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賓金融市場什麼時候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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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亞洲金融風暴是哪一年

亞洲金融風暴是1997年爆發的。

1997年7月2日，亞洲金融風暴席捲泰國。不久，這場風暴波及馬來西亞、新加坡、日本和韓國、中國等地。泰國、印尼、韓國等國的貨幣大幅貶值，同時造成亞洲大部分主要股市的大幅下跌；沖擊亞洲各國外貿企業，造成亞洲許多大型企業的倒閉，工人失業，社會經濟蕭條。

打破了亞洲經濟急速發展的景象。亞洲一些經濟大國的經濟開始蕭條，一些國家的政局也開始混亂。泰國，印尼和韓國是受此金融風暴波及最嚴重的國家。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和中國香港地區也被波及，中國大陸地區和中國台灣地區則幾乎不受影響。亞洲金融風暴的影響：

從表面現象看，無論是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還是目前印尼、印度、巴西等國面臨的情況，都發生在新興市場；其次，都出現了資金大規模流出的跡象。

而從背景分析，亞洲金融危機前，亞洲經濟高速增長，而且時間持續了十年左右，因而吸引了全球資本持續、大規模流入，而資本的流入進一步刺激了亞洲經濟的發展，也使得這些經濟體對外資的依賴程度越來越大，泡沫也越吹越大。

當時，包括亞洲「四小虎」在內，亞洲新興市場採用固定匯率制。隨著經濟的高速增長，這些經濟體的貨幣已被嚴重高估。加上外匯儲備不充足，在國際炒家的持續猛攻之下，從泰國開始，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等國的匯市和股市一路狂瀉，一蹶不振。金融風暴是哪一年通常說的是亞洲金融風暴，因此是1997年爆發，具體情況如下：1997年7月2日，亞洲金融風暴席捲泰國，泰銖貶值。不久風暴席捲馬來西亞，新加坡，日本和韓國，打破了亞洲經濟的快速發展。亞洲一些主要經濟國家的經濟開始衰退，一些國家的政治局勢也開始混亂。那麼亞洲金融風暴的原因是什麼?

1.喬治索羅斯個人和支持他的資本主義集團的一個因素。

「金融鱷魚」和「沉睡的狼」是這個金融怪胎的稱謂。他曾經說過：「在金融運作方面，沒有道德或不道德。這只是一次行動。眾所周知，索羅斯對泰銖的炒作是亞洲金融動盪的導火索。他是一個絕對強大和有能力的金融家。2.亞洲國家的經濟形式導致。

C. 鑿插緥瀹鵑摱琛屾湁鍝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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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鑿插緥瀹句腑澶閾惰岋紙Central Bank of the Philippines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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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棣栭兘閾惰岋紙Metropolitan Bank and Trust Company錛夌瓑銆傝彶寰嬪捐繕鏈夊叾浠栧晢涓氶摱琛屽拰鍦板尯鎬ч摱琛屻傝繖浜涢摱琛屾彁渚涘悇綾婚噾鋙嶆湇鍔★紝濡傚瓨嬈俱佽捶嬈俱佸栨眹浜ゆ槗絳夈備互涓嬫槸瀵歸儴鍒嗛摱琛岀殑璇︾粏浠嬬粛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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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東南亞經濟風暴具體情況

1997年6月，一場金融危機在亞洲爆發，這場危機的發展過程十分復雜。到1998年年底，大體上可以分為三個階段：1997年6月至12月；1998年1月至1998年7月；1998年7月到年底。

第一階段：1997年7月2日，泰國宣布放棄固定匯率制，實行浮動匯率制，引發了一場遍及東南亞的金融風暴。當天，泰銖兌換美元的匯率下降了17%，外匯及其他金融市場一片混亂。在泰銖波動的影響下，菲律賓比索、印度尼西亞盾、馬來西亞林吉特相繼成為國際炒家的攻擊對象。8月，馬來西亞放棄保衛林吉特的努力。一向堅挺的新加坡元也受到沖擊。印尼雖是受「傳染」最晚的國家，但受到的沖擊最為嚴重。10月下旬，國際炒家移師國際金融中心香港，矛頭直指香港聯系匯率制。台灣當局突然棄守新台幣匯率，一天貶值3.46%，加大了對港幣和香港股市的壓力。10月23日，香港恆生指數大跌1 211.47點；28日，下跌1 621.80點，跌破9 000點大關。面對國際金融炒家的猛烈進攻，香港特區政府重申不會改變現行匯率制度，恆生指數上揚，再上萬點大關。接著，11月中旬，東亞的韓國也爆發金融風暴，17日，韓元對美元的匯率跌至創紀錄的1 008∶1。21日，韓國政府不得不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求援，暫時控制了危機。但到了12月13日，韓元對美元的匯率又降至1 737.60∶1。韓元危機也沖擊了在韓國有大量投資的日本金融業。1997年下半年日本的一系列銀行和證券公司相繼破產。於是，東南亞金融風暴演變為亞洲金融危機。

第二階段：1998年初，印尼金融風暴再起，面對有史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印尼開出的葯方未能取得預期效果。2月11日，印尼政府宣布將實行印尼盾與美元保持固定匯率的聯系匯率制，以穩定印尼盾。此舉遭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美國、西歐的一致反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揚言將撤回對印尼的援助。印尼陷入政治經濟大危機。2月16日，印尼盾同美元比價跌破10 000∶1。受其影響，東南亞匯市再起波瀾，新元、馬幣、泰銖、菲律賓比索等紛紛下跌。直到4月8日印尼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就一份新的經濟改革方案達成協議，東南亞匯市才暫告平靜。1997年爆發的東南亞金融危機使得與之關系密切的日本經濟陷入困境。日元匯率從1997年6月底的115日元兌1美元跌至1998年4月初的133日元兌1美元；5、6月間，日元匯率一路下跌，一度接近150日元兌1美元的關口。隨著日元的大幅貶值，國際金融形勢更加不明朗，亞洲金融危機繼續深化。

第三階段：1998年8月初，乘美國股市動盪、日元匯率持續下跌之際，國際炒家對香港發動新一輪進攻。恆生指數一直跌至6 600多點。香港特區政府予以回擊，金融管理局動用外匯基金進入股市和期貨市場，吸納國際炒家拋售的港幣，將匯市穩定在7.75港元兌換1美元的水平上。經過近一個月的苦鬥，使國際炒家損失慘重，無法再次實現把香港作為「超級提款機」的企圖。國際炒家在香港失利的同時，在俄羅斯更遭慘敗。俄羅斯中央銀行8月17日宣布年內將盧布兌換美元匯率的浮動幅度擴大到6.0～9.5∶1，並推遲償還外債及暫停國債券交易。9月2日，盧布貶值70%。這都使俄羅斯股市、匯市急劇下跌，引發金融危機乃至經濟、政治危機。俄羅斯政策的突變，使得在俄羅斯股市投下巨額資金的國際炒家大傷元氣，並帶動了美歐國家股市的匯市的全面劇烈波動。如果說在此之前亞洲金融危機還是區域性的，那麼，俄羅斯金融危機的爆發，則說明亞洲金融危機已經超出了區域性范圍，具有了全球性的意義。到1998年底，俄羅斯經濟仍沒有擺脫困境。1999年，金融危機結束。

1997年金融危機的爆發，有多方面的原因，我國學者一般認為可以分為直接觸發因素、內在基礎因素和世界經濟因素等幾個方面。

直接觸發因素包括：(1)國際金融市場上游資的沖擊。目前在全球范圍內大約有7萬億美元的流動國際資本。國際炒家一旦發現在哪個國家或地區有利可圖，馬上會通過炒作沖擊該國或地區的貨幣，以在短期內獲取暴利。(2)亞洲一些國家的外匯政策不當。它們為了吸引外資，一方面保持固定匯率，一方面又擴大金融自由化，給國際炒家提供了可乘之機。如泰國就在本國金融體系沒有理順之前，於1992年取消了對資本市場的管制，使短期資金的流動暢通無阻，為外國炒家炒作泰銖提供了條件。(3)為了維持固定匯率制，這些國家長期動用外匯儲備來彌補逆差，導致外債的增加。(4)這些國家的外債結構不合理。在中期、短期債務較多的情況下，一旦外資流出超過外資流入，而本國的外匯儲備又不足以彌補其不足，這個國家的貨幣貶值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內在基礎性因素包括：(1)透支性經濟高增長和不良資產的膨脹。保持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是發展中國家的共同願望。當高速增長的條件變得不夠充足時，為了繼續保持速度，這些國家轉向靠借外債來維護經濟增長。但由於經濟發展的不順利，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亞洲有些國家已不具備還債能力。在東南亞國家，房地產吹起的泡沫換來的只是銀行貸款的壞賬和呆賬；至於韓國，由於大企業從銀行獲得資金過於容易，造成一旦企業狀況不佳，不良資產立即膨脹的狀況。不良資產的大量存在，又反過來影響了投資者的信心。(2)市場體制發育不成熟。一是政府在資源配置上干預過度，特別是干預金融系統的貸款投向和項目；另一個是金融體制特別是監管體制不完善。(3)「出口替代」型模式的缺陷。「出口替代」型模式是亞洲不少國家經濟成功的重要原因。但這種模式也存在著三方面的不足：一是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的階段，生產成本會提高，出口會受到抑制，引起這些國家國際收支的不平衡；二是當這一出口導向戰略成為眾多國家的發展戰略時，會形成它們之間的相互擠壓；三是產品的階梯性進步是繼續實行出口替代的必備條件，僅靠資源的廉價優勢是無法保持競爭力的。亞洲這些國家在實現了高速增長之後，沒有解決上述問題。

世界經濟因素主要包括：(1)經濟全球化帶來的負面影響。經濟全球化是世界各地的經濟聯系越來越密切，但由此而來的負面影響也不可忽視，如民族國家間利益沖撞加劇，資本流動能力增強，防範危機的難度加大等。(2)不合理的國際分工、貿易和貨幣體制，對第三世界國家不利。在生產領域，仍然是發達國家生產高技術產品和高新技術本身，產品的技術含量逐級向欠發達、不發達國家下降，最不發達國家只能做裝配工作和生產初級產品。在交換領域，發達國家能用低價購買初級產品和壟斷高價推銷自己的產品。在國際金融和貨幣領域，整個全球金融體系和制度也有利於金融大國。

這次金融危機影響極其深遠，它暴露了一些亞洲國家經濟高速發展的背後的一些深層次問題。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不僅是壞事，也是好事，這為推動亞洲發展中國家深化改革，調整產業結構，健全宏觀管理提供了一個契機。由於改革與調整的任務十分艱巨，這些國家的經濟全面復甦還需要一定的時間。但亞洲發展中國家經濟成長的基本因素仍然存在，經過克服內外困難，亞洲經濟形勢的好轉和進一步發展是大有希望的。

發生在1997 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是繼三十年代世界經濟大危機之後，對世界經濟有深遠影響的又一重大事件。這次金融危機反映了世界和各國的金融體系存在著嚴重缺陷，包括許多被人們認為是經過歷史發展選擇的比較成熟的金融體制和經濟運行方式，在這次金融危機中都暴露出許許多多的問題，需要進行反思。這次金融危機給我們提出了許多新的課題，提出了要建立新的金融法則和組織形式的問題。本書試圖進行這方面的研究。本書研究的中心問題是如何解脫本世紀初貨幣制度改革以後在不兌現的紙幣本位制條件下各國形成的貨幣供應體制和企業之間在新形勢下形成的債務衍生機制帶來的幾個世紀性的經濟難題，包括 ：（1）企業債務重負，銀行壞賬叢生，金融和債務危機頻繁；（2）社會貨幣供應過多，銀行業務過重，宏觀調控難度加大；（3）政府稅收困難，財政危機與金融危機相拌；（4）通貨膨脹纏繞著社會經濟，泡沫經濟時有發生，經濟波動頻繁，經濟增長經常受阻；（5）企業資金不足帶來經營困難，提高了破產和倒閉率，企業兼並活動頻繁，降低了企業的穩定性，增加了失業，不利於經濟增長和社會的穩定。（6）不平等的國際貨幣關系給世界大多數國家帶來重負並造成許許多多國際經濟問題。以上問題最深層的原因，是貨幣制度的不完善和在社會化大生產條件下企業之間交易活動產生的新機制未被人們充分認識。本書的思路是，建立一種權威性的企業交易結算的中介系統——國家企業交易中介結算系統，解脫企業之間的債務鏈，消除企業和銀行壞賬產生的基礎，以避免債務和金融危機的發生，並減少通貨膨脹和泡沫經濟的危害，促進經濟的穩定增長。在這個創新過程中，還會產生國家稅收和財政支出方式的創新，減少財政赤字的發生。同時，還會產生企業制度的創新，減少企業的破產倒閉和兼並現象，增強企業的穩定性。並且，還將對國際結算方式進行創新，對國際貨幣的使用進行改革。這個過程不是一個簡單的經濟問題的治理，而是對紙幣制度所存在的嚴重缺陷的修正，是對貨幣供應和流通體制的創新，是金融體制的重大變革，並且，這種變革帶來經濟運行機制的諸多方面的調整。

亞洲金融風暴對經濟的直接影響
1.股市價值下滑2成至5成
由1997年10月至1998年10月間，亞洲各國及地區，除了中國外，都面對股市的大幅下跌。日本及台灣下跌約2成，餘下的地方都超過4成；馬來西亞更下跌超過5成。在短短期間，各國及地方都損失四成多的資產，情況實在令人驚心。
2.匯市價值亦出現貶值
經過金融風暴，各國及地方的幣值都相繼下調。四小龍，除香港維持聯系匯率免去貶值可能性外，其餘亞洲國家及地區的貨幣〔中國除外〕有30%至80%的貶值。印尼的貶值更高達340%。這些都對整體資產價值做成龐大的打擊。
3.貶值後出入口不升反跌
有些政策人士，特別是國際組織如世界銀行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都認為貶值會有助於出入口的競爭力，刺激經濟復甦。但事實卻剛巧相反，1998年的預測，除了印度外，其餘各國和地區都出現負增長。出口下跌的估計達5%至10%。而入口更出現大幅減少。除了台灣和香港只下跌6%至10%，其餘下跌超過12%以上；泰國和印尼更大幅減少3成。顯示貶值不一定可以增加出口，減少入口也只能延緩而已。
4.經濟前景都出現相當負增長
結果，亞洲各國和地區的經濟由高速增長突然轉為負增長。除中、印、台外，余無一倖免。韓、馬、泰估計負增長6%-8%；印尼則出現可能18%的大幅負增長。
5.失業情況急趨惡劣
當整體經濟呈現負增長時，失業問題肯定急趨惡劣；所有受金融風暴影響的國家及地區，失業率都較前一年增加一倍以上。表5顯示除台灣及新加坡能維持低於4%以外，餘下都超過5%；韓國、菲律賓及印尼等地被估計其失業率急升10%以上。
6.工資下降、樓價下跌
由於失業人員大增，造成勞工市場供大於求。企業僱主乘機調低工資，減少成本。例如香港的工資普遍下調1-2成。同時，因消費力減弱，銷售市場欠佳，用者無法負擔高昂樓價或租金。造成樓價及租金也下跌。香港的情況尤為厲害，樓價下跌達3成。
亞洲金融風暴對社會保障的直接影響
1.社會保障基金投資回報遭受大損
退休保障，特別是個人帳戶形式的公積金制度，積累龐大的社保基金；有關當局必須想法投資以保值增值。但投資往往帶有極大風險，特別是投資於股票及匯率市場，價值漲落波幅很大。這次亞洲金融風暴的出現，導致股市匯市相繼大幅下調，將令很多社保基金損失慘重。這里嘗試看看香港情況。
由於香港已決意發展強制私營公積金，這里將分析對其可能影響。首先，我們發現全球性的金融風暴差不多每十年發生一次。投資回報須以周期性來分析，不能斷章由某高峰期來估算。例如上一次股災是1987年，便不適宜用1983年來估算，應從股災後起投資至另一次大股災如97年為一周期，才能較准確估算投資的真正確實的回報。
就現時強積金草案縱容高風險投資策略，容許以百分之百資產投資於股票市場，即使以最後一年才以百分之百資產投入股票市場，並只以現時香港的金融風暴的影響來計算（若用東南亞情況計算，災害更大），一旦出現問題，非同小可。
在過去十年投資周期，香港私營的整體退休基金的周期年均回報率，粗估只有6%（假設股票損失3成）。這估算低於年均通脹率8.8%。換言之，強積金草案的高風險投資策略易受金融風暴摧殘。
強積金辦事處回應1997年投資回報只損失7%；但參考香港上市公司10大家族的資產變化，即可見1997年大多損失30%至50%不等，可見筆者的估計准確可信。換言之，私營強積金的高風險的投資策略不能抵受金融風暴的打擊，導致市民極大損失。
若以土地基金的穩重投資策略（即30%股票40%債股和30%銀行現金），即使遇到相同金融風暴的負面影響，1988至1997的周期年均回報率粗估有9.5%（假設股票損失30%）。換言之，對比年均通脹8.8%，仍能保值及些少增值。但據最新1998年6月底結算，土地基金的投資也難以保值。可見亞洲金融風暴的殺傷力。相信現時亞洲大多數採用公積金制度的國家，其基金的損失會是慘重的，將嚴重削弱回饋能力。
2.失業人數增加，供款繳費雇員減少
由於亞洲金融風暴導致失業率急劇趨升，大部分國家的失業率達10%。這表示有1/10的雇員不能供款繳費，而其僱主供費繳費部分，亦相應損失。那麼供款繳費總金額肯定損失了那年度的1/10基金。假若這些情況延續3年，情況將更為惡劣。因為大部分國家的估算很少預測失業率達10%以上的，這將造成整個社會保障基金的精算測算出現偏差，甚至影響其財政穩健性。
3.工資下降，供款繳費金額減少
避過失業的雇員很可能會遭僱主減壓工資。因經濟不景，失業大軍增長，僱主會趁機減工資，以降成本，增利潤。當工資下降，自然在供款繳費率不變情況下，雇員僱主雙方的繳費金額數目相應減少，導致社會保險總金額也會下降。當然這會影響其財政穩健性。
4.企業困難增多，撇帳和不繳費上升
由於經濟不景，很多企業會出現倒閉、裁員、減薪或遷離。結果企業負責供款繳費部分減少。另有些企業勉強維持運作，但難以兼顧雇員福利，於是剝減員工福利。首當其沖當然是社會保障利益：志願性質的企業退休金，醫療保險等會取消或削減；國家立法規定的社會保障計劃，也不一定能應付；不能供款繳費比率會相應增加，直接影響社保基金的財政穩健性。
5.失業人數增加，失業保險及社會援助財政負擔加重
由於失業人數增加，自然領取失業保險金人數增多，直接加重失業保險金的支出，導致財政負擔加大。另由於失業保險金一般只提供6個月至1年的保障，領取完畢後仍在失業的只能轉向領取社會援助金。西方國家例子可見一斑；如英國和荷蘭，失業人士領取社會援助金占其總數的4成至6成。現時香港失業人士領取社會援助占社會援助個案總數超過10%，正在走向西方情況。這造成政府財政重擔。
亞洲金融風暴對社會保障發展的啟示
1.社保基金不宜投資股市
從上表1至表6的分析結果，投資股市的風險是極高的。即使依國際慣例限制少於30%投資於股市，其後果一如香港土地基金，難以抵禦金融風暴，要蒙受損失。故社保基金不宜投資股市。近期美國秘密式的對沖基金的違規做法，亦暴露其缺點及風險，損失過千億美元，產生國際銀行體系的連鎖影響，導致美國政府也介入干預及挽救。相信，若沒有其他更好的監管方法，這類隱蔽式的危險投機團體，還會是無日無之，在背後操縱金融市場。對於以社會保障為目標的社保基金，實不宜冒這些風險，以免傷及受保人士的福利。
2.社保基金宜投入社會服務及基本建設，可保值及創造就業機會
社保基金不投資股市，可轉移投入社會服務及基本建設。不但穩健，而且有很大的界外經濟效益。現時很多亞洲國家，尚未依政策規劃，提供足夠的服務，滿足不同對象的需要。因此，可以藉此機會，增加發展社會服務速度，滿足社會需要，從而可即時創造就業機會，聘請人手，提供服務。
投資發展社會服務來增加就業機會的最大好處是它能為很多低技術的中年人士，提供就業機會。在一般情況下，低技術的中年人士，不論男女，都是較難與年青有技能的人士，競爭就業機會。同時，這些上年紀的人士亦較難接受技術培訓，較難提升技能。但社區服務，如個人照顧、家務助理、家居維修等便民服務，是頗適合中年非技術人士來但任的。因此，這些社會服務的設立是很有必要的。
在較高層面來看，社會服務的發展如公共房屋、教育及醫療等將更大規模創造就業機會，解決失業，減少貧困。下面以香港情況來說明論點。
現時輪候公屋人士超過15萬份申請表。假若香港特區政府能堅持每年興建5萬個公屋單位，將大大減少輪候人數，縮短輪候時間；且能滿足未來香港人口的增長，達至800萬人。除了較快地滿足住屋需要外，其創造就業機會及功能效果是顯著的。建造公屋可為建造業帶來生意，聘請建造業工人；入伙時，住客需要裝修設計，增設家用電器、家什雜物等，產生連鎖性的經濟效益，使整個銷售業、百貨業興旺，自然增加就業機會。在公屋戶區內的大型商場會增加零售業的發展。
同樣，為了改善教育質素，有必要修建和加建現時的中小學。現時的教職員辦公室是非常擠迫，難以發揮老師輔導學生的能力。現時師生比例太大，有減少每班學生人數的需要，以增加老師對學生的關顧。
同樣，改善醫療設施也發揮相同的效果。現時報章常有報導醫院病床不足，常要加設帆布床；醫院人手不足，特別是護士及護理人員等。這些都有必要增加分區醫院，招聘更多醫護人員，以維持及改善服務質量。加建醫院，增設醫學科技設備，加聘人手等，將有助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因此，發展整體社會服務，不但能改善社會工作服務、教育、房屋和醫療的設施和服務，更好地滿足市民的需要，也會帶來更多就業機會。
也許政策制訂者會問：究竟投資入社會服務建設可帶來什麼經濟效益？且以北京的「經濟適用住房」建設為例來分析。「經濟適用住房」的供應對象是城市的中低收入家庭，希望他們靠自己的經濟收入，用10到20年時間，拿出20%到30%的家庭收入，買下這樣的一套房。且以北京近郊區縣近北京地段：每平方米2000元到4000元可買商品房。若以1997年北京市政府規定的購房成本價，城近郊區為每建築平方米1450元左右。以一間50平方米小房計算，造價是72500元。若分25年期付款，每月平均要供240元，這供款如同交租，占現時三人家庭平均入息1200元的20%。若訂在25%，中下層人士每月供300元，那麼有60元或20%的利潤。可見投資社會服務基本建設是可保值增值的，還可帶來相關社會經濟效益。
3.應以基本保障為主，維持低水平的社保金額
由於亞洲金融風暴導致股市市值下調，相信不少社保基金損失兩成以上。甚者，更會影響基金財務健全性。因此，社會保障金額水平應維持於低水平和保障基本需要為主；不宜過分擴展，來保障社會中產階層人士。這樣會使社保基金保持穩健，即使受金融風暴打擊，亦能保證融資充裕，有足夠基金提供社保金給予基本需要人士。換言之，在世界金融體系未完成改革之前，甚或改革之後，仍恐怕會有很多隱蔽組織如長期資本管理對沖基金等趁機炒賣，應把「維持低水平社保金額以保障基本需要為主」的政策訂為長期國策，不宜修改。即使國家經濟蓬勃發展，也不宜提高保障金額水平。一則可避免如金融風暴的突如其來的破壞，同時可採用豐富資源用在社會服務式的社會保障，三則更可維持市民工作動力，不因社保金額水平過高而挫傷勞動積極性。
4.不應設立失業保險，造成財政負擔
應否設立失業保險常常成為改策的爭議。但經亞洲金融風暴一役，其後遺症顯然導致大量失業。除新加坡、馬來西亞和台灣仍可維持失業率在5%以下外，其他國家和地區大都接近10%或以上。試問要為這么龐大的失業大軍提供基本的失業保險金，所花費的財政將會是天文數字。一下子要拿出這筆金額，將會對已備受沖擊的經濟不景下的政府財政造成沉重負擔。因此，制訂穩健的社會保障政策適宜避免設立失業保險。保障失業者，可改由社會援助來提供最低生活保障，保證不會跌穿社會安全網。對應付諸如金融風暴的危機，這種社保安排會較為妥善。
事實上，一般西方國家的失業保險安排，都是為失業者提供失業保險金半年至一年後，屆時若還未能找到工作，只能轉移申請資產入息審查的社會援助救濟來解決基本生活問題。因此若以基本生活保障為主，根本無須為有一定資產儲蓄的失業者提供過渡性質的失業保險金。
即使以沒有受金融風暴沖擊的中國來說，為所有非自願性失業者包括那些有一定資產儲蓄的中產失業者提供失業保險金，將造成很多後遺症。
(1)失業保險財政易出赤字。自1986年建立失業保險以來，1992年失業保險支出，因失業人數增加，便達到前來年總和；1994年的失業保險支出，又是前7年總和的1.2倍；有些地區已出現入不敷出的情況。所余的基金只能維持200萬人一年的基本生活，但據預測，從1995年到2000年，由於企業破產解僱，減產裁員的職工將達1800萬人，年均300萬人。加大10倍失業保險基金也不一定足夠應付（《中國再就業工程實施指南》，1998年）。
(2)失業保險制度名下出現各種開支，包括醫療費、喪葬補助費、親屬撫恤費、生產自救費和管理費等，難以監管審計。故有提出建立由用人單位、勞動者、工會和公眾團體的代表組成的社會監督機構，其實效有待證實。
(3)現時適用范圍限於國有企業，若推廣至各種企業制和打破城鄉界限，承擔的責任將超越數億人，包括1.2億的鄉鎮企業工人。是否可以承擔，實成疑問。
較可行的辦法是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來為失業者提供「安全網」保證基本生活需要。而有關資源則可用作再就業服務資金，提供職訓津貼，以鼓勵改進本身技能、轉業准備、尋找職業和生產自救。這比設立失業保險金為佳。事實上，現時中國國策也是把失業保險的救濟功能放在首位。因此，精簡正名，倒不如選用最低生活保障和職訓津貼補助來得更直接有效（詳盡分析日後可見莫泰基等編，《香港勞資關系與社會保障》，2000，中國勞動出版社）。
5.制定貧窮線，作為社會援助金的安全綱水平
不設立失業保險，則必須有一個妥善社會援助制度。但很多社會援助制度都是因隨政治爭執而改變，未能有效地提供一適當保障水平，照顧最不能自助者的需要。較有依據的做法是選擇適當的方法，制定官方貧困線，以此為社會援助制度的基本保障金，以社會安全網形式，成為社會最後防線，保障市民。這樣會有效率地照顧最有需要的人士，並保證社會安定，維持良好治安法紀。

【參考文獻】
1 李羅力主編，1998，《第二沖擊波——從東南亞金融風暴到全球經濟大變局》，貴州人民出版社。
2 姜建青主編，1998，《海外金融風潮評析》，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

E. 東南亞經濟危機始末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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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東南亞金融危機

東南亞金融危機始於泰國貨幣危機，而泰國貨幣危機早在1996年已經開始醞釀。當年，泰國經常貿易項目赤字高達國內生產總值的8.2%，為了彌補大量的經常項目赤字和滿足國內過度投資的需要，外國短期資本大量流入房地產、股票市場，泡沫經濟膨脹，銀行呆賬增加，泰國經濟已顯示出危機的徵兆。1997年以來，由於房地產市場不景氣、未償還債務急劇上升，泰國金融機構出現資金周轉困難，並且發生了銀行擠兌的事件。5月中旬，以美國大投機家喬治·索羅斯的量子基金為首的國際投資者對泰銖發動猛烈沖擊，更加劇了泰國金融市場的不穩定性。7月2日，泰國貨幣危機終於全面爆發，並由此揭開了時至今日尚未平息的亞洲金融危機的序幕。

（一） 7月2日，泰國貨幣危機全面爆發並迅速波及整個東南亞金融市場
7月2日，泰國宣布放棄自1984年以來一直實施的固定匯率制度安排，改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當天泰銖即貶值20%，這標志著泰國貨幣危機全面爆發。由於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等周邊國家也面臨著與泰國相似的一些問題，再加上所謂的「接觸傳染」效應以及國際投機者的不斷狙擊，泰銖的暴跌在東南亞各國形成了「多米諾骨牌效應」，貨幣風潮迅速波及到整個東南亞市場。
7月11日，菲律賓首先步泰國後塵，宣布貨幣自由浮動。菲律賓比索當天貶值11.5%，利率一夜之間猛升到25%；印尼則宣布印尼盾匯率的波幅由8%擴大到12%；一向穩健的新加坡元也於7月18日跌至30個月以來的最低點1.4683新元兌換1美元；8月14日，印尼宣布匯率自由浮動，當天印尼盾再次貶值5%；8月16日，馬來西亞林吉特暴跌了6%，跌至24年來的最低點。東南亞外匯市場的震盪，使投資者信心受挫，外資大量撤離，東南亞股市也因此低迷，泰國貨幣危機由此逐步發展成為更為廣泛的東南亞金融危機。在這場金融危機中，港元聯系匯率制也接受了嚴峻的挑戰，香港特區政府採取果斷對策，成功地捍衛了港幣聯系匯率制度，但是，由於利率飆升，香港股市為此受到較大沖擊。
為了幫助東南亞國家早日擺脫危機，國際社會伸出了援助之手。7月份在上海召開了東亞和太平洋地區中央銀行行長會議，8月份又在東京舉行了由IMF主持的有關對泰國提供經濟援助的會議。為了協助泰國走出困境，IMF等國際組織和包括中國及中國香港在內的亞太一些國家和地區共同承諾向泰國提供172億美元的經濟援助。面對泰國銀行高達1萬億泰銖的呆賬以及900億美元的外債，國際社會的172億美元貸款援助顯然不能從根本上挽救泰國的經濟、金融危機，但至少增強了泰國人民以及國際社會戰勝金融危機的信心。

(二)10月17日,台灣貨幣當局主動貶值,香港股市暴跌,並引發全球股市大幅下滑,東南亞金融市場再度動盪.
10月17日,台灣貨幣當局在經濟狀況良好,經濟項目盈餘,外匯儲備充足,有能力維護新台幣穩定的情況下，突然主動放棄了對外匯市場的干預，當日，新台幣兌美元的匯價即跌至29.5，為10年來的最低水平。新台幣主動貶值，從經濟上講是競爭性貶值，從政治上講是別有用心的政治預謀，它不僅進一步動搖了投資者對東南亞的信心，加劇了東南亞金融市場的混亂，並且在心理上進一步孤立了香港，使得投機者再次將目光轉向香港。為了維持港元聯系匯率制，維護香港及整個東南亞地區的穩定，香港政府和金融管理局一方面動用外匯儲備在外匯市場進行積極干預，另一方面只得提高銀行間市場短期利率。10月23日，同業隔夜拆借利率一度由7%上升至300%，港元兌美元匯價也一度升至聯系匯率制實施14年來最高水平（7.6150）。而香港股市在匯價和銀行短期利率高企的影響下，受投機沽售力量沖擊大幅滑落。

從10月20日起，香港股市連續4個交易日大幅下滑，恆生指數前後共計跌去3000點。10月23日，港股曾兩度跌破1萬點關口，恆生指數跌幅高達10.4%，亞太股市、歐美股市受其牽累均有不同程度的下跌。到10月26日，東南亞國家和地區的股市跌幅已達到30%以上。由於東南亞與日本、美國和歐盟有緊密的經貿合作關系，東南亞金融動盪對日美歐的對外貿易、投資、經濟形勢造成了一定的影響。而香港股市的深幅下跌再次挫傷了全球投者的信心，加上市場對美聯儲加息的擔憂，27日，全球股市同時發生大幅下跌，各主要股票指數日跌幅少則2%，高的竟達15%，其中紐約道·瓊斯指數暴瀉了554.26點，創下歷史上最大的日跌點數。受此影響，28日，香港恆生指數再次下探，自1996年來首次跌破1萬點，最低見到8775.88點，跌幅達13.7%。至此，與8月份最高點相比，香港股市跌幅幾乎過半。
全球股市在經歷了這次激烈調整之後，由於人們對世界經濟形勢仍然看好，許多股市在大跌之後都有回升現象，亞洲市場也一度呈現出向好的趨勢。可是，韓國金融危機的爆發卻再次將東南亞捲入了第三輪金融風波之中。

（三）11月20日，韓國金融再起風波，金融風潮襲卷韓國、日本
自1997年初起，韓國許多大財團先後陷入了破產倒閉的絕境，經濟受到極大的沖擊，加上東南亞金融動盪的影響，韓國經濟負增長跌至多年來的最低點。進入11月，韓國金融形勢繼續急劇惡化，股市持續低迷，韓圓匯價創新低。11月17日，由於政府金融改革法案未獲通過，韓圓兌美元的比價突破1000：1大關，股票綜合指數跌至500點以下。
11月20日，韓國中央銀行決定將韓圓匯率浮動范圍由2.25%擴大到10%，至此韓國開始成為亞洲金融風波的新熱點。
進入12月份以後，在人們認為東南亞金融危機最危險的時刻已經過去，金融風暴漸趨平息之際，韓國金融危機愈演愈烈。截至12月11日，韓國已有14家商業銀行和商人銀行被政府宣布停業。12月15日，韓國宣布韓圓自由浮動。12月22日，美國信用等級評定機構標准普爾公司將韓國外匯債務的信用等級下降了4個等級。12月23日，韓國政府公布，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統計標准，截至9月底止，韓國外債總額已達1197億美元，其中約800億美元為1年內到期的短期貨款，而外匯儲備不足又超出預想，致使當天韓圓匯率又暴跌16.4%，較之7月1日，韓圓已經貶值了54.8%；當日韓國股票市場綜合股票價格指數也下滑了7.5%，下浮幅度之大創下歷史之最。

東南亞及韓國金融風潮對於日本經濟及金融無疑是雪上加霜。90年代初日本「泡沫」經濟破滅後，日本經濟便陷入了停滯狀態，股市低迷，房地產市場大幅萎縮，銀行呆賬、壞賬劇增。1997年以來，證券公司違規交易事件迭出，日本四大證券公司相繼爆出行賄黑社會的丑聞。進入11月，又連續發生了日本第10大銀行——北海道拓殖銀行和日本第四大證券公司山一證券公司倒閉事件。大型金融機構的連續倒閉嚴重影響了人們對日本經濟的信心，日元與美元匯率由此跌破128日元大關。由於日本經濟基礎良好，外匯儲備充裕，不會像泰國、韓國那樣全面爆發嚴重的經濟金融危機，但是，日本金融體系存在的種種問題卻因此再次引起了世人的注意。

（四）進入1998年，亞洲匯市和股市連連走低，全球金融市場依舊跌宕不已，亞洲金融危機仍在持續
新年伊始，由於市場信心危機，亞洲外匯市場和股票市場行情繼續雙雙下跌：1月5日，泰國匯率首次跌破50銖兌1美元大關，創歷史最低記錄，也是泰國自1997年7月宣布實行浮動匯率制以來，泰銖匯率跌幅最大的一天；韓圓則由1997年最後一個交易日1695兌1美元的水平再次探低到1780韓圓兌1美元；印尼盾與美元的匯價也下跌11.6%。1月6日，菲律賓比索兌美元匯率首次一度跌破45比索兌1美元大關，日跌幅達6%。1月7日，日元對美元的比價跌至134.8日元，創下近6年來的最低點，日經指數也跌破15000點大關，1月9日，紐約道·瓊斯指數急挫222.2點，跌幅達2.85%，歐洲主要股市紛紛告跌。1月12日亞洲股市再次出現較大跌幅，其中新加坡和香港跌幅最大，分別下跌了104.51點和773.58點，跌幅為8.88%和8.70%，泰國股市、匯市也再創歷史新低。

（五）危機的嚴重後果
（1） 東南亞國家和地區的外匯市場和股票市場劇烈動盪，以1998年3月底與1997年7月初的匯率比較。各國股市都縮水三分之一以上。各國貨幣對美元的匯率跌幅在10%~70%以上，受打擊最大的是泰銖、韓圓、印尼盾和新元，分別貶值39%、36%、72%和61%。
（2） 危機導致大批企業、金融機構破產和倒閉。例如，泰國和印尼分別關閉了56家和17家金融機構，韓國排名居前的20家企業集團中已有4家破產，日本則有包括山一證券在內的多家全國性金融機構出現大量虧損和破產倒閉，信用等級普遍下降。泰國發生危機一年後，破產停業公司、企業超過萬家，失業人數達270萬，印尼失業人數達2000萬。
（3） 資本大量外逃，據估計，印尼、馬來西亞、韓國、泰國和菲律賓私人資本凈流入由1996年的938億美元轉為1998年的凈流出246億美元，僅私人資本一項的資金逆轉就超過1000億美元。
（4） 受東南亞危機影響，1998年日元劇烈動盪，6月和8月日元兌美元兩度跌至146.64日元，為近年來的最低點，造成西方外匯市場的動盪。
（5）東南亞金融危機演變成經濟衰退並向世界各地區蔓延。在金融危機沖擊下，泰國、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四國經濟增長速度從危機前幾年的8%左右下降到1997年的3.9%，1998年上述四國和香港、韓國甚至日本經濟都呈負增長。東亞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引發了俄羅斯的金融危機並波及其他國家。巴西資金大量外逃，哥倫比亞貨幣大幅貶值，進而導致全球金融市場劇烈震盪，西歐美國股市大幅波動，經濟增長速度放慢。

97東南亞金融危機原因分析

東南亞金融危機與1994年底至1995年春的墨西哥金融危機的表象特徵十分相似。一是進口增長過快，出口上升緩慢，經常項目逆差擴大；二是匯率貶值，資金外流，外匯儲備銳減；三是金融機構經營困難，大批企業破產倒閉；四是利率上升，物價上漲、工人失業、經濟下滑。但是，東南亞金融危機對世界經濟特別是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影響遠非墨西哥金融危機所可比擬。在不到三年的時間內，前後兩次震盪全球的金融危機居然都在發展中國家脫貧致富的部分「龍」「虎」國發生，這是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多年來，國內外學者都在探索這兩場金融危機發生的原因。從表面看，這些國家發生金融風波的原因有兩個方面：

（一）國際資本大規模進入，國際投機資本肆意破壞。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經濟全球化伴隨著科技和信息革命不斷向廣度和深度發展。進入90年代以來，經濟全球化主要表現在國際金融市場的發展上。其突出表現：

一是國際資本流動規模越來越大。跨國資本從1990年的4400億美元增至1999年15700億美元。1996年西方主要國家的跨國股票和債券累計額佔有GDP的比重超過了100%，美國就高達10萬億美元。

二是國際資本流動速度加快。最典型的是跨國外匯交易急劇增加。1986——1995年，扣除重復計算，國際外匯交易的日交易額從1880億美元猛增至12000億美元，它佔世界全部外匯儲備的比重從37%增加到84%。

三是金融市場波動更為劇烈。集中表現於利率波動和匯率變動大。1993——1996年，國際金融市場利率變動幅度高達3%。1991——1999年3月，日元匯率變動幅度高達70%，美元、馬克、加拿大元的匯率變動幅度也達20%～30%。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趨勢下，發展中國家在加速融入國際金融市場一體化進程。表現之一是90年代以來，流入發展中國家的國際私人資本猛增，而且主要集中於經濟增長快、開放程度高的東亞和拉美國家。1991——1996年，發展中國家每年引進的外資凈額從1000億美元增至3000億美元，其中私人資本從440億美元增至2400億美元，東亞從190億美元增至1100億美元，占流入發展中國家總數的40%。墨西哥和泰國在危機爆發之前，外資流入的規模都是很大的。

墨西哥1994年底外債余額854億美元，佔GDP的50%多，另有國際直接投資近200億美元；泰國1996年9月外債余額771億美元，佔GDP的45%，另有國際直接投資200億美元。外資大規模流入東亞和拉美發展中國家，不僅給這些國家解決了建設資金不足的矛盾，而且帶來了技術和市場，促成了這些國家經濟的高速度增長。但是，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國際化程度不同。發達國家金融一體化程度高，主要發達國家之間的實際利率差逐步縮小。發展中國家參與國際金融市場的一體化程度較低，與發達國家的利率差較大，為賺取利差和匯差，國際短期資本頻繁地在一些發展中國家流出和流入。這就給利用利率差和匯率差賺取收益的國際金融投機商以機會。事實上，在國際資本流動中，也不乏專門的國際金融炒家。據海外輿論報道，1997年5月泰國匯率開始貶值後，美國金融投機商索羅斯就在泰國外匯市場投放了60億美元，進行外匯炒作，把泰銖逼上絕路。1992年歐洲匯率體系不穩時，此人利用英鎊匯率的變動在外匯市場上買進賣出，賺取了10億美元，並迫使英鎊退出歐洲匯率體系。但我們在討論這方面的原因時有兩個問題需要弄清楚。

第一個問題是，發展中國家放鬆對外資流動的控制，大量引進外資是否對頭？
第二個問題是國際金融投機商利用的機會來自哪裡？

第一個問題的回答是肯定的。在經濟全球化和國際金融市場一體化的今天，國際資本流動已經成為驅動世界經濟發展的引擎，實現資源在全球范圍內有效配置的杠桿。在當代，不管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把引進外資作為加快本國經濟發展的有效途徑。東亞和拉美國家之所以能在短時間內躋身新興工業化國家前列，在相當程度上是得益於這些國家能適應國際經濟環境的變化，以積極態度對待外資，並有效利用了國際資本帶來的好處。

第二個問題的答案也很清楚，國際金融投機商利用的機會不是他們自己創造的，而是他們發現的。顯然，如果一個國家的利率和匯率比較穩定，他們就沒有投機的機會。換句話說，是他們看準了一國金融危機發生的可能性，才利用金融市場的動盪機會來發財的。例如，墨西哥發生金融危機之前，最先感覺到危機威脅從而轉移資本的是本國居民。當時，墨國居民得知出口增長下降，國際收支逆差增大，外匯儲備減少，本國貨幣將貶值，從而大量購入美元，加速外匯儲備減少，引起匯率波動，然後，外資才開始抽逃。可見，發生金融危機是一個國家的經濟運行系統出了問題，內因起決定性作用，國際金融投機商只起了一種外部推動作用。

（二） 金融自由化、國際化改革過快。
應當肯定，80年代以來，特別是最近幾年，東亞和拉美地區的新興工業化國家在推進金融體制改革方面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如放鬆銀行業務限制，取消外匯管制，開放證券市場，鼓勵本國金融機構對外擴張，等等，加快了金融自由化，國際化的步伐。擔是，把其中一些國家發生金融危機的原因歸結為對外開放金融市場是不準確的。當然，如果這些國家繼續實行金融抑制政策，金融市場不開放，國際資本不能自由流出或流入，投機商也無計可施，危機自然不會發生。但國際資本不是隨意流動的，其流動的目的是賺取更大的收益和分散風險，決定國際資本投資者手中的錢流向的基本要素取決於受資國的金融開放程度和經濟前景。如果一個國家實行金融開放後，經濟高速度增長，資本收益率也高，外資流入增加是自然現象。但是，外資大量進出和金融投機商得手不能歸罪於經濟金融的開放，而應從受資國的內部因素尋找原因。墨西哥、泰國等實行金融市場自由化、國際化，是這些國家經濟發展的必然，但並不構成這些國家發生金融危機的必然，而它們的經濟政策、經濟體制和結構與國際經濟環境變化，特別是與國際金融市場一體化要求的下述種種脫節之處，才是金融危機生成的原因。
經濟政策不適應國際金融市場變化。在國際金融市場波動幅度增大的條件下，墨西哥和東南亞國家仍對匯率和利率變化實行限制，對國際金融市場波動反映滯後。

例如，墨西哥90年代初實行比索對美元的固定匯率，而90年代前四年累計下來的通貨膨脹達53%，外貿逆差870億美元，在匯率沒有反映這種情況的條件下，比索貶值是必然的。但是當時的墨西哥政府面對比索高估遲遲不採取適時貶值的措施，以致出口受阻，外貿逆差逐年擴大，給金融危機埋下了禍根。同時，當時的墨西哥政府為了治理通脹，提高國內儲蓄率，吸收外資以支持進口商品的外匯需求，實行了高利率政策。1990-1992年墨西哥實際利率高達20%-25%，1993年略有下降，但仍達14%左右，大大高於國際市場利率，而國內企業貸款的實際利率比這還高。這種高利率政策既使墨西哥企業無法承受利息成本而無力歸還銀行貸款，造成銀行壞賬問題嚴重，又使墨西哥對外支付高額利息，造成國際收支惡化，貨幣貶值壓力加大。

又如泰國，長期實行泰銖與美元聯系匯率制，14年來，一直保持在25銖左右兌換1美元的水平上，當美元貶值時，它對西方主要貨幣的匯率也隨之貶值，增強了出口競爭力。當美元升值時，泰銖隨之升值，出口競爭力下降。1996年以後，美元對日元持續升值，泰銖隨之升值，出中競爭力下降。1996年以後，美元對日元持續升值，泰銖對日元也不斷升值，成為進口增長過快和出口增長率降低，以及國際收支惡化的重要原因。

經濟體制不適應對外開放。一國經濟開放之後，外資流入增加，本應加強金融體制建設。但是，東南亞國家和墨西哥對金融市場開放的准備不充分，國內金融體系不健全，金融市場的基礎設施不足，監管措施和機構不完備，盲目向外資開放。例如，在本國銀行體系風險過大的情況下，泰國主動向外商提供低息美元貸款，為房地產投資熱火上澆油。國際資本自由流動必然導致本幣和外幣的頻繁交易，採用中央銀行控制匯率的方法與巨額外匯交易相矛盾，當資本外流增大時，對外匯的需求增加，本幣貶值受到壓力。為了捍衛聯系匯率，泰國在一個月內就動用了4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仍杯水車薪無濟於事，給國際金融投機商炒作外匯以可乘之機。1994年12月20日，墨西哥中央銀行曾經一天之內拋售幾十億美元，企圖把比索兌美元的比價穩定在政府設置的指標范圍內，結果仍抑制不住比索跌勢，外匯儲備銳減到無法保持經濟正常運轉的60億美元，次日不得不宣布中央銀行不再干預外匯市場。這些事實說明，政府行為與市場對抗，難以成功。只有適應市場規律，實行浮動匯率才是出路。

1、金融體系不適應金融市場的發展，長期資本市場發展滯後。經濟過熱導致「泡沫經濟」，形成脫離實體經濟的虛假繁榮，只是金融動盪的表層原因。長期資本市場建設滯後造成金融市場結構不合理才是深層次原因。具體包括：一是資本結構不合理，投資者較少用中長期債券籌資，而主要依靠銀行貸款，而且往往是短期資金，不適應長期投資項目的需要。二是信貸投向結構不合理。銀行傾向於提供非生產性用途的貸款。例如，泰國的銀行貸款有1/4是消費性貸款，1/4是房地產貸款，這類貸款難以產生收益，銀行壞帳增加。據世界銀行斷定，1996年泰國放款機構的不良貸款占其貸款規模的10%，達155億美元，1997年銀行的壞賬相當於泰國GDP的9%。三是外資結構不合理。由於中長期資本市場不發達，外資多以短期資本形式流入。1994年進入墨西哥的700多億美元外資中，3/4屬於短期證券資本，美國互助基金一類的短期投資比重很大，其中進入股市的有330多億美元。1995年流入泰國的6466億泰銖外資中，直接投資僅上中5.5%，商業銀行貸款佔51.1%，且大部分是短期貸款，投機性和流動性最大的非居民泰銖存款和證券投資佔30.7%。由於金融市場結構不合理，當宏觀經濟不穩定時，外資抽逃，引發股價下跌，金融機構癱瘓，本幣貶值，是不足為怪的。

2、產業結構調整不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一是東南亞國家和墨西哥的產業結構調整片面迎合外資投向，不但彼此之間及其與後起的工業化國家的產業結構趨同，而且過分集中技術含量不高的一般加工工業。二是這些國家的基礎設施和基礎工業能力較低，國內科技水平不高，對進口技術和設備的依賴過大。三是勞動成本上升過快，不利於勞動密集型製成品出口，國際競爭能力被削弱，出口增長速度下降，造成國際收支巨額逆差，導致宏觀經濟不穩定。例如，墨西哥和泰國的出口產業面對來自後起的工業化國家低成本同類產品的競爭，未能升級換代，以致競爭力減弱，出口增長緩慢，國際收支逆差擴大，兩國在危機爆發之前，外貿逆差佔GDP的比例分別接近和超過了8%，大大高於國際公認的安全線5%，成為金融危機爆發的直接推動因素。

3、貽誤時機，調整不及時。當出現金融動盪之後，政府出於種種原因，對經濟政策，經濟體制和結構不及時調整，以致貽誤時機，激化矛盾。墨西哥和泰國的情況都是這樣。1968—1988年墨西哥先後有4屆總統因經濟危機而下台。1994年西方經濟復甦，利率隨之上揚，加上當時墨西哥政局不穩，一些外國投資者便開始抽走資金，貨幣危機苗頭已經出現。此時，本應果斷採取調整措施，但當時的薩利納斯總統為了贏得年底的總統選舉連任，不但不及時調整貨幣政策，改革匯制，反而動用了上百億美元的國際儲備彌補虧空，極力製造繁榮假象。結果等到當年12月1日新總統塞迪略就職時，國庫剩下的國際儲備已經不多，12月19日晚遂決定通過比索一次性貶值15%，來促進出口，減少進口，阻止資金外流，穩定外匯市場，結果引起始料不及的比索匯價暴跌，最終釀成了嚴重的金融危機。1997年2月，泰國金融形勢開始惡化，政府未採取拯救措施。5月，泰銖貶值到14年的最低點，政府仍堅持對匯率的控制。對應該倒閉的金融機構，政府仍實行注資的做法，白白花費了大量資金。7月，被迫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之後，泰銖繼續貶值，外匯儲備持續下降，但政府仍背著多年經濟高速度增長和「虎」國的美譽包袱，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援助計劃猶豫不決，以致矛盾越積越多，一發難以收拾。此外，墨西哥、泰國等政局不穩，貧富差距擴大，社會矛盾加深，也是金融危機爆發的一個促成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