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行業如何提高簽署效率

『壹』 金融倫理如何促進金融效率的提高

貨幣金融系統通過以下三個方面作用於實體經濟。

一是提高經濟系統交換和配對效率。

實體經濟社會化後，交換和配對效率成為影響社會程度的關鍵因素之一。將實體經濟間的交換和配對映射到貨幣金融體系後，可在統一的評估標准下低成本完成資源優化配置。

通過提供普遍信任的載體——貨幣和各類信用中介，提高物物(含服務)交換的效率，提高「可投資資金」和「可投資資產」的配對效率和合理性。

二是提高知識的擴散和優化效率。

貨幣價格的波動能很好的綜合市場中存在的各類信息，並將邊際信息快速融入價格中，引導經濟資源的流動。

對實體經濟的認知和判斷，無需通過漫長的實體經濟部門展現並檢驗，可在貨幣金融世界中先接受所有市場參與者的評估和競爭，之後才以實體經濟部門較為有效的方式實際實現。

三是經濟資源的強制集中和再配置。

金融最終便利了儲蓄向投資的轉換。轉換既可以採取信任程度較高的股權方式，包括參與程度高的控制權和參與程度較低的財務性股權投資，也可以採取信任程度較低的債權融資。

宏觀杠桿率反映了市場參與者對未來經濟展開的信任程度。從實際運行過程看，金融配對並不是存量經濟資源的配對，而是在信用擴張和收縮過程中實現經濟資源的循環和配對。

即金融系統基於對未來的判斷「無中生有」地創造信用，擴張的信用給予認可的部門和機構額外的資源調配權。

具體如銀行向某機構發放一筆貸款，同時產生等額存款，新創造出的存款立即構成對經濟資源的調配權。持續供應經濟資源調配權(存款)，會提高相關領域經濟資源的相對價格。

沒被認可的機構和部門，被動接受事後的價格上漲，這相當於曾經擁有的經濟資源調配權貶值，經濟資源被貨幣金融系統強制集中和再配置。

經濟-金融系統通過相對和絕對價格波動，強制實現實體經濟系統的投資和儲蓄的事後平衡。

在實體—金融的長期循環中並不存在脫離實際經濟的金融。所謂金融「脫實向虛」，實際上是實體—金融循環不暢，包括以下三種情形。

一是以「龐氏騙局」、資產泡沫、不良資產等形態存在的暫時性的金融體系「自娛自樂」。

當信用擴張的載體(基礎)在實體經濟中「不存在」或「言過其實」時，金融系統不再通過實體經濟展現認知，而僅是通過信用創造自我實現。

根據主觀意願的不同，以及投資項目被證偽的程度，可劃分為「龐氏」、「不良」和「泡沫」。這是「實體—金融」循環和長期演化中一次錯誤的資源優化配置，是大海中的浪花。

需要指出的是，由於市場、管理制度(含宏觀調控、監管和稅收制度等)不平衡帶來的套利行為，嚴格意義上並不是這類「自娛自樂」行為。

套利是市場發現不均衡並推向均衡的過程，具有宏觀價值。

監管套利是有助於發現制度漏洞，合理的做法不是指責市場的「貪婪」進而用行政手段阻止市場套利，貪婪和套利是市場保持活力的動力之一。

市場發展的關鍵是管理部門需保持謙卑的心態，需從市場套利行為中發現制度的內在不均衡，進而完善制度推動市場發展。

二是資源錯配、「劣幣驅逐良幣」等「合理但不合意」的行為。

實體經濟與貨幣金融的割裂，主要來源於兩者連接過程中的失效。

由於政府幹預等原因，導致實體經濟發出的信號扭曲，貨幣金融系統根據扭曲後的信號實現資源優化配置。非生產性的標准干擾甚至影響局部的金融系統資源優化配置。

由於市場秩序缺失、市場短期化激勵約束機制和「太大不能倒」等原因，市場陷入「設租」「尋租」等「租值耗散」的非生產性行為和「劣幣驅逐良幣」的囚徒困境式無奈。

三是由於政府不當管理和行業行政壟斷等帶來的高成本、低效率。

不合理的政策和制度設計，導致金融系統不得不拉長鏈條，提高了金融服務的成本。

行業的行政壟斷往往會損害中小投資者和消費者權益，在金融系統內產生參與者間力量的不均衡，從而不能產生類似於完全競爭市場的效率。

此外，政策甚至制度制定的隨意性和國家安全網的不合理使用，會降低社會的普遍信任程度，最終加大了社會的信用成本。

總之，金融要更好地服務於實體經濟，就是要順暢實體-金融循環，關鍵是要提高金融價格發現的准確性和效率。

二、我國金融服務實體經濟中存在的不合意現象

在經濟轉型的關鍵戰略期，我國金融發展迅速，深刻轉型，但也出現了變異和亂象。從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不合意角度，以下現象值得關注。

1、信用高速擴張

在間接融資為主的市場環境下的信用高速擴張，直接表現為我國宏觀杠桿率的快速上升。如果考慮到大量的「明股實債」，杠桿率的上升更迅速。這是經濟發展內在信任下降的外部表現。在信用超常規增長的過程，帶來了財富的迅速轉移。

雖然以CPI、PPI衡量的價格增長緩慢甚至負增長，但資產泡沫、各類政府管制引發了大家對貨幣真實價值貶值的擔憂，在行為上表現為對實物資產如黃金、房子的追捧，對外幣、比特幣等的關注。

此外，我國金融業增加值佔比快速上升，2017年上半年達到8.8%，顯著高於英美日德等發達國家同期水平。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國經濟增長陷入「信用擴張推動型」的增長，信用成為增長中的相對短缺和重要因素，獲得相對較高的增加值。

2、在「有偏」信號引導下出現了信用投放的集中化和影子化

從央行的資產負債表看，我國主要基於外匯占款和各種借貸便利(對其他存款機構的債權)投放基礎貨幣，持有的國債規模甚至低於政府在央行的存款。

考慮到升值環境中外匯儲備運用的負收益，外匯國家和私人使用間的巨大差異，我國基礎貨幣的創造成本高昂，我國的基礎貨幣和其內含的鑄幣稅，沒有很好發揮支持國內基礎設施(包括公共服務和福利)建設的作用。

從更廣的金融資產負債表看，M2以及包括更廣義的信用貨幣，其創造的信用基礎主要是房地產、政府項目和個人。

以金融機構的貸款投向為例，2014～2016年新增貸款中，分別有28%、29%和45%投向房地產，其中2014、2015年投向製造業的僅有4%和5%，2016年甚至出現凈減少。

近些年我國出現較為明顯的「財政金融化」和「金融財政化」。

除政策性銀行以外的政策性金融業務大幅膨脹，如地方融資平台、PPP、PSL、產業基金等。

隱性擔保和剛性兌付也使得商業性金融業務帶有財政色彩，對金融機構的貸款投向要求，如三農、小微等，也是金融和財政的融合。

此外，由於產業政策和監管要求等原因，我國信用擴張越來越表外、「表表外」化，影子銀行系統快速膨脹，其投資方向更是偏向房地產和政府項目。

不透明、鏈條拉長帶來額外的信任和交易成本，最終增加了實體經濟的融資成本。

『貳』 如何有效提高企業融資能力和效率

第一，完善擔保服務體系。企業擔保機構作為連接企業與銀行的信用橋梁，對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提高企業信用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應堅持政府引導與市場化運作相結合，建立「一體兩翼三層次」的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體系。「一體」指以政策性擔保機構為主體；「兩翼」指商業性擔保和民間互助性擔保為兩翼；「三層次」指省、市、縣（市、區）分級組建各類中小企業信用擔保機構。其中省級擔保機構主要為一般擔保企業提供再擔保，分散一般擔保企業的風險壓力。
第二，加強管理，提高擔保機構素質。制定行業准則和行業標准，引導擔保機構建立和完善內部管理機制。開展對擔保機構的資信評級和績效考核，加大對從業人員的多層次培訓，提高擔保機構資信水平和業務能力。拓展擔保功能，鼓勵擔保機構開展股權投資等創新業務，增強擔保機構實力。
第三，加大對擔保機構的財政支持力度。企業融資擔保風險高、收益低，社會效益高、自身的經濟利潤低，具有準公共產品性質。因此，要適當加大財政支持力度，有條件的地方可建立風險補償機制，由財政對擔保機構按照實際擔保金額的一定比例給予風險補償，降低擔保機構經營風險。綜合利用營業稅減免、各項准備金稅前提取、資本金注入等扶持政策，提高擔保機構融資擔保能力。轉變財政投入方式，將財政支持企業發展的資金由直接投入企業向重點支持擔保體系建設上傾斜，發揮財政資金「四兩撥千斤」的作用。
第四，擴大抵押擔保品范圍。一是簡化手續，降低費用，完善土地、房屋、設備等物權作為抵押擔保品的制度體系。二是鼓勵使用發明權、專利權、商標權等知識產權作為抵押擔保品。三是支持將企業生產經營中的應收賬款、倉單等納入抵押品范疇。
提高企業自身素質，增強企業融資能力。解決企業融資難問題，從根本上說還需要企業練好內功、提升素質。要按照現代企業制度要求，完善企業治理結構，改善和規范財務運行質量。要加大企業的培訓力度，為企業經營管理者提供宏觀調控、產業政策、創業培訓、財務知識及信息化等方面的專業培訓，提升企業經營管理水平。要著力提高企業自主創新能力，引導企業走「專、精、特、新」的發展道路。有關部門要圍繞促進企業創業成長這一主題，積極實施企業成長工程。建立企業信息庫，對不同行業、規模的企業實施分類指導，有針對性解決企業面臨的問題。鼓勵企業積極參與大企業、大集團的專業化分工協作，依託大企業加快發展。
強誠信體系建設，改善企業信用環境。信用不足或缺失是影響企業融資能力的重要因素，企業數量多、規模小，需求信息及風險信息收集難度大。因此，政府要加強金融生態環境建設，組織相關部門構建統一的企業社會徵信系統和運行機制，擴大徵信系統的覆蓋面和信用信息的採集面，盡可能詳細地提供企業納稅情況、企業及法定代表人個人銀行信用記錄、對外擔保、法律訴訟、履約情況等信息，增加企業信用信息的全面性、實用性和透明性，對企業自覺履約形成約束，增強企業誠信意識，提高融資能力。有關部門要加大對違約企業的懲罰力度，堅決打擊惡意逃廢銀行債務的失信行為，共同營造誠實守信的經濟環境和社會信用環境。