賦役貨幣化是什麼

『壹』 張居正改革的歷史影響，希望您能回答詳細點

自萬曆初年開始的張居正改革，首先是從整頓吏治開始的。他認為當時朝野政治腐敗、民不聊生的主要原因在於「吏治不清」。為了整頓吏治，以達到為官清廉，治政清平，讓人民生活安定，從而使封建政權長治久安的目的，張居正於萬曆元年（1573）推行「考成法」。

其主要內容是加強內閣的行政和監察責任，提高吏、戶、禮、兵、刑、工六科的監察職能。六科是對吏、戶、禮、兵、刑、工六部百司相應而設的監察機構，張居正以六科督促六部，以六部督促諸司以及地方撫、按，最後再由內閣直接控制六科，掌握對各級官吏的監察大權。考成法還對六部、都察院等具體行政衙門實施隨時考核、事事責成的稽查制度等。

這一嚴密而完整的考成系統，將宦官統率六科、稽查章奏權移交內閣，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宦官干政的可能，極大地提高了內閣的權威，使權力集中於首輔，從而加強了號令天下的中央集權。考成法提高了辦事效率，減少了各部門的相互推諉、扯皮，為精簡機構、節省政府開支提供了可能。

稍後，張居正便下令裁減部院諸司冗官和各省司、府、州、縣官，以提高官吏的素質和行政效率。這些，都為此後張居正推行的各項改革奠定了基礎。通過整頓吏治和精簡機構，張居正獲得了一個效率較高、得心應手的行政班子，為推動經濟改革作了思想上和組織上的准備。

在整頓吏治的過程中，張居正對嘉靖、隆慶時期行賄受賄、貪污腐敗的社會狀況深惡痛絕。因此，他擔任首輔之後就果斷採取措施，整治腐敗，決心扭轉政風士習，令出必行，有功必賞，有罪必罰，以重振往日的輝煌。

自嘉靖以來，當國者政以賄成，貪污數額之巨，令人觸目驚心。嚴嵩素有「錢癆」之稱，被抄出的家產竟有黃金三萬余兩，白銀二百餘萬兩；素有廉能之譽的徐階，他擁有的金銀雖無確載，但從其占田達四十餘萬畝來看，可知其貪污積賄亦相當可觀。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權臣顯貴的影響下，大小官吏以官爵為性命，以鑽刺為風俗，以賄賂為交際，就連以懲貪為己任的監察機關也日益腐敗，御史出巡往往利用職權，貪贓枉法，中飽私囊，而對於逢迎之徒，即使贓賄狼藉，魚肉百姓，也毫不過問。

張居正對政治腐敗的危害性有著清醒的認識。他說，人民的逃亡和反抗「並非老百姓喜歡犯上作亂」，而是「本於吏治不清，貪官為害」。

大小貪官視朝廷明詔法令如故紙，政令難行。更有甚者，「收受禍國者的賄賂，縱放禍國者而不加以拘捕……」因而他認為：「治國之道，沒有什麼比安頓民生更為緊迫的；而安頓民生之第一要務，在於整頓吏治」，懲治腐敗乃是改革政治和整頓吏治的關鍵。有鑒於政治腐敗的危害性，張居正懲治腐敗的主張在其獨柄國政後得以在各方面付諸實踐，並貫穿於改革的始終。

驛政和賦役是明中後期財政上最大的弊政，也是貪吏作弊的淵藪。驛遞是專為公務活動服務的官方交通機構。嘉靖、隆慶年間，主管部門又亂發勘合，以作人情，用驛者不僅巧立名目，強行勒索，還受商人之賄，大量夾帶私貨，致使百姓負擔加重。

針對這種情況，張居正一面重申舊禁，一面制定相關的規章，嚴加稽查，加強管理，官員非奉公差不許輕擾驛遞，違者參究，內外各官丁憂、起復、升轉、改調、到任等項，均不得動用驛傳，以厘革驛遞冗費之弊。在賦役徵收方面，手續復雜，奸詭叢生，從而使侵漁盤剝的貪吏鑽了空子。張居正推行一條鞭法，大大簡化了賦役項目，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贓官暴吏的貪污行為。

對官員廉貪的考察是明代考課制度的一項重要內容，並且位於考項之首。而明中葉以後，考語和舉劾嚴重失實，使考察逐漸失去激濁揚清的作用。張居正為此提出：吏部、都察院監督撫按，撫按的考語失實，則以「不稱職」予以處罰；內閣、六科監督吏部、都察院，發現考語失實，同樣以「不稱職」處罰。

這樣層層負責，層層監督，各相關部門不敢以虛偽的方式蒙騙上級。萬曆二年（1574），在張居正的建議下，明朝在文華殿設內外職官書屏，列天下中高級文武官吏，每官一帖，十日一換，盡可能如實反映其任職情況，便於皇上和內閣直接了解、監督官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