影響

一、 我國外匯儲備快速增長對經濟的正面影響
 1、外匯儲備的快速增長表明了我國經濟地位的提高
外匯儲備是體現一國綜合國力的重要指標。我國外匯儲備快速增長標志著我國對外支付能力和調節國際收支實力的增強，穩定和控制幣值幅度的能力的增強，國際競爭優勢的增強，也表明我國經濟平穩的增長，這些又極大地增強了國內外對中國經濟前景的信心，提高了我國的國際資信和經濟地位，在國際經濟往來中更容易處於主動地位。
2、外匯儲備的快速增長有利於我國防範外部金融風險
充足的外匯儲備可以成為應對國際投機資本的沖擊、防禦金融危機的不可缺少的資源武器。1997年席捲亞洲的金融危機中各國的不同遭遇顯示了外匯儲備在一國經濟中的重要性。當年如果泰國有充足的外匯儲備資金，金融危機可能就不會惡化、蔓延導致整個區域的金融災難，而我國當年正是因為有1000多億的美元外匯作為支撐，才使我國政府在國際投機資本的猛烈沖擊下依然保持著人民幣不貶值。因而，防範金融風險的基礎應是規模龐大的外匯儲備。
3、外匯儲備的快速增長有利於弱化貨幣錯配的風險
所謂貨幣錯配是指，一個經濟行為主體（政府、企業、銀行或家庭）在融入全球經濟體系時，由於其貨物、勞務和資本的流動使用了不同的貨幣來計算，因而在貨幣匯率變化時，其資產與負債、收入與支出會受到沖擊與影響的情況。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經常項目交易和資本項目交易很難用本幣來定值，更難用本幣來實施，所以他們的資產／負債、收入／支出便呈現多種貨幣並存的局面，貨幣錯配由此成為常態。從負債／支出方面看，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到海外去籌資，或通過本國的銀行到國際市場籌資。由於在國際資本市場上基本不可能籌到以本國貨幣計值的債務，這些企業或銀行只能借入外幣資金，於是自然就陷入貨幣錯配困境。從資產／收入方面看，由於
發展中國家需要籌集為進口先進技術設備所需的資金，貿易順差就成為這些國家追求的目標。同樣由於交易難以用本幣定值，順差的實現自然還是意味著外幣定值債權的積累，貨幣錯配還是不可避免。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只有兩種選擇，一是利用儲備干預外匯市場，維持原有的固定匯率水平，以免貨幣錯配風險暴露和蔓延；二是接手私人部門的貨幣錯配，由政府來承擔所有貨幣錯配的損失。不管做出哪一種選擇，最後都需要有巨額的外匯儲備來做支撐。一國保持規模較大的外匯儲備就能夠通過政府對外匯市場干預來減弱和控制貨幣錯配的風險。
4、外匯儲備的快速增長有利於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改革
我國持有大量的外匯儲備，能夠實現我國中央銀行有效的干預外匯市場，支持本幣匯率。一國所擁有的外匯儲備表明了其干預外匯市場和維持本幣匯率的能力。我國中央銀行可以通過在外匯市場上拋售外匯或收購本幣來影響外匯供求關系，達到調節外匯市場、穩定匯率的目的。干預外匯市場所需的資金具有時間不確定、數額巨大的特點，因此，充足的外匯儲備可以保證我國能夠從容應對突發金融風險，滿足有效干預外匯市場、維護本幣匯率穩定的需求。因此，持有大量的外匯儲備對我國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改革，完善人民幣匯率市場機制的形成有著重要意義。
5、外匯儲備的快速增長實現了境內居民個人購匯用匯額度的再次放
寬我國居民個人用匯額度的提高與我國外匯儲備的增加有著密切的關系。從1994年我國個人出境旅遊換購60美元，到 2006年5月1日，實行年度總額購匯每人每年等值2萬美元，至2007年的2月1日，購匯額度再次提高到5萬美元，這是我國外匯儲備不斷增加的結果。對於經常需要購匯的老百姓來說，這無疑是好消息。我國境內居民個人因私用匯在真實性需求的基礎上逐步向便捷、寬松方向發展，較好地滿足了居民個人涉外經濟活動的需求。這一步步對個人購匯額度的放鬆，是我國外匯儲備快
速增長的巨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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