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貨幣政策對股票影響

A. 當下的貨幣政策改革有哪些困難

當前，中國貨幣政策所面對的局面錯綜復雜，可謂新疾舊患疊加，內外矛盾糾纏：

一、短期刺激救災與長期結構性改革（系統性金融風險）之間的矛盾

受全球疫情沖擊，中國經濟恢復緩慢，大量外貿訂單被取消，市場萎縮，收入、負債及失業壓力大增，中國應該實行更加寬松的貨幣政策，下調利率，降低企業與家庭的債務負擔，為市場輸血，以度過難關。

圖：中國金融周期與美國金融周期，來源：智本社

2015年，國際金融周期觸底，中國金融周期接近頂部，中國與國際金融周期再次背離。

2015年後，中國推動供給側改革，去杠桿，去產能，強化金融監管，緊貨幣，緊信貸。供給側改革試圖促使中國經濟從金融周期頂部撤離。就在這個時間點上，美聯儲開始加息，美國金融周期向上，企業杠桿率逐漸上升。

不過，到2018年，信貸緊縮引發市場流動性困境，去杠桿調整為結構性去杠桿，經濟杠桿率一直居高不下，直到現在，中國金融周期還處於高位。

從2015年到2020年，美國金融周期向上，但整體比較溫和。同時，受制於金融監管及沃爾克規則，杠桿率差異化較大，美國居民杠桿率、金融部門的杠桿率不高，企業的杠桿率較高，政府、資管機構的杠桿率（股票、ETF）很高。

風險隔離及杠桿率分化，是這次股災未直接穿透整個金融系統的主要原因。

這次疫情刺破了資產泡沫，美股暴力去杠桿，美聯儲將利率下降到零，無限量購買美債和抵押債券。預計，美國金融周期短期內向下。

這樣，中國的金融周期與國際金融周期背離程度將擴大。中國金融周期依然處於高位，居民杠桿率、企業杠桿率依然很高。2020年3月，全國首套房貸款平均利率為5.45%，這個水平遠遠高於歐美國家。

過去，中國金融周期與國際金融周期長期背離，但國內金融風險依然相對可控。但是，中美貿易戰改變了這種局面。

中美貿易戰後，中國已確定金融開放的大方向，且有些實質性的動作。金融開放，核心是資本自由進出，匯率自由波動，金融准入門檻下降。

中國處於金融周期的高位，國際金融周期相對低位，如果突然打開金融大門，過去積累的資產「堰塞湖」存在泄洪風險。這就是金融周期相背離出現的外溢性風險。

第一風險點是人民幣貶值。

若金融開放，匯率管制和資本管制開放，人民幣需要重新在國際上尋找合適的價位。中國現處於金融周期高位，資產存在高估的風險，金融開放引發的資本外流可能導致人民幣貶值。

今年三月，國際油價暴跌，有人認為對中國是利好。其實，油價暴跌到每桶40美元以下，會降低中國出口的競爭力，加大人民幣貶值的壓力。

為什麼？

因為國際原油價格一旦低於40美元/桶，中國成品油價格則不再相應下調。如今國際原油價格20多美元，中國商品中的「原油成本」（轉移到運輸成本中）要遠高於他國。如此，中國商品要不降價（虧本）出口，要不人民幣貶值。

第二風險點是房地產價格下跌。

目前，中國幾乎所有資產都是由人民幣定價的，不少資產價格包括利率本身可能偏高，人民幣貶值壓力較大。

如果人民幣貶值，大多數資產都需要在國際市場中重新被估價，伴隨著金融周期上行而持續攀升的房地產面臨較大的風險。有些人會考慮拋售高位的房地產，將資金配置在美元資產上。

第三風險點是利率下跌。

未來幾年，歐美國家依然會保持低利率。目前，中國利率水平遠遠高於歐美國家。央行正推行LPR（貸款基礎利率），試圖逐步下調利率，讓利率水平與國際逐步接軌。不過，由於擔心利率下調刺激物價及房價上漲，當前利率下調的力度有限慢。

但是，如果中國利率不下調，金融大門打開，利率立即下跌，企業轉而向外資借錢，信貸市場和商業銀行風險巨大。

匯率貶值，資產價格下跌，容易觸發債務危機。這是金融周期頂部的真正風險。

所以，中國金融開放的步調，必須與金融周期的調整步調相契合。貨幣政策需要推動金融周期下行，降低「堰塞湖」風險，與金融開放的步調保持一致。

文 | 智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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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2015――2018年我國的貨幣政策

2015-2018年，我國貨幣政策概括說是穩健的貨幣政策。政策實施的幾條主線是加快推動利率市場化改革；進一步完善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形成機制，繼續加大市場供求決定的力度，增強人民幣匯率浮動彈性；穩步推進資本項目的可兌換，健全全國統一聯網管理的跨境資本流動監測體系；落實政策性金融機構改革方案；繼續鼓勵金融市場創新，完善互聯網金融發展的政策措施、監管框架和機制，完善金融風險的監測預警和處置體系。

C. 緊縮性的貨幣政策對證券市場的影響

貨幣緊縮通常伴隨著市場利率提高，無風險利率提高會導致資金風險補償要求提高，進而要求股票市場價格下跌以滿足風險補償條件。

D. 2018年中國出台了哪些對股市有重大影響的政策

中國央行下調部分金融機構存款准備金率1個百分點。英大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大霄表示，央行對部分金融機構降准以及置換中期借貸便利(MLF)的操作，其目的在於增加長期資金供應，降低企業融資成本，釋放4000億元增量資金，增加了小微企業炒股的低成本資金來源，解決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對於穩定經濟增長有正面作用，對於股票市場的穩定也有非常好的正面作用，屬重大利好消息。

鄧海清：降准對銀行股和債市是利好

央行貨幣政策拐點已經出現，去年嚴監管在貨幣政策上有一個去杠桿的組合，在目前的管理中確定為基本穩定，從今年開始已經調整為合理穩定，央行也在真正執行中性貨幣政策的基礎。 鄧海清認為，今年一季度季末資金市場明顯低於市場預期，第二季末明顯出現高度緊張，債券市場明顯也是債券市場利率化和炒股利率兩者收斂的情況，同時易綱行長也認為，央行存款端的市場化也認為會跟貨幣市場的利率並軌，這樣的情況下可以看到央行用降准替代MLF這些貨幣政策工具的操作。

「可以看到反映了央行非常清晰的變化，2014年的典型特點是高存款准備金率不變，維持一個投放劑量MLF作為央行貨幣政策的調控，現在央行一方面維持MLF，如果存款利率和貨幣市場利率並軌的話，存款准備金率本身跟MLF就打通了，原來相當於是雙軌制，和存款是兩道體系，現在如果存款准備金率放開的話，相當於會逐漸合二為一。我認為降准同時減少MLF的投放，會為存款利率市場化創造很多條件。」鄧海清表示。 對於商業銀行來講，鄧海清提到，存款的資金成本肯定會往上走，降低存款准備金率客觀上說對銀行減輕了負擔。如果直接是降准，商業銀行是不需要對MLF有任何成本的。這樣的話降低了銀行的資金成本。嚴監管情況下銀行資產端盈利能力在下降的，所以降低這個成本對商業銀行應該是利好，對債券市場利多，對銀行股應該也是利多。

E. 美聯儲縮表利好中國什麼股票

美聯儲發出的貨幣政策信息上個月（2018年12月）造成了市場波動，鮑威爾需要對這些信息做進一步的解釋澄清。上周五，據《華爾街日報》稱，美聯儲的高層決策者正在認真考慮維持規模大於原先預期的資產負債表，而不是像最初所說的停止把到期的債券用於再投資。這意味著，美聯儲正在考慮提前結束量化緊縮政策（QE）。

首先搞清楚美聯儲或者說央行縮表的具體含義。所謂縮表是指同時壓縮央行資產負債表的資產和負債兩端規模的含義。

美聯儲的資產負債表，可以簡單理解為印了多少美元。美聯儲印美元的方式，一般是通過購買國債或抵押支付債券（MBS）。所以美聯儲主要資產是國債或MBS，美元則是負債。
為了應對金融危機，美聯儲幾輪量化寬松，截止2017年9月美聯儲4.5萬億美元的資產負債表規模。美聯儲實行了三輪QE，印了大量的美元購買國債和MBS，導致資產負債表從2008年的9000億美元，急劇膨脹到目前的4.5萬億美元。

而美聯儲資產負債中的資產方的國債和MBS都是有期限的。到期後負債方就會歸還美元，贖回國債，消除向美聯儲負債。這個時候，美聯儲如果不在市場購買等值國債等資產就會造成資產負債表縮小，實質是美聯儲從市場抽回了美元流動性。這就是縮表。

如果美聯儲在國債等資產到期後繼續在市場購買等量資產，那麼資產負債表就不會縮小，流通中美元也不會流回美聯儲，形成收縮貨幣。

美聯儲已經明確表示，停止縮表，即資產到期後繼續購買等量國債，維持資產負債表不變。這對股市是重大利好。

美聯儲縮表擴表與加息降息對市場影響的區別在於，美聯儲加減利息主要針對的是商業銀行基金，對市場來說是間接、價格手段的。而美聯儲縮表擴表雖然也在金融市場，但其與加減利息比較稍稍直接一些，而且是數量工具，沖擊力大很多。因此，可以說美聯儲停止縮表對市場無疑是大利好。

鮑威爾釋放出明確停止縮表信號，一方面來自特朗普壓力。特朗普至少十幾次喊話指責美聯儲對市場反應遲鈍，一意孤行加息縮表。另一方面美國經濟或隱現問題，通脹低迷無憂。加之，美聯儲加息趨於謹慎，市場預測今年最多加息兩次。美聯儲保護市場意圖非常明顯。從美聯儲角度對股市利空警報可以徹底解除！

從美聯儲的實際動作看，1月的資產負債表數據顯示，美聯儲似乎給市場送上了一份開年大禮：到期國債規模和MBS資產剝離的速度都有下降，美聯儲似乎悄悄放慢了縮表的步伐。

美聯儲此前發布的縮表進程計劃是，每月削減「至多」300億美元的國債資產、「至多」200億美元的MBS資產，即合計500億美元的資產。

2017年以來，美聯儲國債資產一端以被動縮表（停止到期再投資）的形式進行，今年1月的到期量顯著低於往期。1月僅有133億美元的國債到期，包括一隻TIPS債券。

MBS的縮錶速度始終低於目標，而且，1月以來縮錶速度還有明顯放緩。截至1月23日，本月美聯儲的MBS資產僅縮減了不到83億美元，遠低於200億的上限。

美聯儲停止或減慢縮表步伐，對新興市場包括中國也是利好。美聯儲縮表，美元會變貴，全球流動性會很緊張！
具體而言，首先，美聯儲縮表將直接推高長期利率，如果中國被迫採取緊縮措施應對，比如加息，或成壓垮股市樓市的最後稻草。
其次，縮表將給美元帶來升值壓力，美元資產吸引力進一步加強，將給中國等新興國家帶來資本外流等挑戰。
最後，大宗商品以美元計價，如果美元升值，大宗商品的價格就普遍下跌，利空黃金白銀等。
相反，美聯儲停止或者減緩縮表與加息步伐，那麼上述影響都會消失或者減輕，對新興市場包括中國是難得一見的利好！

F. 央行罕見大幅降准 對股債匯市有何影響

剛剛，央行罕見大幅降准！釋放4000億，A50期指應聲大漲2％！
中國人民銀行決定下調部分金融機構存款准備金率以置換中期借貸便利
為引導金融機構加大對小微企業的支持力度，增加銀行體系資金的穩定性，優化流動性結構，中國人民銀行決定，從2018年4月25日起，下調大型商業銀行、股份制商業銀行、城市商業銀行、非縣域農村商業銀行、外資銀行人民幣存款准備金率1個百分點；同日，上述銀行將各自按照「先借先還」的順序，使用降准釋放的資金償還其所借央行的中期借貸便利。
中國人民銀行將繼續實施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保持流動性合理穩定，引導貨幣信貸和社會融資規模平穩適度增長，為高質量發展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營造適宜的貨幣金融環境。
對股市、債市、匯市的影響？
下調部分金融機構存款准備金率，可以解讀為小利好。首先，以下調存款准備金率置換中期借貸便利，可以增加市場的流動性，降低銀行的資金成本；其次，引導加大對小微企業的支持力度，有利於資金更高效利用；並且中國的存款准備金率偏高，仍有下調空間。
從出發點而言，央行的政策目標包括保持經濟平穩增長，在當前中美貿易摩擦仍然緊張的情況下，定向降准有利於穩增長、擴內需。同時，在當前資本市場波動加大的情況下，有利於市場的穩定市場。
從利好板塊來講，銀行首先是收益的，大銀行的利好更大。因為大銀行本身資金就更加充裕，降准可以獲得更多低成本的資金。流動性的寬松，對整個市場都是利好。
從出發點而言，央行的政策目標包括保持經濟平穩增長，在當前中美貿易摩擦仍然緊張的情況下，定向降准有利於穩增長、擴內需。同時，在當前資本市場波動加大的情況下，有利於市場的穩定市場。
隨著外需今年的高度不確定性，今年貨幣政策理應有所轉向，由中性偏緊轉向適度擴大內需。今天披露的「央行針對部分銀行實施定向降低存款准備金率」，正印證了我們的這一看法：貨幣政策在微調轉向。
1、今年貨幣條件、利率環境比去年要樂觀，前期觀點正在驗證；2、盡力避免內、外部壓力共振，國內政策的抓手在貨幣；3、不再擔憂匯率波動，人民幣因套利原因，幣值堅挺，貨幣政策寬松空間打開；4、為接下來金融去杠桿、防風險做好安全墊。5、對市場影響，股債再平衡、藍籌白馬再平衡。

G. 央行定調貨幣政策有什麼影響

5日至6日召開的2018年中國人民銀行工作會議提出了2018年工作的九項主要任務，明確「保持貨幣政策穩健中性」，並再次強調「切實防範化解金融風險」。

不能社會震動，必須要安穩。

H. 2018年我國實施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什麼樣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哪些方面可以體現出來

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體現：財政政策—增加投資，刺激消費，優化產業結構；貨幣政策—低利率，低准備金率。

因為積極的財政政策是當前我國出現了需求不足，投資、出口和經濟增長乏力，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加劇等特殊情況下，在政策環境允許的限度內，所採取的一種階段性或暫時性的適度擴張政策。不過目前我過通脹形式比較嚴重，政策可能會轉向。

(8)2018貨幣政策對股票影響擴展閱讀：
財政政策是國家制定的指導財政分配活動和處理各種財政分配關系的基本准則。它是客觀存在的財政分配關系在國家意志上的反映。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財政政策又是國家干預經濟，實現宏觀經濟目標的工具。
財政政策由國家制定，代表統治階級的意志和利益，具有鮮明的階級性，並受一定的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和相應的經濟關系制約。財政政策是國家整個經濟政策的組成部分，同其他經濟政策有著密切的聯系。財政政策的制定和執行，要有金融政策、產業政策、收入分配政策等其他經濟政策的協調配合。
財政政策的手段主要包括稅收、預算、國債、購買性支出和財政轉移支付等手段。例如減少稅收可以刺激消費，增加政府的支出能夠刺激生產，這兩種方式都可以刺激經濟增長。國家為實現財政政策目標所採取的經濟、法律、行政措施的總和。經濟措施主要指財政杠桿；法律措施是通過立法來規范各種財政分配關系和財政收支行為，對違法活動予以法律制裁；行政措施指運用政府機關的行政權力予以干預。財政政策手段的選擇是由財政政策的性質及其目標所決定的。財政政策的階級性質和具體目標不同，所採取的手段也不同。

I. 2018年經濟下行造成什麼影響

海清FICC頻道認為，2018年經濟下行壓力巨大，基本面並不支持4%的高利率水平，主要原因包括：

其一，對於社會消費而言，由於2017年消費貸明顯走高，這意味著居民加杠桿程度明顯，再疊加居民收入並沒有相應大幅增加，居民消費存在「寅吃卯糧」的情況，2018年居民消費不可持續，面臨下滑的可能性；

總體上，由於政府對經濟增速的容忍度明顯提高，以及貨幣政策和利率都存在偏緊和偏高的情況、政策層嚴監管政策，再疊加相對嚴峻的外部環境，2018年經濟存在一定的下行壓力，基本面並不支持4%的高債市利率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