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漢龍集團股票代碼

❶ 漢龍集團現在誰接管

漢龍集團由劉楓接管，因為漢龍集團的法人代表人為劉漢。劉楓（1965年10月25日~），男，四川省德陽市廣漢市人。

2014年5月23日，劉漢、劉維等36人涉嫌犯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罪以及故意殺人罪等案件在湖北咸寧一審宣判。劉漢一審被判處死刑。2014年8月7日，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宣判，維持一審對劉漢、劉維的死刑判決，死刑判決將報請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復核。

❷ 漢龍集團現在誰接管

4月23日，金路集團發布財報顯示，漢龍實業發展有限公司持有的金路集團的1256萬股股票處於「凍結」狀態。而在2013年財報中，其中的1100萬股「質押」給恆豐銀行成都分行，剩餘股票處於可流通狀態。

❸ 股票和上市公司的問題

1，股票等於是上市公司把部分資產和權力賣給其他的投資者，公司通過出讓資產和權力(出讓股票）獲得資金，其他人通過獲得部分資產和權利（購買股票）來分享公司盈利帶來的收益。一個好的公司，通過發行股票來融資進行擴大生產，股民通過投資得到回報，雙方各有收益，大家都滿意。
2，通威集團和劉漢有什麼關系？沒關系。
通威集團董事長是劉漢元。劉漢元和劉漢什麼關系？沒有劉漢集團。
3，漢龍集團才是劉漢的董事長。這方面的問題你可以在網上查到的。

❹ 劉漢有上市公司嗎

漢龍集團旗下持有兩家上市公司（名單）
劉漢，男，出生於四川廣漢。旗下持有兩家上市公司：金路集團，2002年12月收購；宏達股份(600331)，2001年12月IPO(第二大股東)

❺ 交通銀行為什麼不顯示

大家好，我是烏鴉。
近期，紀檢監察機關通報了一批特殊的案例，包括臨近退休「逃逸式」離職，妄圖逃避監督監管，繼續恣意斂財的中國證監會投資者保護局原一級巡視員曾長虹，退休後違規在企業任職的內蒙古自治區烏蘭察布市政府原副市長薛培明等。
（薛培明庭審現場）
為什麼說他們特殊呢？因為中央紀委國家監委在通報這批落馬前高官時，用了一個在中國政界極不尋常、帶有政商深度勾結印記的詞彙：旋轉門。
聯想到最近的北京市核酸機構造假案中房山區衛健委副主任被查，上海疫情中不法分子在官員眼皮子底下倒買倒賣、囤積居奇，有人驚呼：中國官場進入旋轉門時代！

1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旋轉門幾乎說得上「美國特色」，咱中國的官商勾結也進化到這種程度了？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必須先搞清楚一個問題：公務員到底可不可以辭職做生意？
答案是毋庸置疑的，公務員可以辭職下海，這是明確寫在《公務員法》里的。
和咱們眾多打工人一樣，公務員主動辭職以及退休後到企業任職，是個人的一種選擇，公務員退出機制完善的本身也在很大層面上體現出對個人選擇與意願的尊重。
我國公務人員下海也不是什麼新鮮事兒，早在改革開放初期，就曾出現一次公務員辭職潮，一大批公職人員紛紛辭職下海，很多人通過誠信經營積累起億萬身家，也有一些人鑽價格雙軌制和計劃經濟的空子，利用關系搞批文、倒車皮、壟斷貨源，成為先富起來的人。
小平同志南巡之後，各地又掀起了一股下海潮，一些機關和事業單位的幹部採取停薪留職的方式下海經商，其中不少下海官員與留守官員之間眉來眼去，形成了完美的官商勾結。
時至今日，還經常有地方政府為了振興當地經濟，促進體制內人員的有序流動而發文鼓勵公務員下海創業。
2013年7月，安徽省下發文件，對經組織批准辭去公職到民營企業創業的公職人員，一次性發給相當於本人3年基本工資的補償金。對工作年限滿30年，或距國家規定的退休年齡不足5年且工作年限滿20年的公務員，本人申請提前退休進行創業的，經任免機關批准，可以提前退休進行創業。
同年，廣東省清遠市委組織部、清遠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聯合發文《清遠市直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人員離職創業管理暫行辦法》，鼓勵市直機關事業單位人員離職創業。
2014年4月，河北保定出台文件，鼓勵公務員創業：自主離職創業人員5年內保留原身份停發工資，工資晉升、職稱評定不受影響。5年內願意回單位的，由原工作單位重新安排工作。
2015年5月，湖南省政府下發了《關於促進創新創業帶動就業工作的實施意見》，提出湖南將組織實施創新創業引領計劃和全省創業帶動就業促進計劃，並提出允許黨政機關、事業單位人員辭職自主創業。
而在國家層面，雖未對公務員辭職創業出台相關政策，但對事業單位科研人員辭職創業有鼓勵措施。
2015年4月27日，國務院下發《關於進一步做好新形勢下就業創業工作的意見》，提出完善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社會各方面人才順暢流動的制度體系。
高校、科研院所等事業單位專業技術人員離崗創業的，經原單位同意，可在3年內保留人事關系。這被一些媒體解讀為30年前企事業單位停薪留職下海經商的2.0版本。
不難看出，我國鼓勵公務員離職的制度，是基於搞活經濟的初衷，且鼓勵下海創業的對象主要是年富力強的青年公務員，讓這些年輕人去商界好好折騰一番，促進人才流動合理化，推動經濟發展。
但是，制度擺在那裡，還是有人會去鑽空子的。在近些年的實踐中，一些位高權重的中老年領導幹部比年輕公務員更加熱衷於辭職去企業任職，他們放棄高官厚祿甚至退休待遇也要去企業做高管，不是發揮余熱，不是一心投身經濟實業，而是那些有特殊需求企業，給的實在是太多了。
中紀委網站披露了這樣一批特殊的本該退居二線頤養天年卻毅然決然棄政從商的領導幹部。
2012年7月，54歲的杭州市公安局副巡視員、紀委副書記兼監察室主任邱平，提前六年申請退休。這種操作並不少見，很多退居二線、身體狀況不佳，無意在仕途上更進一步的官員在這個歲數都會申請提前退休，回家頤養天年。
但不尋常的是，在提前退休六年之後，2018年7月，邱平又向組織主動要求放棄退休待遇。這個就極為罕見了，奮鬥了大半輩子，到了該享受的時候，他卻啥都不要？這是多高的覺悟？這是怎樣的思想境界？
既然人家非不要，組織也不好追著給，便按正常程序處理批准了邱平的請求。
一時之間，邱主任的高風亮節在杭州官場傳為佳話。
可惜，邱主任的故事到這里並沒有結束，三年後，在全國政法隊伍教育整頓中，邱平的大名赫然在列。一個退休九年、思想境界那麼高的好乾部，怎麼就上了紀委的黑名單？是不是抓錯人了？
呵呵，抓的就是他。據辦案人員介紹，邱主任退休後，退而不休，比在職的時候忙多了，先後接受杭州某檢測技術有限公司、浙報某文化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某網路科技有限公司等邀請，出任安全法務顧問，當然，待遇也比當副巡視員的時候高多了，光是「顧問費」，邱平就收了320餘萬元，比在職的時候收入高多了。
（邱平考察浙江某信息技術有限公司）
其間，邱平還通過創辦「互聯網安全與治理」論壇，幫助上述企業擴大知名度，為其網路風險防控積極出謀劃策。
但《公務員法》中的公務員離任迴避制度規定：公務員辭去公職或者退休的，原系領導成員、縣處級以上領導職務的公務員在離職三年內，其他公務員在離職兩年內，不得到與原工作業務直接相關的企業或者其他營利性組織任職，不得從事與原工作業務直接相關的營利性活動。
邱主任提前退休然後馬上到這些企業任職，顯然不合法，邱主任曾當過杭州公安局原公共信息網路安全監察分局局長，而這些職位又「恰好」與這一職務高度關聯，顯然更不合法。
調查還進一步查明，邱主任在杭州市公安局網監部門任職期間，就利用職務便利，為兩家公司在網路安全監管方面提供幫助，當時邱主任一分錢沒收，因為拿錢辦事兒就是受賄了，作為一個境界高的幹部哪能幹這種事？
所以邱主任和這兩家公司約定：退休後再給我好處，你們別忘了哦。
顯然，邱平之所以提前退休，並非心血來潮，而是想早點拿到這些企業與他約定的天價報酬，畢竟，這幾百萬拿到手，拿去買股票買基金就比工資高多了。
而邱平放棄退休待遇，是企圖通過這樣的方式來逃避紀法懲治：我不做官好多年，連退休待遇都沒拿國家的，我干什麼你們還管得著嘛？
可惜，邱主任的算盤打得響，紀委的計算器也不含糊，調查組最終以三個標准來釐清界定邱平違紀違法行為：
一是在職期間與管理對象認識，有具體謀利事項和輸送利益的約定，提前退休後，在原管理對象處獲取經濟利益，界定為違法；
二是在職期間與請托公司不熟識，也沒有具體謀利事項，提前退休後接受邀請，出任顧問獲取收益，將其在放棄退休待遇之前獲取經濟利益界定為違紀；
三是在放棄退休待遇後獲取的符合規定的顧問收益，界定為正常勞務所得。
算清楚之後，邱主任相當於是以五十多歲的高齡，當了九年普通打工人，還失去了本來能一直領到的退休待遇，最關鍵的是，這九年的合法打工收入，還得蹲完監獄再出來花了。
到曾經「幫助」過的企業任職，不只有邱平。
杭州市實業投資集團有限公司原黨委委員、總經理駱旭升早年間結識了商人張某，張某通過請吃和送消費卡與其一直保持聯系，駱旭升多次在拆遷補償、資金借用、商標及股權轉讓等方面為張某謀劃爭取利益，張某則主動邀請其到自己公司任職，並承諾給予「安家費」。
和邱平一樣，駱旭升也提前辭去公職到張某公司任職，扣除手續費後，實得261萬元「安家費」。不過，可惜的是，國企一把手駱總和邱主任同一批被紀委通報，到手的鴨子還是飛了。
廣東省廣州市人大常委會城鄉建設環境與資源保護工作委員會原副主任詹樹柏，在辦理提前退休後不到兩年，就到某著名地產公司任高管領取高薪。
甘肅省白銀市政協原主席郭德清退休後，到一家公司擔任監事，通過蘭州市發改委、國土局的領導幹部，為該公司協調商業項目有關手續，其退休期間收受的錢財是在任時違紀違法所得的兩倍多。
這是在紀委監委高壓震懾下，一些別有用心的領導幹部發明的一種極為隱秘的貪腐模式：在任期間先行向外輸送利益，卻並不急於兌現回報，而是等到辭職後再到昔日的管理服務對象處任職，堂而皇之領高薪，延遲滿足被這些貪官玩出了新花樣。
當然，這也吸引了一些不法企業老闆專門打這些退休高官的主意。當年，四川漢龍集團董事局主席劉漢被調查時就坦白，自己每介入一個新領域撈錢，公司高管名單中就會出現該領域的前官員：成都聯交所原總裁、證監會期貨部原副主任直至省里一些老領導都被他網入其中。
在這些位高權重的老貪官和不走正道的企業老闆們的「雙向奔赴」之下，一個中國版的「旋轉門」已經呼之欲出了。

2

一旦形成了政商旋轉門，危害有多大？我們來看兩個反面典型。
首先說說美國，世界上最正宗的旋轉門就在美國，以至於旋轉門幾乎成為美國政商關系的代名詞，旋轉門之於美國，正如泡菜之於韓國。
美國的旋轉門特別發達，政界商界之間轉換自如，軍火公司老闆當上國防部長，FDA局長當上醫葯公司CEO，在人家美利堅一點都不新鮮，就連川寶都是從房地產商旋轉成了總統。
在前總統特朗普任內，首任國務卿蒂勒森是從石油巨頭埃克森美孚公司高管的位置上「旋轉」而來，財政部長姆努欽來自華爾街投資銀行高盛集團，國防部長埃斯珀曾是軍工企業雷神公司高管，從政府離職後又加入了高科技企業伊庇魯斯公司。
而拜登政府也不遑多讓，2020年11月，隨著當選總統拜登公布新一屆美國政府內閣候選人名單，韋斯特埃克塞克咨詢公司迅速成為美國媒體的報道焦點。原因就是新內閣中有多名成員來自該公司，別的公司等著上市，這家公司等著入閣。
公司的核心成員包括被拜登提名為國務卿的布林肯，提名為國家情報總監的艾薇爾·海恩斯，以及下屆防長的大熱人選米歇爾·弗盧努瓦。
在民主與共和兩黨輪流坐莊的美國政壇，不少精英人士在政府機構與私營部門間輪流任職，處江湖之遠時利用影響力為東家疏通政府關系，居廟堂之高時則利用職權照顧老東家利益。
美國的旋轉門還滋生了一個龐大的產業：游說。
"游說"一詞起源於國會搬到首都華盛頓以後。當時希拉德飯店曾作為國會議員的住處，那些希望向議員反映意見和看法的人，由於不能到議員開會的地方做工作，便紛紛到希拉德飯店的大堂（Lobby）里等候議員歸來，找機會與國會議員談話。
後來，人們就把這種通過交談向議員施加影響的行為稱為"游說"，把這些從事游說的人稱為"說客"。此後，游說活動一詞在1808年美國第10屆國會的年刊中首次出現。
過去幾十年來，美國游說業呈現爆炸性增長態勢。1971年，美國僅有175名注冊說客，但到2009年，這一數字增加到13700名。注意，這還是注冊說客、職業說客，如果把太子黨、退休官員、總統秘書、部長助理之類的不方便注冊的非職業說客加起來，這個數字至少翻兩倍。
據不完全統計，目前位於華盛頓的游說公司超過2000家，是名副其實的華盛頓第一產業，雖然一年的產值最多不過百億美元，但他們的能量卻足以影響數萬億美元資金的流動。
美國游說產業的發達，和美國政商兩界的利益深度綁定，成為政客和資本家們交換利益的紐帶。
更離譜的是，「游說」這一充滿灰色操作空間的行為，其合法性是寫在美國憲法里的，1791 年通過的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中規定"不得制定有關剝奪人民和平集會和向政府請願伸冤權利的有關法律"。
雖然法條中沒有出現"游說"一詞，但是這已為游說集團進行活動提供了法律基礎。以第一修正案為依據，美國制定了將游說活動合法化的法律。
（華盛頓K街：美國說客公司大本營）
從1938年的《外國代理人登記法》到1995年的《游說公開法》，再到1998年的《游說公開技術法》，一系列法律條文讓各種群體得以合法結成利益集團，花重金僱傭說客游說議員和官員，影響國會立法和政府決策。
有法律背書，美國的旋轉門開展得有聲有色也就不足為奇了。
而在美國的長期影響下，日本的旋轉門也搞得有模有樣。
在日語中，有個專門的詞彙叫「天下り」，本是神道教的用語，意為「天神下凡」。在現代日本，這個詞用來指代官員中途辭職，轉而在自己出身的部門所管轄的大公司等團體內就職的現象。
在1998年至2002年的五年間，日本共有361個合約價格在10億日元以上的高速公路整備項目，其中，以99%的價格中標的項目有25個，98%的價格中標的項目有227個，97%的價格中標的項目有75個，94%以下的價格中標的項目有5個，基本都在95%以上。
以如此之高的價格比中標，這些中標企業的背後是官僚幹部們的「天神下凡」。據統計，在大約200家接受訂單的企業中，約有300名「天神下凡」的官員。
甚至日本的交通系統，還有一個「政、官、財、鐵「」三角的說法：企業為了中標，想要知道項目預算，於是賄賂官員，接受賄賂的官員向國土交通省等政府機構施加壓力，這種由政府機構到企業，由企業到政治家，再由政治家到政府機構的循環，成為了權財交易的溫床。
除此以外，日本的煙草行業、航空行業、郵政行業、教育行業全是「天神下凡」的樂園，在1998年到2003年的五年間，共有3027名「天神」下過凡。
其中國土交通省911人、法務省629人、總務省313人、文部科學省261人、財務省251人、農林水產省245人、警察廳127人、防衛廳85人、會計檢查院64人、經濟產業省46人、人事院29人、公正取引委員會23人、厚生勞動省19人、宮內廳17人、內閣府3人、外務省2人。
旋轉門玩到這種程度，使得在「資本主義市場自由經濟」的幌子保護下，政商勾結肆無忌憚，官商利益集團鐵板一塊，普通人還有活路嗎？如此的惡果不能不引發我們的重視。

3

旋轉門是政治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只要有利益交換空間它就會產生，無論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想要克服它只有通過制度的規范和執行。
這種對利益的規限，並不容易。美、日旋轉門盛行且明目張膽，正是因為利益集團會搬弄起「護憲」、「自由」的大旗，令反對旋轉門的力量難以得手，一如美國控槍的困境。而中國在制定相關制度上，顯然不受這些掣肘，說到底，既然是為人民服務，你扯什麼大旗都大不過群眾的利益。
旋轉門現象在全球發展至今，我國相對應的制度也改進至今，而且，通過這幾十年的交鋒，旋轉門在中國的生存空間越來越小。
前面說到小平同志南巡後，公務員掀起一波離職下海潮。面對這一情況，1993 年，國家公布了《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標志著公務員管理法制化階段的到來，其中對公務員離職的相關規定是規范政商旋轉門法律實踐的重要內容。
2005年，《公務員法》對政商旋轉門進行了比較全面的規范性界定；此後，國家又對檢察官、法官等特殊職位公務員的離職以及政商旋轉門規范做出了相關規定。
中國共產黨黨紀也不斷加強對黨員幹部離職的規范，比如，規定領導幹部退休或離職後有三年的權力消磁期，其間領導幹部不能去企業任職。
但是，由於旋轉門在當時的中國還是個新鮮事兒，這些探索性的法律法規具有明顯的宏觀性，比較空泛，具體可操作的法律條文與政策解讀比較欠缺，影響著政商旋轉門規范的實踐。
比如，《公務員法》規定公務員不得到與原工作業務直接相關的企業或者其他營利性組織任職，但沒有明確規定企業能否就相關問題向其進行咨詢以及離職公務員是否可到非營利組織任職等，這就為一些離職公務員的投機行為留下了機會。
另外，離職公務員違規後的懲罰措施的操作性也較弱，離職公務員在消磁期出現到營利性組織任職情況時，涉及的懲治主體包括原所在機關、主管部門、市場監管部門等多個主體，各主體之間的權責邊界模糊不清，有可能造成責任推諉。
由於法律沒有及時跟上，旋轉門一度成為相當普遍的現象，根據上市公司2012年年報數據顯示，上市公司獨立董事共有642個職位由各級政府官員擔任，占所有職位的8.45%。
新華社曾統計報道，2013年在市值前100位的上市公司中，有41位退休高官擔任了企業獨立董事，其中不乏之前為副部級以上高官，甚至與所聘企業有密切的業務關聯。
中國石油獨董劉鴻儒曾為中國證監會原主席，光大銀行獨立董事周道炯亦曾為中國證監會主席，交通銀行的獨立董事劉廷煥原為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黨委副書記……當時的旋轉門可以說跟美國區別並不大，既然不違規，就是明面上大規模地去做。
在這種情況下，中央果斷出手了，2013 年，中組部下發18 號文件，對公務員離職後到企業任職的情況進行了嚴格規定。
10月31日，經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組織部發出通知《關於進一步規范黨政領導幹部在企業兼職（任職）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規定現職和不擔任現職但未辦理退（離）休手續的黨政領導幹部不得在企業兼職（任職）。
根據《意見》規定，黨政領導幹部在企業兼職並非一概不允許，黨政領導幹部退（離）休三年後可以兼任企業獨立董事、獨立監事或外部董事，退（離）休三年內可以到本人原任職務管轄的地區和業務范圍以外的企業兼任企業獨立董事、獨立監事或外部董事，但均不得取酬，兼職不得超過1個，年齡不得超過70周歲。
《意見》下發後，中國官場掀起一次規模空前的集中規范清理，共清理黨政領導幹部在企業兼職40700多人次，其中包括229人次省部級高官。
在取得初步成效後，中組部並沒有「見好就收」，而是繼續「打補丁」，徹底消滅旋轉門存在的土壤。
2015年，修訂後的《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規定，黨員領導幹部離職或者退（離）休後違反有關規定接受原任職務管轄的地區和業務范圍內的企業和中介機構的聘任，或者個人從事與原任職務管轄業務相關的營利活動，違反有關規定擔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獨立董事、獨立監事等職務，將根據情節輕重，受到從警告直至留黨察看的處分。
2017年，中央組織部等四部門印發《關於規范公務員辭去公職後從業行為的意見》，為公務員辭去公職後再就業劃定紅線，設立地域、行業兩道隔離牆：
各級機關中原系領導班子成員的公務員以及其他擔任縣處級以上職務的公務員，辭去公職後3年內，不得接受原任職務管轄地區和業務范圍內的企業、中介機構或其他營利性組織的聘任，個人不得從事與原任職務管轄業務直接相關的營利性活動；
其他公務員辭去公職後2年內，不得接受與原工作業務直接相關的企業、中介機構或其他營利性組織的聘任，個人不得從事與原工作業務直接相關的營利性活動。
各地方也嚴格落實有關規定，進一步完善領導幹部離職、退休後的任職約束。
廣州市2019年印發《防止領導幹部利益沖突若干規定》，要求對辭去公職或離退休的領導幹部到企業或其他營利性組織任職必須從嚴掌握、從嚴把關，確因工作需要到企業任職的，應當按照幹部管理許可權嚴格審批。
杭州市2022年制定出台《關於規范領導幹部廉潔從政從業行為進一步推動構建親清政商關系的實施細則（試行）》，明確規定嚴禁領導幹部辭去公職或者退休後在規定期限內利用原任職務影響謀取私利，建立健全領導幹部辭去公職（退休）後從業行為限制清單和報告承諾制，加強對各單位落實此規定的指導和監督檢查。
在一些特殊行業，比如法律行業，相關規定更加嚴格。
比如，我國法官法規定：法官從人民法院離任後二年內，不得以律師身份擔任訴訟代理人或者辯護人。並且，法律更進一步要求法官一旦下海，就不得再代理原任職法院審理的案件，類似的地區迴避和從業期限限制的規定也出現在檢察官法和律師法中。
這就是為什麼邱主任等一眾貪官要如此偷偷摸摸，甚至發明了延遲滿足、主動放棄退休待遇等花樣，因為明面上的旋轉門已經完全堵死，邱主任們只能另闢蹊徑、鋌而走險，可惜，他們新開辟的這條政商勾結新途徑也被紀委監委盯上了，可以肯定，在不久的將來，這條路也要被堵上了。
相信什麼「天神下凡」在這終究走不通，他們並不信什麼神仙。
參考資料：

觀察者網《聊聊日本官員的賺錢手段——「天神下凡」》
澎湃新聞《幹部很忙：229人次省部級幹部違規在企業兼職被清理》
李春花《拆除「政商旋轉門」：公務員退出機制的法律原則規約與法律秩序重塑》

❻ 四川頂級富豪的隱秘江湖

一、

在四川，如果說有一個姓氏可以縱橫百年，那必然是劉。

從民國時期的劉文輝、劉文彩，到改革開放之後鼎足而立的劉氏富豪：希望集團的劉永好兄弟、通威集團的劉漢元以及曾經的漢龍系劉漢。

在西南川野上，劉姓走在最前面卻也藏在最深處。

正如胡潤所言，自己最尊敬的中國商人是劉永行。第一是因為穩定，能夠連續10年登上百富榜的，只有三個家族，劉永行、劉永好家族是其中一個；第二是因為坦率，只有劉永行敢說自己的第一桶金是怎麼賺來的。

在35年的沉浮飄搖中，劉永好家族用1000元搏到了近1000億的資產，建立起一個籠罩飼料、畜牧和化工等多個領域的龐大帝國，基業長青。

而用了38年時間的劉漢元，從魚飼料起步，到布局新能源，旗下的通威集團市值已經邁過了1000億元的門檻。

當然，還有深藏水底，自誇「從不失手，從來都是贏家」的劉漢，深耕西南已經多年。

四川頂級富豪的通天塔，在這里崛起，也在這里落幕。

二、

1978年，已經罹患肺癌的老革命劉大墉在嗅到一絲風向之後，將四個兒子喊到床前，叮囑道：「時代變好了，機會難得，你們要珍惜，要好好把握。」

聽到父親的囑咐，劉永言、劉永行、劉永美、劉永好四兄弟雖然很動心，但都有著不錯工作的他們對辭職下海這件事連想都不敢想。

也是在這一年，14歲的劉漢元剛考上眉山一所水產學校，為的也是「三年後得到一個鐵飯碗，解決戶口和房子」。

而小他一歲的劉漢還在老家廣漢讀書，因為家境貧寒，小小年紀的劉漢腦子里想的只有怎麼多賺點錢幫母親補貼家用，滔滔大勢對他來說還很遙遠。

不過，劉永行兄弟的命門很快被家裡的一頓紅燒肉翻轉。

1981年，為了能讓自己四歲的兒子吃上一頓紅燒肉，學過維修技術的劉永行從大年初一到初七，在家附近擺地攤幫人維修電器。

春節過後，劉永行數了數手裡的錢，嚇了一跳，短短幾天居然賺了300多元，幾乎抵得上自己一年的工資。

這事讓四兄弟感慨萬千，徹底醒悟：時代真的變了！

一商量：既然修理無線電這么掙錢，我們為什麼不直接辦一家電子工廠呢！

在一頓操作下，學計算機的老大劉永言、學機械的劉永好和擅長修理家電的劉永行很快造出了中國第一台國產音響，取名「新意音響」。

不過，就當18歲的劉永好志得意滿地拿著音響找到當地公社提出開一家電子廠時，很快就被對方以「集體企業不能跟私人合作，不準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理由潑上了一盆冷水，打發了回來。

三、

就在要打退堂鼓的時候，遠在浙江的魯冠球將自家價值2萬元的苗木作抵押，承包廠子創業的消息傳到了劉氏兄弟的耳朵里。

1982年春天，經過三天三夜的討論，兄弟四人做出了一個決定：集體辭去公職干個體，開辦養殖業。

本想著靠信用社貸款起步的四人在接連碰灰之後，只得通過變賣自行車、手錶東拼西湊來1000元作為初始資金。

辦養殖業是大哥劉永言的主意，從養雞和養鵪鶉開始，四個人就這樣成立了新津縣育新良種場，開始攜手狂奔。

也是在這一年，分配到眉山縣水電局兩河口水庫漁場不久的劉漢元，對每月三、四十元的工資和編制開始厭倦。在一次下鄉安全檢查中，劉漢元在招待所吃到了「這輩子最為鮮美的清燉草魚」。

接待人員告訴他：「水庫是活水，而且水深，所以魚沒有土腥味。」

18歲的劉漢元動起了心思：四川人都愛吃魚，怎麼才能吃到這種有鮮味的水庫魚呢？

不過，水庫魚生長速度不如塘魚，而且散養不易形成規模，劉漢元碰到了難題。

就在他摸著腦袋想破頭的時候，走向大道的劉永行兄弟通過計算機調配飼料和育種選樣技術，已經摸索出了一套生態循環養殖法，家禽質量不僅大幅提升，而且飼養成本降低了不少。

1983年底，四人一盤點，良種場孵了5萬只雞，1萬只鵪鶉，還帶出了11個專業戶，一年時間便破了萬元戶的門檻。

而此時，剛剛高中畢業沒考上大學的劉漢，不得不到廣漢化肥廠當焊工，但耐不住寂寞的他沒多久就辭職自己創業去了。

四、

三年之後，劉永行兄弟決定給養殖場換個更響亮的名字「希望」。

不過，危機卻悄然來臨。在將鵪鶉技術教給新津縣當地農戶後，當地養殖大戶們聯合成立起養殖合作社，不管是孵化率、產蛋率，還是飼料轉換率都和「希望」不相上下。

眼看著要血拚，劉氏兄弟頭上一片陰霾。

但恰巧此時一家名為「正大」的外資飼料公司（「正大綜藝」節目贊助方）進駐中國，靠著增肥技術占據了中國豬飼料的半壁江山。但「正大牌」豬飼料不僅價格貴，而且非常搶手，一料難求。

看到機會的劉氏兄弟決定轉型，1987年，四人投資了400萬元建立起「希望」科學技術研究所和飼料廠，並找到一批國內外專家進行研製開發。

為了徹底投身到新事業中，劉永行兄弟不留後路，忍痛將養殖場的十萬只鵪鶉全部宰殺。

1989年，經過兩年的研發，「希望牌」1號乳豬全價顆粒飼料正式推出市場。

此時，劉氏兄弟面臨的第一個問題是：怎麼和已經享譽全國的「正大」競爭？

五、

就在劉永好們轉型的同時，為水庫魚頭疼的劉漢元想出了辦法。

在翻閱雜志時，劉漢元發現德國已經有網箱養魚的成熟技術，很適合在水庫這樣的水域進行規模化養殖。這樣養出來的魚不僅沒有土腥氣，而且速度比自然狀態下還快。

靠著自己攢下的200元和家裡賣掉的兩頭豬，劉漢元也踏上了創業之路。

1984年，20歲的劉漢元將自己研製出的「渠道金屬網箱式流水養魚法」投入實踐，短短半年就賺回了2000多元的現金。

小賺一筆的劉漢元沒有藏著掖著，將技術毫無保留地教授給了當地村民，並免費向全國農民推廣。

被周圍人笑「腦袋傻」的劉漢元心裡明白：網箱養魚根本沒啥核心優勢，自己沒法壟斷。倒不如擴大養魚群體，自己去做魚飼料，畢竟這不是普通人想生產就能生產的。

會養魚的劉漢元更會「釣魚」。

決心要乾的劉漢元通過單位里的老師傅，找到專業養殖戶請教，兩年之後，終於研製出魚飼料的他在老家永壽鎮建起了一個魚飼料廠（通威飼料前身）。

1988年，憑借著質量和眼光，劉漢元的通威飼料一炮而紅，賺得盆滿缽滿。

也是在這一年，23歲的劉漢在連續倒賣木材和成品油之後，通過園林局的關系，在康定森林拉回了一批圓木，轉手一賣便拿到了翻倍的利潤。

六、

為了和「正大」競爭，靠賣鵪鶉蛋習得一身張貼小廣告經驗的劉永好在「希望」牌飼料面世之後，就立馬帶著小廣告下了鄉。

劉永好對廣告宣傳似乎是無師自通，他找人將自己想好的「養豬希望富，希望來幫助」通過小廣告的方式貼遍了成都地區幾乎每家每戶的豬圈。

在農村的土牆上，用白漆醒目地刷上「吃一斤長一斤，希望牌奶豬飼料就是精」的大字，靠著精準的廣告投放，物美價廉的「希望牌」飼料迅速成為「正大」的勁敵。

接下來，「希望」和「正大」開始了一場價格拉鋸戰。先是「希望」比「正大」每噸便宜了60元錢，接著財大氣粗的「正大」咬著牙一跺腳直降100元，最後毫無壓力的「希望」乾脆降價120元。

最終，「希望牌」飼料銷量同比增長三倍，開始坐穩全國豬飼料的第一把交椅，而落寞的「正大」則宣布退出成都市場。

1994年，《福布斯》首次公布中國大陸富豪排行榜，劉永好兄弟以6億人民幣的身家排在首位，躍升首富。

一年之後，劉氏兄弟正式出川，收購了30多家經營不善的國有飼料企業。不過就在轟轟烈烈之時，四兄弟突然被曝出和平分手的消息。

伴隨著「飼料熱」的風潮，劉永好四兄弟敏銳地發現，利潤率已經被壓得極低。

於是，四兄弟經過商議進行了一次家族重大產權歸屬：全國27家分公司一分為二，劉永好執掌西南，劉永行坐鎮東北。

同時，大哥劉永言創立大陸希望公司，專注於高 科技 領域的電子科研。

二哥劉永行拿著分到的20億投身重化工業，建立東方希望公司，在電解鋁行業紮根。

三哥劉永美則成立華西希望公司，繼續飼料業的老本行。

四弟劉永好則組建了新希望集團並擔任董事長，開始向飼料產業的上下游拓展。

在中國商業家族中，劉氏兄弟算得上少有的「和平分手」。

也是在這一時期，剛剛30歲的劉漢元將成立不久的四川通威集團總部遷到成都。

為了招攬人才，劉漢元掏下十萬元在《四川日報》幾個主流大報上持續兩周刊登招聘啟事，迅速組建起一支百人研發團隊，並快速解決掉成魚「脂肪多，內臟比例大」等世界性難題，將養殖戶的成本大大降低。

此時的通威集團，在勢頭上已經不遜劉氏兄弟的希望集團。

七、

劉漢也不甘寂寞。

在「高人」的指點下，走上檯面的劉漢開始在蜚聲內外的成都紅廟子市場炒期貨。

很多人不知道，位於成都中心的紅廟子雖然只有200多米，但作為著名的股票原始交易市場，鼎盛時期這條小街上擺滿了辦公桌，碼著成堆成堆的人民幣。

此時的劉漢，每天早上七點鍾搭乘一部24座的馬自達班車去市場，晚上再搭車回家。

但一年之後，班車師傅就再也見不到劉漢的身影了，因為劉漢發財了。

不過，此時的劉漢也不消停。因為炒期貨的原因，劉漢得罪了一個叫袁寶璟的東北大佬，惹上了殺身之禍。

1997年2月1日晚，受袁寶璟指使的槍手李海洋在劉漢常去的一家酒店埋伏，等劉漢出來後，近距離打了兩槍。

不知道是槍手不專業，還是劉漢命大，他最終安然無恙。

六年之後，袁寶璟因涉及另一樁命案被逮捕，並最終被判處死刑，這是後話。

或許是相信大難不死必有後福，死裡逃生的劉漢一個月後就在綿陽注冊成立了漢龍集團，不過法人叫蒲萬昌，他隱居幕後。

這就是後來著名的「漢龍系」，其經營范圍五花八門，從化工產品、醫療器械、電子產品到農副產品、餐椅 娛樂 、運輸業等，涵蓋幾乎所有營生。

不到十年時間，漢龍集團就已經成為四川乃至全國知名的的投資集團，幕後老闆劉漢的故事被當做傳奇演繹出許多版本。

這期間，劉漢元也在攻城拔寨。乘著通威飼料熱銷之際，接連在昆明、安岳、西昌等十多個城市開設了子公司，規模越來越大。

因為通威魚飼料的暢銷，業內開玩笑說「國內每三條魚中有一條就食用通威飼料。」

2006年，上市才兩年的通威集團銷售收入超過200億，市值也近100億的大關。

在胡潤百富榜上，除了穩定不變的劉永好兄弟家族，41歲劉漢和42歲的劉漢元也持續在列。

三位劉姓商人和家族成為了四川頂級富豪的代表人物。

八、

分家之後，四弟劉永好迅速成為家族的門面。

其實早在1993年，有想法也善溝通的劉永好就已經當選為全國政協委員。

那一年全國政協會議上，42歲的劉永好代表全國私營企業家在人民大會堂發言，當他那篇著名的《私營企業有希望》剛念出雙關標題時，台下聽眾便會心一笑，隨即鼓掌歡呼。

這次會議後，劉永好先後擔任工商聯副主席、政協經委會副主任，在他的促動下，「非公經濟36條」等助力民營經濟的文件相繼出台。

1998年，劉永好旗下的新希望六和集團在深交所上市，借著資本，劉永好開始向金融和地產進軍。

新希望迅速成為民生銀行的大股東，並且拿到了稀缺的傳統金融牌照，在商業保險領域布局。

新千年之後，價值千億的「新希望號」在西南的土地上已經睥睨群雄。

不過，另外兩位劉姓富豪也都沒閑著。

2002年，38歲劉漢元在北大光華管理學院就讀EMBA期間，認識了新能源前輩王傳福，開始向能源行業進軍。

四年之後，劉漢元成立了四川永祥多晶硅有限公司，雄心勃勃地宣布要投入260億，打造全國最大的太陽能光伏一體化項目。

同年，劉漢的漢龍集團相繼簽下四川境內的幾個風景區 旅遊 開發權，並將觸角延伸到高速公路領域，迅速拿下了造價42億元的綿陽至遂寧高速公路修建項目，成為四川首家參與建造高速公路的民營企業。

接著，開掛的漢龍集團又是收購期貨、酒業公司，又是在電力、新能源、環保等項目上頻頻出手，似乎就沒有劉漢不能做的領域。

2008年，汶川地震，作為四川人的劉漢個人捐出5000萬，而他所捐建的「劉漢希望小學」在汶川地震中安然無恙，備受矚目的同時也得到了很多稱贊。

不過，這是劉漢僅有的榮光時刻，因為留給他的時間不多了。

九、

2008年後，劉漢忽然把轉到了境外，開始發力海外礦業開發。

不到三年的時間，從非洲鈾礦，到澳洲鉬礦，再到喀麥隆鐵礦，劉漢一路買買買。

而在這些大手筆收購的背後，更有中國進出口銀行、國家開發銀行等國有大行充當融資後盾，還有不少大型礦業集團主動「背書」。

不過，就在劉漢高歌猛進的時候，關於劉漢涉黑、殺人以及包養女明星的傳聞更是不絕於耳。

出來混，遲早要還的。

2015年2月9日，劉漢因為涉嫌犯組織、領導、參加黑 社會 性質組織罪以及故意殺人罪被判處並執行死刑。

這一年，他剛好50歲。

也是在同一年，因為行業不景氣熬了許久的劉漢元終於挺了過來。51歲的他重新啟動四氯化硅冷氫化技改項目，並在年底宣布多晶硅年產能突破7萬噸。

不久，劉漢元又在包頭投資建設了年產5萬噸高純晶硅及配套新能源項目，一舉將多晶硅年產能提高到12萬噸，躍居世界第一。

有意思是，就當所有人以為劉漢元會沿著光伏這條路繼續走下去的時候，他卻對外宣布自己又折回老本行「養魚」：「通威集團要農牧和新能源兩手抓，一個都不能少」。

還是在這一年，劉永好在四川互聯網大會上繼續以一個雙關標題《互聯網時代的新希望》做了演講， 64歲的他已經把「新希望」寄託在年輕一代身上。

作為新希望六和集團的新董事長，女兒劉暢已經接班兩年。

為了給更多年輕人搭建新的平台，劉永好創立了「草根知本」，作為一個培養事業合夥人的平台，迄今已經給新希望找來了五百多合夥人。

劉永好告訴這幫年輕人：「三十年再造一個新希望」。

時勢造英雄，英雄也造時勢。

回溯這幾位劉姓富豪一路走過的道路，在激盪澎湃的大變革中，他們都是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弱到強。

但他們選擇了不一樣的路。

在資本還無法橫推一切的時代，獲取財富的途徑不同，最後的結局自然也不同。

都是起於草莽，但在時局大潮中有人向左，有人向右；有人能堅守住初心，有人卻忘記了底線。

這是江湖，更是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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