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為什麼要干預股票市場

㈠ 政府為什麼要干預經濟，如何干預經濟

宏觀調控是指總體經濟活動的問題，即經濟中的總量問題（宏觀經濟學在有的地方也叫總體經濟學）。一個產品市場上的供給、需求、價格，屬於微觀的范圍，而社會的總供給、總需求、價格水平則屬宏觀范疇，國民收入、總產值等等，當然也都是宏觀的概念。因此，所謂宏觀調控，是指對這些經濟總量及總量之間的關系的調節和管理，其基本工具是中央政府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所以也不是任何一級政府都具有宏觀調控的職能。政府對微觀活動的一些干預是必要的、合理的。所謂微觀干預，是針對市場由於種種原因而缺乏效率的情況所採取的措施，是因此而在不同程度上用政府的干預或管制來取代市場機制的作用。例如，商品的價格本來是由市場供求關系決定的，但由於一些特殊的情況，某種商品的市場價格出現了異常的變動，以至引起了被認為是不合意的或不能接受的收入分配結果，這時，作為一種特殊安排，政府限制價格在一定時期可能是必要的，這可以是實行最高限價，也可以是規定最低限價（如最低工資），這都是限制或取代市場機制的作用。其它如特許權、項目審批等規定也是如此。
實際上政府幹預是在市場調節不能正常運營時政府才採取一些必要的措施進行調整。
由價值規律自發地調節經濟的運行。即由供求變化引起價格漲落，調節社會勞動力和生產資料在各個部門的分配，調節生產和流通。符合商品經濟的客觀要求，能夠比較合理地進行資源配置，使企業的生產經營與市場直接聯系起來，促進競爭。但市場調節具有盲目性一面，因而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有必要加強宏觀調控。
由市場供求關系的變化引起的價格變動對社會經濟活動進行的調節。是價值規律調節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的表現形式。當商品的生產超過需要時，市場上供過於求，價格下跌，利潤減少，當價格跌到價值以下時，利潤率低於平均水平，商品生產者就會縮減生產，使市場上供給減少，求大於供，價格又會回升。

㈡ 政府幹預對股市的影響，以及干預的手段

從理論上講，政府幹預經濟，主要是為了糾正市場失靈。自由經濟理論的假設前提是，信息對稱，市場出清。在此基礎上，自由放任的市場機制可以讓經濟自動實現均衡發展。但是，在現實中，由於存在經濟主體獲取信息的成本，信息不可能完全對稱，市場也無法徹底出清，因此，單純的自由市場機制不可能讓經濟自動實現均衡發展。經常出現的商品供不應求或供大於求就是具體表現。由於市場機制調節經濟活動的缺陷已經從理論上證明是客觀存在的，再加上20世紀30年代經濟危機的爆發等，這些都使得市場調節「萬能論」的觀點及政策主張受到強烈沖擊，有關宏觀經濟調控的各種理論和政策應運而生。目前，各國已經基本形成共識，即宏觀經濟調控也是市場經濟正常運行中一個必不可少的有機組成部分。
就股市來看，政府幹預也是有意義的。例如，作為一向標榜自由市場經濟原則的最發達國家之一，美國對於股市危機也不是坐視不管的。早在1929年美國股災發生後，美國總統羅斯福上台後的第三天，就「關閉」了當時還在營業的所有銀行，禁止黃金出口，中止了一切外匯交易。三天之後，羅斯福又簽署了《銀行緊急狀態法案》，使銀行的休假時間被無限期地延長。2001年「9·11」事件發生之後，美國也採取了一系列干預股市的措施，例如，總統布希親臨華爾街視察講話以恢復投資者信心，暫停股市交易，支持商業銀行向上市公司提供資金回購本公司股票，連續降息等，以保證股市的正常運行。日本、中國香港等國家或地區，也都有政府幹預股市的成功範例。
那麼，政府該如何干預股市呢？顯然，政府幹預股市，不應該按照計劃經濟的方式對股市供求強行進行行政管制，也不應該完全依照自由市場的邏輯讓其放任自流。在過去的十餘年中，在股市低迷時，我國政府曾經多次藉助「有形之手」的作用，以政策托市；也曾試圖強化市場「無形之手」的作用，完全依靠市場機制自由調控市場。但是，實踐證明，兩者的效果都不夠理想。這些說明，過度的行政干預和完全的自由放任，都不能成為推動股票市場乃至資本市場健康發展的舉措。政府要做的應該是，通過經濟、法律、行政手段加強監管，對上市公司、證券公司、交易主體等實施全方位的監管，為市場創造良好的運營環境，從而實現風險逐步緩釋、避免風險高度積累、充分發揮股市有效配置資源的目的。當然，這並不排除在股市出現崩潰時，政府會採取非常手段來控制局面。
在我國，如果股市出現問題，政府不可能坐視不理。但是，在一個高效、健康的股票市場中，股票的價格、回報及波動性，在宏觀上和長期內主要應受實體經濟狀況的影響，其對政策的反應也是適度的。因此，政府對股市的干預，主要體現在致力於為股票市場提供良好的公平透明的市場環境，如加強監管、嚴格執法。至於和大白菜性質相同的作為商品的股票價格之高低，不斷經歷風風雨雨的股民自會有判斷，股民也必然要承擔股票價格漲跌的風險，也就是所謂的「買者自負」。此外，有一點需要澄清的是，作為調控經濟重要手段的貨幣政策工具，其調控的目的不是股價，而是通貨膨脹。因為如果投資者預期通貨膨脹加速的話，評級較高的債券的投資地位就會下降，投資者會大量地購買股票，並將其作為一種保值的方法，從而刺激股價的上漲。因此，以央行為代表的政府部門，應公開明確宣布將通貨膨脹作為貨幣政策的唯一目標。至於資產價格（以房價和股價為代表），無論理論研究還是發達國家的經驗都表明，其與物價指數密切相關。所以，當貨幣政策工具目標鎖定通貨膨脹的同時，其實也瞄準了資產價格。央行此舉，不僅能調控股市，還能同時免去因股市波動而所受責難。一舉兩得，何樂而不為呢 . 手段很多，最簡單是就是加收印花稅，其次是加息，徵收資本利得稅等，還有各種壓制行業經濟發展的政策等等

㈢ 經濟學作業：政府為什麼要干預市場說明理由

標准答案：對於微觀經濟學來說，市場機制如同看不見的手，可以自動的調節，使得經濟始終是有效率的。但是，壟斷，外部性，公共物品和不完全信息會導致市場失靈，從而使得經濟缺乏效率。而這些是僅僅通過市場機制本身是不能解決的，因此需要政府的介入。
對於宏觀經濟，凱恩斯主義認為，由於有效需求不足，因此經濟社會存在失業，產出水平不可能處在充分就業水平，也就是IS-LM的均衡點不一定是充分就業的均衡點，而市場自動調節只可能保證經濟處於IS-LM的均衡點，但不能保證實在充分就業水平上。因此，需要政府對宏觀經濟進行必要的干預，運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使得IS-LM的均衡點處於充分就業狀態。

㈣ 為什麼需要政府幹預市場失靈的領域主要在哪些方面

市場失靈理論認為：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是資源配置的最佳方式；但在現實經濟中，完全競爭市場結構只是一種理論上的假設，理論上的假設前提條件過於苛刻，現實中是不可能全部滿足的。由於壟斷、外部性、信息不完全和在公共物品領域，僅僅依靠價格機制來配置資源無法實現效率—帕累托最優，出現了市場失靈。

傳統狹義的市場失靈理論認為,壟斷、公共物品、外部性和信息不完全或不對稱的存在使得市場難以解決資源配置的效率問題,市場作為配置資源的一種手段,不能實現資源配置效率的最大化,這時市場就失靈了.

當市場失靈時,為了實現資源配置效率的最大化,就必須藉助於政府的干預,這實際上已經明確了政府幹預經濟的調控邊界.不過現代廣義的市場失靈理論又在狹義市場失靈理論的基礎上認為市場不能解決的社會公平和經濟穩定問題也需要政府出面化解,從而使得政府的調控邊界突破了傳統的市場失靈的領域而大大擴張.政府幹預經濟領域的擴張一方面說明政府在市場經濟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但另一方面政府的企業性質又要求必須對政府的行為加以規范,以提高政府的管理效率。

你可以參考"市場失靈理論(Market Failure Theory) ",希望能幫助你.

㈤ 政府為什麼要干預經濟

我不權威，只是個高中政治老師，我只能這樣簡單解釋一下：
這要從價值規律說起，商品的價值量由生產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商品交換要以價值量為基礎實行等價交換，價值規律的表現形式是價格圍繞價值上下波動。當某種商品的價格上升的時候，生產者紛紛加大投入生產該種商品，結果該種商品供過於求，價格又會降低，生產者縮小生產，商品供大於求，價格又上漲，如此循環。這種循環也就是市場的自發調節。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得看不見的手——價值規律。但是市場調節具有很大的缺陷：自發性，盲目性，滯後性。如上述例子中的商品生產者，跟在價格後面調整生產規模，是永遠都不可能賺到錢的，所以就需要政府也就是國家宏觀調控的調控，也就是凱恩斯的看得見的手，這只看得見的手挽救了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當國家經濟過冷或過熱時都需要宏觀調控的干預，促使經濟向著良性方向發展。

㈥ 為何需要政府幹預和調節投資

美國當年的資本主義危機的時候，羅斯福頒布了羅斯福新政，其中就有國家干預經濟。這樣調節了美國的市場，使美國度過了資本主義危機。其實在市場紊亂的情況下，只有國家強制干預和調節，才能保證市場機制有效地運行，保證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若自發調節，任由其發展，那麼市場就會混亂。
補:古典經濟學認為，市場是一隻無形的手，它可以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促進經濟的增長。然而，現代經濟學認為，市場並不是萬能的，由於信息不對稱等原因的存在，市場經常會出現失靈的現象。如果市場失靈，可能引發嚴重的後果，必要的時候需要政府進行干預加以修復。這是現代經濟學的一個非常基本的結論。

筆者的觀點是，如果金融市場尤其是股票市場失靈並產生極大的破壞力，則政府進行干預是完全有必要的。那麼，問題的關鍵就變成市場是否已經失靈甚至失控，我們需要進行怎樣的干預。

數據顯示，能夠代表滬深市場成分股的滬深300(2815.462,97.39,3.58%,吧)指數樣本目前的整體市盈率已經在16倍左右，基本等同於海外成熟市場的平均市盈率水平，單純以市盈率水平來看並不存在十分明顯的低估。但如果考慮到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這個水平顯然已經被低估。同時，我們考慮到「大小非」不計成本的減持行為對市場信心的傷害，指數繼續下跌的可能性較大，如果跌勢繼續保持數周，則市場必將陷入崩潰的境地。由此來看，市場已經出現失靈的情況，正在喪失自我修復能力。如果任其發展下去，後果不堪設想。
回憶2005年秋天股指在1000點附近的時候，曾有市場人士呼籲應當建立平準基金，政府通過平準基金直接干預市場。但這種方式有較大的負面作用，只適用於即將崩潰的市場，比較可行的方式是通過匯金公司或建銀投資購買基金份額向市場注入資金。這種做法類似平準基金，但有更多的好處。第一，能夠增加市場資金供應量，抵禦大小非的拋售；第二，緩解基金管理公司股票型基金的贖回壓力；第三，基金買賣股票可以增加券商的傭金收入，穩定金融類股票的預期；第四，增加基金等相對理性投資者對於A股市場的話語權。並且，基於基金專業理財的能力，政府資金的風險相對較小，未來這部分資金撤出股市時也可以分步實施，避免對市場造成沖擊。

與海外市場不同，考慮到中國市場的封閉性以及規模的特點，政府幹預幾乎不可能失敗。相反，要注意政府幹預的力度，如果力度過小，可能效果難以顯現；如果力度過大，政府可能變成一個大莊家，缺少其他主體的博弈行為，這同樣是我們不願意看到的。

㈦ 什麼是政府操縱股票市場，簡單介紹

所謂「政府操縱股票市場」，就是指管理層對於股市的波動間接或直接底進行了干預，導致股市的波動。不過我覺得不能叫「政府操縱股票市場」應該叫「政府幹預股票市場」

近年來最為著名政府幹預股票市場當屬2007年5月30日調整印花稅那次。那時候股市連續大漲，持續的上漲帶來了很大的泡沫，5月30日之前政策方面多次出利空，但是都沒有把行情打下去，但是5月29日晚上，政府宣布將印花稅上調，結果，印花稅成了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其後股市6個交易日內最大跌幅達到20%！個股更是被腰斬！許多人，都是因為5.30以後再也沒有反過來神，一直虧到現在都沒有解套。

歷史上的話，還有94年，那時候是大熊市，跌的慘絕人寰，所以政府出利好政策力挺股市，當時是出了12個利好，也就是歷史上著名的「12道金牌」。出來以後股市暴漲！

其實，所謂政府幹預股票市場大都是在行情非常低迷或非常狂熱的時候出現，目的無非兩個：救市；防止大漲帶來更大的風險。

都是我自己寫的，回答完畢！

㈧ 政府是否應該干預市場

我們都知道，「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強則國家強，金融出現風險和危機，則會對一國經濟產生致命打擊。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在全球金融市場風雨飄搖之際，為了防止股市暴跌誘發金融市場產生一系列危機，各國政府都採取了強力干預市場的救市之舉。面對受全球金融市場動盪影響日益加劇的中國股市，對症下葯地救市，讓市場回到穩定發展的軌道上來，顯然已是政府救市的題中應有之義和刻不容緩之舉。 近來很少對股市發表意見的經濟學家吳敬璉，日前語出驚人。他認為，現在股市出現問題，政府救市是應該的。中國股市的「政策市」頑疾並未根除，一些人因此發財，而普通股民卻利益受損。 一向有「吳市場」之稱的吳敬璉，突然「背叛」自己的立場，轉而旗幟鮮明地高調支持政府救市，這起碼表明，在他看來，當前股市出現的問題不是小問題，這些問題僅靠市場自己的力量是無法解決的，而且這些問題若不採取救市方式予以解決，後果將非常嚴重。無獨有偶。就在吳敬璉發表「救市論」的前一天，一向代表著股市市場派最高理想的美國，也突然發布緊急命令，採取對房利美和房地美等主要大型金融公司某些類型的沽空行為進行限制的極端救市舉措。 在救市和不救市上，無論是「吳市場」，還是「美市場」，都以自己的態度或行動給出了明確答案。其實，環顧全球資本市場，無論是新興市場，還是成熟市場，政府救市早已蔚然成風。代表成熟市場的美國自不必說，即便是新興市場，當巴基斯坦股市出現18年來最長跌勢，以至引發股民圍攻交易所的騷亂後，政府不僅頒布法令，規定股市跌停板最高限幅從5%改為1%，漲停板則從5%改為10%，而且還讓各大經紀商緊急聯手救市。越南政府在股市出現暴跌後，不僅讓《人民報》發表社論，更讓央行平準基金分批逐步進入救市，直到市場進入穩定發展軌道。 為什麼這些政府可以不顧違背市場經濟基本要求和原則的風險而直接干預市場？他們難道不明白這樣的方式將會傷害以市場化為基礎的資本市場嗎？ 政府救市在非常時期為什麼是應該和必須的，一個極其重要的理由是，當政府必須在維護市場經濟原則和保護本國金融安全二者間作出非此即彼的選擇時，所有政府都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後者。 眾所周知，受次貸危機蔓延，以及國際油價等大宗商品期貨價格大漲的影響，目前的國際金融市場險象環生，傳染性極強的金融危機隨時可能爆發。在這場可能危及各國金融安全的全球性金融動盪面前，各國都將捍衛本國的金融利益置於至高無上的地位，並以異常強勢的態度直接干預市場。我們都知道，「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強則國家強，金融出現風險和危機，則會對一國經濟產生致命打擊。問題是，目前全球性的通脹早已讓各國經濟在通脹壓力威脅下變得脆弱不堪，如果這時本國金融市場再出現動盪，引發信用危機和信心危機，則一國經濟將難以應對。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在全球金融市場風雨飄搖之際，為了防止股市暴跌誘發金融市場產生一系列危機，各國政府都採取了強力干預市場的救市之舉。 必須充分認識到的是，處於全球金融動盪背景和錯綜復雜利益格局下的中國股市，正在經歷著股市建立18年來最為困難的時期。因此，此輪暴跌決不同於以往，因而也就不能簡單與此前18年中股市的大起大落簡單類比，更不能認為這是常態漲跌而對當前股市的不正常下跌採取反對救市、熟視無睹、聽任自由落體的態度，這種態度事實上是對金融市場穩定的極不負責。美國財長保爾森在就房利美和房地美一攬子救援計劃發表講話時明確表示，救助「兩房」，對穩定美國金融市場非常重要。若不拯救「兩房」，不僅美國金融市場穩定將大受影響，美國的經濟也將深受其害。保爾森對金融市場的洞察與吳敬璉先生張揚「救市論」的遠見異曲同工，因為處於非常時期的中國股市，若不在關鍵時刻施以援手，危害同樣不可小視。 超越成熟市場和新興市場跌幅的本輪中國股市暴跌，誘因復雜，波及面廣，對中國經濟影響深遠。比如股價下跌正在通過負財富效應日益侵蝕著實際消費的增長，同時企業融資和再融資無法進行對企業投資計劃和社會就業的破壞、基金和券商的業績虧損、保險公司償付能力因投資受損而出現危機等等，都在影響中國金融市場的安全和中國經濟的穩定。面對受全球金融市場動盪影響日益加劇的中國股市，對症下葯地救市，讓市場回到穩定發展的軌道上來，顯然已是政府救市的題中應有之義和刻不容緩之舉。目前，我國有關方面已採取諸如主流媒體發表救市文章等隱性救市方式，盡力扭轉市場預期和信心。這些舉措雖產生了積極效應，但力度顯然無法比肩美國。毫無疑問，有關方面對當前股市的判斷將直接影響救市措施的力度。

㈨ 政府為什麼干預經濟

傳統的經濟學認為，在自由的，不受管制的市場中，個人追求各自的利益會使整個社會的福利最大化。斯蒂格利茨認為現實世界並不是那麼回事。相反，他認為，因為市場參與者不能得到充分的信息，市場的功能是不完善的，常常對人們的利益造成損害。所以政府和其他機構必須巧妙地對市場進行干預，以使市場正常運作。
斯蒂格利茨利用經濟學界最為推崇的工具——模擬經濟行為的數學和計算機模型——來修正傳統的理論。這為他贏得了一大批追隨者，尤其是年輕的經濟學家。
所以保險公司要「干預」。他們限制保險額度，對每個人都不給足他想要的償付額，使他們有安裝防火裝置和採取其他預防措施的動機。此外，全額保險的保費非常的高；低風險的客戶通過提高可扣除費用，只需支付少得多的保費。
出於同樣的邏輯，斯蒂格利茨認為，政府的干預是有正當理由的。他在《經濟學》一書開頭就引述1980年聯邦政府為克萊斯勒公司作擔保的故事作為政府成功干預經濟的例子。自由市場的倡導者認為克萊斯勒的破產會把工廠、工人的原材料解放出來投入更有效率的使用，雖然這個轉換的過程很痛苦，但是他提到克萊斯勒在得到政府從未為其支付的擔保後東山再起。他說，不僅工人的工作得到了保護，政府還節省了數億美元。因為如果克萊勒倒閉，政府必須支付這筆錢。
作者還認為，在私人產品市場方面，政府不應直接進入市場以一個競爭者進行生產，而應採取「間接」的生產方式，即透過提供公共產品服務、法律服務和信貸服務這三個「服務方式」進行生產。政府作為人民推選出來的為社會服務的公共機構，通過提供各種公共服務，使社會能夠更加協調、有序的向前發展。體現在報業發展上，政府通過為其提供直接和間接的公共服務，如提供先進的基礎設施，良好的法律環境，完備的金融服務，從而為報業的發展提供一個良好的硬體和軟體的運作環境。
該書由上篇——斯蒂格利茨：政府的經濟角色，和下篇七位經濟學家：對斯蒂格利茨《政府的經濟角色》的評論。其中，上篇由以下部分組成：問題提出的背景及概述、政府作為一經濟組織的顯著特性、一些重要結果、關於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的四大謬見、政府今年估計行為的利和弊、公共失靈、關於政府特性的見解、經濟政策、兩個事例和結論。下篇由馬克·波爾曼、道格拉斯·C·諾斯、迪特·鮑斯、卡爾斯·弗里曼、A·H·E·M·韋靈克、艾恩·麥克格里高爵士、讓——雅克·拉方以及路易斯·尤奇特爾七位經濟學家的對上篇的評論組成。
作者簡介
斯蒂格利茨出生於1942年，獲麻省理工學院博士學位，此後在劍橋大學從事研究工作。1969年，年僅26歲的斯蒂格利茨被耶魯大學聘為經濟學教授。1979年，他獲得了美國經濟學會兩年一度的約翰·貝茨·克拉克獎，該獎項用於表彰對經濟學作出傑出貢獻的40歲以下經濟學家。1988年起他在斯坦福大學任經濟學教授，自1993年開始成為柯林頓總統經濟顧問團的主要成員，並且從1995年6月起任該團主席。在此期間，他是柯林頓總統顧問班子的關鍵成員。1997年起任世界銀行副總裁、首席經濟學家 。2001他又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現任美國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
斯蒂格利茨博士是美國最著名的經濟學教育者之一。他先後執教於耶魯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和牛津大學，並從1988年開始在斯坦福大學任教。他主講經濟學原理、宏觀經濟學、微觀經濟學、公共部門經濟學、金融學和組織經濟學，包括在該校最受歡迎的《經濟學》。他的數十名博士在世界各地任要職。
斯蒂格利茨博士為經濟學的一個重要分支--信息經濟學的創立作出了重大貢獻。他所倡導的一些前沿理論，如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已成為經濟學家和政策制定者的標准工具。他是世界上公共部門經濟學領域最著名的專家。 他所著的教材是世界上最通行的教材之一，被翻譯成多種語言。
斯蒂格利茨教授是數以百計的學術論文和著作的作者和編者， 包括十分暢銷的本科教材《公共部門經濟學》（諾頓公司）和與安東尼·阿特金森合著的《公共經濟學講義》。1987年，他創辦的《經濟學展望雜志》降低了其他主要經濟學雜志所設立的專業化障礙。他曾經擔任美國經濟協會副主席。斯蒂格利茨的著述幾乎遍及西方經濟學的所有領域。其中已譯成中文的就有《政府經濟學》、《經濟學》、《政府為什麼干預經濟》和《社會主義向何處去》。
在亞洲金融危機期間，他以自己的經濟理論影響世界銀行所實行的經濟政策。他認為，市場的職能是不完善的，常使人們受到損失，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就是市場的參與者缺乏充分的信息，所以政府有必要進行靈活的干預，使市場能運轉自如。以這一觀點為基礎，斯蒂格利茨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這次亞洲金融危機中的救援計劃提出了挑戰。IMF堅持要求遭受危機的國家以提高利率作為獲取IMF貸款的條件，其依據是提高利率會吸引資金流入。然而斯蒂格利茨從他的不對稱信息理論出發，認為放款者和投資者由於信息缺乏，無法區分高風險投資和安全投資，因此可能把高利率看成是無法保證償還債務的跡象，因而導致資本外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