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股市指的窗口期什麼意思
❶ 股權激勵對股價有什麼影響
根據您的提問,華一中創在此給出以下回答:
股權激勵方案對公司股價的影響存在著以下邏輯關系:股權激勵方案-激勵管理層提升工作效率-公司業績上升-股價上漲。經邦研究中心通過對A股實行過股權激勵計劃的公司研究分析發現,股權激勵方案對公司股價存著明顯的階段性影響並且發現相關影響因素。
(1)股權激勵草案出爐後,公司股價的超額收益會有所提升。但因存在著激勵方案終止的風險,股價提升並不會特別明顯。
(2)股權激勵方案授權,授權後3個月公司股價超額收益相對前3個月提升非常明顯。
(3)股權激勵方案出爐的當年(業績考核的基數年)公司業績會有所保留,部分公司年報業績增幅相對上一年會出現下降,公司股價超額收益在年報公布後會有所降低。
(4)激勵方案獲授權後的第一個考核年,激勵的效應會明顯反應到公司業績上,公司業績開始釋放,會有較大增幅。公司股價在該年年報發布前3個月會迎來較大的超額增幅。
(5)在公司第一個考核年年報過後,激勵效應會開始遞減,公司股價超額收益走勢會相對平坦。
(6)行權條件相對嚴格的激勵計劃,其股價平均漲幅高於行權條件。
(7)激勵股票數量占公司流通股股本比例越高,股價在預案公告後上漲的幅度越大。
❷ 中國股市為什麼會如此之差
知道農民伯伯怎麼養豬嗎?
豬養肥了,殺,笑呵呵吃肉賣骨頭!
殺完一批,再養一批,養肥了再殺!
今年宰殺了1億頭!夠美美吃幾年。
然後再養一億頭,呵呵!再殺!
❸ 什麼是金融危機
北京時間本周一(3月16日),美股大幅低開,道指跌9.78%,納指跌6.12%,標普500指數跌7.47%,觸發本月第三次熔斷,美股暫停交易15分鍾。
科技、能源、金融板塊大幅走軟,埃克森美孚跌10%;蘋果跌13%,在法國反壟斷案件中被罰款11億歐元。
金融危機要來了么?今天,身邊君想和你分享一篇知識科普貼,帶你讀懂什麼是金融危機。以下,Enjoy:
卡門M.萊因哈特 | 作者
身邊的經濟學 | 來源
01
可量化定義的危機
通貨膨脹、貨幣危機和貨幣減值
1)通貨膨脹危機
我們首先定義通貨膨脹危機,這既是由於它的普遍性和長期歷史影響,也是由於它相對簡單和明確(這使它更易於識別)。除了通貨膨脹危機發生的頻率,我們還對違約程度(通過通貨膨脹侵蝕債務)的統計感興趣,因此在標識通貨膨脹危機或貨幣危機起始時間的同時,我們也標識其持續時間。
很多高通貨膨脹都是慢性的—往往持續很多年,它們有時候會自行消失,有時候會在某個中間水平穩定一段時間後突然爆發。包括早期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匯率制度分類研究在內的很多研究,都將年通貨膨脹率40%或更高作為嚴重通貨膨脹危機發生的標志。
當然,可能有人認為更低水平的通貨膨脹率(如10%)都是有害的,但是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證中,持續溫和通貨膨脹的成本並沒有得到很好的分析。每月通貨膨脹率為40%的惡性通貨膨脹只是現代才有的事情。1946年匈牙利的通貨膨脹率保持著樣本國家的最高紀錄。
然而對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時期,即便將嚴重通貨膨脹的臨界值設為每年40%都過高,因為該時期的通貨膨脹率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相比要低得多,特別是在現代紙幣出現以前(現代紙幣又稱法幣,其本身沒有任何內在價值,之所以被認為有價值,僅僅是因為政府通過法律規定其他貨幣在國內交易中屬於非法標的)。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通貨膨脹率的中位數要遠低於隨後各期,1500~1799年為0.5%,1800~1913年為0.71%,而1914~2006年該值上升為5.0%。在平均通貨膨脹率非常低且很少出現高通貨膨脹預期的時期,較低水平的通貨膨脹就可能對經濟造成很大的沖擊和損害,因而也被當做是危機。
2)貨幣危機
為了標識貨幣危機,我們採用了傑弗里·弗蘭克爾(Jeffrey Frankel)和安德魯·羅斯(Andrew Rose)方法的一個變式,他們僅僅關注匯率的大幅貶值,並把基本的臨界值(也存在一些例外)設為每年25%。
該定義很簡單,因為它並不依賴其他變數,如儲備損失(政府一般對該數據控制很嚴,數據發布有時非常滯後)和利率變動(如果政府對金融系統嚴格控制,該數據意義並不大,事實上,直到不久前大多數國家還都是如此)。和通貨膨脹危機的情況類似,我們可以用25%的臨界值來定義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嚴重的匯率危機,但是對於更早時期而言該臨界值可能過高,因為更小的匯率變動就會導致巨大的反常,並帶來破壞性的影響。
因此,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的時期,我們將年貶值率超過15%定義為貨幣危機。與通貨膨脹危機的處理方式一樣,此處我們不僅關注貨幣危機的起始時間(如同弗蘭克爾和羅斯、卡明斯基和萊因哈特),也關注貨幣貶值速度超過臨界值的持續時間。
毫不奇怪,在危機發生的時間上和危機幅度的順序上,如表1-1所示,最嚴重的貨幣危機都和通貨膨脹危機相似。不過,最嚴重的貨幣危機紀錄的保持者不再是匈牙利,而是1944年的希臘。
3)貨幣減值
現代通貨膨脹和匯率危機的前身是漫長金屬貨幣時期的貨幣減值。毫不意外,戰爭時期的貨幣減值尤為頻繁和劇烈,因為貨幣中含銀量的大幅下降常常成為當權者最重要的資金來源。
這種轉換構成樣本中每一次惡性通貨膨脹危機的一部分;事實上,連續快速地進行多次貨幣轉換的例子在歷史上也並非罕見。例如,為了應對惡性通貨膨脹,巴西在1986~1994年進行了不少於4次的貨幣轉換。
1948年的中國是單次轉換幅度最高紀錄的保持者,轉換比率達到3 000 000∶1!然而該紀錄被當前辛巴威以1 000 000 000∶1打破!貨幣轉換也常常發生於一段時期的高通貨膨脹(並不一定是惡性通貨膨脹)之後,這些情況也包括在現代貨幣減值危機的列表中。
同樣的量化方法可用於標識資產價格泡沫(股票或房地產)的破滅,它們通常發生於銀行危機之前。但事實上,對於很多導致金融危機的資產價格變動,其長期跨國比較數據的獲得非常困難,尤其是房價數據。
02
事件定義的危機
銀行危機、外債和國內債務違約
1)銀行危機
對於銀行危機,我們側重於事件分析。採用這一方法的主要原因是缺乏較長的時間序列數據,不能夠像標識通貨膨脹危機和貨幣危機那樣對銀行危機或金融危機進行量化標識。例如,銀行股的相對價格(或金融機構相對於市場的股價表現)本來是一個合理的指標,但是由於很多國內銀行並沒有公開交易的股票,因此該指標並不可行,對於早期的樣本和發展中國家尤其如此。
另一種方法是用銀行存款的變動來標識銀行危機。如果銀行危機的開始是以銀行擠兌和存款流失為標志,那麼該指標就可行。例如,它可以用於標識19世紀大量的銀行恐慌。但是,銀行的問題通常不是來自負債方,而是來自資產質量的長期惡化,不管是由於房地產價格的崩盤(如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發生時),還是由於非金融部門破產企業的不斷增多(如21世紀金融危機的後期)。在這種情況下,企業破產或不良貸款的大幅增加可以用於標識銀行危機的發生。
但不幸的是,企業破產和銀行不良貸款的指標通常很難獲得,而且也非常零散,即使在很多現代國家也是如此。此外,公布的不良貸款數據通常很不準確,因為銀行試圖在盡可能長的時間里隱瞞自己的問題,而監管機構往往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考慮到這些數據的局限性,我們通過以下兩類事件來標識銀行危機:
①銀行擠兌導致一家或者多家金融機構倒閉、合並或者被公共部門接管(如1993年的委內瑞拉和2001年的阿根廷);
②在沒有出現銀行擠兌的情況下,一家重要的金融機構或金融集團倒閉、合並、被接管或者向政府申請大規模的救助,並標志著其他金融機構一系列類似事件的開端(如1996~1997年的泰國)。
2)外債危機
外債危機包括政府對國外債權人的直接違約,即一國對在另一國法律管轄權下發放的貸款不履行償付義務,這種貸款通常(但不必然是)是外幣貸款,並且通常由國外債權人持有。歷史上最大的外債違約發生在2001年的阿根廷,違約債務達950億美元。在阿根廷債務危機中,債務違約最終是通過債務減免和延長利息支付來解決的。
有時候外債會被完全拒付,例如,1867年墨西哥華雷斯(Juarez)政府就拒絕償付麥克斯米倫(Maxi-millian)政府遺留下的價值超過1億美元的比索債務。不過在大多數情況下,政府會對債務進行重組,修改後的債務條款相對原條款而言明顯不利於債權人,如1958~1972年發生在印度的鮮為人知的外債重組事件。
雖然外債危機的標識通常界定得很清楚,而且爭議遠少於銀行危機等危機標識,我們仍然需要做出一些主觀判斷。例如,在統計一國的違約次數時,我們通常把所有間隔時間不超過兩年的危機都歸為同一次危機。主權外債危機結束時間的確定,雖然比銀行危機要容易一些(因為與債權人簽訂正式的協議通常標志著危機的結束),但是也不是沒有問題。
盡管我們明確標識違約發生的時間為危機的起始年份,但是在大量的危機中,與債權人最終協議的達成(如果存在的話)看起來都遙遙無期。蘇聯在大革命後(1918年)的違約是該紀錄的保持者,持續時間長達69年。希臘1826年的違約導致它在長達53年的時間里無法進入國際資本市場,宏都拉斯1873年的違約也與之類似。
當然,觀察整個危機事件對分析借款或違約周期、計算壞賬率等都很有幫助。但是長達53年的時間都被當做危機持續期並不可信,即便在此期間並不見得是多好的年景。因此,除了構建一個國家層面的虛擬變數來分析整個危機事件之外,我們還採用了兩個其他的定性變數,以包括違約發生前後的核心危機時期。
第一個變數僅僅把違約發生當年視為危機期,而第二個變數則圍繞違約發生時間創建了一個7年的窗口期。這樣做的理由是,違約發生的前3年和後3年都不能認為是「正常」期或「平靜」期。這樣處理可以使我們對不同時期、不同國家各種經濟和金融指標表現的分析具有可持續性。
3)國內債務危機
國內公共債務是在本國法律管轄權下發行的債務。對於大多數國家,在其大部分歷史時期,國內債務都是以本國貨幣計值並由本國公民持有。同樣的道理,絕大部分外部公共債務(在外國政府的法律管轄權下發行)是以外幣計值,並由外國公民持有。
關於國內債務危機的信息非常少,但這並非意味著沒有發生過這些危機。國內債務危機發生時的經濟環境通常比一般的外債危機更糟。但是,國內債務危機通常並不涉及強大的外部債權人。或許這能夠從一方面解釋,為什麼大量的國內債務危機並不為主流的商業媒體和金融媒體所關注,以及為什麼國內債務危機的研究在學術文獻中代表性不足。
當然事情也不是絕對的。墨西哥於1994~1995年廣為報道的准違約事件無疑是一次著名的國內債務違約危機,盡管很少有觀察家會注意到,從技術角度講,大部分的問題債務是國內債務而非外債。
事實上,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美國財政部出手救援之前一直處於違約邊緣的政府債務(採用特索(tesobonos)的形式,大部分是與美元掛鉤且可用比索償付的短期債務工具),其實是在墨西哥國內法律管轄權下發行的,因此也構成墨西哥國內債務的一部分。我們只能這樣推測,如果特索沒有被外國居民廣泛持有,或許這次危機就不會那麼受人關注。
自1980年以來,阿根廷一共發生了3次國內債務違約。其中1982年和2001年這兩次國內債務違約發生的同時還伴隨發生了外債違約,因此受到國際上的廣泛關注。但是,因為1989年的大規模國內債務危機沒有伴隨發生新的外債違約(因而也沒有涉及外國居民),所以這次危機在文獻中很少被提及。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時期發生於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大量國內債務違約也沒有得到很好的記錄,即使有官方記載,也只是在腳注中提到了債務余額或是停止償付的時間。
最後,一些涉及將外幣存款強制轉換為本幣存款的國內債務危機,通常發生在銀行危機、惡性通貨膨脹危機或者兩者同時發生之時。我們建立分類變數的方法與前述外債違約所用的方法相同。與銀行危機相似而不同於外債違約的是,大多數國內債務違約結束的時間並不是很明確。
03
歷史上的危機
人們心中有一種根深蒂固的信條,即認為金融危機是一件在別的時間、別的國家,發生在別人身上的事情,而不會發生在我們自己身上。這是因為我們做得比別人好,比別人更聰明,同時我們也從歷史的錯誤中吸取了教訓。於是我們宣稱舊的估值規律已經過時。與以往歷次經濟繁榮之後就發生災難性崩盤的情況不同,現在的繁榮是建立在堅實的經濟基礎、結構性調整、技術創新和適當政策的基礎上。
1719年10月3日,一群瘋狂的人聚集在巴黎娜芙酒店,他們爭相大聲喊叫:「50股!」「我出200!」「500!」「我出1 000!」「10 000!」。
女人們在尖叫,男人們扯著粗嗓子在大喊。他們全是投機者,有的變賣了金子和珠寶,有的拿出了一生僅有的積蓄,只為求得一部分約翰·勞的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他們相信這些神奇的股票將使他們一夜暴富。
隨後泡沫破滅了。股票價格一降再降。面對徹底的失敗,發狂的人們試圖賣掉股票,無比恐慌的人們湧入皇家銀行。但是這都沒用!銀行的保險箱早就被提空了。約翰·勞跑了。密西西比公司和它所承諾的財富都成為一次悲慘的記憶。
歷史有時會重演,但並不是永遠如此。在1719年,人們幾乎沒有任何辦法去弄清密西西比公司的真相。現在是1929年,投資者的處境發生了多麼大的改變啊!
現在購買「泡沫」是不能容忍的,因為這完全沒有必要。現在的投資者,不管他的投資額是幾千美元還是高達幾百萬美元,都可以使用現有的工具來獲取公司的資料。這些資料最大限度地消除了投機風險,取而代之的是穩健的投資原則。
1)20世紀30年代新興市場債務危機的形成
該時期的主要觀點有:不可能再次發生世界大戰;更加穩定的政局和強勁的全球經濟增長可以無限期地延續下去;發展中國家的債務水平較低。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主要參戰國在戰爭中累積了大量的債務,而一些免受戰爭蹂躪的地區,如拉丁美洲和亞洲,公共債務水平看起來是適度、可控的。20世紀20年代是全球樂觀情緒高漲時期,與2007年始發於美國的全球金融危機之前的5年繁榮期如出一轍。與全球和平被認為是構成21世紀經濟活力的要件一樣,當時很多人認為世界大戰不會在短期內再次發生。
1929年,全球股市的崩盤標志著大蕭條的開始。經濟緊縮大幅減少了財政收入,與此同時,全球通貨緊縮推高了實際利率,隨後就發生了歷史上最大規模的違約潮。
2)20世紀80年代的債務危機
該時期的主要觀點有:商品價格強勁,實際利率水平低,石油美元被引導迴流,政府部門的技術專家增多,將資金投資於高回報的基礎設施,債務採取的是銀行貸款形式,而非1920~1930年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債券形式。由於單個銀行發放了大額的貸款,因此它有動力去收集信息和監控貸款人,以確保資金的正常使用和還本付息。
在長期的下滑之後,全球商品價格在20世紀70年代迎來了全面繁榮。隨著全球經濟增長推動稀缺資源的價格不斷攀升,商品資源豐富的拉丁美洲似乎註定能夠從中獲得巨大的收益。發達國家的通貨膨脹導致其債券市場的實際利率長期處於不正常的低水平。最後同等重要的是,拉丁美洲在一代人的時間里幾乎沒有發生新的違約,最後一次大規模的違約還是在大蕭條時期。
很多官員和政策經濟學家都非常贊同西方銀行給發展中國家提供貸款的做法,認為西方銀行在引導歐佩克國家的石油美元迴流到發展中國家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中介作用。西方銀行之所以能夠這樣做,是因為它們擁有相應的信貸和監測技術以支持向拉丁美洲及其他地區的大量放貸,因而也能通過這些努力獲得可觀的收益。
就像之前的很多次危機一樣,20世紀70年代的危機累積最終以悲劇收場。高企的實際利率與全球商品價格的崩盤一起觸發了1983年8月墨西哥的違約,以及緊隨其後十幾個主要新興市場國家(包括阿根廷、巴西、菲律賓和土耳其等)的違約。
當80年代初發達國家的中央銀行開始通過大幅上調利率來控制通貨膨脹時,由於發展中國家的債務通常都與短期利率掛鉤(我們將在主權債券理論一章中分析為什麼會這樣),其債務負擔顯著加重。同時隨著全球需求的銳減,商品價格也全面崩盤,部分商品價格從峰值回落的幅度甚至超過70%。
3)20世紀90年代亞洲債務危機
該時期的主要觀點有:亞洲地區擁有保守的財政政策、穩定的匯率、較高的經濟增長和儲蓄率,同時該地區沒有發生金融危機的歷史記錄。
20世紀90年代中期,亞洲是外國資本的寵兒。在該地區:①居民儲蓄率非常高,政府在金融危機時可以依賴它;②政府財政收支狀況相對良好,大多數國外借款來自於私人部門;③國內貨幣盯住美元,使得投資相對安全;④亞洲國家從未發生過金融危機。
最終,即便是增長速度快、財政政策穩健的國家也難免受到沖擊。亞洲國家一個巨大的缺陷是匯率盯住美元,這往往是隱含的、非明顯的。這種盯住制度使得亞洲地區極易受到信心危機的影響。
從1997年夏天開始,這種缺陷開始暴露出來。一些國家(如泰國)企圖干預外匯市場以穩定幣值,但是這註定要失敗並最終遭受巨大的損失。韓國、印度尼西亞、泰國等國家最後被迫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尋求大規模的救助,然而這些措施並不足以阻止經濟嚴重衰退和本幣大幅貶值。
4)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初拉丁美洲債務危機
該時期的主要觀點有:債務採用的是債券形式而非銀行貸款。由於債券形式下債權人的數量要遠遠大於貸款形式下銀行的數量,因此各國在違約之前都會權衡再三,因為債權人談判會變得更困難。
當20世紀90年代初拉丁美洲剛剛走出長達10年的債務違約和經濟停滯期時,國際債權人就向該地區投入了大量的資金。由於資金投入的主要渠道是債券而非銀行貸款,一些人由此認為這些債務在防止重組方面無懈可擊。他們認為通過向大量的投資者發行債券,就可以避免出現類似於20世紀80年代債務國家成功逼迫銀行重組債務(延期支付或有效減免)的情況。只要消除了重組的可能性,違約就很難發生。
某些其他因素也麻痹了投資者。許多拉丁美洲國家已經是民主國家,由此被認為能夠確保更穩定的政局。墨西哥被認為沒有風險,因為它簽訂了《北美自由貿易區協議》,並從1994年1月開始生效。阿根廷也被認為沒有風險,因為貨幣局制度使比索完全與美元掛鉤。
最後,20世紀90年代的貸款泡沫以一系列金融危機而告終。首先是1994年12月墨西哥的大崩盤,隨後是阿根廷1 000億美元的債券違約(它是迄今為止歷史上數額最大的一次違約),1998年和2002年巴西的金融危機,以及2002年烏拉圭的違約。
5)21世紀頭十年後期金融危機前的美國(第二次大緊縮)
該時期的主要觀點有:由於全球經濟一體化、技術的快速進步、更高級的金融系統、對貨幣政策更深刻的理解,以及債務證券化的出現,一切都變得很好。
在破紀錄國外借款的推動下,房地產價格翻番,股票價格飛漲,但是大多數人並不認為美國會發生像新興市場國家危機那樣的金融危機。
關於作者:卡門 M. 萊因哈特,馬里蘭大學經濟學教授。與人共同主編了《21世紀首次全球金融危機》一書,經常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授課。
本文整理自《這次不一樣:八百年金融危機史》,經出版方授權「身邊的經濟學」原創首發。轉載請掃描下方二維碼,添加身邊君微信,並備注「轉載+公號名稱」,謝謝。
❹ 對9月的股市你如何看待
9月第一個交易日,A股市場迎來開門紅。
至9月2日收盤,上證綜指漲1.31%,報2924.11點;深證成指漲2.18%,報9569.47點;創業板指漲2.57%,報1652.29點。
針對9月能否迎來金色九月行情,市場機構也出現了分歧。
中信建投證券策略分析師張玉龍表示,股票市場從2019年5月開始下跌,現階段回到了2900點左右。但經濟的基本面是決定市場長期運動的方向。預期經濟逐步觸底的過程中,A股實際上是處於一個長期牛市的起點。
也有機構持較為謹慎的觀點。方正證券策略首席分析師胡國鵬重申此前的觀點,強調短期反彈源於風險偏好提升,可持續的反彈仍需等待。
「短期內PMI不會成為影響市場的主要因素」
根據國家統計局8月31日公布的數據,8月份製造業PMI為49.5%,位於臨界點之下,低於上月0.2個百分點。
盡管上周末出爐的PMI數據繼續下滑,但周一市場依然表現強勢。匯豐晉信首席宏觀及策略師閔良超認為,由於市場對於經濟在二三季度觸底已經有所預期,因此短期內PMI不會成為影響市場的主要因素。
張玉龍表示,雖然在當前中國經濟仍然處於下降過程中,2019年下半年價格和利率水平將繼續下降,這實際上進入了經濟回落的後半段。利率的下降將進一步標志著進入下行的後半段。在下行至後的底部區域,改革開放將重新尋找經濟增長的新階段。
去年對經濟壓力最大的「去杠桿」帶來的融資環境收縮,上海證券表示,目前這一因素已經逆轉。貨幣、財政政策下半年相對於去年底,總體上處於「觀察期」。為了應對外部沖擊與國內結構轉型,未來政策取向主要以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擴大開放、產業升級、提振內需消費為主。
流動性方面,長城證券表示,美國二季度經濟數據顯示下行壓力較大,美聯儲9月再次降息的概率提升;新的LPR形成機制理順利率傳導,有利於以市場化改革辦法推動降低貸款實際利率。外資方面,富時羅素指數即將擴容、標普道瓊斯指數即將納入A股,外資流入趨勢有望延續。
進入9月,上市公司的半年報已經披露完畢,此前市場關注的盈利情況塵埃落定。申萬宏源從總量視角解析2019半年報,認為「衰退期投資」下的盈利預測正在驗證,再次重申2019年沒有「業績底」的判斷。
該機構認為,10月進入三季報驗證期,總量基本面存在進一步下行的壓力,弱勢板塊繼續走弱,強勢板塊分化加劇是大概率,因此2019年可能是「紅九月,綠十月」,但這可能已沒有多少預期差,行情的開始和結束都將出現「搶跑」的可能性。
❺ 股票大跌是什麼原因
主要有以下幾點:
【1】個股出現重大利空:在股票投資中,個股放出利空消息,就會導致大多數的散戶投資者拋售手中的個股,從而引起股價急劇下跌。利空消息往往會導致股市大盤的整體下跌。比如上市公司業績惡化、銀行緊縮、銀行利率上漲、經濟衰退、通貨膨脹都是屬於利空消息。
【2】大盤或市場行情:當市場環境出現比較大的波動的時候,是會引起個股出現股價下跌的。比如大盤整體出現下跌的情況,難免是會引起個股的股價下跌的。
【3】主力出貨:莊家為了出貨,製造假象派發手中的股票,又或者是主力進行大單砸盤,從而壓低股價。這類情況往往是主力壓低股價之後又會大量買入,從而拉升股價賺取差價。
【4】投資者的信息變化:投資者信息變化也是會引起股票價格變化的,比如當股票上漲到一定程度之後,投資者認為價格太高,風險增加了,這種情況就會出現賣方增強,買方減弱的情況,股票就會出現下跌的情況。
拓展資料:
股市交易時間為每周一到周五上午時段9:30-11:30,下午時段13:00-15:00。周六、周日及上海證券交易所、深圳證券交易所公告的休市日不交易。
滬深市場股票
交易日:周一~周五(法定節日除外)
9:15 —— 9:25集合競價
9:30 —— 11:30 前市,連續競價
13:00 —— 15:00 後市,連續競價
(14:57——15:00深圳為收盤集合競價)
大宗交易的交易時間為 本所交易日的15:00-15:30,本所在上述時間內受理大宗交易申報。
大宗交易用戶可在交易日的14:30-15:00登陸本所大宗交易電子系統,進行開始前的准備工作;大宗交易用戶
可在交易日的15:30-16:00通過本所大宗交易電子系統查詢當天大宗交易情況或接收當天成交數據。
中國香港股票
周一至周五: 早市 9:30-12:00午市 13:00-16:00
周六、周日及香港公眾假期休市
香港股票交易規則:
1. 實際交收時間為交易日之後第2個工作日(T+2);在T+2以前,客戶不能提取現金、實物股票及進行買入股份的轉託管。
2. 港股買賣可做T+0回轉交易
美國時間
編輯
夏令是21:30開盤——4:00收市.
冬令則22:30開盤——5:00結束。
美國周五收市之時是中國周六清晨,中國周一的晚上是美股周一開市。同時,美股開盤時美國西部沿岸剛剛進入清晨。
歐洲時間
夏令時為15:00開盤-23:30收盤。
冬令時為16:00開盤-0:30收盤。
紐西蘭 惠靈頓 4:00-13:00
澳大利亞 悉尼 5:00-14:00
日本 東京 7:00-15:00
德國 法蘭克福 15:00-0:00
英國 倫敦 16:00-1:00
1 有一定的市場流動性,但主要取決於當日交易量(交易量取決於投資人心理預期)。
2股票市場只在紐約時間早上的9:30到下午4:00(中國市場為下午三點)開放,收市後的場外交易有限。
3成本和傭金並不是太高適合一般投資人。
4 賣空股票受到政策(需要開辦融資融券業務)和資本(約50萬)的限制,很多交易者都為此感到沮喪。
5 完成交易的步驟較多,增加了執行誤差和錯誤。
❻ 滴滴事件對中概股的影響
《扭腰人》是貝瑞研究旗下的美股采訪類播客節目,立足紐約深度對話華爾街投資人士,解析熱點事件背後透露的投資邏輯。海投全球CEO-Jerry王金龍於七月中旬受邀參與本次采訪,為您揭秘滴滴上市事件的始末以及對近期美股市場的探討。
圖源:網路
如何看待滴滴事件?
Jerry: 滴滴的問題很嚴重,正是在一個敏感時期卡在了中美之間 。滴滴本身已經成為全民公敵,基本上所有的金融行業、投資行業的人都對滴滴的做法不滿。唯一一個感激他們的就是像我們海投這種早期的投資者,因為一旦上市的話就可以變現,要不然始終退不出來。滴滴上一次就要上市的時候,就趕上順風車的事情又整改了兩年。
如果這次他沒有硬著頭皮上的話,就不知道什麼時候能上市,大家可以參考一下,比如說螞蟻金服等等已經沒影子。
現有的股東不滿意,因為他們以IPO價格買進去了以後,買了就一直在跌,所以股東也要起訴說你沒有完全披露,監管部門已經要求,必須做數據整改才能上市的,你就直接上了。
投行也不滿意,投行就那幾家,比如Goldman Sachs, Morgan Stanley, JPMorgan, 大家對投行也不滿意,投行對他們也不滿意。
也有可能投行知道,但已經是最後一腳,不上市就收不了錢,所以為了賺錢也要硬著頭皮上了。監管不滿意是肯定的,監管也被打得措手不及,我讓你整改,然後你說的好好的,先整改先不上,然後你偷偷的自己就上,連鍾都不敲就上。
監管肯定也是痛下決心了,想把滴滴做成一個樣板,殺雞儆猴。 其他幾個像滿幫,Boss直聘跟它同期上的,那就是跟著倒霉。因為滿幫也有客戶信息的問題,交通信息的問題,Boss直聘也有。但是如果沒有滴滴的話,可能他們也就沒有被牽連到了。涉及到根本性的問題,就其他的幾個上市公司取消,然後已經上市的中概股大跌,這都屬於一個連帶效應了。
但最根本的問題就是中美之間的,比如說資本市場怎麼連接的問題,還有一直大家不敢提到的,比如VIE的脆弱性。 VIE存在幾十年了,最早從新浪上市的時候就開始一直在使用,比如說因為像阿里、京東、滴滴,他們其實都是開曼公司,上市的主體都在開曼,那業務是在中國的,核心業務都在中國,如果一旦這個VIE斷開了以後的話,開曼的控股公司其實是沒有什麼價值的,上市公司的幾百億上千億的市值怎麼支撐起來?
這涉及到基本問題了,就這個不排除監管,只要公司不要冒天下之大不韙,監管也不會給他斷了。 但如果受到挑戰的時候,這個是根本性的問題,就是你這個公司跟中國的業務怎麼關聯的問題, 所以這確實是滴滴問出了很多觸達靈魂的問題了。
滴滴事件影響到了已經上市的中概股,股價大跌,如果中概股想在美股市場走長,他們的挑戰有哪些?
Jerry: 最重要的還是合規。 首先是你要在中國合規,然後在美國合規。在滴滴出事之前,這些巨頭公司已經在接受反壟斷的調查了,包括像美團。基本上他們賺錢靠什麼?都是靠市場份額,基本佔了一半以上了,這都算強壟斷了,所以我覺得需要合規,在中國滿足監管的要求。
在美國也要合規,滿足美國監管的要求。比如說PCAOB要求的就是你要披露審計底稿,然後你的審計公司要在美國報備,所以這些合規是最重要的了,這個更復雜一點,就像VIE架構是不是合規,現在沒有一個正確的說法。
第二要看公司自身。 公司要做好公司治理,比如說阿里、騰訊,其實他們縮水的沒有那麼多,主要是大家認為他們上市六七年了,公司治理比較好,比較透明,比較規范,跟經常被做空這些規模比較小的中概股還是不太一樣的。所以我覺得一旦公司治理好的話,可以建立投資者的信任。
第三就是合規披露。 PR要做好,這個就需要深入的PR公司,引進第三方的機構,去定期做一些路演、跟投資者溝通。所以我覺得這些事情都是長期去做,但最核心的還是要把合規做好了,然後其次再治理公司。最近ESG比較火,ESG講環境和 社會 效應講的比較多,但公司治理這塊注重的比較少,可以借這個時機再補一下短板。
中概股正面臨內憂外患,國內加大審查力度,美股市場對中概股也並不友好,比如要求重新落實「有效監管達不到3年就要求退市」的《外國公司問責法》,就目前而言美股市場的吸引力是不是正在削弱,赴美上市還值得嗎?
Jerry: PCAOB是個老規定,《外國公司問責法》也並不只是針對中國公司。所有的ADR公司,包括像歐洲的、拉美的、東南亞的國家,在美國上市都需要遵守這個規定的,目前沒有披露審計規則的,應該只有中國公司。我覺得這相當於一個監管的漏洞,中國也沒有嚴格的規定,說什麼是敏感信息,什麼可以披露,什麼不能披露。
另外像美國這邊也是一樣的,法案就是成立了好多年了,所以為什麼要忽然在這個時候要加強,這還是因為中美之間博弈,所以我覺得拜登還是延續了特朗普的一些政策,所以把它就變成了一個法規要強制執行。我覺得對公司來說其實是有好處的:加強合規監管,加強公司治理。
最近有很多中概股公司從美國退市到香港又再次上市了,但無論從融資額、流動性、估值、看起來都跟美股還是差很多的。 因為美國股市首先是全球最大的資本市場了,然後其次也是最開放的資本市場,就包括像阿里什麼,原來都是想去香港上市的,但香港不支持這種兩層的AB股的這種結構,所以讓這些就已經被稀釋得很厲害的這些創業者,他就失去了對公司的控制權。
整體來說美國上市肯定還是值得的。大家上市是為什麼?一個是要融資,要進一步增長,需要資本;然另外這個品牌效應,很多人流血上市也好,融不到錢上市也好,在美國的上市公司還是對你的品牌,對公司的業務還是有很大正向的幫助的。
所以美股市場的吸引力還是在的,甚至也在增強,但是核心還是哪些公司適合上,哪些公司監管同意你上。 這其實是幾個不同的問題,需要不同的公司不同情況的分別對待了。
很多中國公司如喜馬拉雅、Keep、零氪 科技 等等,這會對於美國VC的投資產生影響嗎?
Jerry: VC這都是長期的,至少 VC基金都是10年的基金了。現在大家為什麼紛紛上市?主要是因為現在流動性在,估值也很高,所以大家都搶在窗口期,要上市要變現了。就不是說,這次上不了市以後就再也上不了了,或者說這次不變現以後這個市場就會垮掉,要分別對待。
像喜馬拉雅、Keep這種都是屬於海量數據的公司,所以它很多敏感信息,被審查應該算比較正常。 但是對資本市場的影響我覺得要分開看,有些是真正敏感的公司,這些可能就不會允許你去海外上市了,只能在國內上市。
有一些像非敏感的,比如說像喜馬拉雅、Keep,我覺得這個都是屬於個人應用,里邊應該沒有涉及國家安全性的信息。但什麼涉及到國家安全這是國家規定的,我們也說了不算,所以我覺得非敏感行業的在審批之內。審批以後就是國家同意你上,然後你在海外再去走流程再去上市,這也是可行的。
但比如說像螞蟻金服,其實不是在海外上市的,在國內上市但也不能上市,這主要是因為它涉及到金融,這也不一定就完全是 科技 公司的原因了。我覺得要分開對待,但是規則這是監管部門制定的,我們不是規則制定者。如果你想遵循也不一定能遵循,因為現在比較模糊,你也不知道哪些是敏感行業,哪些是敏感信息,哪些能夠上市,不能上市,這都很不完善,還會混亂一段時間。
但如果現在大家要著急上市怎麼辦?我覺得香港市場也是一個選擇,但也需要監管部門的審批。未來可能香港就變成了跟深圳是一樣的,變成比如說中國的國際版,因為上海說一直要推國際版,一直推不出來。如果能把香港改成國際版的話,那就變成中國的自己直接管理的一個上市股票交易平台了。在香港上市相當於在國內上市了,那也是一個選擇。
退而求其次選擇港股上市對美港股的二級市場有何影響?
Jerry: 對美國市場沖擊沒有那麼大,因為畢竟中概股占的比例還相對比較小了,然後對香港市場可能會有很大的幫助,因為香港最早的話都是一些什麼房地產公司、金融公司,後來就是因為騰訊、美團,這些一系列的公司到香港上市才完善起來,所以現在香港也有很高的 科技 含量了。
所以如果這些公司能夠去香港上市,對推動香港整個的投資環境,市場的深度流動性還是很有幫助的。但大家擔心的不是這個,大家擔心的還是香港的股市誰來管的問題。
投資美股有哪些經驗?
Jerry: 公司15年開始投資ETF, 主要是做全球資產配置的,就投一些像標普500、SPY這種或者是新興市場 EEM 這種投指數的。
股票是 equity, equity有長期的投資機會。首先從長期來看的話,它的收益是最高的,超過像房地產,債券,其他的資產類別。另外就是流動性比較好,但最大的問題就是股市的波動是比較高的,所以大家要有一個長期投資的態度。
然後另外你要能抗風險,最近幾個月的話,股市就波動比較大,風險還是比較高的,投資前要進行專業的研究。 實在不行,你買一個Berkshire跟著巴菲特去買股票也是行的。我們要有exposure,這一定要配置,但是如何配置的話要看個人的風險承受能力。
下半年美股的投資風向跟上半年有什麼不一樣?
Jerry: 上半年很多風險都暴露出來了,比如通脹的風險、大宗商品上漲的風險,還有比如說美聯儲的退出量化寬松,什麼時候開始升息的這些風險。我覺得上半年波動就比較大了。
然後另外的話這個不耽誤股市漲,基本上三大股指都在連創新高,從12個點到14個點,基本上就是把今年的紅利我們認為已經吃盡了。 下半年的話基本上全球經濟還在恢復,但可能就是沒有像去年下半年和今年上半年這種觸底反彈這種高速的增長,所以增速要放緩。
然後另外從資本市場的收益來看的話,從年初投行,資管公司預測可能,今年大概就10個點12點左右,那這上半年基本上已經達到目標了,下半年如果從年初的判斷來看,應該是沒有什麼收益,所以我覺得大家可能相對來說要保守一點。
作為美股投資者,會不會受到中美政策變化的影響?需不需要調整策略?
Jerry: 這個政策影響應該是長期的。 原來是說拜登上台以後會緩一些,但是從看起來的話,只是手段變得更加溫柔一點,但實際從根本面的話,中美之間是有要摩擦和對抗的。但我覺得這個不影響投資,比如說,我們自己定位是做全球資產配置平台,目標就是讓你去投資全球的機會,讓你去分散風險。
你不能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里,基本上是一個相對平衡的配置策略,有股票、債券、地產、VC,市場有中國、美國和新興市場。
我們沒有辦法判斷下半年哪個板塊表現的更好,有可能是歐洲板塊,也有可能是新興市場。國債現在收益跌得很厲害,但是可能下半年又漲回來。所以我覺得投資者還是需要有一個長期的穩定的策略。
給投資者的三個建議
Jerry: 這個還是回到基本面,首先就是說你要有一個正確的價值觀,大家都要講三觀要正,所以投資也是有自己投資的價值觀的。比如說,我們遵循的都是巴菲特的價值投資理念和耶魯大學的基金模式,就是投資長期、投資分散、投資新興市場,所以我覺得價值觀是很重要的。
很多剛入市的一些年輕或者是不資深的投資者,他們很多從來沒有買過股票,一上來上來就是買了GME的期權,因為他覺得漲得很快,或者說從來沒有買過股票債券,從來沒有做過任何投資,一上來就買了比特幣,我覺得這種是更多是一種投機的心態,不是投資的心態。
首先,建立正確的價值觀、正確的投資理念。 一旦賺慣了快錢,你很習慣了這種活動,每天上下10個點的波動,對於很多來說這個不算什麼的,因為可能比特幣的波動率更高,期權、期貨的話就更高了,所以我們認為每天上下波動一個點都是很大的風險。
其次,要有一個投資組合的策略 。比如,你是投股票,還是債券,還是投房產,然後你認為在中國要配多少,在美國要配多少,新興市場配多少?你要有一個大的策略,我們叫戰略投資。然後每年或者是每個季度,你再根據市場的情況進行一些策略性的調整,但是整體的戰略是要長期穩定的, 至少要做一個10年的投資策略才行的。
這個配合你前期的價值觀,如果你的價值觀就是盯盤,比如說比特幣24小時交易,一天24小時都盯著盤,你是不會花時間去想10年以後市場是什麼樣子,10年以後你要有一個什麼組合,你未來10年獲得一個什麼收益的,你可能關注的都是下一個小時這個價格是什麼樣子的。 一旦建立很錯誤的價值觀的話,不是說你的未來很危險,你就不能算真正的投資者。
最後一個建議就是持續學習。 巴菲特90多了,每天還是堅持看書、看報紙、看CNBC。 持續學習很重要,大家要跟著這些價值投資人、資深的投資人,去讀書讀報,要去看一些新聞, 不斷培養的價值觀投資理念,還要完善自己整體的知識結構 。這對長期投資是非常重要的,你每天都能學到新的東西。
❼ 調價窗口期指數成份股調整帶來的交易性機會
近期市場內外交困,美國股市因經濟數據疲軟出現連續下跌,歐債危機未明朗,對希臘債務重組情景不樂觀,日本因地震導致經濟增速下滑。國內宏觀經濟減速,去庫存繼續,房價和物價高位,調控政策短期松動可能性不大。但大盤整體估值位於歷史底部區域,銀行、地產等權重板塊反映宏觀調控預期,封殺了股指大幅下跌空間。
市場受到海外中資概念股誠信危機拖累,近期B股連續暴跌,給大盤帶來承壓,打擊市場人氣。然而,隨著中報披露臨近,業績大幅超預期的品種將帶來新的活躍點。雙環科技和山東海化公告上半年業績同比暴增,股價封住漲停板,若後續有更多超預期的上市公司中報披露,業績浪行情或許值得期待,給低迷股市帶來刺激。
在目前震盪市中,指數成份股調整可能帶來短期交易性機會。上證報資訊統計,上證50、上證180指數成份股將於7月1日進行調整,其中被調入的軍工板塊公司包括中國重工(601989)和航天機電(600151)。約600億元指數基金跟蹤這兩個指數,將為被調入公司帶來增量資金。近期,受周邊事件刺激,軍工股表現活躍,中國重工股價與擬定向增發價格接近,具備一定的安全邊際。
上證180指數樣本股調整名單如下:
調出名單:股票代碼、股票簡稱
調入名單:證券代碼、證券簡稱
上證50指數樣本股調整名單如下:
調出名單:證券代碼、證券簡稱
調入名單:證券代碼、證券簡稱
滬深300指數樣本股調整名單如下:
調出名單:股票代碼、股票名稱
調入名單:股票代碼、股票名稱
(7)美國股市指的窗口期什麼意思擴展閱讀
指數成份股調整帶來的交易性機會
❽ 股權激勵是什麼意思
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t/20060104/1710479017.shtml
股權激勵計劃的激勵對象必須是公司員工,具體對象由公司根據實際需要自主確定,可以包括上市公司的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核心技術(業務)人員,以及公司認為應當激勵的其他員工(其中,為保證獨立董事的獨立性,在正式頒布的《辦法》中明確規定激勵對象不應包括獨立董事),但是有污點記錄的人員不能成為激勵對象,以督促高管人員勤勉盡責。結合前一條規定,我們發現凡違法違規的公司和個人都得不到股權激勵機制的照顧,這說明股權激勵機制所要達到的目的就是要促優汰劣,從微觀的角度來講,對公司高管個人或群體實施股權激勵,是使其全心全意把心思放在生產經營上,使得公司經營業績得到實實在在的提高。每個上市公司質量得到提高,自然股市的整體質量也就得到提高。
在股票來源方面,《辦法》明確了向激勵對象發行股份、回購本公司股份以及採取法律、行政法規允許的其他方式等三個來源。一直以來,股票來源是困擾上市公司實施股權激勵的最大問題,隨著新《公司法》的修訂,在資本制度、回購公司股票等方面進行了突破,最終使得上市公司實施股權激勵的法律障礙得以消除。這幾個來源簡單明了,既利於管理層監管又利於股民們監督,不給動歪腦筋的人以空子可鑽。
在股票數量方面,參考了國際上的一些通行做法,規定上市公司全部有效的股權激勵計劃所涉及的股票總數不得超過已發行股本總額的10%;其中個人獲授部分原則上不得超過股本總額的1%,超過1%的需要獲得股東大會特別批准。從這里可以看出,管理層的意思還是著眼於激勵,但具體公司規模大小的不同,可能還是會造成一些問題。比如一些國有大盤股,即使10%那也將是一個天文數字,而對於一些規模較小的公司來說,10%還很可能不夠分。
在實施股權激勵的條件方面,明確了股權激勵不是無條件實施的,對於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上市公司應當建立績效考核體系和考核辦法,以績效考核指標為實施股權激勵計劃的條件。
此外,《辦法》還針對股權激勵計劃中應該包括的事項和內容做出了較為詳細規定或說明,此舉給上市公司就如何進行股權激勵計劃信息披露提供了規范。
2、限制性股票
限制性股票一般以業績或時間為條件,上市公司向激勵對象授予的股票,只有在激勵對象達到業績目標或服務達到一定期限時才能出售。《辦法》對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的業績條件作了強制性的規定。對於其他激勵對象,激勵是否與業績掛鉤由上市公司自行安排。
在時間方面,《辦法》也對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所獲授的股票規定了禁售期,要求在本屆任職期內和離職後一個完整的會計年度內不得轉讓,以鼓勵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長期持股,將個人收益與公司業績掛鉤,克服任職期內的短期行為。對其他激勵對象獲授股票的禁售期由上市公司自行規定。
3、股票期權激勵計劃
股票期權激勵計劃是發達國家證券市場通常採用的一種股權激勵方式,由於具有「公司請客,市場買單」的優點,一直受到上市公司特別是人力資本密集、股價增長潛力比較大的公司的青睞。《辦法》在制訂過程中參考了國際上有關股票期權激勵的一些通行做法:
股票期權的授出可以考慮一次性授出或分次授出。股票期權的有效期從授權日計算不得超過10年。為了避免激勵對象有短期套現行為,《辦法》要求權利授予日與首次可行權日之間應保證至少1年的等待期,並且在股票期權有效期內,上市公司應當規定激勵對象分期按比例行權。
對於股票期權的行權價格或行權價格的確定方法,以股權激勵計劃草案摘要公布前30個交易日的平均市價與公布前一日的市價孰高原則確定,不應低於其高者,以避免股價操縱。
考慮到激勵對象,尤其是高管人員屬於公司內幕信息知情人,易出現內幕交易和操縱股價行為,《辦法》以定期報告的公布和重大事件的披露為時點,設立了授予和行權窗口期,激勵對象只有在窗口期內才能被授予股票期權或者是行權。
4、實施程序和信息披露
股權激勵計劃的實施程序為薪酬委員會擬定股權激勵計劃草案後,提交董事會審議,最後由股東大會批准。為了讓中小股東盡可能參加表決,獨立董事應當向所有股東徵集投票權。公司應當聘請律師,並且在二分之一以上獨立董事認為必要時,可以要求上市公司聘請獨立財務顧問,就股權激勵計劃的可行性、合法合規性發表意見,以充分發揮中介機構的專業顧問和市場監督作用。
在股東大會批准之後,還需向證監會報備,無異議後方可實施。具體實施時,上市公司還應當為激勵對象在證券登記結算機構開設或指定由證券交易所監控的專用賬戶,並經證券交易所確認其行權申請後,由證券登記結算機構辦理登記結算事宜。
此外,為了增加透明度,保障廣大中小股東的知情權,《辦法》規定了嚴格的信息披露制度,不僅要求上市公司在董事會、股東大會形成決議後及時披露,還要求在定期報告中詳細披露報告期內股權激勵計劃的實施情況。
5、監管和處罰
對於違法違規行為,《辦法》制訂了嚴格的監管和處罰措施,包括責令改正、權益返還、沒收違法所得、市場禁入等;情節嚴重的,還將處以警告、罰款等處罰;構成違法犯罪的,將移交司法機關,依法追究法律責任。
三、上市公司實施股權激勵還需進一步解決的難點問題
可以預見,隨著《辦法》的出台以及股權分置改革的深入,必將有越來越多的上市公司實施股權激勵。然而在具體實施過程中,仍然會存在著許多障礙和難點問題:
首先是經營業績如何評價。在《辦法》中規定了對於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應當以績效考核指標為實施股權激勵計劃的條件。因此,上市公司績效考核體系和考核辦法應當如何建立,具體又怎樣計算,怎樣與期權激勵掛鉤,有待進一步完善。現行高級管理人員業績評價大多以職務和崗位來考核。由於我國至今還沒有完全形成經理人員市場化的選擇環境,經理職務不能完整、准確地反映其貢獻的大小和能力的高低;同時,業績考核體系也不規范,尤其是對公司的管理部門的業績評價更難得出一個比較公正的結論。因此,業績評價成為整個期權計劃中難度最大、分歧最多的部分。此外,對於其他激勵人員而言,其激勵條件就更為模糊,可能會存在比較大的爭議。
其次是期權或獲授股票的流動性問題。經營者任期屆滿,或因經營不善被辭退,或因調離、退休等原因離開企業,那麼經營者在企業的股份如何兌現,是由繼任者購買,還是由離去的經營者繼續持股享受分紅?即使由後繼的經營者購買,能否按原價購買,退出的期股價格如何評估等等,都應有原則性的規定。
再次是還缺少法律層面的保障。無論是《公司法》或是《證券法》,對於股權激勵都沒有明確的法律規定和保障。在《公司法》中,只是提到了高管人員的報酬事項,並且董事、監事的報酬事項由公司股東大會決定,而經理、副經理及財務負責人的報酬事項由公司董事會即可決定。這與股權激勵的審批程序並非完全一致。
此外是缺少財務、稅收等制度上的配套。比如,激勵對象持股所獲紅利以及增值收益等是否能享受稅收方面的優惠?個人所得稅如何繳納,是作一次性收入繳納,還是按月攤薄繳納,這也是必須解決的問題。又比如,上市公司對於股權激勵如何進行財務上的處理,也需要財政部、證監會等相關部門協調,制訂相應的會計處理准則。即使在美國這樣股權激勵較為成熟的國家,其對於股權激勵的會計處理也進行了長時間的爭論。
最後,社會觀念對此仍有不同的看法。許多已實施MBO,或股權激勵計劃的上市公司,其中長期表現仍然欠佳。最典型的非TCL集團莫屬,其股價從上市後最高的8.52元,一路跌至現在最低的1.72元。讓人對股權激勵是否會成為只是高管個人財富增長的一種工具產生了懷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